花朝节：最浪漫的节日
華朝節：最浪漫的節日
劉曉峰
日本学者合山究曾在文章中这样介绍中国的花朝节：“花朝，这里指的不是字面‘花之朝’的意思，而是指阴历二月十二日(也有在十五日)的花朝节，亦即‘百花生日’。为花确定生日，并为此举办盛大的节庆活动，这得是在爱花爱到何等彻底的民族中才能产生的风俗啊。这样的花朝节，在旧中国每年作为一个重要的节日盛大地举行。但是在现在的中国，已经似乎销声匿迹了。”
是的，今天花朝节被称为“被人遗忘的节日”，确实“已经似乎销声匿迹了”。但这个历史上存在过的节日，与芬芳斗艳的百花连接在一起的节日，这个中国人为美丽的花朵创造的节日，却依旧保存在我们民族深层记忆中，是世上最浪漫的节日。
清 钱维城 万有同春图卷
Part 1
花朝节的起源
花朝节和中国绝大多数的传统节日不同。一般的传统节日都会附会一个传说，比如寒食节起源于介子推，端午节起源于屈原，七夕节起源于牛郎织女之类。花朝节是单纯的起源于人们对花的热爱，起源于中国古代历法中一个特殊的时间点——阴历二月十五日。
今天可见明确记载花朝节者多出于宋人文献。清人张英等编《御定渊鉴类函》卷一八“岁时部·花朝一”引已经逸失的宋人著作《提要录》云：“唐以二月十五日为花朝。”又引《风土记》云：“浙江风俗，言春序正中，百花竞放，乃游赏之时。花朝月夕，世所常言。宋《条制》：‘守土官，于花朝日，出郊劝农。’”但《提要录》这条逸文的“唐”不可靠。因为这条逸文此前见于《天中记》等明人记载时，均无“唐”字。所以日本学者中村乔认为“唐”字当是清人引用时所加。又有人据此《风土记》推断花朝节在晋代已有，但这里的《风土记》不是晋人周处所著的，而是宋人写的同名著作。
今天检索《新唐书》《旧唐书》中，都有“花朝月夕”的用例。检索《全唐诗》，其中亦有很多二月十五赏花设宴的诗句。所以，我们可以断定二月十五日已经是唐人非常重视的一个与花相关的日子。贞元五年(七八九年)唐德宗与朝臣商议二月设节事。德宗曰：“前代三九皆有公会，而上巳与寒食往往同时，来年合是三月二日寒食，乃春无公会矣。欲于二月创置一节，何日而可？”李泌回答说：“二月十五日以后虽是花时，与寒食相值，又近晦日，以晦为节，非佳名色。二月一曰，正是桃李开时，请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事见【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一三“中和节·赐宴会”所引《邺侯家传》)从这段文字看，其时虽已有“二月十五日以后是花时”的观念，但从语气中读得出，这段对话进行时二月尚无大节。所以德宗君臣在初一和十五之间做选择，最后选定二月初一为中和节。这足以证明此时花朝节尚未形成气候。
从节期讲，唐人所重视的二月十五这个时间点，一如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花朝月夕”所云，是有来由的：“二月十五日为花朝节。盖花朝月夕，世俗恒言。二八两月为春秋之中，故以二月半为花朝，八月半为月夕也。”读来是短短几句话，却非常值得认真思考琢磨。因为第一，它指出了确定“花朝”为“二月半”的根据在于这个日子居于“春之中”。春天三个月，旧称孟春、仲春、季春，而二月居中为仲春。十五日于二月里又居中，是一月之半，所以二月十五日正是春行过半的时间点。第二，这段话告诉我们“花朝”和“月夕”是联系在一起的。花朝节是“春行过半”，秋夕(中秋)节是“秋行过半”，这两个节日是根据同样的原理确定的，两者之间是有横向联系的。
这个联系对我们思考花朝节的源起，非常有启发意义。因为这首先让我们意识到，出现在宋代文献中的“花朝月夕”，很可能都不是泛指大好时光，而是时间上确有所指。其次，将“花朝”与“月夕”对举，教给了我们一个换位、换角度看问题的方法：我们可以把花朝节和中秋节的节日起源时间放在一起思考。今天关于中秋节的起源年代，国内学者有不同观点：已故的周一良先生认为中秋节起于宋代，而黄涛先生认为唐代已有了中秋节。我个人认为唐人确确实实已经有花朝赏花和中秋玩月之俗。并且如唐代诗人徐凝《二月望日》诗中“长短一年相似夜，中秋未必胜中春”一句所反映的，他们已经注意到二月十五日与八月十五日时间结构上的对应性和相似性。但花朝节和中秋节作为一项重大民俗事项确定下来，应当还是宋以后的事情。也就是说，花朝节和中秋节应该都是宋代才成为民间大节的。
Part 2
花朝节的节俗
从宋代开始，花朝节成了民间大节，在江浙一带规模尤其盛大。据宋吴自牧《梦梁录》卷一“二月望”云：
“仲春十五日为花朝节。浙间风俗，以为春序正中，百花争放之时，最堪游赏。都人皆往钱塘门外玉壶、古柳林、杨府云洞、钱湖门外庆乐小湖等园，嘉会门外包家山、王保生、张太尉等园，玩赏奇花异木。最是包家山桃开，浑如锦障，极为可爱。此日帅守县宰率僚佐出郊，召父老赐酒食，劝以农桑，告谕勤劬，奉行虔恪。天庆观递年设老君诞会，燃万盏华灯，供圣修斋，为民祈福。士庶拈香瞻仰，往来无数。崇新门外长明寺及诸教院僧尼，建佛涅槃胜会，罗列幡幢，种种香花异果供养，桂名贤书画，设珍异玩具，庄严道场，观者纷集，竟日不绝。”
这段文献记载的是宋代浙江杭州过花朝节的情形。时当花朝节日，人们纷纷前去郊外游玩，观赏奇花异木。郊游赏花，正是花朝节一个重要的习俗。宋官制规定“守土官，于花朝日，出郊劝农”(见前引《提要录》)，所以官府太守以下的地方官带领僚佐出郊召父老赐酒食、劝农桑，“告谕勤劬，奉行虔恪”，并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政府的规定动作。这一天，杭州还有道教纪念老子生日的庆祝活动，有佛教的涅槃法会。所以《梦梁录》中的这个花朝节，真是一个官与民、圣与俗皆参与其中的大盛会。
但是在北方，花朝节似乎并没有这么快就得到大流行。明人杨梦衮《岱宗小薬》云：“花朝，二月十五日也。今不甚举行。古亦有此说，盖后人以意创之。此际东风习习，黄鸟关关，红紫蒲园，芳菲极目。联辔徐行，席地小酌，亦嘉赏也。”“今不甚举行”应当就是基于北方的生活经验。花朝节在全国大流行，须耐心等到明末。明末时邹迪光、汤显祖、袁宏道、王衡、陈继儒等一批文人重视花朝节。他们以花朝节入诗文唱和，流风所及，这个节日才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开来。至清中后期，这个节日达到发展高潮，其流波及于中华民国。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受到反封建迷信的时代浪潮冲击，这个节日才慢慢消失。
明末花朝节的节期，已经由二月十五日变成多定为二月十二日。陈继儒称：“余读《提要录》，二月十五日为真花朝。俗指十二日为花生日者，讹也。”(【明一陈继儒《陈眉公先生集》卷十四“贺崑侯叶行可花朝寿诞叙”)但几个知识分子在书中强调二月十五日为“真花朝”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力。尽管部分地方还有二月十五日过花朝节的，但所谓约定俗成，大多数地方都变成二月十二日，花朝节通常的节期也就定到了二月十二日这一天。典籍记载也有以花朝节期为二月二日，如《翰墨记》载洛阳风俗二月二日为花朝节，河南《罗山县志》亦有见载，然不多见。推测这个节期的出现，当与二月二龙抬头的节俗相关。
花朝节除野外赏花，还有三个重要的节俗：一个是扑蝶会，一个是赏红，最后一个是祭赛花神。
《广群芳谱·天时谱二》引《诚斋诗话》：“东京(今开封)二月十二曰花朝，为扑蝶会。”二月草长，百花盛开，正是赏春的大好时光。蝶随花舞，人以扇扑蝶，正是赏花乐事。由于这个名称应景雅致，后世当花朝节设宴会，尽管单纯的宴饮与扑蝶无关，但仍名之扑蝶会者多有。按照方志记载，清代山东曲阜、江苏如皋等地直接称花朝为“扑蝶会日”，但也只是取其雅意，赏花宴饮而已。
赏红是指花朝节早晨女孩子们结伴出阁游春，将红纸或红绢、红布悬系花枝，名之为“赏红”，又称“百花挂红”或“挂红”。
明人陈继儒记此俗云：“仲春花生日，家家剪彩缯，悬树为花祈晴。以占百果五谷之丰稔。”清人袁枚也有诗云：“花朝时节祭花神，片片红罗缚树身。”（【清】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五“花朝日戏诸姬”)“春到花朝碧染丛，枝梢剪彩袅东风。”(【清】张春华《沪城岁时衝歌·咏花朝》)顾张思《土风录》卷一记“花朝”事云：“二月十二日，曰花朝以红笺绘粘枝上，谓庆百花生日。”可见自明至清，赏红之俗一直有传承。“赏红”本意是以纸或绢护花。自古爱花之人，定有护花之心。《太平广记》所收《崔玄微》篇中记崔玄微为保护园中诸花，即“作一朱幡，上图日月五星之文，于苑东立之”，帮助群花抵抗住了风神封十八姨的摧折。赏红之俗唐宋不见，应是明清才发展出来的节俗。
Part 3
花神们的节日
花神庙祭花神，是花朝节重要内容。花神庙内供奉有十二月花神。这十二月花神因时代不同、各个地方的文化传统不同，所祭花神也多有不同。民国时期印刷在月历牌上较为流行的十二花神版本是：一月梅花神，二月杏花神，三月桃花神，四月蔷薇花神，五月石榴花神，六月荷花神，七月水仙花神，八月桂花神，九月菊花神，十月芙蓉花神，十一月山茶花神，十二月腊梅花神。
这十二月花神，还被与十二个著名人物相比附，如下：正月梅花花神：柳梦梅；二月杏花花神：杨玉环；三月桃花花神：杨延昭；四月蔷薇花花神：张丽华；五月石榴花花神：钟馗；六月荷花花神：西施；七月水仙花花神：石崇；八月桂花花神：绿珠；九月菊花花神：陶渊明；十月芙蓉花神：谢素秋；十一月山茶花花神：白乐天；十二月腊梅花花神：老令婆(佘太君)。
这里所列举的历史人物共六男六女，单月奇数为男神，双月偶数为女神，这也只是许多排列中的一种。按照典籍记载，十二月花神有都为男性的，也有都为女性的。古代典籍记载的鼓歌的女夷(传为主春夏长养之神，后又被人称为花神)，以拈花微笑传禅宗心法的释迦牟尼，都是花神中惹人注目的核心人物。科举考试答出“花落春仍在”而获得曾国藩赏识的清末大儒俞曲园(俞樾)，曾作《十二月花神议》，好花事者可寻来一读。
十二花神春牛图年画
古代城乡多建有花神庙。北京的花神庙就有多座，但保留下来的不多。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慈济寺老庙门，原本就是花神庙的庙门。清代陶然亭湖心岛上的花神庙很有名，每到花朝节在北京的朝鲜、琉球、越南的留学生多去那里踏青赏花，如今只有锦秋亭立在那里，花神庙已损毁得无处追寻。据《北京寺庙历史资料》记载，该庙“建于清康熙三十四年......庙内法物有花神泥像十三尊......”可知这座寺庙里的花神是十三位。地处北京丰台花乡的花农们世世代代长期以种花为业，当地的花神庙有东西两庙，西庙也供奉有十三位花神。有清一代日本锁国，中日之间没有国家间的外交关系，但日本人非常注意蒐集中国情报。这些情报后来汇编成《清俗纪闻》一书，书中所记也有十三位花神。这第十三位花神据记载造型是“手执牡丹”，《清俗纪闻》认为这位是闰月的花神。也有人认为这手执牡丹的花神，应是诸位花神的总领。孰是孰非，在此不敢妄断。
Part 4
花朝韵事待重生
花朝节一直到清末民国还是一个重要的节日。
翻一下民国时期的报刊杂志，经常有《祭花神文》《附送十二花神月份牌》之类的报道。民国初期才子作家颖川秋水写过一篇《迎赛花神议》，很能让人体会到那个时代的气氛。秋水开笔写到：
“迎赛神会，社会上迷信事也。而迎赛花神，则风雅卓绝。其故何欤？秋水生曰：“此因形式虽同而性质大异所致。盖世俗所迎之神，为都天、猛将、城隍、土地之类。彼辈宗旨，无非逐疫驱蝗，否亦邀福求利。以故会中仪仗虽辉煌夺目，而会中人物则陋俗可憎。至迎赛花神，则既非若辈俗流所能从事。是躬与其盛者，当然为文人韵事也。”
这篇发表于《小说新报》上的文章，首先是要把花朝节的祭花神定性为“文人韵事”，以便和一般的封建迷信区别开来。因为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被划入封建迷信就意味着失去了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资格，所以秋水强调这不是一般的“逐疫驱蝗”“邀福求利”的神事祭赛，而是脱俗的、单纯的文人韵事。文锋一转，秋水从时间到人事讨论起祭赛花神的可能性：
至于日期，实以每年二月十二为宜。盖是日为百花生日。天朗气清，辰良日吉。惠风和畅，春景暄和。曩者风雅之士，本有约三五友人诗酒流连笙歌腾沸，以宴饗花神者。今由宴饗花神进而为迎赛花神，轻而易举。好事者谅亦乐于赞成。
二月十二日百花生日的日期，就是原来花朝节的时间。从文中可知，虽然国家禁止了祭祀花神年，但实际上人们喜欢花朝节，愿意过花朝节。所以每年仍旧有风雅之士采取三五好友相聚的方式宴饗花神。所以如果恢复花朝节祭花神，只要把这些有心人的力量用上就足够了。
文章最后一段，是对于祭祀花神行列的描写：
诚能棘矢前驱，桃弧后殿，旌旗拂剑，剑珮迎花。羯鼓频敲，代迎春之土鼓；灯奴先导，为护影之花奴。衣服则尽荷佩菊裳，音乐更多桃笙梅笛。金铃响处，桃花马遍走春郊。锦幛拥来，辛夷车环行绮陌。香花缭绕，令色絪绲。中坐花神女夷(见《月令广义》)，戴花胜而顶花冠，披花衣而曳花履。万花丛中，拈花微笑。当令一时锦官城里，香雪海中，桃胳杏靥之丽人，乘着花车舆而戾止；柳颊梅须之老叟，携将藤杖而来临。栗里先生舒伊柳眼，孤山处士擎彼梅妻。坌息纷来，泰半桃奴菊婢；娉婷偕至，尽为樱口柳腰。陶家子，李家子，呼姨约姊以同车；梅处士，菊处士，啸侣命俦而联袂。从此花晨月夕，播作美谈；花史芸编，撰为韵事。岂不美懿！岂不美懿！
民国老才子秋水笔下是地道的前清遗墨，文字骈四俪六，节奏分明，读来唇齿留香。例如花神描写只有“中坐花神女夷，戴花胜而顶花冠，披花衣而曳花履。万花丛中，拈花微笑”几句，却把花神描写得仪态万端。而且这几句话里连用了七个花字，却绝无重复累赘之感，读来层层递进，字字用得恰当到位。
颖川秋水《祭花神文》
《小说新报》一九一七年第三卷第二期
秋水文章最后重申的是祭祀花神的期望，读到此实在令我心有戚戚焉。我在想，逢此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环境和谐共处的新时代，我们是否应该给这个由“爱花爱到何等彻底的民族”所创造的百花生日重新定位？是否应该让花朝节这个中国古代最浪漫的节日，在未来中国人的生活中重新焕发灿烂的生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