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泰州学派开创民间儒学及其当代启示

陳來：泰州學派開創民間儒學及其當代啟示

陈来：泰州学派开创民间儒学及其当代启示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卷三二《泰州学案》的序中就明确说,“泰州之后,遂非复名教之所能羁络矣”,认为泰州学派的后来发展已经突破了名教的束缚。由于泰州学派的学者多出身下层农工商阶层,他们的著作又多散失,故现代学者往往由黄宗羲的断语,而认定泰州学派代表了下层人民对当时的社会秩序、意识形态和价值系统的反抗。其实,黄宗羲所谓“非复名教之所能羁络”,其中的“名教”二字并不能像通常理解的是当时通行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也不能因此而视颜何等为反封建的平民的政治抗议。事实上,若根据历史材料而体味黄宗羲的话,可以说,他在这里所说的“名教”实指士大夫儒学的思想、行为方式,他的话正是代表正统儒家士大夫对于世俗民间儒者的排斥。当然,一般而言儒家士大夫不仅不会排斥民间儒者,还会鼓励、表彰他们的教化活动,但当世俗的民间儒者的活动获得巨大影响时,士大夫儒学就难免产生忧虑,唯恐世人将世俗化的、怪异的、鼓动性强的民间儒学当成儒学的正统,在这里便体现出精英儒学与世俗的民间儒者在价值取向上的一些差异。我们现在看泰州学派大部分学者的著作,不仅不是反儒家的,也不是反理学的。

王艮有名的学说是他对“格物”的新解释。而他的思想之所以受到广泛注意,是因为他在以“正身”解释格物的意义外,更提出格物的第二个要点,即“安身”。他把“安身”又表达为爱身、保身、尊身,这是历来儒家思想所有的。但是,在王艮的思想中,安身、保身的“身”都是指个体血肉之躯的生命存在;爱身说是把爱护人的感性生命置于珍重道德原则相等的地位。这种思想不仅与朱熹、阳明的格物说不同,与整个理学传统的发展也显示出重要的差异,这的确显示了一种新的思想方向。但王艮的这些思想,不应被视为理学的异端,而应看作是作为精英文化的理学价值体系向民间文化扩散过程中发展出来的一种形态,带有“世俗儒家伦理”的特色。

王阳明和许多理学家都是学者兼官僚,即所谓士大夫,他们觉得“以天下为己任”是士大夫的当然之责;但他们却反对一般民众(匹夫)有担当天下的胸怀,要匹夫们“思不出其位”。而王艮的思想及其实践,具有冲破士大夫要普通民众安分守己的“思出其位”的气魄,要把理学变成不仅是士大夫的学问,而且是不同百姓的日用之道。总之,讲百姓日用即是道,讲爱护感性生命,主张匹夫可以有尧舜君民之心,以及热心于民间传道等,在这些问题上,王艮都表现出平民思想家的特色。

与王艮一样,颜山农比起一般王学之士在知识分子间辩论良知学的精微处不同,他们受“万物一体”观念的推动,有一种内在的迫切和冲动,去把儒家观念落实到民间生活中去,化人心,成风俗。山农著名的“急救心火”文便是一个例子。他在泰州门下学习一年,在嘉靖十九年庚子秋试时急急忙忙赶回江西,在南昌城公榜讲演,救人心火,会集千百五人,罗汝芳也是这一次被吸引到他门下的。而《急救心火榜文》显示,山农为“翊赞王化,倡明圣学”,专救人心种种泊没。所谓心火,即种种私欲心火。泰州学派急切的救世心态,以及面向社会大众的实践形式,都与江右、浙中的士大夫王学有重大的区别。

《大学》“齐家治国”章说:“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罗汝芳据此认为《大学》的宗旨可归结为“孝弟慈”三个标准。他提出“天下之大,未尝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一贯编》),认为人人都本有孝弟慈之心。罗汝芳对“孝弟慈”的理解不仅限于儒家经典中冬温夏凊的方式、尊从长上的要求等,而且容纳了从供养父母、抚养子孙,到安生生命、勤谨生涯、保护躯体,以至光大门户、显亲扬名等一系列的生活价值,这些价值可以说都体现了家族伦理的原则和规范。正如王艮一样,他在孝弟慈的家族伦理解释下,肯定了为家庭而追求富裕等价值,以及保护自我、勤勉从业等伦理的规范。

泰州学派不再把儒家的价值当作士大夫经过复杂修养过程才能达到的境界,而是把它作为百姓日用中就已实现着的、表现着的东西;儒家从此不再是高不可攀、远不可及的,而是人人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了。泰州学派的理想是,把人人都有这种现成的不虑之知,即不自觉的所能所知,更为提高一步,变成自觉的所能所知。这样一种思想的实质是把儒学文化世俗化了。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儒学普及化了,而另一方面儒学也民间化了,容纳了更多的生活价值和家族伦理,王艮、颜山农、罗汝芳所体现的正是明代中后期“儒家伦理普及化”的运动。

颜山农、何心隐的化俗和族的道德实践,不仅不反名教,而且把当时的正统的道德要求落实于基层生活。颜山农集中“箴言六章”,自注“阐发圣谕六条”,完全是把朱元璋的六条圣谕用通俗诗歌的形式加以发挥,意在使之深入民间,落实基层;他还作有“劝忠歌”“劝孝歌”“勉世诗”以及“歌修省”“歌修齐”“歌安业”“歌乐学”等,与明代蒙学和儒家的“基层化”“生活化”的潮流完全一致。又如韩贞,耿定向称他“毅然以昌道化俗为任,无问工、贾、佣、隶,咸从之游,随机因质诱诲之,顾化而善良者以千数”(《耿天台先生文集》卷一四)。因他翊赞王化成效显著,县令特嘉米、金,他致书谢曰:“第凡与侬居者,幸无讼谍烦公府,此侬所以报明府也。”(同上)他的理想是“人人知孝知悌”“政平讼息”。此外,颜山农的萃和会、何心隐的聚和堂,其活动一方面可以说是巩固乡村秩序,另一方面都具有明确的“合族”目的,突出“和”的价值,追求宗族与乡村共同体的和谐。据载,颜山农在学得《传习录》后,默坐开悟,然后将他的所悟用于生活实践,侍奉寡母,三个月便使母亲精神安适,身体康健,摆脱了父丧以来的身心窘境,然后奉母命,集家族中儿媳、群孙、族众及邻里近七百人,宣讲“耕读正好作人”“作人先要孝悌”“起俗急修诱善”,劝人孝顺父母,和好家族,勤俭执业,经过十日宣讲,成效显著,人亲家和。于是立“萃和会”于中阪之三都,成为全乡的一种活动组织,其活动一如山农家族之会,晚聚会堂讲论,甚至聚宿,交换心得,两月之后,一乡风气大变,一派歌舞升平、协和踊跃的景象。这种化俗乡里的道德实践,正如山农所常言,是“翊赞王化”。与明王朝统治阶级主导的社会价值不仅毫无冲突,而且在实践上更为深入。何心隐在其家也建过“聚和堂”,企图建立一个合族的共同体,族中的子弟共同教养,老人则共同抚养,青年婚嫁由族中经办,共同承担赋役。“聚和”之名无疑来自颜山农之“萃和”。何心隐为山农弟子,他把山农的萃和会进一步从教育推广到经济,以实现“齐家”的理想。何心隐所立聚和堂,不仅有合族的教化活动,更有合族的经济生活,以达到一种教养合一的理想共同体。可见,颜、何、韩的思想主张,并未逾越名教的藩篱,他们的活动与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和要求都是一致的。

神秘主义体验也是泰州学派的一个重要特征。在颜山农关于神秘主义体验的叙述中,他特别着重于心之用,而不是心之体。明儒如陈白沙之体验为“心体呈露”,聂双江体验亦为“闲之静极忽见此心真体”,王心斋梦中证悟而“汗溢如雨,心体洞彻”。明儒杨乔曾将当时神秘体验的路径大体归为“血气凝聚”“虚灵生慧”“洞彻本真”。聂双江曾描述为“归寂以通感,执体以应用”。从山农的叙述来看,他的所得更多是在智慧的开发,而不是心体的境界,他强调的是“天机先见、灵聪焕发”“神智顿觉”“孔昭显明”;强调的是神智的不尽的根源可顿时获得开发,滚滚而来,用之于风俗,便能宜家宜国;用之于读书,便能登圣人之奥;用之于作文,即能流水成章;用之于科举,便能当下登第;用之于用世,便能治国平天下。因而,颜山农更强调由神秘经验入手,“执体以应用”,而不是停止于“归寂以通感”的心理境界的满足。所以,颜山农在悟道之后即孝侍寡母,兴办萃和会,自谓“三月底豫,家乡萃和,直若孔子入鲁大治也”(《颜钧集》卷五)。

泰州学派的许多代表人物是未出仕任职而只在地方活动的阳明学运动的参与者,他们或只有较低的功名,或是平民,皆属纯粹地方精英,从而他们(比如说颜山农)的文字形式与内容所合成的话语,非常贴近民间,明显是非中心、非主流、非上层、非精英、非正统理学的话语,与士大夫王学的话语面貌有相当大的距离,形成了当时的民间儒学形态。由此可知,泰州学派的实际作用和意义,在于自觉地把社会主流价值和思想民间化、生活化、大众化、普及化、通俗化,在教化和传播主流价值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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