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文：谈谈《黄鹤楼集》在文化建设方面的价值
孫玉文：談談《黃鶴樓集》在文化建設方面的價值
孙玉文：谈谈《黄鹤楼集》在文化建设方面的价值
大家上午好！
非常高興地在2021年最後一個月回到故鄉湖北，用四五十年前的一句時髦的話來說，是“又喝到家鄉的水了”，既感到無比親切，又感到很輕鬆愉快。现在很榮幸地來到長江講壇跟大家一起交流、互動，跟各位舊雨新知歡聚在線上線下，共同商略學術問題。湖北省圖書館的徐力文、謝寧女士知道我對省圖書館的鎮館之寶《黃鶴樓集》下了一點功夫，黃鶴樓又是湖北人民的最愛，她們代表省圖，希望我講講黃鶴樓，講講《黃鶴樓集》。所以我今天給大家匯報的題目是《典籍裡的黃鶴樓—談談<黃鶴樓集>在文化建設方面的價值》。現在分成幾個部分來談。
一、黃鶴樓的歷史和《黃鶴樓集》
要談《黃鶴樓集》的價值，首先要說說黃鶴樓。黃鶴樓，是武漢市乃至湖北省最有歷史穿透性和延續性、最家喻户曉的標志性建築，坐落在武昌蛇山一帶，瀕臨長江。遠古時期，武漢一帶處於鄱陽澤和雲夢澤兩大水澤銜接的區域。從武漢溯江而上，江北的漢口、漢陽那邊屬於雲夢澤，整個江漢平原的湖澤大約都屬於古代的雲夢澤，主體在長江以北、漢江以南，雲夢澤是由漢江和長江交匯的三角地區匯聚而成的。從武漢往下游走，不遠處鄂東的黃梅、武穴，是彭蠡澤的一部分。跟雲夢澤一樣，古彭蠡澤原來也是很大的一個水澤，水網密布。據《尚書·禹貢》，漢水流到大別山，向南流到長江。長江繼續東流，在武穴那裡開始分叉，形成“九江”，九江流域折向江西九江市，匯聚形成了湖澤，這就是彭蠡澤。長江北岸黃梅的大源湖，皖西和黃梅共有的龍感湖、安徽宿松的大官湖及安徽宿松、望江、太湖三縣交界處的泊湖等濱江湖區，都在彭蠡澤的範圍之内，彭蠡澤還向南，到達江西鄱陽湖一帶。長江過了三峽，江面驟然開闊。進入武漢段以後，由於龜、蛇兩座山的夾峙，江面又突然變窄，這種地貌對形成雲夢澤和彭蠡澤有極爲關鍵的作用。漢陽的龜山屬於大別山的餘脈，龜山和蛇山被長江一分爲二。
不難看出，黃鶴樓所處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新石器時代以來，人們在雲夢澤和彭蠡澤一帶創造了極爲燦爛的文化，多地的考古發掘都可以證明這一點。在堯舜時代，這一帶是所謂“三苗”活動的腹心區域，後來“三苗”跟堯舜爭奪勢力範圍失敗，它的主體被舜帝強制遷徙到三危，也就是今天甘肅敦煌一帶。
武昌原來跟鄂州在行政區劃上屬於一體，在商代屬於鄂國的範圍。西周時，楚國滅了鄂國，鄂國納入了楚國版圖。春秋時期，楚共王封他的第三個兒子子皙做鄂君，著名的《越人歌》就是子皙跟鄂地越人在長江泛舟時，越人創作的歌謠。武昌原來是鄂國的轄地，《越人歌》是在這一帶出現的，流傳了2000多年，這也可見直到春秋時期，這一帶還雜居着少數民族的居民—越人。我們千萬不要誤會，以爲《越人歌》是在後人所理解的越地創作的。
離黃鶴樓只有幾千米的距離，還有一件事，更是影響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那就是1911年10月10日在紅樓那裡爆發的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它不但推翻了滿清王朝，而且結束了統治我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建立共和政體。
我舉出這三件事，都可以說明圍繞着黃鶴樓，出現了相當多可歌可泣的歷史故事，影響了中國的歷史進程，黃鶴樓是荊楚人民的驕傲。
三國時孫權建立吳國以後，鑒於今天武昌城一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開始於黃武二年（223年）在蛇山一帶築城，這座城斜對着江對面的漢水，叫夏口城。築城必築望樓，三國吳在夏口城西南角黃鵠磯上面建了一座望樓，基址就在今天武漢長江大橋的橋墩那裡，用於瞭望守戍，這是黃鶴樓的雛形，沿襲到唐朝。在黃鶴樓還處於望樓的階段，就留下了美好的詩篇，唐玄宗開元十一年（723），崔顥在這裡寫下千古絕唱《黃鶴樓》，後來李白多次登樓，《送孟浩然之廣陵》《與史郎中欽聽黃鶴樓上吹笛》等都是登臨這個望樓留下的佳作。我們可以想到，既然崔顥、李白等都登臨黃鶴樓，那麽當時的黃鶴樓肯定不只是軍事上的一座望樓。它的功用到隋唐時期已經在發生轉變，隋唐都是大一統的時期，原來用來對付南北分治局面的望樓的作用就不會凸顯，景觀樓的作用逐步凸顯出來了。
東漢出現了道教，至晚到三國吳，天師道就在武昌一帶流行開。上個世紀50年代，在江夏區任家灣出土的東吳鄭丑墓，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座道士墓，完全可以證實這一點。黃鶴樓處在黃鹄矶上，在東漢至南北朝時期，這裡江面比今天寬多了，煙波浩渺，很適合營造道家得道成仙的氣氛，所以蛇山那裡很早就有道家的活動，留下傳說。《南齊書·州郡志下》“郢州”：“夏口城據黃鹄矶，世傳仙人子安乘黃鹄過此上也。邊江峻險，樓橹高危，瞰臨沔、漢，應接司部，宋孝武置州于此，以分荊楚之勢。”《黃鶴樓集》卷中閻伯理《黃鶴樓記》引《圖經》：“費祎登仙，嘗駕黃鶴還憩于此，遂以名樓。”黃鶴樓的得名，應該跟這兩個傳說有關。閻伯理《黃鶴樓記》，他自己已說明，寫於“永泰元年”，也就是公元766年，他沒有列出“黃鶴樓”得名的其他說法並加以駁正，可能反映了唐代人普遍認爲《圖經》的說法是黃鶴樓得名緣由的可靠說法。崔颢寫《黃鶴樓》應該比閻伯理《黃鶴樓記》早一點，因爲崔颢卒年是公元754年，他死了10多年後，閻伯理才寫《黃鶴樓記》。如果是這樣的話，《黃鶴樓》的“昔人已乘黃鶴去”的“昔人”，指的就是費禕，費氏是三國蜀漢的名臣，是江夏郡鄳縣（今河南省羅山縣）人，黃鶴樓也在江夏郡，費祎是江夏郡的名流。
唐朝時，黃鶴樓跟武昌的城墻分開，變成了觀賞樓，黃鶴樓第一次毀壞是在唐朝。北宋重建黃鶴樓，南宋初年第二次毀壞。明洪武年間，重修黃鶴樓，成化年間第三次毀壞。不久重修，但嘉靖年間第四次毀壞，是毀於大火。隆慶年間重建，但崇禎年間毀於戰火，這是第五次毀壞。清順治年間重修，康熙年間第六次毀壞。接着又重修、增修、毀壞，反反復復多次。據文獻記載來估计，歷史上黃鶴樓被毀達9次，重建達10次。現存建築以清代“同治樓”爲原型設計重建，重建時我還在武漢讀大學，1983年還在蛇山腳下的三十三中（今文華中學）實習一個月，多次見到重建的熱烈場面，新黃鶴樓於1985年建成。
通過黃鶴樓的變遷史，我們可以知道荊楚人民對於黃鶴樓是何等喜愛，也反映了荊楚人民追求、保持湖北特色的矢志不渝的精神風貌。
現在說到《黃鶴樓集》。湖北省圖書館藏有明武昌府知府孫承榮編、任家相補編，於明萬曆年間刊行的《黃鶴樓集》。此書記載了南朝宋到明萬曆年間二百餘人專門吟詠、讃美黃鶴樓的詩文400多篇，按五言古詩、七言古詩、五言律詩、七言律詩、五言排律、七言排律、五言絕句、七言絕句、雜體詩、賦、記、序、雜記次序排列，每一體裁作品依時代先後編排，收集了上至南朝，下迄明代萬曆年間的作品，其中明代作品最多；其他一些古書中也有涉及黃鶴樓的內容，但因爲不是專門寫黃鶴樓的，所以就沒有收錄或摘錄進來。因此，這部著作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專門輯錄黃鶴樓詩文的書籍。《黃鶴樓集》收錄的對象最早是南朝宋鮑照的《登黃鵠磯》，鮑照登的是樓下的黃鵠磯，但他應該也會登磯上的黃鶴樓。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黃鶴樓的變遷歷史。在漢代，黃鶴樓還沒有出現；到三國吳，才有了軍事用途的黃鶴樓，因此，到南北朝就開始出現謳歌黃鶴樓的作品。
可能當時主要用來宣傳地方名勝，刻印數量有限，流傳未廣，湖北省圖書館現藏的這本古籍曾被鑒定爲“孤本”。现在我们知道，國家圖書館也有一個藏本，由於僅見這兩個藏本，因此它们都很珍貴。
這本書由湖北武昌的徐恕先生捐贈給湖北省圖書館。近代以來，湖北文化事業頗爲發達，湖北藏書家們與有功焉。除了宜城人楊守敬（1839—1915）早已譽滿學林，還有一批傑出的藏書家廣搜海內外圖書，服務於荊楚大地乃至中華各地。這其中，不能不提到湖北先賢徐恕（1890—1959）先生。徐恕，字行可，武昌（今武漢市武昌區）人，是湖北著名藏書家，窮一生之力，收藏近千箱古書及其異本，總計10萬冊，多學術價值極高者。徐氏十分慷慨，堅持“不爲一家之蓄，俟諸三代之英”，“願孤傳種子化作千百萬身，惠及天下學人”的藏書理念，以其藏書惠及天下學人。湖北省内外，像楊守敬、張元濟、蔡元培、章炳麟、徐森玉、馬一浮、沈祖榮、余嘉錫、熊十力、楊樹達、黃侃、胡適、梁漱溟、袁同禮等，無不從徐氏收藏中獲益。徐恕於1956年將其所藏500箱6萬冊古書捐贈給中科院武漢分院；1959年去世以後，其家屬遵其遺願，將收藏的其餘4萬冊古籍捐贈給湖北省圖書館。現在這兩批捐贈都收藏在湖北省圖書館，其中就有這本《黃鶴樓集》。
我在湖北大學工作時，很早就聽說省圖藏有《黃鶴樓集》。1993年，爲了解湖北省音韻學書籍的館藏，我曾在湖北省圖書館、武漢市圖書館、湖北大學圖書館等處核查音韻學古籍，閱讀、瀏覽了不少音韻學書籍。尤其是在湖北省圖書館讀了大約一個月的書，多屬音韻學古籍，其中一大部分來自徐恕先生及其家人所捐，這些書籍對我一生的治學幫助甚巨。當時省圖在閱馬場一帶，我幾乎每天坐公交，從武昌車輛廠出發，展轉漢陽門，在胭脂路或民主路下車，穿過蛇山下的古樓洞，到省圖觀書，風雨無阻。回想起來，往事如昨；可惜當時着迷於閱讀音韻學古籍，跟《黃鶴樓集》擦肩而過。
我想到：《黃鶴樓集》可能是孤本，或者是收藏不多的善本，但“孤本”或“善本”是很抽象的概念，我們應利用它，發掘它在文化建設上的具體價值，於是拜讀了《黃鶴樓集》，產生一點不成熟想法，期待跟各位朋友交流。
有了上面的鋪墊，我在下面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從《黃鶴樓集》中發掘出來的文化建設的價值。難免掛一漏萬，也難免有講得不對的地方，敬請大家賜教。
二、從《黃鶴樓集》看武昌鸚鵡洲
大家都知道，今天漢陽的鸚鵡洲跟崔顥《黃鶴樓》詩中所提及“芳草萋萋鸚鵡洲”的“鸚鵡洲”完全是兩個不同的沙洲。崔顥詩中的“鸚鵡洲”在武昌這一邊。我們可以稱作“武昌鸚鵡洲”。武昌鸚鵡洲之所以叫“鸚鵡洲”，是因爲漢末禰衡在當時江夏太守黃祖的長子黃射的要挾下，登上鸚鵡洲參加酒會，有一位與會的人士給宴會獻了一只鸚鵡湊趣，邀請禰衡爲這只鸚鵡寫一篇賦，於是禰衡寫了《鸚鵡賦》，借此發泄心中的不平之氣。後來禰衡因爲冒犯黃祖被殺害了，葬在鸚鵡洲上。後人爲了紀年他，就將這片沙洲叫“鸚鵡洲”。這個故事說明，最晚漢末，鸚鵡洲上已經開始有人在那裡欣賞風景了。所以唐代崔顥站在黃鶴樓上眺望，“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前面一句是向北遠眺，後一句是向西南遠眺，方位不同。有人將今天漢陽的鸚鵡洲誤會爲唐代的鸚鵡洲，結果這兩句都錯誤理解爲都是崔顥朝同一個方向遠眺，忽視了崔顥詩空間安排上的位移技巧。
鸚鵡洲的形成距今至少有8000多年，在歷史長河中一直有變化。據湖北報刊等新聞媒體報道，鸚鵡洲長江大橋在江中進行橋墩圍堰施工時，從江底淤泥中挖出來一棵樹長約14.5米，根部直徑約1.2米，重約8噸的楓楊殘骸。經鑒定，這棵古木存活了100多年。又經過多次鑒定後，確認埋藏了約8000年，體表已炭化，內部堅硬如石，形成烏木，這是舊時鸚鵡洲的實物佐證。鸚鵡洲長江大橋一共有三個橋墩，中間一個橋墩位於江心，建在江底的一個潛洲之上。如果在8000年以前長江還是穿越龜、蛇二山而過，並且這些報道屬實的話，那麽鸚鵡洲至少在長江中存留了8000多年。既然古木是在江心發現的，而且就生長在江心，没有大的位移，而後來的鸚鵡洲在武昌一側，那麽可以推定，古木是生長在鸚鵡洲的北岸，靠近漢陽一側。這棵古樹不是明代以前武昌鸚鵡洲的遺留物，而是8000年以前鸚鵡洲的遺留物。說明在8000年以前，鸚鵡洲的範圍更大，離漢陽、武昌都近，當然，它的主體部分是偏在武昌這邊的。
當古樹長在鸚鵡洲洲心時，它不可能在8000年之前沈入江底，應該是生長在鸚鵡洲靠近漢陽的那一邊的邊緣才可能沈入江底。那時候漢水還沒有改道，在黃鵠磯的正對面。由於江水和漢水對鸚鵡洲靠近漢陽那一側的巨大衝刷力起作用，讓這棵參天大樹沈入長江江心。這樣，鸚鵡洲離漢陽越來越遠，跟武昌顯得更近了。《水經注·江水》說：“江之右岸，當鸚鵡洲南，有江水右迤，謂之驛渚。”這是說，從上游往下游走，鸚鵡洲在長江右岸，也就是武昌這邊。“江水右迤”是說，長江在鸚鵡洲那裡向右彎彎曲曲地延伸；驛渚的“渚”，本是水中小塊陸地，也就是一個小沙洲，驛渚，是指在這個小沙洲上建有一個傳遞公文的驛站，“謂之驛渚”表明這個“驛渚”已經成了一個專名了。看來，這個小沙洲在鸚鵡洲旁邊，可能在今天的鮎魚套那裡；至晚南北朝時就已經利用長江來傳遞公文，所以才在這塊小沙洲上建立驛站。《水經注·江水》有：“至於夏水襄陵，沿溯阻絕。或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正說明當時利用長江“急宣”王命，與此可以互證。我引《江水》的話是想證明，鸚鵡洲是在武昌這一邊。
武昌鸚鵡洲到哪裡去了？這是人們想弄清楚的問題。很多人以爲武昌鸚鵡洲湮滅於江中，這是根據部分史料做出的推測，對了解鸚鵡洲的歷史變遷具有一定作用。我在網上和一些紙質作品中看了對鸚鵡洲的介紹，似乎現在都認定鸚鵡洲沈沒在長江中了。在我看來，這是未經充分論證的一種觀點，論證有缺環，說服力不強。這麽大的一片沙洲，就只因爲漢水改道，被衝走了，沈沒了，實在令人難以想象。漢水改道，水流對武昌鸚鵡洲的衝刷力應該會減弱，這時候鸚鵡洲反而被水流衝走了，說不過去。我們知道，我國從元朝到清末都處於小冰河時期。明朝中葉後，氣溫驟然下降。有人認爲氣溫最低的階段就是明朝末期的1600年至1644年的那段時間，有人認爲明亡後的1660年至1680年、1850年至1880年是我國北方及中部最冷的兩個時期。總之，學術界根據多方面的文獻記載斷定明朝處於小冰河期，這是没有問題的。長江流域在這一段時間處於小冰河時期，必然是枯水季節長，衝刷力減弱。從這個角度說，說此時鸚鵡洲被水流衝走，也有問題。
我先擺出自己的結論：根據《黃鶴樓集》作品的提示，結合其他材料，可以這樣假設，武昌鸚鵡洲的主體部分並沒有沈沒，而是隨着唐宋元明清以來武昌城的商業開發，跟武昌這邊的江岸連岸了。其實，這也不是我個人的全新看法，清馬征麟《長江津要十三則·長江圖說》說：“江夏鸚鵡洲，舊在江中，洪武時連屬北岸。”他已先於我提出這個看法了。
長江進入武漢段，地形很複雜：不僅有丘陵，尤其是龜山、蛇山兩岸對峙；而且除了長江，還有兩條河流匯入長江，漢陽、漢口那邊是漢水，由北向南入江，武昌這邊有巡司河，經武泰閘在鮎魚套，由西向東匯入長江。龜、蛇二山的夾峙作用，使得江面變得狹窄，在上游和下游必然會形成沙洲。
我們知道，地球自轉時一定會引起的一種地球偏轉力，地球偏轉力又叫地球自轉偏向力，或地轉偏向力，造成北半球右偏，南半球左偏。我們中國處在北半球，地球偏轉力向右，往往造成河流的右岸比左岸陡峭，水流向右偏。河流向東流，河水向南偏，南岸容易被侵蝕，北岸容易造成堆積，因此河口處的沙洲最終會和北岸相連，在北岸形成沙洲。但是武漢段卻不完全是這樣。由於武漢段特殊的地理環境，長江南岸形成了不少沙洲，不僅原來的鸚鵡洲在武昌這邊，而且白沙洲、天興洲也都在武昌這邊，這是武昌一帶抑製地球偏轉力形成沙洲的鮮活證據。
長江水域武漢段，江水是西南到東北的流向，當時西南和東北的江面要比今天要寬得多。西南方向的上游區域，東北方向的下游區域，在都府堤那裡有司湖（武昌公園所在地），司湖西北是筷子湖，東側是西川湖（今省實驗中學和新華村社區所在地），在武昌人民電影院後面，也就是武昌實驗小學和四十五中校園所在地，是原來的菱湖，花堤街本是菱湖的攔水堤，堤外是長江，這已經是在長江西南方向的上游區域。在此區域，還有武漢音樂學院校內的都司湖，省人民醫院門診大樓那裡，是原來的西湖，人民醫院南側，是原來的歌笛湖，歌笛湖東側是紫陽湖，紫陽湖往北是原來的長湖。這些湖都是原來的南湖（比今天的南湖範圍大多了）淤填而由一湖分成多湖的，直到南宋，還連成一湖。陸游《入蜀記》卷三記載，他登上黃鵠山頂的南樓眺望：“下闞南湖，荷葉彌望。中爲橋，曰廣平。其上皆列肆，兩旁有水閣極佳，但以賣酒，不可往。山谷云‘憑欄十里芰荷香’，謂南湖也。”可見當時這一帶還是大片水域，但建有一座橋。還有距離長江江岸稍微遠一點的東湖、沙湖等，這些湖泊顯然是原來長江淤塞形成的，可以推定遠古時期，原來長江在龜、蛇二山的上游和下游的武昌一側，長江江面非常寬闊，是長江中游的一個重要的泄洪區，這一帶原來是一片類似湖泊的河牀。遠古時期，長江上中游一帶植被豐茂，雨量充沛，長江的水流量可能比今天大得多，由於龜、蛇二山夾峙，水流受阻，在武昌一帶泄洪，形成強大的長江泄洪區，寬闊的江面，當然也會形成一些沙洲。
武昌一帶西南方向早期的江堤不知在今何處，今天武昌的花堤街，據說是宋代武昌一帶的江堤，始建於北宋政和年間，位於今平湖門和彭劉楊路一線，在蛇山下，北近平湖門和武漢生物制品研究所，南臨解放路和彭劉楊路，西北瀕臨武漢音樂學院，西邊爲紫陽路和武昌造船廠，東邊爲大成路。也就是說，花堤街以北，原來就是長江武昌一帶的西南岸。南宋人指出，原來的南湖湖堤之外，是長江。祝穆成書於1239年的《方輿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南湖，在望澤門外，周二十里，外與江通，長堤爲限，長街貫其中，四旁居民蟻附。”長街，在今天解放路一帶，南起解放橋，北至中山路大堤口段，全長約3·1公里,寬約20米。據此，宋代南湖湖堤以外是長江，江堤就在長堤（也就是解放路）一帶，跟花堤街的來歷的大致吻合，花堤可能是原來長堤向江面擴展形成的。西南岸不遠處，原是鸚鵡洲，鸚鵡洲不可能距離花堤、長街很遠，如果太遠了，鸚鵡洲就不在武昌這一側，如今鸚鵡洲所在的這一片區域，已經是陸地了，所以鸚鵡洲主體部分應該是連岸了。推測起來，在修建花堤之前更早的年代，甚至到鸚鵡洲形成的時候，武昌一帶更會是向花堤西南岸凹進，形成急彎和比現在寬闊得多的江面，给形成沙洲留下了绝佳处所，也抑制了地球的偏轉力。於是泥沙和石礫一方面向武昌一帶江堤堆積，一方面形成鸚鵡洲。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有一幅據說是宋人繪製的《宋人黃鶴樓圖軸》，作者不詳，有人根據作品風格，斷定是15世紀以後的作品。15世紀，那是在明代中葉。根據這幅繪畫可以看出，黃鶴樓的西南邊還是深凹進去，當時還滿是長江水，江面比今天寬闊多了。不過，如果這幅圖是15世紀以後作品的話，那麽可能是繪畫者根據自己的想象做了推定，當時武昌城的江堤可能已經向江面延伸，縮小長江的水域。
現在我們知道，至晚從新石器時期開始，武昌這一帶就有早期的居民。這裡不說武昌對岸在黃陂發掘的距今3500年的商朝盤龍城遺址，只說武昌這一帶。距離武昌江邊不遠處有東湖放鷹臺遺址，距今5000至6000年，這是屬屈家嶺文化類型的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有力證明在距今5000至6000年前，武昌江邊不遠處就有人居住，種植水稻。在南湖一帶，今獅子山化工塗料廠墻邊發掘出老人橋遺址，這是處於屈家嶺文化至湖北龍山文化時期中間的一處文化遺址。這些考古遺址的發現，都可以證明武昌江邊一帶在幾千年以前就有從事農業生產的史前居民，當然，他們居住在水網交錯的長江邊，不可能不從事一些漁獵活動。有了人的活動，他們必然會逐步在江岸那裡想方設法擴大陸地地盤，縮小江面。至晚漢代，由禰衡寫《鸚鵡賦》的故事，我們可以知道，當時武昌蛇山一帶的江邊及鸚鵡洲上，就有人居住、活動，他們必然會向長江臨岸處索取更多的陸地。
三國吳既然在黃鵠磯這裡修築城墻，那麽武昌這邊必然要修建碼頭。修建碼頭，就會帶來開發。南北朝以後，情況更是如此。《水經注·江水注》說：“江之右岸有船官浦，歷黃鵠磯西而南矣，直鸚鵡洲之下尾。江水溠曰洑浦，是曰黃軍浦，昔吳將黃蓋軍師所屯，故浦得其名，亦商舟之所會矣。船官浦東即黃鵠山，林澗甚美，譙郡戴仲若野服居之。山下謂之黃鵠岸，岸下有灣，目之爲黃鵠灣。”這一段話有相當豐富的內容。說明在南北朝時期，武昌黃鵠磯西邊已經建有很大的碼頭，“歷黃鵠磯西而南”，是“商舟之所會”；鸚鵡洲的“下尾”跟“船官浦”相銜接，那麽鸚鵡洲距離武昌江岸不遠，不處在長江江心，人們設想鸚鵡洲在長江江心沈沒之說不可靠；黃鵠山（即蛇山）是文人雅士青睞之地，山水優美，是得道升天的好處所。這些必然帶來大量居民和政府建築，會使得長江在此段的江面逐步變窄。《黃鶴樓集》所收南朝宋到明萬歷年間專門吟詠、讃美黃鶴樓的詩文400多篇，這本身就說明了南北朝以後黃鶴樓一帶人煙輻輳，人文鼎盛，所以鸚鵡洲和武昌城之間江面逐步變窄，是“良有以也”。
同時，鸚鵡洲是一片長洲，至晚漢末以來就得到開發，禰衡《鸚鵡賦》的出現就是漢代官方開發鸚鵡洲的證據。南北朝時期，鸚鵡洲上應該布滿了居民。鸚鵡洲靠近漢陽的那一邊，長江和漢水的衝擊力太強，而且距離陸地較遠，水流蠶食鸚鵡洲這一邊的洲土，所以這一邊的洲土不便拓展；靠近武昌的這一邊，離武昌城很近，武昌城的江邊有很大的碼頭，所以人們開發鸚鵡洲，鸚鵡洲洲土會向武昌城的陸地逼近，直至和武昌城連岸。尤其是元明時期，我國處於小冰河時期，武漢段一帶枯水季節長，便於陸地開發，所以這時鸚鵡洲跟武昌江邊連岸是很自然的事。
原來的武昌城是建址在黃鵠磯北邊，往漢陽門方向拓展。到公元825年唐鄂州節度使牛僧孺增建鄂州城時，已經開始向南拓展了，必然導致靠近鸚鵡洲一線的長江沿岸的開發，但城墻還是沿着蛇山山脊營建。《舊唐書·牛僧孺傳》：“江夏城風土散惡，難立垣墉，每年加板築，賦菁茆以覆之。吏緣爲奸，蠹弊綿歲。僧孺至，計茆苫板築之費，歲十餘萬，即賦之以磚，以當苫築之價。凡五年，墉皆甃葺，蠹弊永除。”據明薛綱《湖廣圖經志書》卷一《城池》，北宋皇祐三年，知州李堯俞增修武昌城，“周圍二十四里，高二丈一尺，門有三，東曰清遠，南曰望澤，西曰平湖。元因之”，可見宋元時平湖門一帶已經向江面延展了。
公元1371年，明江夏侯周德興繼續往南拓建武昌城，到達紫陽湖一帶。這些拓展，都表明蛇山南脊下面的長江江面正在被岸基吞沒。因此，唐宋以後，武昌鸚鵡洲一帶的洲上和江岸上，商旅輻輳，陸游《入蜀記》卷三：“食時至鄂州，泊稅務亭。賈船客舫，不可勝計，銜尾不絕者數裡。自京口以西，皆不及。李太白《贈江夏韋太守》詩云：‘萬舸此中來，連帆過揚州。’蓋此郡自唐爲衝要之地……市邑雄富，列肆繁錯，城外南市亦數里，雖錢塘、建康不能過，隱然一大都會也。”於是武昌江岸一帶出現一些人爲的填塞，這必然會導致江岸外移，逐步侵蝕寬闊的江面。到明朝天啟、崇禎年間，隨着漢水改道，小冰河期帶來江面的長時期的枯水季節，漢水對鸚鵡洲的衝刷力驟減，於是完全連岸。原來的鸚鵡洲並不是被江水衝走了，而是經過不斷淤塞，明洪武年間跟武昌這邊的江岸連成一片，原來的鸚鵡洲南岸應在今平湖門一帶，是一片長洲，鸚鵡洲的北岸可能被江水衝走了一部分。很顯然，鸚鵡洲並沒有完全被江流衝走，而是逐步跟江岸淤積成一片。如果今平湖門和彭劉楊路一線宋時還在長江之中，如果設想鸚鵡洲被江水衝走了，那麽鸚鵡洲就距離武昌江堤很遠，這不符合鸚鵡洲在武昌一側的前人記錄。只有假定鸚鵡洲主體部分沒有沈沒，而是跟武昌江堤連岸，才是合理的推斷。
明正德年間，鸚鵡洲沒有連岸的北邊那部分可能已經沒有了，或者只是原來凸起處偶爾露出來，凹陷的部分被水淹沒，明朱琉《登黃鶴樓識興》：“漢陽有樹春仍綠，鸚鵡無洲水自流。”清胡渭《禹貢錐指》說：“江夏鸚鵡洲，爲東漢以來著名之古跡，而崇禎中蕩決無存。”鸚鵡洲並非完全“蕩決無存”，而是完全被泥沙和石礫淤塞了，跟原來的南岸連成一體，只有洲北邊被衝走的一部分“蕩決無存”。我們只要仔細比對一下宋元以來人們繪制的各種黃鶴樓的圖畫，就可以看出：原來黃鶴樓西南邊，江岸就朝西南曲折形成急彎，原來的急彎處今天已是陸地，現在陸地過後才開始朝西南形成急彎，急彎處在武昌造船廠鐘樓的西南方，跟以前的地理格局不同。這些圖畫可能含有根據一定事實進行合理想象的因素在內，但反映了黃鶴樓西邊在早期還不是陸地，還是江面。這是由於漢水在武漢一帶入江處非一，漢陽龜山南邊的入江口被龜山北邊的入江口取代，導致原來的夏口水流衝刷力驟減，以致淤塞，於是原來的鸚鵡洲逐步跟武昌這邊的陸地連成一片。
《黃鶴樓集》卷上“七言律”收了賈島《黃鶴樓》詩，這首詩賈島《長江集》未見，《全唐詩續補遺》卷五據《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一一二五《武昌府部》收入此詩。《黃鶴樓集》編者注得很清楚，這是一首七律，原詩是：
高檻危檐勢若飛，孤雲野水共依依。青山萬古長如舊，黃鶴何年去不歸。岸映西川城半出，煙生南浦樹將微。定知羽客無因見，空使含情對落暉。
《全唐詩續補遺》“西川”作“西山”，注：“一作‘州’”。這裡“山”當爲“川”形近而訛。“岸映西川城半出”是寫作者賈島傍晚時分從黃鶴樓向下、向西俯瞰。在唐代，蛇山在黃鶴樓之東，因此，賈島傍晚在黃鶴樓上西瞰，只能看見長江，不可能看見蛇山。蛇山遠高於江岸，如果原詩作“岸映西山”，則原文講不通。“岸”無疑指江岸，江岸的倒影不可能“映”在西山上，所以原文不可能是“山”字。
在唐代，鸚鵡洲距武昌江岸有一定距離，江岸在這裡拐了急彎，所以有“黃鵠灣”，只是鸚鵡洲迤邐至長江拐彎處的黃鵠磯那裡，洲尾跟黃鵠磯相近。這時候，夕陽西下，賈島從黃鶴樓上往西俯瞰，很難看見“岸映西州”的景致。只有按照《黃鶴樓集》作“岸映西川城半出”，此詩才能文從字順，指武昌一帶的江岸倒影映照在長江西邊的水上。如果作“西州”，那麽“州”只能理解爲通“洲”，“西洲”只能指西邊的沙洲，即鸚鵡洲。但是，作“州”應該是後人改的，唐代時鸚鵡洲距離武昌江岸有一定距離，很難出現“岸映西山”的景觀。
上面説到，長江在武漢一帶，江面寬闊，有的地方河道彎曲，至晚南北朝時已經形成的巡司河在鮎魚套一帶流入長江，水流平緩；江的北岸，漢水改道之前，多攜帶泥沙南流入江。這幾條河流，都或多或少攜帶大量泥沙和石礫，需要衝向下游。但武漢長江大橋一帶江面，龜山和蛇山夾岸，江面狹窄，是武漢段最狹窄處，只有1100多米。上下江面形成瓶頸狀，勢必導致水流受阻，泥沙和石礫淤積，在龜蛇二山一帶江水上游或下游形成沙洲，因此武漢一帶有沙洲是典型的自然現象，遠在漢代之前。
鸚鵡洲是江中形成的一片長洲，鸚鵡洲在黃鶴樓的西南邊，靠近武昌，在江南，不在江北。有人考證，鸚鵡洲首起鮎魚套，尾直黃鵠磯，長約7里多，寬約2里，逶迤蜿蜒。鸚鵡洲宋時猶存，洲勢不平坦，高低不一，所以陸游《入蜀記》卷三說，“黎明離鄂州，便風掛颿，沿鸚鵡洲南行。洲上有茂林神祠，遠望如小山”。游似《登黃鶴樓》：“黃鶴樓高人不見，卻隨鸚鵡過汀洲。”
元朝末期、明朝早期，鸚鵡洲的南邊可能開始接岸，隨着江水漲落，原來洲北邊的凸起部分有時突出江面，有時隱於江中，明方孝孺《黃鶴樓雜記》：“鸚鵡洲以禰衡顯，顧江水渺漫，往不恒見……今水落沙明，州蟺蜿如偃月。”徐中行《宴黃鶴樓賦得禰衡二首贈吴生虎臣》之一：“每懷鸚鵡賦，千古氣難平。江漲洲長沒，春來草不生。”劉煒《黃鶴樓眺望》：“鸚鵡恨埋芳草綠，闌干醉倚夕陽紅。”细觀明代畫師安正文所繪《黃鶴樓圖》，畫面中，黃鶴樓西南沒有出現今天的陸地，還是長江水。晚明繪製的《江漢攬勝圖》，描繪的可能是長江枯水季節的景色，左上畫的是黃鶴樓與武昌城，右上遠景是武昌鸚鵡洲，綠樹成蔭，右下偏中是漢江口的晴川閣。將這幅圖中鸚鵡洲的畫面跟歷史上描述的鸚鵡洲聯系起來看，可以知道，晚明的鸚鵡洲要小很多，完全看不出是一片長洲，也看不出《明一統志》卷五十九所言鸚鵡洲“鹦鹉洲在府城南，跨城西大江中，尾直黃鵠磯”的景觀。
據清初顧景星（蘄春人）《白茅堂集》，直到崇禎十二年，鸚鵡洲的殘存部分有時還露出水面，“土圮（pǐ），露唐西川節度使韋臯妾墓志”，清初猶然，可能到雍正初年，鸚鵡洲北岸的殘存部分完全衝刷掉了。正因爲鸚鵡洲時隱時現，有些遊客就沒有辦法見到它，因此產生誤解，將漢陽一帶的沙洲誤會爲鸚鵡洲，例如元末明初葉子奇，浙江龍泉人，其《黃鶴樓眺望》之一：“黃鶴樓前江水流，隔江遙見漢陽洲。洲邊草色回鸚鵡，客裡年華付白鷗。”
《全唐詩續補遺》“半出”之“出”，訛作“山”，這是一首七律，作“山”爲平聲字，不合律詩規則，只有作“出”字才妥當，“出”是入聲字，屬仄聲。“出、山”形近，“山”顯爲“出”字之訛。有了《黃鶴樓集》，我們完全可以確定，原詩作“出”，不是“山”。
三、《黃鶴樓集》的版本校勘價值
上面的釋讀已經接觸到《黃鶴樓集》的校勘價值，下面我專門談談這個問題。如果比較《黃鶴樓集》所收詩文跟今傳其他古書相同詩文，就可以知道，它所收歷代詩文跟今傳其他古書有不少不同之處，《黃鶴樓集》對古書校勘很有幫助。這一點，學術界重視得還不夠，可能因爲是一部地方文獻，一般人不太重視。現在看來，我們很有必要利用本書在相關古籍的校勘方面做一些具體工作，也很有必要對《黃鶴樓集》做一些整理工作。
篇幅有限，本文只選取唐代以前的詩文作比較，希望通過異文比較，探討如何利用異文材料研究歷代語言和欣賞歷代文學作品的一些原則問題。分三個部分來談：一，可據《黃鶴樓集》等古書校改今某些重要詩文傳本之訛誤、漏略；二，可據今某些重要詩文傳本校改《黃鶴樓集》之訛誤；三，《黃鶴樓集》跟今某些重要詩文傳本文字或內容有異，無法從語言文字和内容上斷定孰是孰非，它們各有來歷，《黃鶴樓集》提供了跟其他傳世文獻不同的異文形式，很珍貴。
有時候，一篇詩文的不同異文涉及上面三部分中的兩部分甚至全部三個部分，爲避免重復、啰嗦，我放到同一處來討論。所以，本文對同一篇詩文各部分的校勘價值的劃分只有側重點的不同，裏面有的異文涉及其他部分，我在相應部分下加以說明。
（一）可據《黃鶴樓集》等古書校改今某些重要詩文傳本之訛漏者
《黃鶴樓集》跟今傳古籍所題詩文有異文，可據《黃鶴樓集》校今傳本之非。這是非常重要的價值，有人執今傳本之訛文以爲正，校《黃鶴樓集》之非，這是不盡正確的認識，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1，卷上“五言古”收鮑照詩，詩題作“登黃鵠磯”，今傳作“登黃鶴磯”，當以《黃鶴樓集》爲是。“黃鶴”和“黃鵠”古人多以爲是同一種鳥，也就是黃鶴，黃色羽毛的鶴。這有充分的根據，可從。戰國以前，可能有人將“黃鶴”讀成“黃鵠”，《商君書》《楚辭》都有“黃鵠”。劉向《新序·雜事五》：“黃鵠白鶴，一舉千里。”“黃鵠”應理解爲黃鶴。“黃鶴”上古讀[ɣuɑŋ ɣɑk]，連讀音變時，讀成[ɣuɑŋ ɣuk]，受“黃”合口介音同化，“鶴”聲母和韻尾都是牙喉音，造成“鶴”主元音[ɑ]後高化，變成[u]。於是“黃鶴”變成“黃鵠”。所以，《齊諧記》說仙人王子安駕黃鵠經此地，《太平寰宇記》說費祎駕黃鶴憩此，都是乘坐黃鶴。明郭正域《仙棗亭記》：“夫‘鵠’之於‘鶴’爲一類，則樓當以磯得名，是‘黃鶴’，‘黃鵠’訛也。”
黃鶴磯，本作黃鵠磯，“黃鵠”二字，記錄了“黃鵠磯”中“鵠”字的讀音。就文獻早晚看，先有“黃鵠磯”，後來可能受“鶴”字文讀影響，又讀作“黃鶴磯”。作“黃鵠磯”在前，作“黃鶴磯”在後，歷史線索較清晰。《水經注·江水三》：“江之右岸有船官浦，歷黃鵠磯西而南矣，直鸚鵡洲之下尾……船官浦東即黃鵠山。林澗甚美，譙郡戴仲若野服居之。山下謂之黃鵠岸，岸下有灣，目之爲黃鵠灣。”《南齊書·州郡志下》：“夏口城據黃鵠磯，世傳仙人子安乘黃鵠過此上也。”可能到南北朝後期，才將“黃鵠磯”叫“黃鶴磯”，唐李延壽《南史·鮑泉傳》：“後景攻王僧辯於巴陵，不剋，敗還，乃殺泉於江夏，沈其屍於黃鶴磯。”不過，《南史》也用“黃鵠磯”，《梁武帝本紀》：“己未夜，郢城有數百毛人踰堞且泣，因投黃鵠磯，蓋城之精也。”唐以後，作“黃鶴磯”者多起來了，李華《故中嶽越禪師塔記》：“乃沿漢至黃鶴磯，州長候途，四輩瞻繞，請主大雲寺。”《資治通鑒·梁紀二十》：“丁和以大石磕殺鮑泉及虞預，沈於黃鶴磯。”胡三省注：“祝穆曰：黃鶴山，一名黃鵠山，在江夏縣東九里，近縣西北二里有黃鶴磯。”因“黃鵠磯”又叫“黃鶴磯”，所以後人引南北朝以前的古籍，不排除有改“黃鵠磯”爲“黃鶴磯”者，《太平御覽·地部三十四》：“《荊州記》曰：江夏郡城西臨江有黃鶴磯，又有鸚鵡洲。”《荊州記》是南朝宋盛弘之所撰，久佚，後人有輯佚本，然非《荊州記》之舊，所引《荊州記》作“鶴”，不排除後人改動的可能。
現在，《黃鶴樓集》既然收鮑照詩題作“登黃鵠磯”，這不太可能是《黃鶴樓集》的編者將明代時大家熟稔的“黃鶴磯”改成較生僻的“黃鵠磯”，應承認《黃鶴樓集》前有所承，保留了原題。
2，《黃鶴樓集》卷上“五言古”收孟浩然詩，詩題《江夏送客》，《唐百家詩選》《全唐詩》《孟浩然集》《永樂大典》均作“江上別流人”。流人，即被朝廷謫官流放的人。這個詩題跟《黃鶴樓集》不同，無法斷定《黃鶴樓集》的詩題是後人所改。《黃鶴樓集》所録原詩作：
以我越鄉人，逢知謫官者。分飛黃鶴樓，流落蒼梧野。驛使乘雲去，征帆沿溜下。不知從此待，别袂何時把。
開頭兩句“以我越鄉人，逢知謫官者”，《唐百家詩選》《全唐詩》《孟浩然集》《永樂大典》都作“以我越鄉客，逢君謫居者”，《黃鶴樓集》的“人”，其他幾部書作“客”。有人將《黃鶴樓集》的“人”改爲“客”，將“越”理解爲指越地，沒有可靠依據。“越鄉人”唐詩還有他例，都是指遠離家鄉的人。王勃《他鄉敘興》：“邊城琴酒處，俱是越鄉人。”曹松《客中立春》：“梅花將柳色，偏思（sì）越鄉人。”王勃是山西河津人，曹松是安徽濳山人，他們都不是越地人，但是他們都説自己是“越鄉人”，可見“越鄉人”的“越”不可能指越地，“越鄉”是指遠離故鄉，“越”是“離開”的意義。
將“人”改爲“客”，是否可以將“越”理解爲“越地”呢？不可以。我們知道，孟浩然是襄陽人。無論作“越鄉客”還是“越鄉人”，都是指孟浩然自己。如果原文作“越鄉人”，更可見得“越”不能作“越地”講，因孟浩然非越人。人們之所以改“越鄉人”爲“越鄉客”，應該是望文生義，以爲“越鄉客”指客居他鄉而從越地歸來的人。其實這種理解是不對的。“越鄉客”只能指遠離家鄉客居他鄉的人，不能指外地客居越地的人，“越”是個動詞，跟吴越的“越”沒有關係。孟浩然此時在武昌，不在越地，我們也沒有根據斷定他此時是從越地往回走。
我先舉幾個例子證明：“客”字如果用在地名之後做中心語，那麽這個“客”在唐代或唐代以前是指來自這個地方而客居在外的人。賀知章自號“四明狂客”，那是因爲他是古四明一帶的人，只是客居他鄉。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其中的“海客”，指航海者，不是指本居陸地而來自海上的人，而是指住在海邊或海島而客居陸地的人。高適《同李九士曹觀壁畫雲作》：“始知帝鄉客，能畫蒼梧雲。”其中“帝鄉客”指來自京城的客居外面的人，這裡指本屬京城而客居外地的畫家。元陳高是溫州平陽（今屬浙江）人，他的《己丑歲元正二日發髙郵》：“朝爲吳鄉客，暮向淮楚遊。”吳鄉客，指來自吳地而客居他鄉的人。明何喬新《寄懷黃鶴樓》：“我本芙蓉城裡客，謫在塵寰歸未得。”芙蓉城，傳說中的仙境，何氏是江西廣昌人，所以“芙蓉城”不是指成都。這是說，我本來自仙居。何喬遠是福建晉江人，他的《陽朔舟中懷張質卿太仆兼以所見述之短章》之二：“誰知越鄉客，輕橈從此出。”越鄉客，正是指住在越地而客居他鄉的人。
所以，孟浩然如果作“越鄉客”，“越”指越地，那麽他就是指自己是來自越地而客居他鄉的人，這是不可能的，“越”一定不能作“越地”講，只能作“離開”講。所以《黃鶴樓集》的這個異文對釋讀“以我越鄉客”有大幫助。
《黃鶴樓集》的“知”，好幾部古書作“君”，“官”作“居”。《全唐詩》“客”下注：“一作‘里’。”如果依《黃鶴樓集》“逢君”作“逢知”，則“逢知”是動詞，指見賞，被人賞識，句謂見賞於謫官者。這在古書中有例證，南北朝周弘讓《山蘭賦》：“獨見識於琴臺，竊逢知於綺季。”綺季，即漢初商山四晧的綺里季。唐韓偓《個儂》：“老大逢知少，襟懷暗喜多。”前一句指一直到老都很少被人賞識。《余寓汀州沙縣,病中聞前鄭左丞璘隨外鎮舉薦》：“莫恨當年入用遲，通材何處不逢知。”不逢知，不被人賞識。杜荀鶴《途中春》：“一生看卻老，五字未逢知。”五字，形容好文章，有文采的文章，句謂自己的文章不被人賞識。晉郭頒《魏晉世語》（已佚）：“司馬景王命中書郎虞松作表，再呈，不可意，令松更定之，經時竭思不能改，心有形色。中書郎鍾會察有憂色，問松，松以實對。會取草視，爲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景王曰：‘不當爾耶？’松曰：‘鍾會也。’王曰：‘如此，可大用，真王佐才也。’”後因以“五字”指好的表章。未逢知，還沒有被人賞識。宋陸游用“逢知”較多，《獨立思故山》：“詩緣遇興玲瓏和（hè），酒爲逢知爛熳傾。”《南窗》：“流落逢知少，疏慵迕俗多。”《驛舍海棠已過有感》：“盛時不遇誠可傷，零落逢知更斷腸。”
回到孟浩然這首詩上。孟浩然跟這位流放到蒼梧去的貶官者惺惺相惜，他自己是“越鄉客”，帶着鄉愁；而遇到賞識自己的官吏是一個“謫官者”，都是失意之人。兩句詩是說，我本人是一個離鄉外出遊歷的讀書人，只是被一位到蒼梧去任職的貶官者賞識，最終還是在進入仕途方面沒有什麽用處。
總之，“逢知”有“被賞識”的詞義，這是比較生僻的詞，如果《黃鶴樓集》的編者將“奉君”改爲“逢知”，就需要非常高的修養，改動難度大，不太可能。《黃鶴樓集》保留原文的可能性極大，《唐百家詩選》《全唐詩》《孟浩然集》《永樂大典》可能是後人改動過的表達，比較容易懂。由此看來，《黃鶴樓集》的校勘價值就很大了。
最後兩句“不知從此待，別袂何時把”，“待”，有人根據《全唐詩》改爲“分”，這樣，該詩出現了兩個“分”字，未安，古人一般是避免在一首短詩裏面讓同一個字出現兩次。而且，寫作“待”，取“等待”義，一樣文從字順，“不知從此待，別袂何時把”指不知道在這裡盤桓、等待以後，何時可以再重逢。
《唐百家詩選》《全唐詩》《孟浩然集》《永樂大典》“別”作“還”。古書中，“還袂、別袂、去袂”的用法都有，因此，孟浩然此詩原文作“還袂”還是“別袂”，難以斷定。不過，“別袂”一詞古書中遠多於“還袂”，原文作“別袂”的可能性要大一些，《黃鶴樓集》就是作“別袂”。
3，卷上“七言古”收劉禹錫《武昌老人說笛歌》：
武昌老人七十餘，手把庾令相聞書。自言少小學吹笛，早事曹王曾賞激。往年征鎮戍蘄州，楚山蕭蕭笛竹秋。當時買林恣搜索，典卻身上烏貂裘。古苔蒼蒼封老節，石上孤生飽風雪。商聲五音隨指發，水中龍應行雲絕。曾將黃鶴樓上吹，一聲占斷秋江月。如今老去興猶遲，音韻高低耳不知。氣力已無心尚切，時時一曲夢中吹。
“武昌老人七十餘，手把庾令相聞書”，《全唐詩》同，注“人”：“一作‘將’。”《劉賓客文集》《文苑英華》以及宋何汶《竹莊詩話》作“將”。原文是“人”還是“將”，無法論定。
最值得注意的是《黃鶴樓集》如下的異文。“聞”，《劉賓客文集》《全唐詩》《石倉歷代詩選》作“問”，《唐文粹》《方輿勝覽》同於《黃鶴樓集》。“相問”和“相聞”都可以使用，指互通信息，“聞、問”是同義詞，《三國志·吴書·孫輔傳》：“遣使與曹公相聞，事覺，權幽繫之。”唐楊憑《送別》：“相聞不必因來雁，雲裡飛輧落素書。”張懷瓘《書斷》：“覬子瓘，爲晉太保，采芝法，以覬法參之，更爲草稿，稿是相聞書也。”相聞書，也叫“相問書”，宋王庭珪《夜郎歸日答葛令惠詩》：“七載投荒萬里餘，交遊半作曉星疏。門前梅柳換新葉，忽得故人相問書。”古人還可以“聞問”連用，指溝通信息，唐韓愈《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志銘》：“日日語人，丞相聞問，語驗，即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因此無法斷定原文作“相問”還是“相聞”。不過，將“相聞”改爲“相問”的可能性更大，因爲拿“相問”一語指互通信息的用法多一些。
“往來征鎮戍蘄州”，《全唐詩》作“往年鎮戍到蘄州”，注：“一作‘征鎮戍’。”《黃鶴樓集》作“征鎮”，有根據。魏晉以來，稱將軍﹑大將軍有征東﹑鎮東﹑征西﹑鎮西之類的名號，他們監臨軍事，守衛地方，稱征鎮；後來引申指征鎮統領的地方。因此，《黃鶴樓集》是很有來歷的異文。
“當時買林恣搜索，典卻身上烏貂裘”，《方輿勝覽》《唐文粹》《竹莊詩話》跟《黃鶴樓集》相同，《文苑英華》《全唐詩》“林”作“材”。依《文苑英華》《全唐詩》，“買材”指采買做笛子的好竹材。依《黃鶴樓集》等，“買林”指買下竹林，好從中選取做笛子的好竹材。宋韓維《答公懿以屢遊薛園見詒》：“買林接婆娑，鑿澗分瀲灩。”蘇籀《與可墨竹二十韻》：“買林自虧蔽，折檻縈叢攢。”蘇泂《奉謝唐子耆及兩馮君載酒寵臨借屋》：“食飲所不忘，歸焉買林丘。”元王惲《野春亭》：“韋杜城南尺五天，千金不惜買林泉。”“恣搜索”指任憑搜索竹材。如果采用《黃鶴樓集》的異文，更能表現武昌老人愛笛的情狀，而且“買林”比較生僻，改成“買材”的可能性很大。
“如今老去興猶遲，音韻高低耳不知”，《文苑英華》《詩話總龜》《竹莊詩話》“興”作“語”。《全唐詩》“猶”作“尤”，“興”作“語”，注：“一作‘興猶’。”《古今事文類聚》《方輿勝覽》《唐詩品彙》《山堂肆考》《劉賓客文集》《唐文粹》跟《黃鶴樓集》相同。興猶遲，指興趣仍然長久保留，“遲”指長久。如果作“語尤遲”，則是指說話更加遲緩，暗含武昌老人原來說話就不太利索。作“興猶遲”好一些，這首詩本來是談武昌老人酷愛竹笛，“語尤遲”與此關係不大。當然是《黃鶴樓集》更好，保留原文的可能性很大。
“氣力已無心尚切，時時一曲夢中吹”，《文苑英華》《詩話總龜前集》《竹莊詩話》《劉賓客文集》《方輿勝覽》《唐詩品彙》《全唐詩》“無”作“微”，“切”作“在”。按照《黃鶴樓集》異文，“氣力已無”有誇飾色彩，用以襯托武昌老人酷愛吹笛；“心尚切”的“切”指急迫，比“心尚在”更能表現武昌老人酷愛吹笛之老而彌篤。因此，無論是從異文的來源還是從内容表達方面講，我們不能據其他古籍所引多相同，跟《黃鶴樓集》有不同，就說《黃鶴樓集》是編者的改動，《黃鶴樓集》有它的來源，其異文值得重視，可能更符合原詩。
4，卷上“五言律”收王貞白詩《曉泊漢陽渡》，“貞”作“真”。“貞、禎”同音，這是避宋仁宗趙禎諱而改，說明編者收錄王貞白的詩，用的是宋代的本子。
“雲向蒼梧去，水從嶓冢來”，《文苑英華》《全唐詩》《唐詩品彙》《石倉歷代詩選》“向”作“自”；《方輿勝覽》作“向”，同於《黃鶴樓集》。蒼梧郡在南，漢陽渡在北。如果原文是“雲向蒼梧去”，那麽“向”指朝着；作“雲自蒼梧去”，“自”也當指朝着，或類似的字義。“自”沒有“朝着”之類的意義，原作應作“向”。
《全唐詩》《全宋詞》中，“介詞‘自’+地名或方位名+‘去’”者，“自”後面的地名或方位名都是起點，不是終點。唐劉長卿《上湖田館南樓憶朱宴》：“風波自此去，桂水空離憂。”李華《仙遊寺》：“靈溪自茲去,紆直互紛糾。”崔曙《早發交崖山還太室作》：“吾亦自茲去，北山歸草堂。”李白《送友人》：“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杜甫《曉發公安》：“舟楫眇然自此去，江湖遠適無前期。”靈澈《奉和郎中題仙巖瀑布十四韻》：“軒皇自茲去，喬木空依然。”周賀《旅懷》：“何年自此去，舊國復爲鄰。”李群玉《湘陰江亭卻寄友人》：“煙波自此扁舟去，小酌文園杳未期。”賈島《夕思》：“會自東浮去,將何欲致君。”杜荀鶴《亂後旅中遇友人》：“不如自此同歸去，帆掛秋風一信程。”許裳《送省玄上人歸江東》：“瓶盂自此去,應不更還秦。”宋黃裳《神宗皇帝挽辭》之五“忽自明庭去，風高帝所寒。”周紫芝《次韻次卿林下行歌》之七：“扁（piān）舟定自桃源去，斜日紅飛兩岸花。”李曾伯《摸魚兒·送竇制幹赴漕趁班》：“看精淬龍泉，厚培鵬背，自此要津去。”
因此，王貞白此詩原文應作“向”，不是“自”。“向”大概是字形跟“自”相近；而且後文“水從嶓冢來”，與“雲向蒼梧去”對仗，“自、從”之間有同義關係，因此訛作“自”。《黃鶴樓集》可能采用了早期“向”沒有訛誤的本子，保留了原文“向”字，可校多個傳本之訛。
5，卷上“七言律”收了南唐盧郢詩《黃鶴樓》，《全唐詩續補遺》卷五據清陳夢雷輯、蔣廷錫重編的《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一一二五《武昌府部》，也收了此詩，但《全唐詩續補遺》抄錄時有錯訛。《黃鶴樓集》的“黃鶴何年去杳冥，高樓千載倚江城”，《全唐詩續補遺》“樓”作“城”，《古今圖書集成》“高城”也跟《黃鶴樓集》一樣，作“高樓”。這裡“城”當係誤抄，應寫作“樓”，不僅有更早的《黃鶴樓集》可證，而且“高樓”作“高城”，跟“江城”之“城”重復，整句話意思不通。黃鶴樓非“城”，《全唐詩續補遺》作“城”，顯爲抄寫之訛。
6，卷中“七言絕”收吕巖詩，原缺詩題，但《全唐詩》作《題黃鶴樓石照》。我們不知道《全唐詩》的這個詩題是後人加上的，還是原來就有的，而且還不能確定此詩是否吕巖所作。《黃鶴樓集》沒有詩題，應該反映了原作沒有詩題，《全唐詩》詩題是後人所加。
據宋張栻《南軒集》卷十八《黃鶴樓說》：“樓旁有石照亭，不知何妄男子題詩窗間，遽相傳曰：‘此唐仙人吕洞賓所書也。’文人才士又爲之誇大其事……嗟乎！寧有是理哉？甚矣，世俗之好怪也！”吴曾《能改齋漫錄》卷十八《神仙鬼怪》“吕先生字元圭”條：“世所傳吕先生詩：‘黃鶴樓邊吹笛時，白蘋紅蓼對江湄。衷情欲訴誰能會，惟有清風明月知。’此吕先生非洞賓，乃名元圭者也。其詩元題於石照亭窗上，仍記歲月云：‘乙丑七月二十六日’，當元豐間。喻陟爲湖北提刑，題詩其後云：‘黃鶴樓邊橫笛吹，石亭窗上更題詩。世人不識還歸去，江水雲山空渺彌。’或曰：‘元圭，乃先生之別字也。’”石照亭北宋見諸記錄，在黃鶴樓下的西邊山崖處，此處有一塊石頭，朝江的一面像鏡子，陽光照在上面，閃閃發光。宋王鞏《聞見近錄》：“鄂州黃鶴樓下有石，光徹，名曰石照。其右巨石，世傳以爲仙人洞也。” 所以，《題黃鶴樓石照》的作者早先有人說是宋代吕元圭，題目很可能是後人自擬的。《黃鶴樓集》沒有詩題，但冠以作者名“吕巖”，反映了過渡階段的處理意見。《全唐詩》將此詩收進去，是有疑問的。
《黃鶴樓集》的原文跟這裡面文字不一樣，《全唐詩》“無人”作“誰能”，“只有”作“惟有”。現在難以斷定原文作什麽。
7，卷中“記”收唐閻伯理《黃鶴樓記》：“洲城西南隅，有黃鶴樓者。《圖經》云：‘費祎登仙，嘗駕黃鶴返憩於此，遂以名樓。’事列《神仙》之傳，跡存《述異》之志。觀其聳構巍峨，高標巃嵸，上倚河漢，下臨江流；重檐翼舒，四闥霞敞；坐窺井邑，俯拍雲煙，亦荊吴形勝之最也。何必瀨鄉九柱、東陽八詠，乃可賞觀時物、會集靈仙者哉。刺使兼侍御史、淮西租庸使、荊嶽沔等州都團練使，河南穆公，下車而亂繩皆理，發號而庶政其凝。或逶迤退公，或登車送遠，遊必於是，宴必於是。極長沙之浩，見眾山之累。王室載懷，思仲宣之能賦；仙蹤可揖，嘉叔偉之芳塵。乃喟然曰：‘黃鶴來時，歌城郭之並是；浮雲一去，惜人世之俱非。’有命抽毫，紀茲貞石。時皇唐永泰元年，歲次大荒落，月孟夏，日庚寅也。”
此文駢散相間，多有駢偶，可以算一篇駢文。《全唐文》與《黃鶴樓集》所收有不小差別：
（1）卷中“記”收唐閻伯理《黃鶴樓記》，《全唐文》“理”作“瑾”。“理”和“瑾”字形比較相近，原文應以《黃鶴樓集》的“閻伯理”爲是。宋祝穆《方輿勝覽》卷二十八、李廷忠《橘山四六》卷十五、明陳耀文《天中記》卷五十八、清黃宗羲《明文海》卷三百六十二、王琦《李太白詩集注》注李白《醉後答丁十八以詩譏予搥碎黃鶴樓》均作“閻伯理”。誤作“瑾”，可能始於宋趙明誠《金石錄》卷七，清倪濤《六藝之一錄》承之。
（2）《方輿勝覽》《全唐文》“洲”作“州”。這是用字的區別，指唐朝的鄂州城，後來的武昌城。作“州”符合習慣。
（3）“舒”，《全唐文》作“館”。有人以爲應據《全唐文》作“館”，並釋“翼館”爲黄鶴樓左右的房舍，則“翼館”只能是一個名詞性成分，不是寫黃鶴樓本身。這是不正確的。“重檐翼舒，四闥霞敞”前後都是四字駢偶，“重檐”和“四闥”對仗，作四字格的大主語；“霞敞”和“翼館”對仗，“霞敞”只能是主謂結構，指雲霞很開朗，不能做別的解釋，那麽應作“翼舒”，“翼舒”也是主謂結構，指屋檐那裡的飛檐很舒展。“霞、翼”相對，都是名詞；“舒、敞”相對，是同義詞，都是謂詞。“舒”如果寫作“館”，不但上下文意思講不通，而且不符合上下文的對仗要求。“舒”可能跟“館”寫得比較相近，於是訛作“館”了。只有按照《黃鶴樓集》所錄作“舒”，才能使上下文文從字順。《方輿勝覽》卷二十八也寫作“舒”，不作“館”。因此，《黃鶴樓集》必有能校《全唐文》訛文之效。
（4）“荊嶽沔等州”《全唐文》《方輿勝覽》“荊”作“鄂”，很難斷定孰是孰非。如果是寫作“荊”，那就是作者有意將“鄂”改作“荊”，一般是說“鄂嶽沔”。
（5）“河南穆公”《方輿勝覽》《全唐文》作“河南穆公名寧”，多出“名寧”二字，“名寧”二字可能是後人加上去的注釋性的話，指穆寧，穆寧《舊唐書》《新唐書》均有傳。
（6）“或登車送遠，遊必於是，宴必於是”，《全唐文》作“或登車遠遊，必於是”，則“必於是”是一個散句。“或逶迤退公，或登車送遠，遊必於是，宴必於是”，如果依《全唐文》，“退公”動賓結構，“遠遊”狀中結構，對起來不嚴整，而且“必於是”成了散句。雖說在這篇《記》中，用一個散句也可以，但是按照《黃鶴樓集》的文字，“或逶迤退公，或登車送遠”相駢偶，“遊必於是，宴必於是”相駢偶。再看這幾句的前後文，也都是講究駢偶的。因此，《黃鶴樓集》所收的《黃鶴樓記》更符合上下文的都用駢句的語脈。考慮到《黃鶴樓集》所收《黃鶴樓記》能在多處有糾正《全唐文》之效，更接近原作，而且《方輿勝覽》所引同於《黃鶴樓集》，因此可以說《黃鶴樓集》更好地保留了原文，《全唐文》實有脫文。
（7）“極長沙之浩，見眾山之累”《方輿勝覽》《全唐文》作“極長川之浩浩，見眾山之累累”。這裡很難斷言孰是孰非，可能作重言更符合一般用詞習慣。
（8）“乃喟然曰”《方輿勝覽》《全唐文》作“乃喟然嘆曰”。這裡也很難斷言孰是孰非，但原文有“嘆”的可能性大一些。
8，卷下《黃鶴樓集補》“七言絕”收杜牧詩《寄牛相公》，其中“六年仁政謳歌去，柳遶春堤處處聞”《全唐詩》同，《樊川詩集》“遶”作“遠”。應該作“遶”，“遶”形近而訛爲“遠”。如果作“遠”，那麽“柳遠春堤”不是指柳樹在春堤之上，而是指遠離春堤。“遠+表示處所的詞語”不能理解爲在某地延伸得很遠。這樣看來，作“遠”是不確的，“遠”應作“遶”。
這些材料，應能體現出《黃鶴樓集》在校勘上的重要價值：能幫助校勘古書。由於《黃鶴樓集》原封不動地保留了明朝萬曆以前部分古詩文原貌，其中一些詩文在今天其他傳世古書中或多或少跟它的文字和語句，有時候是詩題、作者等其他方面的信息不同。這些不同的地方，有一些是《黃鶴樓集》保留了詩文原作的面貌，有些不是。只要有效利用《黃鶴樓集》，就能幫助我們恢復有些古詩文的原貌。
（二） 可據今某些重要詩文傳本校改《黃鶴樓集》之訛誤者
毋庸諱言，《黃鶴樓集》也有一些錯訛。《黃鶴樓集》跟今傳古籍所題詩文有異文，他書可以改正《黃鶴樓集》的一些錯訛，彌補《黃鶴樓集》之不足。
1，卷上“五言古”收李白詩，詩題《望黃鶴樓》，《李太白集》同；《李太白全集》“樓”作“山”，注：“蕭本作‘樓’，誤。”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二十八《辯證類》“黃鶴樓”條：“嘗言李白因崔灝題黃鶴樓詩既工，遂有恨不捶碎之說，故不再題而去，遂題鳳凰臺以擬之。今集中以有《望黃鶴樓》古詩一首，意前聞訛矣。然細讀之，乃是題黃鶴山者，樓固因山而得名，不應無一句到樓字上，此必刊題之訛。不然，何有‘崔灝題詩在上頭’之句耶？”就詩的内容看，當作“山”，整首詩是望黃鶴山。因爲黃鶴樓名氣遠大於黃鶴山，於是後人誤寫爲“樓”字，不合李白原意。
2，卷上“七言古”收李白《江夏贈韋南陵冰》，“君爲張掖近酒泉，我竄二巴九千里”，《錦繡萬花谷》《李太白全集》、《全唐詩》揚州詩局本作“三巴”，《黃鶴樓集》“三”訛作“二”，這可能是刻印時的失誤。《全唐詩》中華書局點校本“巴”訛作“色”，當由形近而訛。三巴，是古地名，不可能寫作“二巴”。
“玉簫金管喧四筵，苦心不得申一句”，《全唐詩》《古今圖書集成》《李太白詩集注》《李太白集注》“一”作“長”，《李太白集注》注：“一作‘一’。”《李太白文集》作“一”，注：“一作‘長’。”《黃鶴樓集》正是作“一”。當以作“長”爲是。長句，七言古詩。
“昨日繡衣傾淥尊”，“淥”《全唐詩》《李太白集》作“綠”。當以“綠尊”爲是，這由其他一些近體詩的對仗可以看出來。唐杜甫《九日五首》之四：“爲客裁烏帽，從兒具綠尊。”《奉陪鄭駙馬韋曲二首》之一：“綠尊雖盡日，白髪好禁春。”唐扶《使南海道長沙，題道林嶽麓寺》：“遲回雖得上白舫，羈泄不敢言綠尊。”裴夷直《席上夜別張主簿》：“紅燭剪還明，綠尊添又滿。”宋陸游《對酒》：“綠尊有味能消日，白髪無情不貸人。”《和范待制秋興》：“名姓已甘黃紙外，光陰全付綠尊中。”元釋了慧《春日田園雜興》：“倦眠芳草閑黃犢，靜對幽花倒綠尊。”丁復《送周士德還北》：“綠尊空盡客當發，白門惜別花無言。”可見“綠尊”成詞，“淥”應是“綠”形近而訛。
“賴遇南平豁方寸，復兼王子持清論”，《全唐詩》《李太白集》等“王”均作“夫”。這首詩是寫給好友韋冰的，韋冰擔任南陵縣令，他不是王子。“王”應是“夫”形近而訛。
“不然鳴笳按鼓戲滄流，呼取江南兒女歌棹謳”，《全唐詩》《李太白集》等“兒女”均作“女兒”。原文可能作“女兒”，金李汾《古月一篇爲裕之賦》：“憶昔放逐江南州，金陵女兒歌棹謳。”這是化用李白詩，作“女兒”。
3，卷上“五言律”收李白詩，詩題《送元公歸鄂渚》，《全唐詩》《孟浩然集》《石倉歷代詩選》作“送元公之鄂渚,尋觀主張驂鸞”，以爲是孟浩然詩作，當以《全唐詩》等爲是，《黃鶴樓集》作李白詩，有誤。
“桃花春水漲，之子思乘流”，《全唐詩》《石倉歷代詩選》《孟浩然集》“思”作“忽”。這是一首五言律詩，“思”應作“忽”，不然就成了三平調，不合律。
“峴首臨蛟浦，江邊問鶴樓”，“臨”《孟浩然集》《全唐詩》作“辭”，《全唐詩》原注：“一作‘下離’”，《石倉歷代詩選》正是作“峴下離蛟浦”；“邊”《孟浩然集》《全唐詩》作“中”，《全唐詩》注：“一作‘邊’”。《黃鶴樓集》提供了新的異文。“蛟浦”，指潛藏着傳說中蛟龍的江海邊人煙輻輳之處，這裡指峴山下漢水的渡口。唐楊炯《大唐益州大都督府新都縣學先聖廟堂碑文》：“龜城藹藹，煥繁霞於百尺之樓；蛟浦澄澄，洗明月於千秋之水。”崔湜（shí）《襄陽作》：“蛟浦菱荷凈，漁舟橘柚香。”沈佺期《少遊荊湘因有是題》：“峴北焚蛟浦，巴東射雉田。”段公路《禱孟公祝詞》：“對蛟浦而烹牢，當鹿床而命爵。”宋釋惠崇《送遷客》：“浪經蛟浦闊，出入鬼門寒。”因此，原文作“臨、辭、離”，都能講通上下文。
“應是神仙輩，相期汗漫遊”，《全唐詩》“輩”作“子”，注：“一作‘輩’。”《孟浩然集》同於《黃鶴樓集》。作“輩、子”都有來歷。
4，卷上“七言律”收白居易詩，詩題《赴黃鶴樓崔侍御宴》，《全唐詩》作“盧侍御與崔評事爲予於黃鶴樓置宴，宴罷同望”，《白香山集》同，只是“置”作“致”。《黃鶴樓集》當爲後人所改。兩處所作詩題内容不一樣，據《黃鶴樓集》，是崔侍御設宴；據其他幾部書，姓崔的是評事，姓盧的是侍御，是兩人一起設宴。詩中内容沒有涉及是誰設宴，因此其他幾本書詩題的信息不可能是後人根據此詩内容修改出來的，而是保留了白居易詩的原貌；《黃鶴樓集》應是後人抄錄時做的改動，不是原貌，所改不符合白居易原意。
“江邊黃鶴古時樓，勞致華筵待我遊”。《全唐詩》“致”作“置”，古書“置宴”和“致宴”都有用例，因此無法斷定白居易原作爲何。“盡是平生未行處，醉來堪賞醒堪愁”，《全唐詩》《白居易集》“盡”作“總”，也都有來歷，無法取舍。
5，卷中“七言絕”收李白詩，詩題作《聽黃鶴樓吹笛》，《文苑英華》《李白詩全集》《李太白集》《萬首唐人絕句》《山堂肆考》《古今詩刪》《古詩鏡》《唐詩品彙》《湖廣通志》《石倉歷代詩選》《全唐詩》等作“與史郎中欽（一作‘飲’）聽黃鶴樓上吹笛”。《全唐詩》多“與史郎中欽”諸字，這是《黃鶴樓集》的詩題沒有的信息，很難說是後人添加的，當是保留了原貌。
6，卷中“雜體”收顧況詩《黃鶴樓歌送獨孤助》，“故人西去黃鶴樓，西江之水上天流，黃鶴杳杳江悠悠。黃鶴徘徊故人離，別壺酒盡清弦絕。綠嶼沒餘煙，白沙連夜月”，連同詩題的四個“鶴”，《華陽集》《文苑英華》《全唐詩》均作“鵠”。“黃鶴樓”的叫名後代常見，“黃鵠樓”不常見。因此，後人改“黃鵠樓”爲“黃鶴樓”的可能性是有的，改“黃鶴樓”爲“黃鵠樓”的可能性幾乎是沒有的。因此，《全唐詩》當保存原文，《黃鶴樓集》反映了後人有改動。
“黃鶴徘徊故人離，別壺酒盡清弦絕”，“離”《華陽集》《全唐詩》作“別”，《文苑英華》跟《黃鶴樓集》相同。《黃鶴樓集》的“離”和“別”應互易位置。如果這樣，那麽這首詩除了“綠嶼沒餘煙”，其他各句都是句句用韻，“別、絕、月”相押，而且“黃鶴徘徊故人別，別壺酒盡清弦絕”用了兩個“別”，采用了頂針的修辭手法；寫作“離”，“黃鶴徘徊故人離”就不能跟後面押韻，頂針的修辭手法也沒有了。因此，《黃鶴樓集》可能是因爲“離、別”同義而作的改動。
“弦”《華陽集》《文苑英華》《全唐詩》作“絲”，整句作“離壺酒盡清絲絕”，可能應以這幾部書爲準，《黃鶴樓集》是後人的改動，不過很難論定。
“夜”《華陽集》《文苑英華》《全唐詩》作“曉”。當作“曉”，是指顧況一大早爲獨孤助送別。“離壺酒盡清弦絕”是說，頭天晚上喝分別的酒時將酒都喝完了，因爲天色晚，黃鶴樓上的音樂活動早已停止。“綠嶼沒餘煙”是指鸚鵡洲籠罩在夜霧當中了；“白沙連夜月”是說，送行時，天色尚早，江邊的白沙和殘留的月光連成一片。如果作“夜”，那就是深夜送獨孤助乘船遠行，這種可能性不大，不太符合常情。
7，卷中“雜體”收孟郊詩《送王九遊江左》，據《孟浩然集》《全唐詩》，作者是孟浩然，可能是《黃鶴樓集》編者臨時誤置。詩題《古詩鏡》《全唐詩》作“鸚鵡洲送王九之江左”，《全唐詩》注“之”：“一作‘遊’。”《孟浩然集》作“鸚鵡洲送王九遊江左”。《古詩鏡》《全唐詩》多“鸚鵡洲”諸字，當以《古詩鏡》《全唐詩》爲是。
“昔登江上黃鶴樓，遙愛江邊鸚武洲。洲勢逶迤繞碧流，鴛鴦鸂鶒滿沙頭。沙頭日落沙磧長，金沙耀耀動飆光。舟中牽錦纜，兒女結羅裳。月明全見蘆花白，風起遙聞杜若香。君行采采莫相忘。”其中“邊”《全唐詩》作“中”；“洲勢逶迤繞碧流，鴛鴦鸂鶒滿沙頭”，《全唐詩》“沙”作“灘”，注：“一作‘沙’”；“沙頭日落沙磧長，金沙耀耀動飆光”，《全唐詩》“沙”作“灘”，注：“一作‘沙’”，“耀耀”作“熠熠”，注：“一作‘耀耀’”。這些目前無法斷定孰爲原作，孰爲後人所改，孰優孰劣。
“舟中牽錦纜，兒女結羅裳”，《全唐詩》“中”作“人”，“兒女”作“浣女”。這兩句有意對仗，“中”當作“人”，“兒女”當作“浣女”。
可見《黃鶴樓集》有一些錯訛，可以利用其他的別集、總集等，根據語言文字學、文獻學的知識校訂出來。假定我們要校訂《黃鶴樓集》中的這些錯訛，最好是在校訂的文字中加以說明，不要徑直改動《黃鶴樓集》正文。
（三） 《黃鶴樓集》與其他傳本有異文而難定孰爲原本之舊者
《黃鶴樓集》跟今傳古籍所題詩文有異文，但很多異文我們今天無法確定孰是孰非，《黃鶴樓集》提供了古書的異文，顯得可貴。有的異文只是古人同一個詞的用字之異，對此不能根據今人的用字規範說古代某個異文是訛字，例如《黃鶴樓集》卷上“五言律”收王貞白詩《曉泊漢陽渡》，有“芳洲號鸚武，用記禰生才”，《全唐詩》“武”作“鵡”，有人說，將“鸚鵡”寫作“鸚武”，是錯誤的。但古書中，將“鸚鵡”寫作“鸚武”者甚多，因此，《黃鶴樓集》也可以寫作“鸚武”，這沒有錯訛。
有的異文不是用字的不同，而是用了不同的詞，這不同的用詞，除了個別地方有可能是詩文原作者做的修改，因此有不同外，按道理，一般不會都是原作者的修改，更多的是後人所做的改動。由於時代久遠，今天沒有辦法斷定哪一個用詞是原作，哪一個是後人改動。也許有人會各持一端，找出一大堆理由表明原文應作什麽，但其實無法坐實。對此，除非我們有絕對把握做出取捨，否則不能強作解人。有人試圖按照某種異文在不同古籍中出現的多寡來定取捨，以爲出現得多的就保留了原文，這種做法並非處處管用。碰到這種情況，應該不要隨意改動各書原文，只是客觀注明有某某異文就可以了。
1，卷上“五言古”收鮑照詩《登黃鵠磯》，“木落江渡寒，雁橫風送秋”，“橫”今傳各書皆作“還”。“雁還”和“雁橫”都有根據。例如“雁橫”，唐顧況《小孤山》：“古廟楓林江水邊，寒鴉接飯雁橫天。”釋棲一《武昌懷古》：“蟬響夕陽風滿樹，雁橫秋島雨漫天。”趙嘏《長安晚秋》：“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宋陸游《橫塘》：“農事漸興人滿野，霜寒初重雁橫空。”吴錫疇《秋來》：“斜日半溪人喚渡，斷雲千里雁橫空。”《黃鶴樓集》保留了這個異文，很珍貴。
2，卷上“五言古”收李白詩，詩題“江上送友人”，《李太白全集》《全唐詩》《李太白集註》等“上”作“夏”。就詩的内容看，無法論定。“江上”可以指江邊，不一定都是指江水之上。唐于良史也有“江上送友人”詩，張喬有“江上送友人南遊”詩，都是在江邊爲友人送行。“上”有“側畔”義，上古已然，《論語·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其中“川上”即水流邊。唐錢起《省試湘靈鼓瑟》：“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宋司馬槱《黃金縷》：“家在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年華度。”因此，《黃鶴樓集》作“江上”，有它的來歷。如果《黃鶴樓集》編者所見作“江上送友人”，那麽他就不會將此詩收進《黃鶴樓集》。
3，卷上“五言古”收王維詩《送康太守》，“城下滄江水，高高黃鶴樓”，《王右丞集》《全唐詩》《古今圖書集成》“高高”均作“江邊”，“江邊”跟“城下”可以對仗。但五言古詩不一定要對仗，因此《黃鶴樓集》作“高高”，也有它的來歷，我們無法斷定原文應該是“江邊”還是“高高”。
4，卷上“五言古”收沈如筠詩，詩題作《望黃鶴山張君》，《文苑英華》《唐詩品彙》《全唐詩》均作“寄張征古”。兩處提供的信息不一致。原詩《黃鶴樓集》作：“寂歷遠山意，微杳半空碧。綠蘿無春冬，彩煙照朝夕。張子海内奇，文爲巖廊客。聖君多夢想，安得老松石。”從詩的内容看，無法知道是寫黃鶴山。《黃鶴樓集》的編者之所以收入集子中，一定是他們所見的詩題作“望黃鶴山張君”，而根據今所見《文苑英華》《唐詩品彙》《全唐詩》諸古籍，則沒有黃鶴樓的信息；但是它們將《黃鶴樓集》的“張君”坐實爲“張征古”，這又是《黃鶴樓集》所沒有的信息。根據這些材料，無法斷定沈如筠詩原題爲何。
此詩異文不少，表明多經後人改動，非沈詩之舊。開頭兩句“寂歷遠山意，微杳半空碧”，“杳”《全唐詩》作“冥”；“綠蘿無春冬，彩煙照朝夕”，“春冬”《全唐詩》作“冬春”，“彩煙照”《全唐詩》作“彩雲竟”；“文爲巖廊客”《全唐詩》作“久爲巖中客”；“聖君多夢想”《全唐詩》作“聖君當夢想”，注：“一作‘勞’。”都各有所據，難以判斷哪種異文是沈詩之舊。即如“文爲巖廊客”，“巖廊”借指朝廷，句意是說，張君的文在經世濟用的文字中都是上乘的，足以躋身朝廷賢達。難以斷定“文爲巖廊客”是“久爲巖中客”之改動，或者相反。
5，卷上“七言古”收李白《江夏贈韋南陵冰》，跟《全唐詩》所收有些不同。“天地再造法令寬，夜郎遷客帶霜寒”，《全唐詩》《李太白集》“造”作“新”，《錦繡萬花谷》《方輿勝覽》跟《黃鶴樓集》同。作“造”字唐代已有例子，釋德宣《隋司徒陳公舍宅造寺碑》：“洎我大唐之有天下也，日月懸而天地再造，歷數在而車書一統。”所以原詩作“造”還是“新”，無法斷定。
“赤壁爭雄如夢裏，且須歌舞寬離愁”，《全唐詩》《李太白集》《古今圖書集成》《唐詩品彙》等“愁”均作“憂”。“離愁”和“離憂”古書中都多次出現，“愁、憂”都能押韻，無法斷定原來是作“愁”還是“憂”。
6，卷上“五言律”收宋之問詩，詩題《漢口宴別》，《文苑英華》《全唐詩》《古詩鏡》《石倉歷代詩選》《古儷府》均作“漢江宴別”。如果《黃鶴樓集》編者所見作“漢江宴別”，那麽他將此詩收入《黃鶴樓集》，就很勉強。他在編寫時，所見的古籍一定是作“漢口宴別”。南北朝已有“漢口”的說法，《北史·陸法和傳》：“及魏舉兵，法和自郢入漢口，將赴江陵。”李白《贈漢陽輔錄事二首》之二：“漢口雙魚白錦鱗，令傳尺素報情人。”因此，原題作“漢口宴別”的可能性很大。
“水廣不分天，舟移杳若仙”，《文苑英華》《初學記》《識小錄》《全唐詩》《古詩鏡》《石倉歷代詩選》《古儷府》《宋之問集》“水”均作“漢”。但是這都不能證明《黃鶴樓集》作“水”是後人改動的。周履靖《錦箋記》第二十一出《泛月》：“水廣不分天，舟行杳若仙。遊縱不可極，遺恨此山川。”顯然是化用宋之問詩而來，作“水廣”。
“清江浮暖日，黃鶴弄晴煙”，《初學記》《文苑英華》《全唐詩》《古詩鏡》《石倉歷代詩選》《古儷府》作“秋虹映晚日，江鶴弄晴煙”，“黃”《全唐詩》作“江”，注“秋”：“一作‘林’”。就對仗看，可能《黃鶴樓集》爲優，“清”諧音“青”，跟“黃”對仗，是顏色對。有人從詩作意境上說“江鶴弄晴煙”比“秋虹映晚日”好，清賀裳《載酒園詩話》卷一“一聯工力不均”：“宋延清初唐名家，然如‘秋虹映晚日’，固不及下句‘江鶴弄晴煙’之妙。”但《黃鶴樓集》保留了另外的異文，跟其他古籍展現的意境不一樣。
“積水移冠蓋，搖風逐管弦”，“移”《全唐詩》作“浮”；“搖”，《古儷府》同，《全唐詩》《古詩鏡》《石倉歷代詩選》作“遙”。《黃鶴樓集》用“移”不用“浮”，前面已出現“浮”字，所以不可能再用“浮”。“搖風”和“遙風”古籍都有，無法斷定原詩是作“搖”還是“搖”。
“嬉遊不知極，留恨此長川”，《文苑英華》《初學記》《全唐詩》《古儷府》《古詩鏡》《石倉歷代詩選》“知”都作“可”，“長”都作“山”。“知”改作“可”也符合五言律詩的格律。這也無法判斷原詩爲何，但是《黃鶴樓集》提供了異文。
7，卷上“五言律”收孟浩然詩，詩題《溯江過》，《全唐詩》作“溯江至武昌”，無法斷定其原文爲何。原詩是：
家本洞湖上，歲時歸思催。客心徒欲速，江路共邅回。殘凍因風解，新芳度臘開。行看武昌柳，仿佛映樓臺。
“家本洞庭上，歲時歸思催”，《孟浩然集》同於《黃鶴樓集》。《全唐詩》“庭”作“湖”，注：“一作‘庭’。”作“洞庭”，意思是廣闊的庭院。《莊子·天運》：“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成玄英疏：“洞庭之野，天池之間，非太湖之洞庭也。”三國魏曹植《七啟》：“爾乃御文軒，臨洞庭。”宋蘇軾《坤成節集英殿教坊詞·教坊致語》：“洞庭九奏，始識《咸池》之音；靈嶽三呼，共獻後天之祝。”孟浩然是湖北襄陽人，他說“家本洞庭上”是指自己四處漂泊，以四海爲家，所以後文說“歲時歸思催”。因此，原文作“洞庭”沒有任何問題。有人以爲“洞庭”只能做“洞庭湖”講，從而斷定“庭”是“湖”之訛，這是有問題的，是將“洞庭”理解爲洞庭湖，這就有偏狹了。事實上，作“洞庭”和作“洞湖”都有根據，考慮到“洞庭”作“廣闊的庭院”講比較生，可能原作爲“洞庭”，後人改爲“洞湖”的可能性更大。
“客心徒欲速，江路共邅回”，《孟浩然集》《石倉歷代詩選》《全唐詩》“共”作“苦”，都有來歷。
“殘凍因風解，新芳度臘開”，《全唐詩》“芳”作“正”，“度”下注：“一作‘梅變’”，《孟浩然集》作“新梅變臘開”。這裡“正”是平聲，不同的異文都符合唐代語言、詩歌格律以及作品思想内容，無法判斷原詩爲何。
8，卷上“七言律”收白居易《上江夏主人》詩，《白居易集》《白氏長慶集》《白香山詩集》《全唐詩》詩題均作“行次夏口，先寄李大夫”。《黃鶴樓集》和後面幾部書所錄詩題都有不同的信息，當各有來歷。
“連山斷處大江流，紅旆逶迤鎮上游。幕下翺翔秦御史，軍前奔走漢諸侯。曾陪劍履升鸞殿，每謁旌幢入鶴樓。假著緋袍君莫笑，恩深方得向忠州”，《全唐詩》“每”作“欲”，《白居易集》《全唐詩》“方”作“始”。這些也都各有來歷，無法斷定原作爲何。
9，卷上“七言律”收羅隱詩，詩題《黃鶴驛寓題》，《全唐詩》、四部叢刊《甲乙集》同，《全唐詩》注“寓”：“一作‘偶’。”中華書局83年版《羅隱集》據清張瓚瑞榴堂本《羅昭諫集》改爲“偶”。原詩題爲何，很難斷定。
“驛雲芳草繞籬邊，勿向東流倚少年”，《羅隱集》《全唐詩》作“野雲芳草繞離鞭，敢對青樓倚少年”，“驛”作“野”，難定孰爲詩作原文。張本《羅昭諫集》“離鞭”作“籬邊”。《佩文韻府》下平聲一先韻“鞭”字下，收有“離鞭”一詞，舉例正好是羅隱此詩。籬邊，比較好懂。離鞭，則是用典，字面指離別上馬時所持皮鞭，借指仕途失意而又即將離開故人的士子。據說春秋時甯戚曾用牛鞭擊撻牛角，希望引起齊桓公注意，得到重用。《淮南子·道應訓》：“甯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逹，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眾，甯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南唐湯悅《詠臥牛》：“曾遭甯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將“離鞭”改爲“籬邊”容易解釋，反過來就不好解釋，“離鞭”之典比較生，所以《羅隱集》《全唐詩》可能保留了原貌。“勿向東流”《羅隱集》《全唐詩》作“敢對青樓”，相差甚遠。“倚少年”指仰仗着年輕，作“敢對青樓倚少年”意思是面對着豪華的樓房，我豈敢自恃年輕而不想去出仕呢；作“勿向東流倚少年”意思是面對着豪華的樓房，我不要自恃年輕而向東漂泊。羅隱是浙江富陽人，所以這樣說。無法斷定原詩是作“勿向東流”還是作“敢對青樓”。
“秋色未催榆塞雁，客心先下洞庭船”，《全唐詩》“未”下注：“一作‘來’”，《甲乙集》作“來催”，按：作“未”是，跟“先”對仗。“客”《全唐詩》《羅隱集》作“人”，難定原詩爲何。“高歌酒市非狂者，大爵屠門亦偶然”，《羅隱集》《全唐詩》“爵”作“嚼”，當爲“嚼”。“車馬同歸莫同恨，昔人頭白盡林泉”，《羅昭諫集》《全唐詩》“昔”作“古”，都有來歷。
10，卷中“五言排律”收李白詩《送儲邕之武昌》：“黃鶴西樓月，長江萬里情。春風三十度，空憶武昌城。送爾難爲別，銜杯惜未傾。湖連張樂地，山逐泛舟行。諾謂楚人重，詩傳謝脁清。滄浪吾有意，寄入棹歌聲”，“意”《詩人玉屑》《鞏溪詩話》《詩話總龜》《李太白詩集》《李太白文集》《全唐詩》《唐宋詩醇》等均作“曲”，“寄入”《詩人玉屑》《鞏溪詩話》《詩話總龜》作“相子”。金代李汾《雲溪曉汎圖》有“滄浪吾有約，寄謝同盟鷗”，顯然化用了李白的詩，“意”或“曲”的位置上作“約”。這些不同之處難定孰爲原作，孰爲後人所改。
11，卷中“七言絕”收李白詩，詩題後可能在刻印時漏掉了作者“李白”二字。詩題作《送孟浩然之廣陵》，《唐人萬首絕句選》《方輿勝覽》《唐文粹》同之。《李太白集》《湖廣通志》《古今詩刪》《古詩鏡》《石倉歷代詩選》《古今圖書集成》《全唐詩》《唐宋詩醇》《唐詩品彙》等作“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由於詩中有“故人西辭黃鶴樓”之句，因此詩題中即使不出現“黃鶴樓”三字，也可知道是在黃鶴樓那裏餞行，原詩題有無“黃鶴樓”三字，很難斷定。
12，卷中“七言絕”收李群玉詩，詩題作《黃鶴樓》，《文苑英華》《唐人萬首絕句選》《李群玉詩集》《湖廣通志》《全唐詩》作“漢陽太白樓”。據詩作内容“江上層樓灝氣間，滿簾春景見群山。青嵐綠水將愁去，深入吴雲遂不還”，這是寫長江，但是黃鶴樓在長江邊，如果當時漢陽有太白樓，也一定在長江邊，可惜無可考。所以原詩題作什麽，很難斷定，《黃鶴樓集》既然作“黃鶴樓”，收入《黃鶴樓集》，應該有編者的依據。
“江上花樓灝氣間，滿簾春景見群山”，《全唐詩》“花樓”作“層樓”，“層”下注：“一作‘晴’”，“灝氣”作“翠靄”，“春景”作“春水”，“滿群山”作“滿窗山”，這大多很難斷定原文是什麽。不過，“灝氣”在唐宋時期應該指秋天彌漫於天地間之氣，跟後面的“春水”不協調，作“翠靄”更符合原文。作“灝氣”，應是後人所改。
“青嵐綠水將愁去，深入吴雲遂不還”《全唐詩》“青嵐”作“青楓”，“綠水”作“綠草”，“深入”作“遠入”，“遂”作“暝”。這也很難斷定原文爲何。
13，卷下《黃鶴樓集補》“五言古”收李白《江夏寄漢陽輔錄事》詩，“誰道此水廣，復如一匹練”，《全唐詩》《李白集》《李太白文集》《唐宋詩醇》等“復”均作“狹”。作“復”作“狹”都能講通，古書中“復如”之類的說法甚多，唐張說《新都南亭送郭元振盧崇道》：“長懷賞心愛，如玉復如珪。”王涯《閨人贈遠五首》之五：“洞房今夜月，如練復如霜。”謝偃《樂府新歌應教》：“青樓綺閣已含春，凝妝艷粉復如神。”蘇颋《夜發三泉》：“宛若銀磧橫，復如瑤臺結。”因此，我們無法將《黃鶴樓集》中的“復”坐實爲後人所改。“長籲結浮雲，埋沒顧榮扇”，“籲”《全唐詩》作“呼”，都有來歷。
“他日觀軍容，投壺接高晏”的“晏”，當爲“宴”之訛。“晏”，《全唐詩》《李太白全集》《李白詩集注》《白孔六帖》《石倉歷代詩選》等作“宴”。按：作“宴”是，可能是刻印時形近、音近而訛。此詩“練、縣、見、箭、眷、填、戰、遍、扇、宴”全是霰線二韻的字押韻，“晏”是諫韻字，唐詩先仙（舉平以賅上去。下同）二韻是一組，刪山二韻是一組，二組很少押韻。“投壺接高晏”作“高晏”講不通，“高晏”指樂曲的激越與舒緩；只有作“高宴”，取“盛大的宴會”義，才能講通。
14，卷下《黃鶴樓集補》“七言律”收武元衡詩《送田端公還鄂渚使府》，《石倉歷代詩選》《全唐詩》作“送田三端公還鄂州”，二者可互補。《全唐詩》的“三”顯然不可能是隨便能加上去的，一定有根據。
頸聯“清油幕裡人皆玉，黃鶴樓中月並鉤”，“清油”，《石倉歷代詩選》《全唐詩》作“青油”。有人以爲應校爲“青油”，作“清油”誤，可商。這兩句是對仗，如果是寫作“清”，就可以借對來解釋，“清”音同“青”，借爲“青”，跟“黃”對仗。嚴羽《滄浪詩話》有“借對”：“孟浩然‘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太白‘水舂雲母碓，風掃石楠花’，少陵‘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是也。”“楊”借爲“羊”，跟“雞”對仗；“楠”借爲“男”，跟“母”對仗，這是借音兼借義。“竹葉”指竹葉青，酒名，借爲竹子葉，跟“菊花”對仗，這是借義。“清油幕、青油幕”唐代都可以用，意思是一樣的。青油幕，青油塗飾的帳幕，《南史·蕭韶傳》：“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別榻，有自矜色。”唐裴度《竇七中丞見示初至夏口獻元戎詩，輒戲和之》：“出佐青油幕，來吟白雪篇。”也寫作“清油幕”，唐李端《送王副使還并州》：“想到清油幕，長謀出左車。”元鄭元祐《壽春官達郎中》：“清油幕下紫薇開，身總群綱擬上臺。”因此，“清油幕”不必看作“青油幕”之訛。
“皆”《全唐詩》作“如”，各有根據，很難判斷孰是孰非，都符合對仗要求。《全唐詩》作“青油幕裏人如玉，黃鶴樓中月并鉤”，按《全唐詩》，“如、并”同義，都是動詞，因爲“如”只能是動詞，作“如同”講，“并”跟“如”同義，也有動詞用法，指如同。宋蘇軾《次韻參寥同前》：“總是爛銀并白玉，不知奇貨有誰居。”明梁辰魚《攤破金字令·遇張月容於虎丘殿階》曲：“芳容并月,皎潔如明鏡。”可見原詩寫作“如”，文從字順。依《黃鶴樓集》，原詩作“清油幕裡人皆玉，黃鶴樓中月並鉤”，也文從字順，“皆、並”都是副詞，指都。“並”指都，《漢書·趙充國傳》：“虜並出絕轉道，卬以聞。”顏師古注：“並猶俱也。”晉陶潛《桃花源記》：“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
尾聯作“君去庾公應獨在，馳心千里大江流”，《全唐詩》作“君去庾公應借問，馳心千里大江流”，“獨在”作“借問”，這也很難定其是非。
15，卷下《黃鶴樓集補》“七言絕”收杜牧詩，詩題《夏口》，《樊川詩集》《全唐詩》均作“漢江”。原詩：“溶溶漾漾白鷗飛，綠凈春深好染衣。南去北來人自老，夕陽長送釣船歸。”從詩作内容看，無法斷定原作詩題是“夏口”還是“漢江”。《黃鶴樓集》既然爲“夏口”，並且收入本集，則編者所見詩題一定是“夏口”，而且詩作所寫的是長江和漢水交匯處的江景；如果是作“漢江”，那麽該詩一定不是寫長江的景色，而是寫漢江一帶的景色。現在無法對原作詩題是“夏口”還是“漢江”做出選擇。
這些材料，都有力表明，《黃鶴樓集》和其他古籍相關語句都經過改動。《黃鶴樓集》給我們提供了跟今天其他載有這些詩文的傳世古籍不一樣的異文形式，很珍貴。從理論上說，可能有個別異文是原詩文作者自己的改動，但是大部分應是後人的改動。
由於這些詩文經過了後人改動，我們無法斷定這些異文哪一個符合詩文原作，因此在利用它們研究歷代語言時，一定不能在沒有充分論證的前提下，匆忙將其中的一種異文形式當作原文，去探討當時的語言現象。
前人在研究一篇詩文時，常常從謀篇布局和措辭好不好的角度去做評價，進行鍳賞。如果他們感到一篇詩文遣詞用句采用另外一種表達可能更好，有時候就會去動手改原文，例如賀知章《回鄉偶書》、李白《將進酒》，都經過了後人改動。後人改動前人詩文，這似乎成爲一個傳統，唐宋以後成爲風氣。這些改動，有不少比原詩文更有趣味，這是導致有些古詩文有不同異文的一個重要方面，決不可忽視。因此，碰到某詩文有異文而又無法定某種異文形式是作品原文時，如果我們從詩文賞析的角度，選擇其中一種做出分析，說某處用某字、某詞怎麽好，這應該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如果我們是要分析原詩文作者用某字、某詞怎麽好，某詩文反映了原詩文作者什麽樣的思想感情及藝術表現手法，這就有問題了，因爲這個“某字、某詞”等不一定是詩文作者的原文。不少研究者常常以改動之後的作品代替原作，采取這樣的研究策略，去分析當時的語言現象，或者對原作進行文學欣賞，我認爲這是不太合適的。從這個角度說，《黃鶴樓集》提供的一些詩文的異文形式，對我們正確認識某些遣詞造句是否作品原文，從而真正理解詩文作者的思想感情和藝術表現手法，是很有用處的。
上面我選取了《黃鶴樓集》所收唐代及唐代以前的詩文，比照其他收錄這些詩文的傳本，想得出這樣的結論：今傳古詩文，有相當多的異文。有些異文透露出不少後人改動之處；各書之間的異文相當複雜，有些就今天的知識來說，難定取捨，有些是可以恢復原作之貌的。我想，之所以出現這麽多的異文，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跟科舉考試和古人對文章做法的探討、雕版印刷的出現等都有關係，詳情還可繼續討論。
由於有些古詩文經過了後人的改動，因此，我們在研究歷代語言和文本時，必須充分注意異文。在古詩文的注釋中，除了字詞句的釋讀，如何處理異文現象，值得今後從理論和實踐上繼續研究。隨着時間推移，學術界對《黃鶴樓集》所收明代以前的詩文的校注有新的進展，知識有新積澱，對《黃鶴樓集》所收詩文的認識取得了一些重要突破。因此，充分吸收既有的研究，特別是近三十年來的研究成果，給《黃鶴樓集》做出新校注，以適應時代需要，這應該提到日程上來。從這個角度說，徐恕先生捐贈給湖北省圖書館的這部善本《黃鶴樓集》對於我們傳承文化、發展湖北的文化建設事業，具有積極意義，必須引起重視。正因如此，我們更加深切地緬懷徐恕等湖北先賢爲湖北、爲中國文化事業立下的功德，希望《黃鶴樓集》在傳承文化過程中發揮更大作用。
我今天的講座就講到這裏，還要強調我前面所說的話：講座難免掛一漏萬，也難免有講得不對的地方，敬請大家賜教。我想，既然《黃鶴樓集》有這麽重要的價值，那麽吸收既往《黃鶴樓集》校注的經驗，做出新校注，是非常值得開展的工作。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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