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评林纾“古文之不宜废”论（一）
歐陽健：評林紓“古文之不宜廢”論（一）
欧阳健：评林纾“古文之不宜废”论（一）
“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论，是胡适（1891－1962）1917年1月1日提出来的。他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中说：“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我们这些研究明清小说的人，认定是这一文学观念的大变革，改变了中国文学传统的历史结构，将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的白话小说，变成了一门正经学问——“小说学”的研究对象，无不揄扬赞美，视为真理。
“古文之不宜废”论，是林纾（1852－1924）1917年2月8日对“白话文学正宗”论的反应。我们既已认定在这场阵线分明的“新旧交战”中，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是绝对正确的、进步的，则挺身出来反对他的林纾，就是自讨其辱、不识时务的“站到历史潮流对立面”的保守派、反动派，无不抨击贬斥，视为谬误。
随着年岁的增长和阅历的加深，对以上“定论”不免渐起疑窦，遂将相关资料重温一番，竟发现“史家叙述”存在的三大问题：一曰材料取舍的任意，那真相的揭示便是扭曲的；二曰事件次第的含胡，那因果的对接便是错位的；三曰价值标准的双重，那是非的判断便是颠倒的。现试从五方面略加检讨，识者正之。
一、胡适“正宗”论与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本质区别
许多人至今以为，“民国以前国人写文章用的是文言文，民国后开始方推广白话文”（见知名杂文家、新华网评论员王若谷《驳李敖之否定鲁迅论》，《江南时报》2005年8月9日）。现代文学史家则坚持说，胡适是开风气之先的“白话文始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中坚。在他们笔下，1917年1月1日之前的中国，完全笼罩在文言的黑暗之中，直到胡适的“正宗”论出来，方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事实上，提倡白话文并付诸新闻与文学之实践，早在十九世纪末就开始了。1897年11月7日，最早以“白话”命名的《演义白话报》（又名《白话演义报》）创刊。报纸声明：“本报当用白话，务使人人易晓。约分时事、新闻两门，时事以感发人心为主、新闻以增广见识为主。”人们也许不会想到，《演义白话报》的主笔之一章仲和，竟是“五四运动”时被斥为“卖国贼”的驻日公使章宗祥（1879－1962）！1898年5月11日，《无锡白话报》创刊。主编裘廷梁（1857－1943）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主张。他认为“白话之益”有八：一曰省目力，二曰除骄气，三曰免枉读，四曰保圣教，五曰便幼学，六曰炼心力，七曰少弃才，八曰便贫民。不仅比胡适之“提倡白话文、废除文言文”早了十八年，而且表述概括得更为精当。
二十世纪伊始，白话报更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创刊。计有：1901年的《杭州白话报》，1902年的《苏州白话报》（上海），1903年的《智群白话报》、《宁波白话报》、《绍兴白话报》、《湖南时务白话报》、《新白话报》、《潮州白话报》、《江西白话报》、《中国白话报》，1904年的《吴郡白话报》、《福建白话报》、《初学白话报》、《湖州白话报》，1905年的《直隶白话报》、《兵学白话报》、《通俗白话报》、《开智白话报》，1906年的《发明白话报》、《晋阳白话报》、《地方白话报》、《河南白话演说报》，1907年的《丽江白话报》、《通俗白话报》、《新中国白话报》，1908的《国民白话报》、《京都白话日报》、《绍兴白话报》、《奉天醒时白话报》、《安徽白话报》、《锡金白话报》，1909年的《武昌白话报》、《浙江白话报》、《扬子江白话报》，1910年的《苏州白话报》（苏州）、《浙江白话新报》、《桂林白话报》、《湖北地方自治白话报》、《衡山白话自治报》、《蒙古白话报》、《上海白话报》，1911年的《虞阳白话报》，及《江西新白话报》、《爱国白话报》，《晨钟白话报》，《京津白话报》等（参见史和等《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众多未标举“白话”的报刊，包括《新小说》（1902年创刊）、《绣像小说》（1903年创刊）、《月月小说》（1906年创刊）和《小说林》（1907年创刊）等小说期刊，刊登的也多是舆论普遍看好的白话作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晚清确实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白话文运动。
然而，进入民国以后，原有的白话报刊几乎都销声匿迹了，新创报纸也没有以“白话”相标榜的。鼓吹白话的《新青年》开始使用的也是文言，连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也是地道的文言文。1918年1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方改用白话，那已是《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一年之后了。胡适的“呐喊”，其时少人问津，赞同者既罕，反对者尤稀，于是便想到“制造”对立面：“王敬轩”的“双簧戏”，正反映了胡适受到的冷落，证明它压根儿够不上称做什么“运动”。
尤为重要的是，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兴起的白话文运动，不仅比第二个十年胡适的鼓吹要热闹得多，而且与他的“正宗”论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有崇高的目标和正当的宗旨，但并不排斥文言文，不否定传统文学形式；后者并无崇高的目标和正大的宗旨，却执拗地排斥文言文，否定传统文学形式。
“清朝在它的最后的十年中，可能是1949年前一百五十年或二百年内中国出现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气的社会。”（《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56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这十年中，清廷倡导了一场“取外国之长”以“去中国之短”、“法积则敝，法敝则更，惟归于强国利民”的改革维新。梁启超1901年10月在《维新图说》中说，维新之语其时已“弥漫磅礴于国中，无论为帝，为后，为吏，为士，为绅，为商”，均以维新为时尚；“吾昔见中国言维新者之少也而惊，吾今见中国言维新者之多而益惊”。与之相互呼应的，便是白话文的勃兴，宗旨是“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梁启超《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1902年8月18日《新民丛报》十四号），以实现中国的民主和富强。宣传爱国救亡，鼓吹开明智兴民权，呼吁发展教育，振兴实业，传播科学知识，反对迷信，抨击三从四德，提倡妇女解放，介绍西学，批评时政，白话便是最好的工具。《宁波白话报》宣布的宗旨是：“专为同乡开风气长知识起见，纯用官话演成，既可使宁人通晓官话，且使他府、他省人阅览。”主持《中国白话报》的白话道人（林獬）认为：“如今月报、日报，全是给读书人看的，现在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什么可望了。可望的都是我们几位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及那十几岁小孩子阿哥姑娘们。”眼睛向下，向着社会底层，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共同特点。
晚清白话文运动既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为基本宗旨，自要兼顾不同的读者对象，“文言俗语参用，其俗语之中，官话与粤语参用”（《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就是语言方面的必然选择。《新小说》的内容有论说、历史小说、政治小说、哲理科学小说、军事小说、冒险小说、探侦小说、写情小说、语怪小说、札记体小说、传奇体小说（戏剧）、世界名人逸事、新乐府、粤讴及广东戏本等，文言文与白话文参用，故尔丰富多姿，相得益彰。蔡元培1903年12月15日创刊《俄事警闻》，为的是“同人因俄占东省，关系重大，特设《警闻》以唤起国民，使其注意于抵制此事之策”，它所“告诉”的对象，有政府、外务部、领兵大臣、各省疆吏、学生、义勇队、新闻记者、革命党、守旧党、保皇党、立宪党、全国妇女、农、工、商、会党、马贼、无业游民、乞丐、吃洋饭者、出家人、阔少、教民等，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故每期都发两篇论说，一篇用文言，一篇用白话（或官话、京话甚至湖南白话、广东白话），题目是《普告国民》、《告诉大众》，一共刊登了73篇“告××”。《国民白话日报》虽拒登除“白话”外的来稿，但对非白话的“其馀各件”和“谕旨”，则另行付印，“随报附送，不取分文”。晚清新闻家小说家虽积极提倡白话文，却不排斥文言文，因为一切取决于最终的目标——实现中国的民主与富强。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则是在军阀专制背景下发表的。满族皇帝虽被推翻，但实现民主的起点降得更低了，比皇帝臣工素质更差的大小军阀，开始追逐自己的皇帝梦。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蔡锷旋即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组织讨袁护国军，孙中山发表《讨袁檄文》；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撤消帝制，恢复民国，6月6日死于北京，黎元洪继任大总统；1917年5月，黎元洪的总统府与段祺瑞的国务院矛盾激化，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职；1917年6月12日，黎元洪解散国会，召张勋进京共商国事；7月1日，张勋、康有为等拥清废帝宣统复辟，段祺瑞组“讨逆军”驱逐张勋，复任国务总理，拒绝恢复《临时约法》；黎元洪通电去职，冯国璋代理大总统；孙中山由上海至广州，倡议召开国会，组织护法军政府：南北对峙的局面，业已形成。面对混乱已极的政治局面，全国上下的心态是普遍绝望的。赴美留学七年甫回祖国的胡适，除了发表这篇《文学改良刍议》，不闻有任何关于时局的评论。《文学改良刍议》说：“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这“八事”乃是：“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多是故作惊人之笔，既与时局毫无关涉，亦与实现民主富强毫不相干。须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丁未（1901年1月29日）的改革谕旨，尚且批评“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法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而富强耶？”（《光绪朝东华录》总4601－4602页）“学其皮毛而又不精”的胡适，其认识水准甚至连十五年前的慈禧都不如。
胡适吹捧白话为“活文学”，诋毁文言为“死文学”，其最终目标就是废除文言文。他在1918年4月15日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说：“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这都是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用了两个“都是”，两个“只有”，就蛮横地把文言划到“国语”范围之外了。不仅如此，胡适还要否定中国传统文学形式。在谈到怎样实行“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时，他提出了“工具”、“方法”、“创造”三个步骤。关于第一步，胡适说：“我们的工具就是白话，我们有志做国语文学的人，应该赶紧筹备这个万不可少的工具。”他指出的预备方法有两种，一是“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二是“用白话作各种文学”。关于第二步，在拉拉杂杂说了一通“文学的方法”之后，强调要“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实际上又否定了“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的主张。他说：
第一，中国文学的方法实在不完备，不够作我们的模范。即以体裁而论，散文只有短篇，没有布置周密、论理精严、首尾不懈的长篇；韵文只有抒情诗，绝少纪事诗，长篇诗更不曾有过，戏本更在幼稚时代，但略能纪事掉文，全不懂结构；小说好的，只不过三四部，这三四部之中，还有许多疵病；至于最精采之“短篇小说”、“独幕戏”，更没有了。若从材料一方面看来，中国文学更没有做模范的价值。才子佳人、封王挂帅的小说，风花雪月、涂脂抹粉的诗；不能说理、不能言情的“古文”；学这个、学那个的一切文学，这些文字，简直无一毫材料可说。至于布局一方面，除了几首实在好的诗之外，几乎没有一篇东西当得“布局”两个字！——所以我说，从文学方法一方面看去，中国的文学实在不够给我们作模范。
第二，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即以散文而论，我们的古文家至多比得上英国的Bacon和法国的Montaiene，至于像Plato的“主客体”，Huxley等的科学文字，Boswell和Morley等的长篇传记，Min、Franklin、Giddon等的“自传”，Taine和Bukle等的史论，……都是中国从不曾梦见过的体裁。更以戏剧而论，二千五百年前的希腊戏曲，一切结构的功夫，描写的功夫，高出元曲何止十倍。近代的Shakespcare和Moliere，更不用说了，最近六十年来，欧洲的散文戏本，千变万化。远胜古代，体裁也更发达了，最重要的，如“问题戏”专研究社会的种种重要问题；“寄托戏”（SymbolioDrama）专以美术的手段作的“意在言外”的戏本，“心理戏”，专描写种种复杂的心境，作极精密的解剖；“讽刺戏”，用嬉笑怒骂的文章，达愤世救世的苦心。……更以小说而论，那材料之精确，体裁之完备，命意之高超，描写之工切，心理解剖之细密，社会问题讨论之透彻，……真是美不胜收。至于近百年新创的“短篇小说”，真如芥子里面藏着大千世界；真如百炼的精金，曲折委婉，无所不可；真可说是开千古未有的创局，掘百世不竭的宝藏。
关于第三步，胡适则轻描淡写地说：“至于创造新文学是怎样一回事，我可不配开口了。我以为现在的中国，还没有做到实行预备创造新文学的地步，原可不必谈创造的方法和创造的手段，我们现在且先努力做那第一、第二两步预备的功夫罢！”便匆匆结束全文，所以重点仍在“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上。胡适企图借夸大西方文学的优势，以达到颠覆中国文学传统的目的。既然“中国文学的方法实在不完备”，中国小说“好的只不过三四部，这三四部之中还有许多疵病”，“才子佳人、封王挂帅的小说……简直无一毫材料可说”，加之又要“不讲对仗”，驯致被胡适奉为“正宗”的“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的章回小说，彻底没落了。章回体小说讲究回目对仗的工稳，还有那回前、回中、回后诗词骈俪的精工，这些都需要下功夫学习，当时的白话小说家做不来，只好向“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的“西洋的文学方法”讨生活，使被胡适难得颂扬的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鍊生的章回小说，在“新文学家”手中都成了绝响。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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