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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健:評林紓“古文之不宜廢”論(四)

​歐陽健 文字研究 2022-06-27

歐陽健:評林紓“古文之不宜廢”論(四)

欧阳健:评林纾“古文之不宜废”论(四)



四、史家叙述难以调和的矛盾

 

文学史家叙述的微妙处,是将胡适倡导的“废除文言,使用白话”的白话文运动、青年学生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爱国运动、北洋政府的“国民学校改国文为语体文”的法令,都装进一个篮子,统统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其实,胡适最经典的文章从来没有说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也根本不曾以胡适为领军人物。胡适到晚年时还说:“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胡适口述自传》第1836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在胡适眼中,“五四运动”竟是对他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干扰”,史家还有什么理由说“新文化运动是政治变革在文化领域的投影,它和五四运动是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没有白话文运动,五四运动不会有那样的规模和影响,没有五四运动,白话文运动也不可能在社会上取得如此迅速,彻底的成功”呢?

 

尤为匪夷所思的是,1919年5月4日,北洋政府残酷镇压了青年爱国运动,1920年1月2日,却遵照“新文化运动旗手”胡适的意愿,颁布了废除文言文的法令:“定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使白话文运动取得“迅速彻底的成功”。请看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

 

1919年10月,孙中山在上海宣布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1920年3月,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

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

9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

10月,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

年底,广州、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成立。

1921年春,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成立;

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

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成立。

 

不知史家为何未曾想到,内外交困的北洋政府,竟会成了胡适的支持者,在他提出“废除文言文”仅仅三年,就急切地将它付诸实施了。胡适1920年5月17日不无得意地说:“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他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但我们可以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20年。”(《〈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便可窥见个中的秘密。至于北洋政府是颟頇昏愦,还是真的支持对“新文化运动”,或是另有更深层的原因,尚需对文献作更多的发掘与梳理,此文已不能深究。

 

这里想说的是,应否废除文言文作为学术问题,讨论一二百年都无伤大局;但一旦成为政府的行政决策,情势就不可逆转了。且不论废除文言文是否正确可行,尚需认真论证;单是文言废除后如何使用白话文,就是亟需严肃对待的科学问题。胡适1918年4月还在说:“我以为现在的中国,还没有做到实行预备创造新文学的地步,原可不必谈创造的方法和创造的手段,我们现在且先努力做那第一、第二两步预备的功夫罢!”然而,1920年的北洋政府,却越过了那第一、二步的预备功夫,将他们“审定”的语体文教科书正式推出了。1920年1月教育部的训令说:“查吾国以文言纷歧,影响所及,学校教育固感受进步迟滞之痛苦,即人事社会亦欠具统一精神之利器。若不急使言文一致,欲图文化之发展,其道无由。本部年来对于筹备统一国语一事,既积极进行,现在全国教育届舆论趋向,又咸以国民学校国文科宜改授国语为言;体察情形,提倡国语教育实难再缓。兹定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合亟令行该厅局校转令所属各校,遵照办理可也。”训令之理论依据,诸如“文言纷歧”、“言文一致”,都是源于胡适的;而“实难再缓”、“合亟令行该厅局校转令所属各校遵照办理”,甚至比胡适还要着急。史家为此大唱赞歌道:“从那时开始,中国儿童的启蒙教育不再是他们似懂非懂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和‘上大人孔乙己’,而是他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最适合于他们的东西。”那么,北洋政府究竟拿出什么货色代替“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来做启蒙教材呢?且让我们请出几位世纪老人来作见证。

 

第一位要请的是贾植芳先生。他在《狱里狱外》中写道:

 

我生性冥顽不灵,从孩提时代就在家里闹事,外面闯祸。家里为了图个清静,从五岁时起,就由哥哥带我,到同村一个不第的老秀才家里读私墊,每天围在一张圆桌边,跟上同学们嚎叫:“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但字却不识一个。念了半年,老秀才死了,我家住在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没有小学。家里把我送到邻村小学读书,这次是读《共和国语文》,我又跟上同学吆喝:“人、手、足、刀、尺、山、水、牛、羊”。我跟着没嚎多久,又换了《语文教科书》,第一课课文是:“大狗跳,小狗叫,大狗跳一跳,小狗叫三叫,汪、汪、汪!”我老子虽然每七天赶一集都给我买一本新的《语文教科书》,但我把它拴在裤带上,买一次,丢一次,又买一次。虽然只是跟着嚷叫,却觉得这些话说得很好玩,引出兴趣来了。但字还是不识。老师让我背课文,我背得倒很流利:“大狗跳,小狗叫,大狗跳一跳,小狗叫三叫,汪汪汪汪汪……”明明是叫三叫,我却一股劲儿地叫下去,不是老师拍桌子,我还会“汪汪”下去,叫得特别积极卖力。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每每批斗我时,我就往往想到我那份“汪汪汪汪……”的积极性。老师制住了我“汪汪汪”,叫我转过身来,随便指一个字要我念出,指一个我摇头,指另一个我又摇头,指了好几个,我不好意思再摇头,便报以沉默的微笑,——照例每个字都不认识。(第119-120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

 

贾植芳先生生于1916年,他正赶上读1920年4月北洋政府《语文教科书》第一版的荣幸。

 

第二位要请的是舒芜先生,《舒芜口述自传》中写道:

 

……在府右街北口路西,有一所培根小学。大约在我5周岁时,被母亲送到这所小学读一年级。如今回忆起来,别的课有些什么内容,都记不大清了,只有语文课还有印象。第一课的课文好像是“狗,大狗、小狗,大狗叫,小狗跳……”(第1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舒芜先生生于1922年,他入小学一年级应在1928年。“还没有做到实行预备创造新文学的地步”的“白话文学家”,就用这种最彆脚的“大狗跳,小狗叫”来“启蒙”天真无邪的孩童!请看,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第二个十年,就这样发生了以“废除文言文”为名,实质上是摧毁传统文化的事件。其结果是导致全民族道德的空前劣化,导致全民族文化水准的普遍下降。由于是从体制方面入手的,就其终极影响而言,甚至比二十世纪后五十年的第二个十年从器物上的摧残还要恶劣,还要不可挽救。

 

“废除文言”的鼓吹者和护法者说,文言束缚思想,不适合表达新时代新内容,所以要加以废除。但文言不单是写作工具,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都是以文言为载体而代代承传的。在教育体系中废除文言文教学,不仅使青年学生从此丧失阅读古代文献的能力,而且从根本上破坏中国文化的生态环境,导致国民素质全面彻底、无可挽回的下降。正如钱穆先生所说:“近人为慕西化,竞倡白话文,不知白话与文言不同。果一依白话为主,则几千年来之书籍为民族文化精神之所寄存者,皆将尽失其正解,书不焚而自焚,其为祸之烈,殆有难言。”(《文化中之语言与文字》,《中国文学论丛》第23页,三联书店2002年版)人文教育是培养人格的基本途径,关系到立国之本。中华文化立人的精髄是修齐治平,《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孟子·离篓下》:“天下之本在于国,国之本在于家,家之本在于身。”是义利之辨,《论语·述而》:“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告子下》:“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以“小狗”、“大狗”为启蒙教材(后来又改为“公鸡大,麻雀小,公鸡走,麻雀跳”或“叮当叮,上午八点钟”了)、以“做大官、发大财”为人生目标(据新华网河南频道2005年8月5日电,郑州市南彩社区李女士儿子小学毕业纪念册留言:“祝福你将来长大做大官,一定要多包两个美女二奶,早日生龙凤双胞胎”;“将来发大财,吃遍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包括鳄鱼果子狸”。用胡适的“要有话说,方才说话”、“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说过的话”、“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四条标准衡量,留言都可称得上地道的白话文),既未确立“修齐治平”的根本信念,也未确立“义利之辨”的做人原则,战争时期鲜有不叛变投敌的,和平时期鲜有不贪污腐败的。抗战中汉奸之多(参见胡平《抗战烽火中的历史画卷》,《粤海风》2005年第4期),二十年来贪官之多(参见央视国际2004年10月16日《“腐败”不只是拿了几个钱的事》:“老百姓甚至说‘十个局长抓来全毙了,也许找不出一个是冤的。’”),似乎都可以从中找到解释。常说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但畏惧监督而不敢腐败是暂时的,一旦监督出现了疏漏(这倒是必然的),腐败势将乘虚而入。何况监督权力的权力也会腐败,每种监督权力都可能给寻租者提供以权谋私的机会。惟有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人,才会时刻警惕。不从自己做起,从自己家庭做起,哪怕把“做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都有变成口头禅的危险。

 

《胡适口述自传》的译注者唐德刚,尤其注意到只教白话文的严重后果:“学龄儿童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实是他们本能上记忆力最强的时期,真是所谓出口成诵。要一个受教育的青年能接受一点中西文学和文化遗产,这个时候实在是他们的黄金时代——尤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学习与研读,这时如果能熟读一点古典文学名著,实在是很容易的事——至少一大部分儿童是可以接受的;这也是他们一生将来受用不尽的训练。这个黄金时代一过去,便再也学不好了。如果我们把一些智力上能够接受这些宝贵文化遗产的学龄儿童们的黄金时代,给‘喔喔喔’或‘叮当叮’,叮当去了,岂不是太可惜了吗?胡适之先生他们当年搞‘革命’,非过正,不能矫枉,原是可以理解的。加以他们又都是一批高高在上的‘决策人’,原不知‘民间疾苦’。在他们大旗之下受教育的孩子们将来是‘祸’是‘福’,不是他们可以想象出来的。本来一个政策——尤其是教育政策——的成效如何,也不是应该可从想象中得出的;它只有在长期实践之中,才能找出真正的答案。六十年过去了。今后的教育家,千万不可再讲大话、讲空话。办教育的人一定要实事求是,去研究出受教育儿童的真正需要才好。”(第178页)1920年教“大狗跳,小狗叫”的老师,尚懂得文言文;而只读“大狗跳,小狗叫”的学生变成老师,就不懂文言文了;他的学生再变成老师,又当如何?如今不要说中文系学生读不懂古文,教授古典文学的博导也有不会句读,不懂平仄的,他们“培养”出来的博士,又当如何?国民语文程度一代不如一代,一年不如一年的逐代劣化,成了不争的事实。我常说,年青人缺少的不是智慧,而是时间。十岁前该读的书,二十岁前该读的书,到了二十岁上大学、二十五岁上研究生以后才来读,还来得及么?那么,时间到哪里去了?浪费在少年时代读“大狗跳,小狗叫”之类的东西上面了。

 

五、“白话正宗”论对明清小说研究的负面影响

 

即便从明清小说研究角度看,“白话正宗”论的负面影响亦不可小视,因文章篇幅已经超长,只能从三方面约略言之:

 

一、人为割断历史,使小说研究失却厚实根基,知文学而不知非文学,知小说而不知非小说,知名著而不知非名著,眼界狭隘,识见局促,底气不足,难成大器。

 

二、漠视文言小说,使小说研究长期处于“跛足状态”。研究者只强调宋元“平话”为“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却不正视文言小说实际上在滋养了它,正如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所云:“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夷坚志》无有不览,《琇莹集》所载皆通。动哨、中哨,莫非《东山笑林〉;引倬、底倬,须还《绿窗新话》。”这些书都是勾栏瓦舍“说话人”所必读的,是他们所取材所学习的典范。又,今之人但知文言小说的名著如《聊斋》,进入研究视野的文言小说寥寥无几;不曾读几本文言小说,就摇头说“没有价值”,皆为“正宗”论在小说研究领域的翻版。

 

三、过分拔高一二名著,尤以《红楼梦》为甚。“拥挤的红学世界”人越聚越多,《红楼梦》也越说越玄。“封建社会百科全书”说之外,近又有《红楼梦》是“属于中华大文化的代表著作”说,至高,至大,至佳,至妙,“比《诗经》、《楚辞》、《史记》、《杜诗》等等深厚得多,博大得多”,仿佛整个中国有一部《红楼梦》足矣。俞平伯先生说:“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即讲的愈多,《红楼梦》愈显其坏。”有网友题诗道:

 

早该给“红学”挖个坟墓

并给它立碑了

当一部小说变成一门学科或吃饭的工具时

就是它该灭亡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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