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在綫網：一名對外漢語教師的“出路”
時代在綫網：一名對外漢語教師的“出路”
本文來源：https://www.time-weekly.com/post/2286
《漢字的繁難與現代化》指出，漢字有“三多五難”，即“字數多、筆劃多、讀音多”，因而“難認、難讀、難寫、難記、難用”。北京語言大學教授張朋朋對此感觸深切，但他在多年的教學實踐中一直在尋找突破“漢字難學魔咒”的出路。而對於繁體字是否難學難記這樣的爭論，也許可以從中得到一些借鑒。
“漢字難不難學，是漢字研究的一塊基石，是漢字要不要改革的起點性論爭。”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常務理事、山東師範大學教授王開揚在《漢字現代化》中指出。
反思“漢字難學論”
1988年，張朋朋自費到法國攻讀語言學博士學位，好不容易找到一份漢語助教的差事。“一開始，我的學生有近100人呢。我挺高興的，教說話，教認字，教寫字。”但令他想不到的是，兩個星期之後，一半學生不來了，又過一個月，又少了一半，到期末的時候，只剩下四五個學生。
“我好容易找一份工作，最後教得學生全跑了，我當時壓力挺大的，我那時候法國留學，沒錢啊。”但是，第二年他又遇到了相同的情形。張朋朋開始反思，向學生詢問原因所在。
學生的回答讓他很吃驚：“你是最好的老師，我們看得出來，你上課那認真的態度。我們爲什麼說跟你說一聲‘謝謝你’，但下星期不來呢。跟你沒有關係。法國有一句諺語，C’est du Chinois!（最難學的學問就是漢語）結果證明諺語沒錯。你看看謝謝的‘謝’，寫了半本，今天還是寫錯啦。我一晚上這一個字都沒拿下來。漢字這麼多字，我不可能學。”
漢語真的就這麼難學嗎？張朋朋陷入了困惑。一次吃意大利面的經歷幫了他。法國人是用叉子把麵條卷呀卷，半天才把一根麵條放到嘴裏。“當時我就想，法國人太笨了。用中國的筷子吃麵條多方便。看來並不是麵條難吃，而是方法不對。”由此，他想到了漢語教學，開始嘗試不同的教學方法。1991年秋回國後，張朋朋在北京語言大學從事對外漢語教學工作。這時，他有了一個目標，要解開漢語難學之謎。
文字記錄語言？
“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語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是文字改革派所依據的基礎理論。這一理論源於20世紀最著名、影響最深遠的語言學家之一費爾迪南·德·索緒爾，其著作《普通語言學教程》奠定了現代語言的基礎，目前仍是中國語言學課堂上的經典教材。
“文字記錄語言，這是語言學界的主流認識。”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前會長、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蘇培成對時代週報記者表示。
按照這一提法，中國歷史上是不應該存在言、文不一致的現象的。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曾撰文指出“爲什麼直到大約七八十年前，中國人的語言生活是這樣一種畸形現象：嘴裏說的是方言，筆底下寫的是文言？這樣情形是怎麼形成的？爲什麼這種情況不能適應現代中國人的生活需要，因而需要進行改革？……這一系列問題，其中的是是非非，都可以通過觀察和實驗得出答案。”張朋朋產生了疑問：“存在了兩千年的語言文字現象怎麼能說是不正常的呢？到底是中國的語言文字現象不正常，還是文字的定義有問題？”
不斷的實踐和討論中，張朋朋逐漸認識到語言和文字是兩種不同的符號系統，漢字是獨立於漢語的視覺符號系統。而且，他的漢語“字本位”觀轉變爲中文的“字本位”觀，“研究中國古代的文字教學史，我發現古人一直根據‘字本位’的原則來進行中文教學，於是我感到目前的首要任務不是‘創新’，而是要‘回歸’中國文字教學的傳統”。“教材把語言和文字、認知和書寫合在一塊教了！”張朋朋解釋道，“也就是說，我們先說‘您好’，就先教這個‘您’，說‘謝謝’就先教‘謝’。”
張朋朋嘗試著把語與文分開、識與寫分開來教學。“我用拼音教外國留學生說話，用文字的規律來教漢字，比如我學寫‘謝’，我先教‘言’，我先教‘射’，那我先教‘身’和‘寸’；‘明’我先教‘日’、教‘月’。英文不是也先教26個字母，我們也得先教我們的‘字母’。”張朋朋介紹，在上世紀50年代，北京語言大學（當時爲北京語言學院）曾經試驗過語與文分開，但是後來否定了。
這一“回歸”方法得到了良好的回饋，如今他編的對外漢語教材成爲對外漢語培訓中最受歡迎的教材。
張朋朋從自己的經歷中認識到，漢字不僅不難學，而且有獨特的價值。他說：“過去中國文盲多是因爲窮，而不是別的原因。港臺用繁體字，不也是掃盲了嗎？”
方塊字的新世紀
張朋朋發現，“文字表現語言”、“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的理論不僅影響到對外漢語漢字教學，也影響著漢字的命運。
《漢字王國》的作者瑞典漢學家林西莉在中國學習漢語時發現，“即使一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國人對自己的語言也知之甚少。人們在小學、中學和大學機械地進行著漢語教學，卻很少加以解釋。”而她在瑞典教漢語的經驗表明：“我發現我的學生跟我過去的反應完全一致—我對漢字的結構和早期的形式教授得越多，他們越容易理解和記住這些漢字。”
“根據‘文字表現語言’的理論，長期以來，漢字被看成是落後的文字，是應改革的，應改成拼音文字，‘文字改革運動’在中國持續了一個世紀。”張朋朋歎息。
“漢字文化在新世紀再也不能被置之於歷史的盲點之中。漢語文化圈在崇洋的‘西化’浪潮中，應反思‘母語思維’對這個民族的未來意味著什麼。”書法家、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岳川表示，“需要對‘漢字思維’加以張揚，在‘言意之辯’中尋找失落的‘象’，在‘語音中心主義’和漢字拼音化模式中重申漢字合法的當代權利，在漢字歷經神性化、王權化、有罪化之後，還漢字以重新‘命名’的詩意化素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