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理论再完美，缺乏国情考量就是饮鸩止渴
昨天网上一篇发表于《民事审判参考》的《英国法院如何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文章在流传。文章作者深研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郡2011年法院案件审理后发现，法院受理的155万起民事案件，法官只审理27万起，法院官员（司法行政人员）处理了70万起，其他案件当事人自行处理了。
由此，文章作者对中国司法审判提出意见，“我们能否借鉴英国的做法，授权法官助理处理一些没有抗辩的案件? ”可以由“由法官助理作为“代理审判员”署名。对于法官助理处理不了的案件，由法官助理提交法官处理。”进而“让无抗辩的案件分流，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让级别高者办难案，这样就可以在法院内部建立起一种分层审理的机制，人尽其才、各尽其用，从微观层面确保改革举措落到实处。”
以上建议貌似合理，实则扯淡。如果施行，必将引发法院内部矛盾对立，互相猜忌。
一、这个建议是否存在合理的理论基础
“由法官助理作为‘代理审判员 ’署名,对于法官助理处理不了的案件，由法官助理提交法官处理。”看似美好，谁来界定简单案件还是复杂案件？案件类型还是审限时间？审理案件就意味着将来承担责任。谁都知道，简单案件承担责任的几率小，复杂案件承担责任的几率高，上访案件、媒体关注案件承担责任的几率高。
法官审案都是以工资收入养家糊口，一个案件的错案追究或者引起了不良社会反响，就有可能断送整个职业生涯，甚至锒铛入狱。法官审案本是个主观性的东西，案件风险高低、复杂程度，标准从来不是固定的。例如，借贷案件貌似简单，却是虚假诉讼发生最多的案件类型。
1、在法官有权区分案件承办人的前提下，如何保证法官主动承担复杂案件的审理，而不是借助权势将案件推给助理办理？如何保证法官助理、法官都参与案件审理后将来不互相推卸责任？貌似合理的把案件化为简单复杂，其忽略了背后人性的趋利性和避险性，寸步难行。
2、在“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明确司法责任的改革大背景下，让一个案件先有法官助理审理一遍，处理不了再转到法官，且不说法官助理审判权的来源合法不，案件经过两人审理，到底前面法官助理的审理是否有效，是否担责？貌似合理的把案件逐级办理，实则混淆了办案责任，与改革精神、办案负责制不符。
二、这个建议是否存在合理的现实基础
授权法官助理处理一些简单案件，早就有人提出，甚至某省法院还下文，全省未入额法官可以办理简单案件。详见本号今年5月12日《哦！未入额法官还要办理案件》一文，该省规定：基层法院未入额法官、助理审判员还可以办理简单案件。不过后据了解，该政策已经被废止。
不讲法官助理未参加遴选的不是法官，已无审判权之立法基础。（修改后的《法院组织法》、《法官法》规定的），就讲讲现实情况吧。
如果在普通法官之下，授权法官助理办案，法官不可避免的成了法官助理裁判案件的领导。办案模式就是员额法官给法官助理办理的案件进行审批。这跟没改革前的“庭院长审批制”、“办案、签批责任推诿不清”有何区别？
在各地“挂名办案”、“未入额继续办案”屡禁不止的情况下，授权法官助理办案，其实就是将办案主体由法官转嫁到法官助理身上，法官助理责任由此加大，将某些法官可以享受入额待遇不办理案件合法化、合规化。
现实看，改革已经落实了员额法官单独序列的高工资待遇，并明确了员额法官占本院编制的上限比例，可以说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法官助理作为员额法官的下属，有何力量与之争论具体案件的办案权？到头来，难免成了办案主力。
在很多不会办案、水平有限的“资深法官”纷纷入额的情况下，授权法官助理办案，成了“资深法官”享受入额高工资，规避办案风险的“一举两得”、“梦寐以求”，何不引来拿着辅助工资、承办办案风险的助理们的一直反对？
结束语
最近，网络上为上海警察拌摔抱孩妇女事件吵得不可开交，其中双方拿出的论据，居然都是美国警察如何对待此类情况的，笔者深深不敢苟同。
国外的月亮就一定圆，国外的方法就一定能解决中国问题？国家政治体制不同、法律环境不同、社会基础不同，甚至各自的《警察法》都不相同，就以美国的执法方式来评价中国警察的执法方式，能得出正确论断？
同样道理，司法审判模式也一样。美国法官具有裁决总统行政命令的权力，中国法院法官只能审查行政规章效力以下的规范性文件(还是2015年才立法授权的)。
在英美看来完美的制度设计，缺乏本土基本的国情考量和人情考量，贸然实施，当心南辕北辙，误国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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