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该不该替当事人写申请书、印身份证

“法官，立案庭说我缺一个身份证复印件，不给立，你去帮我印一下身份证吧。”

“法官，这申请书我不会写，你替我写了吧，写完我签名不就行了。”

“法官，咱又没经历过，这案子接下来我怎么办合适啊？你懂这个，有经验，你帮忙给出出主意。”

稍有婉拒之意，接下来听到的一般就是：“你们是人民公仆，要为人民服务。就让你帮这么点小忙，你还要说这说那的。”

······

法条浩瀚，虽然有时会给人事无巨细、包罗万象的感觉。然而本文写的事，上不了“法条”的大雅之堂，也难有这方面的相关规定。所以只随意聊聊，日常工作中，是合适，还是不合适。

说简单也简单，法院的纸、墨、打印机等相关财务管理规定就不讲了，只讲一个场景：一位原告不会写起诉书，若法官“为人民服务”，帮他写好了起诉书。而后被告又来了，更加可怜巴巴：法官，我不会写字，你要“为人民服务”，帮我写个答辩状吧······

嗯，像不像老顽童的左右互搏之术？

 搞法律的都偏激。“为人民服务”是宗旨，被当成一顶大帽子用来压人时，很少有单位能抗的住。然而，法院这个特殊的单位，首要的任务是保证公平。保证公平，是法院人的职责与使命。努力保证公平，才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

所以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法院、法官，必须保持中立的地位。不偏不倚，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距离，应该是一样远的。有些忙能帮，有些忙不能帮。能帮就是能帮，不能帮就是不能帮。

按道理讲，在法院进入司法程序后，对一方当事人的服务，坚决不能建立在对另一方当事人造成伤害的基础上。否则还谈什么公平？（节选，参考阅读：我们不喊话荆消协）

有同事过不好这道坎，或者觉得只是一件小事，或者觉得当事人可怜，禁不住软磨硬泡或是苦苦哀求，便给他指点了“方略”，或者帮他写了文书，或者帮他印了证件。

这便可能带来一系列的后果，例如，他可能会将此事广泛传播：法院可以帮忙写文书、帮忙印证件。例如，他晓得软磨硬泡管用之后，可能再提另外的或合适或不合适的要求。

更重要的是，他再去找别的法官办理业务，再提类似要求，被依理拒绝之后，他便有了极为强势的借口：你说不行，上次别的法官怎么就帮我办了？！

德国法学家耶林的《为权利而斗争》说的很透彻。大意是，为权利而斗争，拒绝本不该负的义务，是艰难而光辉的职责。

就像战场上守着同一条防线的战友，每一个战士的退宿，都会增加防线上其他战士的压力，是对防线上所有战士的不负责任。

所以，同事们，每当此时，必须依靠专业的法治思维，去对抗本能的恻隐之心。法院人理应竭诚“为人民服务”，但不能忘记的是，原被告双方都是人民，若对一方的服务，可能造成对另一方的伤害，那便坚决不能为之！

然而，结合日常的工作实践想想，也不能咔擦一刀就这么切了。很多时候，强硬的拒绝，好像也不是最合适的做法。 

例如，原被告双方经过一番调解，原告同意撤诉。原则上讲，在谈话笔录签名后，需由原告提交撤诉申请书。不过在最基层，非常多的原告不会请律师代理，而且其中很多人是写不好这个撤诉申请书的。

这个时候，一笔一划教他写吗？让他出去找人代写吗？都不大合适。一般情况下，书记员电脑中有撤诉申请书的模板，改个当事人名字、案由，直接就打印出来给申请人签字按手印，就干净利落的入卷了······

这样做有问题吗？应该没问题，字是当事人亲手签的，手印也是当事人亲手按的。绝对没问题吗？又确实隐约感觉有点别扭。

还是再写个小例子吧。

有件一位老太太申请执行儿子，要赡养费的案子。隐约记得调解书定的每月三百元，每季度结算一次。

母子关系极僵，二人能达成一致意见的，貌似只有一件事：都坚决不与对方见面。结果就是，老太太需每季度来法院领取案款，同时申请执行下一季度的赡养费。

老太太年事已高、颤颤巍巍，又识字不多。据说，第一份执行申请书，是她花了八十大洋，在法院门口请人代写的（参考阅读：写诉状的人）。

因为每季度都来，很多同事了解她的情况：她无依无靠，这笔赡养费几乎是她全部的生活来源。

所以慢慢成了个惯例，历次申请执行，由执行局的同事帮她遮住上次执行申请书上的第几季度、遮住落款日期，将执行申请书、调解书、还有她的身份证复印了，再交给她，让她去立案庭立案。

若严格按法律规定，这样当然是不合适的。当事人立案，应该自行准备执行申请书等材料，然而，对年事已高、行动不便、经济拮据，又没上过学、不识字的她来讲，又很难再说什么。

就事论事当然简单，然而，事情的成因，不妨也深入分析一下：司法工作实践中，难以摆脱这个问题的原因，可能还是与国情有关，与教育的普及程度有关。

暂不说法治精神、法律文化的普及，只说语文、文书写作这类基础教育，还普及的不够好。当然，这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是不能急于求成的事。

而且，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我国教育的普及、国民素质的提升，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比以前，已经好很多很多了。

我觉得，法官该不该帮当事人写文书、印材料，不能一概而论。原则上讲，当然是不行的。

但是，国情如此，若当事人情况确实特殊，在百分百确认不影响公平公正，不会对另一方当事人造成任何不利影响的情况下，可以力所能及的帮一方当事人做点事。

毕竟，这对当事人、对法院的工作，都是有好处的。而且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普法工作大力推进，相关教育慢慢普及，情况会越来越好的。

抛砖引玉，大家多探讨吧^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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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号法律支持：姜效禹，山东烟台人，从事法院工作十六年，现山东智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微信号：sdyt86，立足烟台诚交各界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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