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妻案服刑17年改判无罪的背后：如果区长助理也难逃刑讯逼供的恶果，如何规禁？

有人曾经将刑讯逼供比喻成毒花上结出的恶果，以形容其对法治和社会的危害。12月27日，中国检察网发布的第七批指导性案例中的于英生故意杀人案，再次将刑讯逼供的危害带回大众视野。要知道，这次的冤案受害人并不是一般人，而是当时堂堂的区长助理。

1996年，安徽蚌埠，发生了一起奸杀案，被害人韩某是时任蚌埠市东市区区长助理于英生的妻子，真正的凶手是蚌埠市公安局民警武坎元。武坎元趁于英生外出之时，强行来到韩某家中准备与其发生关系，遭到拒绝后使用武力制服韩某，直至韩某被强奸致死。案发之后，韩某的丈夫于英生被列为了犯罪嫌疑人。

为获得于英生的有罪供述，其后来回忆说：警察连续七天七夜对我不间断地进行讯问、折磨。蚌埠都下雪了，他们就让死刑犯用水钵子舀凉水给我洗澡，洗了两个多小时，洗三个小时。让你要死不行要活不行，他达到的目的就是让你去写，写你的认罪状，那没有的事情你怎么写呢？他就叫你编，你从强奸杀人，盗窃杀人，让你编，你就编吧！

于是乎，根本没有杀害自己妻子的于英生写下了“供认”了杀害妻子的“主要犯罪事实”，蚌埠市检察院根据其有罪供述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1998年4月7日蚌埠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于英生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于英生两次上诉，安徽省高院两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可蚌埠中院仍坚持认定于英生故意杀人成立，在一审改判其无期徒刑后，2001年7月1日，安徽省高院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于英生和其父亲坚持申诉12年，在被安徽高院驳回后，向安徽省检察院提出申诉。安徽省人民检察院经复查，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原审判决、裁定认定于英生故意杀人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案件存在的矛盾和疑点无法得到合理排除，案件事实结论不具有唯一性。可是，这份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再审检察建议做出的时间已经到了2013年5月24日，距离于英生一审被判死刑已经过去了15年了。

中央电视台评议于英生案时提到，这迟到19年的”正义“改判无罪，显然不是无罪释放、国家赔偿、赔礼道歉所能弥补的。一起冤案损害的岂止是当事人的利益，它还损害了人们对公平正义的期待。......冤案不仅是个人的，冤案也是国家法制化进程的疮疤。这样的疮疤在时刻提醒我们，没有公正的司法，我们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文明昌盛的国家。

重获自由的于英生说：“法律本身没有问题，只是运用法律的人，有时还有着私念和偏见。 希望我的遭遇能让执法者把视野放得更远，让与我有相似苦难的人获得自由。如果我的经历能换来司法的进步，我愿意做一块铺路石，这不是摆高姿态，是心里话。”

审查之后的出庭检察人员认为，被害人韩某阴道擦拭纱布和三角内裤上检出的精子，经DNA鉴定不是于英生的；现场存在没有比对出结果的外来指纹，他人作案的可能没有得到合理排除；于英生在公安侦查阶段作的有罪供述，部分情节得不到其他证据印证。这么多的疑点刑事案件，居然经过了两次检察院法院的六七次审理。

反思这起冤案的形成，无疑有两个问题是回避不了的，一是侦查阶段的有罪怀疑下的刑讯逼供，二是之后批捕起诉审判环节“疑罪从无”、非法证据审查的层层缺失，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在强调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定罪率以及片面强调公、检、法协作配合的惯性思维下，最终没有坚持证据裁判规则，得出的恶果。刑事案件侦查阶段的“命案必破“而采取的刑讯逼供手段，无疑是冤案的起点，而且是不可逆的在司法环节承接下来。

关于刑讯逼供是如何让一个明明没有犯罪的人承认自己杀人的，警察杜培武曾经说过，“我是学刑侦的，应该说具有反侦查经验，都被整招了，你说整到了什么程度？”正是因为受到了刑讯逼供，没有杀人的警察杜培武，按照办案人员的授意，”供述“承认了自己在1998年4月22日枪击杀害了时任昆明市路南县(现为石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某波和自己的妻子、昆明市公安局女民警王某湘，还编造出了“犯罪动机”、“杀人现场”，“杀人枪支的下落”。据法医鉴定，杜培武身上留下了多处因吊打而形成的伤痕及脑萎缩外伤，构成了轻伤。

很多人谈到这些冤案时，都会解释到，这都是几十、十几年前的，当时刑事办案都那样。可是，2018年的张铁刚案，2019年的江苏省靖江市公安局两民警将一犯罪嫌疑人折磨成了重伤一级，却是发生在近在眼前，国家已经平反了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赵作海案、佘祥林案、张氏叔侄案......之后呀！冤案每平反一起，都会在社会上引发对于刑讯逼供的巨大反响和反思，但实践证明，这些反思，并未真正的阻止冤案发生的可能。

公安机关只有在查明确有犯罪事实的情况下，才能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检察机关只有审查确认证据充分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时，才能提交法院进行公诉，法院只有审查认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时，才会宣判有罪，判处重大刑事案件法律保障必须有律师进行辩护。可惜的是，这些程序、规定，都没有有效阻止一起仅有被告人有罪供述的冤案发生。

规定的再严密周详，教训的再深刻沉痛，可规定不能得到有效执行，教训不能转化为责任担当，或为完成办案任务，或为照顾司法同行的工作......仅凭一份刑讯逼供后的有罪供述，就可以让一个无罪的人一路从刑事立案直到被法院判处有罪，甚至被判死刑，是何等可怕？

最近，青岛平度一乡镇党委书记的一句”“有一百种方法去刑事他儿子”震惊了全国，也震惊了法律圈，为何？就在女书记的威胁话音后的两个月，对方夫妻二人真的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了，刑罚措施，真的如此没有制约和顾及吗？尽管出台了一系列刑事诉讼程序规定，冤案，真的离我们每个人很远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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