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夫妻一方所在企业发放的买断工龄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问题在离婚案件中处理有关买断工龄款问题时，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中有关军人复员费、自主择业费的规定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4条，“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发放到军人名下的复员费、自主择业费等一次性费用的，以夫妻婚姻关系存续年限乘以年平均值，所得数额为夫妻共同财产。前款所称年平均值，是指将发放到军人名下的上述费用总额按具体年限均分得出的数额。其具体年限为人均寿命70岁与军人入伍时实际年龄的差额。”2、被告作为无过错方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是否构成反诉问题第一种观点：离婚损害赔偿请求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吞并离婚财产分割请求，可以把离婚损害赔偿请求看作附条件的反诉，即把离婚作为所附条件，如果解除婚姻关系，则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构成反诉。如果当事人不离婚，所附条件没有成就，则离婚损害赔偿请求不构成反诉。第二种观点：离婚请求与离婚损害赔偿请求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不能相互抵消，如果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构成反诉，则存在理论上的障碍，因为其不可能脱离离婚的前提而单独成立。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被告作为无过错方提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不构成反诉，而是属于诉讼请求的合并。3、侵权事实存在，但侵权造成的损害数额大小无法确定或者难以确定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第一种观点：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是原告虽然能证明损害的存在，但无法证明具体损害的大小和范围，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第二种观点：可以酌情判决被告适当赔偿。理由是不判令被告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就不能体现公平原则，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第三种观点：应当由法官根据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的结果，通过自由心证，酌情确定被告赔偿的数额。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考虑，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集中力量对此类问题进行了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运用自由心证原则只限于侵权事实难以确定的情况。如果侵权事实已经确定，只是侵权赔偿数额难以确定时，则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问题。经过讨论，多数人认为，自由心证和自由裁量是有密切联系的，没有限制在特定的领域；自由心证原则适用于侵权事实的确定和侵权赔偿数额的确定等领域，而不仅仅适用于侵权事实的确定领域。对于能否适用自由心证原则确定侵权赔偿数额问题，大家原则同意一些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提出的倾向性观点，即在已经能认定损害确实存在，只是具体数额尚难以确定或者无法确定的情况下，法官可以结合一些间接证据和案件其他事实，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进行自由心证，适当确定侵权人应当承担的赔偿数额。但这一规则只适用于侵害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民事案件，不适用于合同纠纷等其他民事案件。4、案例：某建筑公司与农民王某于19xx年签订一份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建筑公司为王某修建砖木结构二层住宅楼一座；建筑公司按图施工，建筑面积估计125平方米；完工后，按有关标准实际丈量计算，单位造价380元/平方米。建筑公司按期完工并确定了工程总造价。施工期间，王某支付了部分工程款，完工后实际占有、使用该建筑，但未再付款。建筑公司诉至法院，请求王某支付剩余工程款。提出的问题：《建筑法》第83条规定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筑活动不适用本法。如果农民修建二层及二层以上住宅承包给他人修建，是否属于自建？高低层的区分标准是什么？农民将住宅承包给建筑施工企业建设，其签订的合同性质如何认定？是否适用《建筑法》？第一种观点：农民修建住宅，只要不超过四层，就不算高层建筑，无论是承包给他人修建还是自建，均属于《建筑法》规定的农民自建低层住宅，不适用《建筑法》的规定。第二种观点：农民修建二层以上住宅，有一定的技术要求和图纸设计，为了确保安全和质量，由具有一定资质和能力的建筑方修建，应当适用《建筑法》的规定，不应认定为自建低层建筑。关于合同性质，一种意见认为，该类合同为承揽合同；另一种意见认为，该类合同属于建设工程合同。《建筑法》第83条规定的农民自建是从建设主体即权利主体而言的，不论是农民自己施工，还是将工程承包给个体工匠或建筑企业建设，都属于农民自建。农民将工程承包给个体工匠施工，其建设行为受《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调整，而农民将自建住宅承包给建筑施工企业施工，建筑施工企业的建筑活动应当受到《建筑法》调整。农民与个体工匠或建筑施工企业订立的建筑施工合同都是建筑施工合同。两机动车违章行驶发生交通事故致行人受到损害，因一机动车所有人已因该事故死亡，受害人（行人）明确表示放弃要求死者的继承人承担赔偿责任，仅要求另一机动车所有人赔偿其损失的，应如何处理?第一种观点：因双方共同违章行驶的行为发生交通事故致行人受到侵害，两机动车所有人均是致害人，应承担连带责任。至于受害人明确表示仅起诉部分侵权人而放弃对其他侵权人的诉讼权利的，有人认为，受害人明确表示放弃死者的继承人承担赔偿责任，仅起诉承担连带责任之一的车辆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按照《民法通则》第87条的规定，负有连带债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即使受害人明确表示放弃其他连带责任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也应判令致害人赔偿受害人的全部损失。也有人认为，共同侵权致人损害，受害人仅起诉部分侵权人，人民法院应通知其他侵权人参加诉讼，作为共同被告，并承担连带责任。但受害人仅起诉特定的侵权人，明确表示放弃对其他侵权人的诉讼权利的，应当尊重当事人对其权利的处分，被放弃的侵权人应当承担的份额应从赔偿总额中予以扣除，被起诉的侵权人仅承担与其行为相应的赔偿责任。第二种观点：两机动车所有人违章行驶致人损害，各机动车所有人都不能预料到自己的行为会与对方的行为发生结合，而是因偶然的原因使二人的行为发生结合致人损害，属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二人不承担连带责任，应承担与其行为相应的责任。两机动车违章行驶发生交通事故，致第三人受到损害，属于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属于共同侵权时，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属于单独侵权时，各行为人分别承担责任。赔偿权利人只起诉部分共同侵权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其他共同侵权人作为共同被告。赔偿权利人坚持对部分共同侵权人放弃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不得干预，但其他共同侵权人对被放弃的诉讼侵权的侵权人应当承担的份额不承担连带责任，并应当从判决总额中予以扣除，剩余部分由应当承担责任的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6、他人能否代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提起离婚诉讼问题司法实践中，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未完全丧失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无论结婚抑或离婚，应由其自行决定。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成为离婚案件的被告时，一般允许其近亲属作为代理人，或者由人民法院在其近亲属中指定代理人参与诉讼。但是，对于他人能否代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主动提起离婚诉讼，则存在不同意见。即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论结婚还是离婚都由其自行决定，因为其并非完全丧失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作为离婚案件的被告参与诉讼，对此没有争议。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主动起诉离婚的情况下，如果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结婚之初，就存在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原因的，此时应当提起无效婚姻之诉，提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结婚前的监护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行为能力丧失的原因在婚姻存续期间发生的，则先需要解决程序上的问题，变更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之配偶的监护权，由变更后的监护人代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提起离婚诉讼。现实生活中，夫妻一方管理（占有）夫妻共同财产，排除另一方对财产的支配权，使之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但由于种种原因，另一方不愿意离婚，起诉到法院仅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人民法院能否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第一种观点：按照《婚姻法》的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后财产归各自所有。因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可以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如果当事人经协商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而产生纠纷诉至法院，人民法院经审查符合一定条件的（如占有夫妻共同财产的一方有损害对方夫妻共同财产的平等支配权的行为，并致使其基本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等），可以受理并予以分割。如果仅仅为了财产支配问题必须解除婚姻关系，则不利于实现公平正义。第二种观点：《婚姻法》所规定的约定财产制度，是建立在夫妻双方平等协商、自愿约定的基础之上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借助外力来迫使对方进行财产分割。因此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不宜受理此类案件。至于夫妻一方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法律已规定了其他救济途径，如《婚姻法》第17条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婚姻法》第20条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需要扶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给付扶养费的权利。”因此，权利受到侵害的一方完全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主张权利。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人民法院不应受理。在不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当事人不得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因为夫妻财产关系与双方的人身关系密不可分，这种财产关系只能因结婚而发生，因配偶死亡或离婚而终止。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可以约定共同财产的归属，能否达成协议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领域，不是法院依职权调整的范畴。8、相对人未进行催告，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是否有期限限制问题19xx年8月18日，蒋某与吕某签订了一份购房协议。双方约定：蒋某将其所有的一处两间门面房卖给吕某，总价款为人民币110000元；付款方式为，吕某于签订协议的当天支付人民币40000元，20xx年春节前支付人民币40000元，余款于20xx年7月底前结清，否则蒋某有权收回房屋。协议签订当日，吕某向蒋某付款人民币40000元，同时，蒋某将房屋交付给吕某。20xx年10月31日，吕某付款人民币30000元。此后，吕某再未付款。20xx年1月，蒋某取得了该门面房的所有权证。20xx年1月，蒋某为此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吕某交还该房屋，承担违约金，并承担本案诉讼费。审理中，围绕该合同是否应当解除的问题，蒋某认为，吕某应当于20xx年7月底前付清房款，否则其有权收回房屋，但从签约后到起诉，吕某仅支付了70000元，余款吕某拒绝支付，故蒋某有权解除购房合同；吕某则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不应当解除。就蒋某是否有权解除该合同，审理中，存在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观点：蒋某行使解除权的期限已过。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第2款的规定，即“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经对方当事人催告后，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为3个月。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1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虽然该《解释》的适用范围仅适用于房地产开发企业与买受人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但是按照《解释》执笔人的观点，《解释》除第8、9条关于惩罚性违约金条款外的通用条款可参照适用于二手房买卖。据此，本案中，双方约定了解除合同的条件，但对蒋某行使解除权的期限没有约定，因此，可以参照《解释》关于“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的规定。吕某未于20xx年7月底前付清房款，蒋某即享有解除该房屋买卖合同的权利，但蒋某迟至20xx年7月底未行使权利，则解除权消灭，故应当驳回蒋某的诉讼请求。第二种观点：本案应当适用《合同法》第95条第2款的规定，即“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该观点对于吕某未于20xx年7月底付清房款，蒋某即享有解除该房屋买卖合同的权利没有争议。关键是解除权行使期限届满时间如何认定？按照《合同法》第95条第2款的文义，解除权消灭必须符合3个条件，而违约方催告解除权人解除合同在现实生活中较为罕见，但其的确是解除权消灭的必要条件。本案中，吕某始终未催告蒋某是否要解除合同，因此，也不存在蒋某行使解除权的合理期限问题。蒋某应当享有解除权，故应当判决支持蒋某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第2款的规定，对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1年内行使。逾期未行使的，解除权消灭，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在确认亲子关系的诉讼中，一方申请做亲子鉴定，另一方不予配合，亲子鉴定能否强制？一方申请做亲子鉴定，另一方不予配合的，能否直接推定对其不利的事实成立？第一种观点：亲子鉴定涉及人身，不能强制；但是如果一方申请做亲子鉴定，另一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同意做亲子鉴定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第2款、第75条，可以推定对其不利的事实成立。第二种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能否采用人类白细胞抗原作亲子鉴定问题的批复》中规定亲子鉴定应双方自愿，因此，亲子鉴定不能强制，而且不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的规定，进行推定。因为适用推定，事实上就是强迫另一方必须接受亲子鉴定，违反了自愿原则，有可能侵犯人身权。亲子鉴定因涉及身份关系，原则上应当以双方自愿为原则。但是如果非婚生子女以及与其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有相当证据证明被告为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且非婚生子女本人尚未成年，亟须抚养和教育的，如果被告不能提供足以推翻亲子关系的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应当推定其亲子关系成立。上述意见形成的理由：第一，亲子鉴定应当以双方自愿为原则。亲子鉴定既涉及人与人之间亲情关系的变化，又关系到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因此，对要求做亲子关系鉴定的案件，应从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增进团结和防止矛盾激化出发，区别情况，慎重对待。对双方自愿要求做亲子鉴定的，依法应予支持。第二，申请亲子鉴定的一方应当完成相当的证明义务。亲子鉴定关系到夫妻双方、子女和他人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因此，在一方拒绝做亲子鉴定的案件中，提出亲子鉴定主张的一方应当承担与其主张相适应的证明责任。只有申请人完成了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足以使法官产生内心确信的基础上，才能够请求进行亲子鉴定。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掌握申请亲子鉴定一方的证明责任，合理及时把握行为意义上举证责任转换的时机，是判定亲子鉴定中举证妨碍的重要条件。如果过分强调申请一方的证明责任，必将使申请人的实体权利难以得到保护；如果轻视或忽略申请人一方的证明责任，则可能导致权利滥用，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稳定和被申请人隐私的保护。总之，亲子鉴定的随意化必将带来家庭关系的不稳定，从而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第三，举证妨碍的认定条件应当从严掌握。如果被申请人拒绝做亲子鉴定，导致亲子关系无法确认的，应当推定对其不利的事实成立，但应当严格掌握以下条件：首先，提出申请的一方应当是亟待抚养和教育的非婚生子女或与非婚生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其次，提出申请的一方已经完成了与其请求相当的证明责任；再次，被申请人提不出足以推翻亲子关系存在的证据；最后，被申请人拒绝做亲子鉴定。只有同时具备上述条件，才能推定对其不利的事实成立。第四，人民法院对亲子鉴定中涉及举证妨碍的案件应该从保护妇女儿童利益，维护家庭和谐稳定等原则出发区别对待。鉴于亲子鉴定中的情况异常复杂，目前尚难以确立统一的标准。各地法院在积极探索、慎重处理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积累经验，待时机成熟时，再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统一的司法解释。 来源：最高裁判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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