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医院和反大学：体制、反体制、自主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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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词语的意思不是一两个人决定的，许多人的斗争能摧毁一个词语，然后在废墟上重建一个全新的词语。表面上看是同样的一个词，但它的意义已经脱胎换骨。这个全新的词又可以发展出新的斗争本身。比如“机构/体制”这个词。
1998-1999年的时候，我和Henriette在东伦敦开了一个空间，叫“信息中心”，同时是一个展览空间、一个档案库、一个书店。这个空间是个开始，之后我们还搞了很多关于机构/体制的实验。当时第一份介绍传单是这样写的：
我们觉得，不只是创造艺术作品才叫艺术实践。创造出产生艺术经验的机制、创造出产生人类生命经验的机制，也是艺术实践。
这个说法有个背景。1960年代的时候，欧美有一群人批判现有社会机构，比如医院、大学、美术馆、政府部门，等等。艺术领域里，有对艺术体系的批判：从画廊到美院到市场的整个艺术系统都是批判对象。一开始的时候还很新颖，很有意思。但到90年代末的时候，这些批判已经僵化了，已经和实际的社会、历史、政治问题脱节了。这些批判不会激昂地对权力说不，而是只是对权力作出一些套路式的条件反射。早期情景主义国际和早期观念艺术蕴含了一种社会性革命和重建的能量，而如今的机构批判则没有多少社会力量可言……
我们搞了一个自主机构，和现有的机构平行并存。我们逐渐感觉得到，相对于社会中的现存机构来说，我们自主的这个机构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更“讲得通”、更实实在在……主流机构并不是我们的对手，我们拒绝的不是它们本身，而是它们的垄断，我们拒绝把它们看成世界的全部。就像我们拒绝把放在美术馆、艺术学校的那些东西看成是艺术的全部。做自主的文化机构的关键不在于批判现有机构，而在于自主掌控文化的生产和流通……
传统机构都是囚禁或拘留性质的，比如医院、监狱、学校、兵营、家庭、美术馆。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这种机构占据了社会的绝对主导地位。封闭式机构的主要作用是制造“正常”这个东西，是为一切规定时间和规定空间。
所以封闭式机构有很多实体的边界，比如把不正常不合规的人关进精神病院和监狱里，这样下来所谓的公共空间就没有这些人了，就“正常”了。
再比如，把艺术关进美术馆，把教育关进学校，把艺术和教育发生的时间和空间关在一个非常狭隘的体制和机构里，这样外面的社会公共空间就“正常”了。
“正常人”的人生经历就是从一个封闭式机构到下一个封闭式机构：从家庭到学校、从学校再到军队、大学、监狱、医院、工厂、美术馆等等。这些机构都是水泥盒子，坚固而持久。
20世纪下半叶迎来了转折。六十年代反文化浪潮中涌现了一系列的反机构，比如反医院、反大学、反家庭的公社、反艺术机构的种种激进艺术运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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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反医院“第21号别墅”为例。在1961年，“反精神病学”的精神病学家大卫·库珀在一个传统精神病医院英国申利医院里面建立了一个自主机构叫“第21号别墅”（Villa 21），作为一个激进的“反医院”实验。
当时精神病院关的不仅仅是医疗意义上的精神病人，还有大量的各种“不正常”的人、对社会秩序和权贵有威胁的人都常被关在这里，包括底层穷人、逃出来的黑人、不听话的女人等等。申利医院之类的大型精神病医院如同监狱一般，管理严苛而残酷，在《飞越疯人院》中可见一斑。
而第21号别墅的构想几乎是常规医院的反面：病人、医生、护士之间的严格区分被打破，没有制服，随意走动，病人也可以自由离开医院，虽然大多数没有离开。这个地方与其说是医院，更像是一个社区中心，为社群提供自主交往空间。当然，具体的细节则更为复杂，曾在这里工作的莱斯利是这样回忆第21号别墅的：
“1963年的时候我开始在申利医院当学生护士，那里很严格。说实话，我觉得很害怕，因为那些病人让我感到很可怕……
“当时里面有个新项目叫第21号别墅，在那里不需要穿制服，而且你有点要当一个病人，这样你 [作为护士] 不会在病人中鹤立鸡群……
“申利医院的一般病房里都有统治秩序：这个事那个事是你的职责云云。但是 [在第21号别墅] ，除非有人找你，你可以什么都不做。唯一的例外是，周二的时候，我们一般要和病人一起吃饭，虽然这个不是强制的，只是一种期待。吃完饭整个地方就特别脏特别乱，如果病人不想打扫卫生她们就不打扫，所以她们就不打扫。
“我当时决定去 [第21号别墅] 就是因为觉得会很有意思，确实是有意思的。库珀博士的理论在我的理解里是这样的，所谓病人其实是一个家庭里的清醒成员，家庭本来应该照顾她们，但是却把她们扔了出去，医院只是把清醒的病人从这个疯掉的家庭接过来。所以在这里，病人应该做自己想做的事。
“病人什么时候起床都行，如果不想洗澡就不洗澡，你什么也管不了。周二的那个聚餐，没人想去，因为太脏了，但是我们还是会去。有人会把饭菜砸到墙上，我们就会坐在那，欣赏墙上的‘画’，分析豌豆怎么滚下肉汁又如何怎样怎样——就是那种胡扯。当时我觉得这地方也太垃圾了，但是我又想尽力理解——肯定是有意义的，有理由这样的。毕竟这么有多专业人士告诉我做这不做那什么的。
“病人有自己的艺术室，会过去画画，而且会一直画到墙上。病人总是到处晃来晃去，我觉得她们想有人给她们一些关注，所以她们老是在办公区晃。有个病人叫罗杰。有一次罗杰跟我说，哎呀，我没事干，无聊啊，莱斯利呀，我该干嘛呢？该干嘛呢？我觉得他是个很好的艺术家，所以跟他说，就上去画画吧。他说，我不知道要画啥。我说，画你自己吧。半小时后，他下来了，全身上下全是绿色颜料……他真的画了自己……
“那些病人太奇怪了，说实话，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那里被治好了，真不知道。你没法说，[第21号别墅] 这套还真的挺有用的……
“按理说，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注意点就行了，保证病人安全就行了。当然你可以烧壶茶什么的，做个早餐什么的，假使她们确实想来吃的话。做完之后我们就走来走去，跟她们说，要不要吃点早餐？有人让你走掉，有人会起床，有人会忽略掉你。
“还有团体治疗：病人可以坐成一圈说话。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事情让我很烦。有一次十点钟的时候，我们有个团体治疗——当然，在这里，病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有些人进进出出，有时候什么人都一句话不说，有一次有个人在尖叫，生气到摔门，我们就坐在那，我没有得到任何指令，不知道该做什么。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人还好吗。当时所有医生都在那，我觉得医生肯定会告诉我怎么做，所以我就坐在那，毕竟我还是个学生。每个人都看着其他人。库珀说，‘你想被这样对待吗？’我们都看看彼此，都不知道库珀在讲什么。然后库珀说，‘你们不觉得应该有人跟过去，安慰一下这个人吗？’ 我原本肯定会这么做的，但是我当时想别的人可能会说，哎呀，别管人家，这个人要是想得到安慰的话自己会来找你的。”
2002年的时候我们拜访了当年的申利医院的遗址。申利医院已经关门，英国所有的十二家大型传统规训式精神病院都已经全部关门。虽然第21号别墅关门得更早，早在60年代就已经关门了，根据我们拜访调查下来的印象，它也似乎没有成功“治好”什么人，但是第21号别墅及其思想就像是规训式精神病院的镜中反像，用几乎彻底的无结构和失败，对这些大型传统机构造成了长期深远的冲击，直至其最后消亡……
当然，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绝大多数的老式的封闭式机构仍然横行……不同的是，很多机构体制不再只是外在的，不再只是水泥盒子，而变得更加灵活流动，更多地延伸到我们的身体和思想之中。要抵抗这种机构体制，我们需要共同组织，需要制造自己的环境语境，让各种被“正常”所拒绝的声音产生、传播、积累。
建立自主机制就像是驱邪，把内化的社会控制外化出去。这也是如今许多自主机构的雄心所在。至少我和Henriette Heise创办和反大学相似的哥本哈根自由大学（2001-2007）（注：哥本哈根自由大学相关中文资料见《小运动》一书）的时候是这样的。
我们并不想只是构建敌人、构建批判，我们想拒绝的是主导性的体制化生产方式，所以要构建替代性的自主机构来架空它的根基。构建这一新机构需要同时基于两个东西：夺权，和拒绝成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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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摘自Jakob Jakobsen的自述。他曾成立过艺术家工会 “年轻艺术工人” (ukk.dk)，建立过艺术家运营的电视台tv-tv。并且除了研究第21号别墅，他也参与了反大学研究项目 (antihistory.org)。上文提到的精神病学家大卫·库珀既是第21号别墅的创始人，也是伦敦反大学的创始人之一。在2012年5月5日，他找到当年伦敦反大学的另一个创办人 Joseph Berke 聊天，聊当时的具体经验和感受为主。以下为聊天记录：
JJ:
我对“反机构”或“反体制”这个词很感兴趣——原本可以叫非传统的机构、替代机构之类的——但用了“反”字，“反”是个很有力的字。
JB:
你说的没错。到底是在“反”什么？反对的是对人的非人化，反对的是不把人当人看。
在权力体系里的人们，比如说学校这个机构设定了老师学生的角色，学生角色常常不加分辨地接受老师角色说的东西，双方都被非人化了，变成了仅仅是机构里的角色。
而我们的讨论会里，一切都是可以被质疑的。
一开始，在反大学里，我们会想，应该怎样定义学生和老师。有一些课特别受欢迎，其他课的老师也会来听。所以学生变成老师，老师又变成学生。
还有一个问题是，你怎么样传递智慧呢？在一般的学校里，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传递知识。但我们想做的事，是传递智慧。这要难多了，更难定义，和人们的关系、性格、风格、经验都有关。
比如说，在专业技术性的课程里，怎么做一个收音机？这是知识——你把这个部件和那个部件放在一起，你就做出了收音机。所以你就有“怎么做收音机”的讲座。但是，有收音机了，应该广播什么？不广播什么？怎么决定要广播什么？这就是智慧了。
JJ:
我觉得“反”这个词其实比较开放，因为只说了要反什么，没有具体规定“反”完了之后要的是什么，没有具体规定新的体制是怎样的，可以说这样才能让实验发生。如果否定了旧的权力结构和体制却没有建立新的……
JB:
对。我们发现 [不建立新的体制] 是不可能的。有了一个群体，有了其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有权力结构，就会有很多自尊心。有些人会比较主导性，有些人比较直言不讳。有这些情况之后，权力结构就不可避免了。或者有些人想做更多的事情，就会去开很多的会。有了会议，有人就会问，怎么你可以做秘书，为什么你可以做主？如果你想让权力分散，大家都参与到做决定这个过程中，你又要开更多的会，然后又会消耗时间。最后大家都累了。
JJ: 这个可能也是反制度化的结果。新的体制，虽然不那么正式，总会出现的……
JB: 没错，然后人们就必须去想，比如说，该怎么反“反大学”，你怎样去否定“否定”？
JJ: 说回反大学的成立，你设立了一个筹备反大学的委员会，包括Leon Redler, Juliet Mitchell, Allen Krebs, 等等。你可以讲讲这个委员会吗？……你们委员会都会讨论些啥？
JB: 要邀请什么人啊，资金上怎么办，在哪里办，讲什么内容，老师都会有谁，怎么宣传——这个问题现在解决起来简单很多。现在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宣传起来会简单些。
JJ: 那个时候怎么宣传呢？
JB: 靠口口相传。做海报然后到处贴。这个也需要时间。
现在，如果想做的话，反大学一个星期就可以成立了。当时大概要几个月。（注：反大学用了大概8个月的时间筹备）
JJ: 租金便宜吗？
JB: 挺便宜的。我们很希望能够吸引到工人、黑人、移民。不过我记得工人不感兴趣。他们只想在酒馆里呆着。有些黑人有来，他们对Stokely（Stokely Carmichael, 黑人活动家）感兴趣。大家讨论了种族主义这样的话题，但整个没有起来。
JJ: 那在委员会里的Juliet Mitchell呢（女权主义者，精神分析学家）？
JB: 她负责女权主义的部分。回想起来，我觉得当时反大学没有足够的女性参与。我们基本都是男性沙文主义蠢货——你懂的。[笑]
JJ: 那么，你可以说说反大学有什么原则吗？
JB: 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追求智慧，而并非只是知识。
第二个是知识层面，应该有什么样的知识。
第三个是我们要是一个社群。
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了实验性的学校，以及实验性的社群。纽约自由大学就像一个社群。
机构和反机构的不同，很多时候就在社群这一块。机构是依靠权力体制运行的。消除权力体制的一种方法就是搞社群活动和共同决策。当然，另外一方面，搞这些也有相应的各种问题。社群主义方面的东西。
第四个就是可以激烈地讨论一些别的地方不会激烈讨论的问题。比如Allen Krebs（纽约自由大学的参与者之一）就说，在纽约有哪些地方可以讨论和教授马克思主义？在哪可以学习毛主义？在哪可以学习不同的黑人民权运动领导者？当然现在美国的学校不一样了。不过那个时候，没有任何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正式课程。大部分纽约自由大学的人都很左，在伦敦也差不多，但没有纽约那些人那么左。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长时间的讨论。嗯，比如说，在纽约自由大学，这种讨论就叫“周六夜的邀请”……还有人把这种讨论就叫“论坛”（Forum）。新实验学院的人把这种讨论叫做“消遣娱乐”（recreation）。这种讨论还有一个名字就叫“叮”（ting）。“叮”就很像社群聚会，你不觉得吗？也许这也是当时学校缺失的，没有足够的社群聚会。
JJ: 这样看来反大学也成了一个社交的场所，大家可以聚在一起玩。
JB: 说的没错。那里有很多疯疯的人（crazies）。我说她们是“疯疯的人”，因为我对她们既有深情、又有不满。不满是因为这些人对什么事情都要吵起来。她们开会的时候，只是想听到自己的声音，非常干扰别人。深情是因为，这些人来了只是玩玩，虽然有点怪异，但是她们的存在是对整个空间氛围的贡献。
JJ: 你可以说说反大学的老师吗？我拿到了第一份课程概览。有什么样的老师……他们叫啥？不叫老师而是叫“课程引导”还是?
JB: 嗯……老师……课程引导……有很多老师都是在之前那个研讨会“解放的辩证法”（Dialects of Liberation）的讲师，或者朋友的朋友。比如说，在反大学，Laing和Cooper教好几门课，这些课就很受欢迎，不仅是因为课的内容，还有老师的人格魅力——很多人来了是为了结交这些人。像Juliet Mitchell，或者Calvin Hernton，是之前那个研讨会的课程引导。
JJ: 比如说，Cornelius Cardew, 那个作曲家，他自己就有一门课。音乐在反大学里意味着什么呢？
JB: 嗯，那节课是想要做一些原创的、独一无二的、不同的东西。还有一节版画复制的课，是Asa Benveniste教的。他很棒，他是印刷厂的。他很会排版和写诗，对做精美的版画很有见解，很难得。
JJ: 所以其实是有更实际的……
JB: 对，对。实际的、体验性、实验性的融合其中。你可以开一门叫“如何制造原子弹”的课——不过我们没有这么做……[哈哈] “如何做手榴弹”，这个课我们也没有……
JJ: 反大学里有艺术家、心理学家，然后一些搞政治的人。我很好奇你们之间是怎样交流的。因为你们都带着不一样的话语系统、不一样的出发点，然后来到同一个反大学。
JB: 没错，还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我们可以互相教对方些东西，但这个实际做起来有点难。我们之间大部分都互相认识。这个形式也让人们很自我的一面聚在一起。
JJ: 我看到上课的形式还是很传统的，每一周或者每两周的下午、晚上这样……
JB: 是的，因为大部分的参与者都要工作，而且大部分人在反大学都不会领到工资。需要钱的人得到报酬就多一些。不过，我们就没什么钱。很长一段时间，这都是以爱为名的劳动。一两年之后，爱就慢慢消耗掉了。大家都想拿到报酬，否则就没办法生活。一定要有学生交学费，拿到的钱用来付一下租金什么的。但有些人就是什么都不付。所以反大学慢慢开始瓦解了。
JJ: 在课程概览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这些词原本的意思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忘了它们原本的意思：
“老师”——传承传统的人
“学生”——学习如何学习的人
“课程”——一个所有这些事情发生的地方
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你还是带着“老师”“课程”这样的概念……
JB:
当时有很多这方面的讨论，然后人们发现实在不能剔除掉“学生”这个词，学生是学习的，老师是传授知识的。但是通过对这些词语的解构，老师和学生的身份可以互换。
还有一个让我们困扰的问题是教学的方法。有时候因为人的性格等等，教学方法可能不太好用。有些人就是太自我了 [笑]，或者说他们就是很喜欢主导整个场面。不过情况比较好的时候，当人们愿意打开自己、倾听、讨论，一切就挺好的。那你怎么知道这些人是不是自我呢？没有办法的。
JJ: 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你不喜欢“学生”和“老师”的关系……有一定的权力关系。
JB: 没错。不应该基于经验多少来建立一个等级体系。在精神病学里，有时候最好的老师其实是患者，而最差的学生反而是医生。
JJ: 我听说第一个学期之后，有一个会议专门批评反大学的缴费和酬劳的问题。你记得这个讨论吗？
JB: 嗯，我们讨论“应不应该给老师钱？”
我们也有讨论过“应不应该给钱让学生学习？”
现在给钱让学生学习也不出奇的。在贫穷地区你给钱给学生，激励他们上学。比如纽约现在就这样。不过以前就没这么常见了。当然了，到底“谁”，或者“做什么”能拿到钱也是权力不均衡的体现。但是幸运的是，或者说不幸运的是，我们没有担心这个问题的必要——因为我们根本没啥钱用来给任何人做任何事。
JJ: 我有读到说反大学最后变成了一个公社，人们开始搬到文顿街，在那里生活。这意味着什么呢……你住在那，呆在那，睡觉，然后每一天都在这个地方，对反大学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JB: 我不觉得是文顿街变成一个公社了，但可以说一个公社变成了反大学。反大学这个词现在已经有点过时了。
现在不是要“反对”什么，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我觉得答案是智慧。
你怎么得到智慧？一个方法就是和在社群生活，去理解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和不同的人分享空间不是简单的事情，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的独生子女。
JJ: 我觉得像刚刚提到的“自我”之类的问题，也是这个异化人的社会造成的。所以在这个异化的社会里，建造自主的机构是很困难的。你没法摆脱社会。
JB:
没有办法的。社会周围的一切就是我们的背景，即便你在乡村里住着好看的房子也是如此。你可以远离一下这些纷扰，但总有接触到的时候。Laing曾经尝试在乡村组织一个公社。有一个有钱人还赞助他，买了一个房子。虽然那间房子很好，而且请了一个Tiki Tonga的大厨 [笑]，但最后还是没有绕过那些摩擦和问题。如果我们可以一起做饭反而会更好。
实际上，一个社群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做面包。你拿起生面团然后“啪！啪！啪！”地往下甩。这样就可以释放内心的攻击性，还可以锻炼身体。我建议大家都去做面包。
JJ:
这可能就是你说的“微型社会”关系里，要有一些实际的东西…
JB:
实际的东西很重要。当时在反大学，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对：太多知识分子了，想的太多了。只去想不做不仅仅是没有用的，而且是毁灭性的。
P.S. 明天，即本周日（7月28日），会在广州进行“反大学”的一日实验，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一起来，或者今后发起自己的实验。更多介绍及周日活动报名：周日学习：fan大学一日实验 antiuniversity now
第一二部分编译：章煜。对原文有所缩减改动。来源：http://infopool.antipool.org/control.htm。第二部分编译：kaiqing。来源：http://files.antihistory.org/AntiTabloi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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