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我是垃圾分类大使。 —从万科开始的，不间断的垃圾分类环保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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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因你而美，唤醒内心责任

“倘若我不为己，那我是谁？

当我只为自己，我又成了什么？

以及，若不是现在，欲待何时？”

—希勒尔（Piraeus Avo),耶路撒冷哲人

文/王石

我们知道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也在迅速的城市化，城市生活方便，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但也带来了很多城市化的问题。比如：如何进行垃圾处理和减量，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2018深圳市垃圾分类大讲堂

我自己是深圳垃圾分类减量推广大使，三年前我就很爽快的答应下来。说到垃圾分类，我们小的时候还是配给制计划经济，生活都是比较不容易的。所以节俭、节约、不浪费那是传统的，这种传统应该到现在，我觉得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那我们就叫做不忘初心吧。

当改革开放物质极大丰富，生活慢慢改变了，反而你发现垃圾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好来处理，当成社会很大的问题。

我和万科如何走上社区垃圾分类的道路

90年代末，万科在武汉有个项目叫四季花城，在湖边四季如春。当时拿这个项目的时候发现离这个项目两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垃圾处理场，当时了解到情况说这个垃圾处理场在两年之内就关闭，推算了一下，一个项目拿下来，规划、建设、交付使用是三年之后，等业主入住的时候垃圾场已经关闭了，所以我们认为没问题。

但是这个项目进行的很顺利，但垃圾场却没有停，加上夏季吹东南风，焚烧垃圾的气味严重影响已入住业主的生活。就构成了叫万科四季花城垃圾场事件。

就在此时，我要去武汉大学演讲。业主得知消息后，要来演讲现场“找王石要说法”。武汉公司很紧张，建议我回避。我回答：为什么要回避？问题归问题，但是不能回避。我说如果我讲演业主冲进现场，也没什么不好的，你就把它讲出来嘛，他冲击现场，你把实话讲出来，我们一块儿配合政府去解决这个问题。

赶去演讲途中，车被四季花城业主拦住了。我表示，武大演讲结束后，会专门去跟大家见面。当时我做好了业主冲击现场的准备，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这令我感动。我决定改变行程，第二天去四季花城主动见投诉业主。后来自己亲自到垃圾场去感受，没想到，这一看，竟看出点端倪来。

这个垃圾场是由世界卫生组织资助的，当初的设计标准很好，有详细的操作规范：倒一车垃圾，立马覆盖一层泥土。覆土不仅能把臭味压住，还造出一种无氧的环境，就不会发臭了。可现状是什么呢？为了节省成本，垃圾倒完不覆盖，敞开一天，甚至几天都不覆盖。垃圾在武汉的高温炎热下腐败，招来蚊蝇，加重了污染。

因为垃圾场敞着，进而有许多拾荒者进来翻捡，垃圾与空气充分接触，臭味更加浓烈、散发。拾荒者捡电线的收入最高，捡到电线后在垃圾场外烧电线皮，燃烧产生二恶英，连同垃圾的气味一起飘散。

这事情之后慢慢演变，不仅仅是一个垃圾分类的案例。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万科接管参与下把垃圾场建成了植物园，直到后来武汉建园博园时，把那个原来的垃圾场变成园博园主会场，就成为了一个负面的变成的正面的一个案例。

万科社区落地的垃圾炭化设备

这件事情对我刺激是非常非常大的，之后就是我和万科就走上了一条如何推广社区垃圾分类的道路，一直走到今天。

一个垃圾袋的故事

2010上海世博会万科馆，有一个垃圾袋的故事，讲的就是如何对待处理垃圾。我们知道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显得有经验，像瑞典、丹麦、芬兰、挪威他们在如何处理垃圾方面已经是用非常高科技的方法。完全是真空的管道来运输。根本不需要在户外运输、分类垃圾。他们在室内，按照不同的管道真空传送，垃圾分类、发电、资源的利用有完整的一套技术。

上海世博会万科2049馆：尊重的可能

包括亚洲的国家日本，垃圾利用再循环，在日本已经达到80%的比例，这已经做的非常极致了，但我四处考察的结果，很遗憾地说，中国没有办法学。第一，北欧的，高科技，成本太高。毕竟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第二是需要自律性很高的，并不是高科技的方法，日本人非常自律，他们不用真空的管道，靠人来自动分类。

有一次我去日本做访问，一个东京非常大的商社的会长，我们非常熟了。在非正式的谈判的时候，发现他在旁边抠这个矿泉水瓶上的塑料薄膜，一直在那里撕，我发现他的行为有点怪异，平时日本人是很讲究礼节的，怎么会这么不经心地抠这个东西。

我问，董事长为什么这样做？他们告诉我，他这是在进行垃圾分类，这样一个矿泉水瓶用完了之后，垃圾分类要分三个部分，瓶体是一部分，瓶盖是一部分，完全不同的材料，要把他们分开。最难处理的就是广告宣传的这张薄纸，如果你不这样抠，就这样扔掉，在垃圾处理的过程中，增加的成本是很高的。所以现在日本已经到了家庭在扔垃圾时，就把所有的垃圾分类好，一个矿泉水瓶要分成三类。

现阶段中国要做到这点，还有相当一段距离。我们看到，常常有人喝一瓶水从车窗就直接扔掉了。所以这两种方法，中国目前阶段都还学不到。

那么那学哪里呢？

一次在台北进行访问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台北的垃圾分类做得非常好。恰好就是在马英九当台北市市长的时候推广了垃圾分类，台北也是处在垃圾难问题当中，当时只有两家垃圾焚烧场，根本就满足不了。再一个台北当时已经一圈一圈的被垃圾已经包围了，就没有土地可再掩埋垃圾了，唯一的只有焚烧。

台北慈济环保站—集搜集废品分类、环保教育、佛教修行为一体的场所，遍布台湾宝岛社区。

如果焚烧就要在十年之内至少建8座同样量级的垃圾焚烧场，才能满足台湾的垃圾每年增长的速度。那就需要蓝绿两党衔接，齐心协力做台北的垃圾分类。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去参观学习的时候，城市垃圾的增加，但垃圾山已经没有了，垃圾焚烧场还是两座，没有增加一座，重点是现在两家垃圾焚烧场垃圾不够烧。

我纳闷台北垃圾分类是从哪里学的。了解到是从韩国首尔学的。再追溯，首尔是从哪里学的，是从东京学的？东京—首尔—台北，我说台北能够做到，上海也能做到，上海能做到，北京也能做到，北京能做到，深圳也能做到，我相信这样的故事。所以我们这个垃圾的故事，讲的就是台北的垃圾分类。这就是一个垃圾袋的故事。

我们讲这个故事来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态度和我们的焦虑，我们焦虑的未来是怎么样？它是不确定的，有各种的可能，我们希望是一种尊重，一种尊重自然、尊重社会、尊重我们自己。但能不能做到，我不知道。但是不确定是一回事，不是说我们的行为不确定，我们的行为很确定。就是垃圾分类是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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