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花田 ‖ 贮雨楼主人 ‖ 略谈钱锺书的早年诗风

作者：曾舒明，生于一九九零年，自号贮雨楼主人。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人。龙岩市诗词学会会员。耽吟十年，笔耕不多，有《贮雨楼诗稿》一卷。

《贮雨楼笔记》

“香能引绪烟飘篆，蜡亦煎心泪滴珠。”

                   ----略谈钱锺书的早年诗风

        因喜欢作品而喜欢作者，进而产生崇拜之情，所在多有。正如笔者初读金庸武侠之时，大惊而喜，不意世上竟有如此精彩的小说，于是对作者油然而生景仰之情，理所当然地认为能够写出十五部《全集》的金庸先生必是张三丰风清扬一类的高人。当然，现实相去甚远，金庸既无张三丰的绝世武功，也没有风清扬的性情淡泊。但以武侠小说的创作成就来讲，他确乎是震古烁今的集大成者。“呜呼！群雄束手，长剑空利，不亦悲夫！”――笔下独孤求败的名句，或许道出了金庸在巅峰时期选择封笔的原因。在笔者看来，打通新旧中西，兼具渊博睿智，写出《七缀集》、《谈艺录》、《管锥编》的钱锺书先生正是独孤求败一般的存在。读之愈久，仰之弥高。用网络小说流行语来形容他，那叫作“恐怖如斯”。

        自称 “志气不大”的钱锺书，“但愿竭毕生精力做做学问”，对于人事应酬，则避之唯恐不及。为了婉拒一位英国女读者的拜访，他在电话中对这位读者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事实上，味道不错的鸡蛋只愈发养大了我们的胃口，非但想要见那只母鸡，并且还想吃她下的更多鸡蛋呢。以钱氏之通达又岂能不知？他在《槐聚诗存》的序文中预言“他年必有搜拾弃余，矜诩创获，且凿空索隐，发为弘文”。“收拾弃余”恰是笔者兴趣所在。至于“凿空索隐，发为弘文”，笔者深叹自己的鄙陋浅薄，只宜藏拙，不敢献丑。所幸已有众多“钱学”家在做这件事了，并且“创获”不少。我辈袖手旁观乐享其成可也。

        今就往日所读《槐聚诗存》而外的弃诗，简略谈谈钱氏早年诗作的风格。笔者卑无高论，或引钱文以证，或拾他人牙慧，识者自知。

        叶嘉莹先生认为“钱氏论诗虽有通观古今的眼光与识见,但他自己的诗作则因气禀所近,乃以一己之才情智力学识为诗,以使事用典及偶对之工巧取胜,精工锻炼虽然有余,而略欠博大浑涵发扬流畅之致,终不免落入宋诗之作风。……”（叶嘉莹《从中国诗论之传统与诗风之转变谈《槐聚诗存》之评赏》）单以《槐聚诗存》观之，叶先生之言可谓持平之论。宋诗的特点，尤其是江西诗派的特点，便是使事用典，即俗称“掉书袋”。而“掉书袋”正是钱氏写作的一大特色。非但写作如此，日常交谈亦复引经据典，咳珠唾玉，他的友人冒叔子说他“咳唾随风抛掷可惜也。”，督促他撰诗话，因此促成了《谈艺录》的诞生。朱自清先生亦有“中书君言必有本，不免掉书袋，然气度自佳。”的评语。中书君时为钱氏的笔名，曾以此名刻了《中书君诗初刊》及《中书君近诗》。而《槐聚诗存》则是其晚年字斟句酌推敲选定的诗集，收入自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九一年间所作诗约二百七十余首。至于一九三四年以前的早年作品，则“唤不起他多大兴趣”，尽皆弃之如敝履，盖“小时候干的营生”会使他“骇且笑”……”（杨绛《《钱钟书集》代序》）。在《槐聚诗存》中，作者早年的诗风已不易观察，但钱氏近于宋诗的风格并非一蹴而就，其早年为诗“好义山、仲则风华绮丽之体，为才子诗，全恃才华为之。”直至后来“游欧洲，涉少陵、遗山之庭，眷怀家国，所作亦往往似之。”才慢慢转变诗风，向宋诗靠近。“归国以来，一变旧格，炼意炼格，尤所经意，字字有出处而不尚运典，人遂以宋诗目我。”

欲知风华绮丽的少年钱锺书，不妨读读他的“弃余”诗。比如下面这首：

此日忽不乐

昼长悄悄夜何如，赠影酬形强自娱，

恨故难量千斛过，言还不尽一书无。

香能引绪烟飘篆，蜡亦煎心泪滴珠。

剩有微波托词赋，最怜鸿断与鱼枯。

        颈联借物比兴，以燃香烟缕的曲折如篆衬托内心的复杂情绪；蜡烛煎心以滴泪，一语双关，寓意深远，最得李义山深情隐约的风致。钱氏“十九岁始学为韵语”，弱冠之年，学诗未久，却已得前辈名宿的欣赏。《石语》记载：“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十日，石遗丈八十生辰，置酒苏州胭脂桥寓庐，予登堂拜寿。席散告别，丈怃然曰：“子将西渡，予欲南归，残年远道，恐此生无复见期。”石遗即陈衍，字石遗，晚清同光体诗领袖。八十老翁，诗坛耆宿，竟与二十来岁的少年酬唱往来，非但为其点定诗集，更“宠之以序”，与钱同辈而能得此公青睐的，恐绝无仅有。要知道陈衍何许人也？另一位钱姓的学者钱仲联所撰《梦苕庵诗话》中有记载：“丈故学者，诗特余事。然所著《石遗室诗话》三十二卷，衡量古今，不失锱铢，风行海内，后生奉为圭臬，自诗话以来所未有也。近于三十二卷之外，复有续辑。海内诗流，闻石丈续辑诗话，争欲得其一言以为荣，于是投诗乞品题者无虚日，至有千余种之多。”其论诗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要知陈衍自视甚高，目空一切，同辈中交好者尚不轻许，而对于晚了两辈的钱锺书则青眼相看，此足以见得钱锺书少年时的风采。了解钱锺书少年时期的诗风，陈衍《石遗室诗话续编》可谓第一手资料，兹录于下：

         “无锡钱子泉基博，学贯四部，著述等身。肆力古文词，于昌黎、习之，尤哜其胾而得其髓。其致吴稚晖一书，不亚乐毅《与燕惠王书》。惟未见其为诗。哲嗣默存锺书，年方弱冠，精英文，诗文尤斐然可观，家学自有渊源也。性强记。喜读余诗，尝寄以近作，遂得其报章云：‘新诗高妙绝跻攀，欲和徒嗟笔力孱。自分不才当被弃，漫因多病颇相关。半年行脚三冬负，万卷撑肠一字艰。那得从公参句法，孤悬灯月订愚顽。’第六句谓余见其多病，劝其多看书少作诗也。《中秋夕作》云：‘不堪无月又无人，兀坐伶仃形影神。忍更追欢圆断梦，好将修道忏前尘。杯盘草草酬佳节，鹅鸭喧喧聒比邻。诗与排愁终失计，车轮肠断步千巡。’又《秋杪杂诗》十四绝句，多缘情悽惋之作。警句如‘春阳歌曲秋声赋，光景无多又一年’、‘巫山岂似神山远，青鸟殷勤枉探看’、‘如此星辰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判将壮悔题全集，尽许文章老更成’、‘春带愁来秋带病，等闲白了少年头’，汤卿谋不为可，黄仲则尤不可为，故愿其多读少作也。”

        要而言之，钱氏少作，曰：“年少故善愁”（《槐聚诗存·〔杂书〕》）“在青年时代，谁不觉到心头的隐痛？谁不偷空做着星星的迷离的梦？谁不自以为有海洋般深的情，海洋般大的愁？谁不借诗来发泄？”――早年的书评《落日颂》，不妨看成钱锺书夫子自道。少年人多愁善感，没事都要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作发呆状，发为诗声，多伤春悲秋之语。笔者不善为诗，少年之时亦写过“柳曳桃摇天尚早，葭苍露白道何长”，“百遍逡巡愁漫息，只堪负手对茫茫”的诗句，莫谓无病呻吟，实有所寄托。倘若少年钱锺书“充满了少年维特而并非奇特的烦恼”（钱氏《灵感》），那么诗中的感情更加多情而苦恼，如“如此星辰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似此缘情悽惋之句，《中书君诗》集中比比皆是。

        总得来说，少年人精力充沛，虽愁苦而好“风情神韵”。《谈艺录》所谓：“夫人禀性，各有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沈潜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钱锺书之诗，因年少时阅历浅，每为情所触动，不自觉地近似唐音；中年以后历尽沧桑，感慨遂深，自觉向沉潜的宋调靠拢。

        他的宋诗风格改日再谈。就此收场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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