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希拉里健康与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变化
“论中美元首会晤”系列前言：
中国“两会”期间爆出的中美元首会晤新闻最终得到了官方正式证实。在3月31日举办的中外媒体吹风会上，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宣布，习近平主席将于4月6日至7日赴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中美元首会晤。这是美国新政府就职以来中美两国元首首次会晤。对这次会晤的意义，郑泽光定位甚高，表述如下：
“对确定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方向、推动两国关系在新的起点上健康稳定向前发展、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都具有重要意义。……双方将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推进两国合作、促进双方交流，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作出规划。……中美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发达国家、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发展繁荣方面肩负特殊的重要责任，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中美建交以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取得历史性的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美国新一届政府就职以来，中美双方在各个层级上保持了密切沟通。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两次通电话、多次通信，就中美关系发展达成重要共识，认为中美两国完全能够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双方都期待着早日举行两国元首会晤。中美双方应该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原则，加强沟通，拓展合作，推动中美关系在新的起点上取得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中方愿同美方相向而行、密切合作，精心做好各项工作，确保中美元首会晤圆满成功。”
其中引人瞩目的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两次通电话、多次通信，就中美关系发展达成重要共识，认为中美两国完全能够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
在此前后，准备就此写系列文章，为中美元首会晤预热、评析。2016年美国竞选期间，在压倒多数看好希拉里、丑化贬低特朗普的舆论氛围中，我可能是中国经济学界少有的能认真正面看待特朗普竞选及其政纲的人，仅就公开发表文字而言，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专栏和《北大商业评论》等报刊发表了多篇正面看待特朗普胜选概率、解析其政纲的文章，直接与此相关的文章有：
《理性看待美国选情及其结果》，《21世纪经济报道》，2016-5-13；
《展望“特朗普经济学”的影响》，《21世纪经济报道》，2016-6-15；
《希拉里健康与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变化》，《21世纪经济报道》，2016-9-15；
《美国大选中的两种治国理念》，《21世纪经济报道》，2016-11-2；
《如何应对特朗普总统》，《北大商业评论》，2016-10；（这篇文章本是2016年6月中旬、亦即特朗普胜选之前5个月所写，判断特朗普胜选已经是大概率事件，并较系统分析其胜选基础和政纲、对中国影响及策略，写了内、外两个版本，这个公开版本从大陆到香港联系多家媒体都不愿、不敢刊登，最后交给《北大商业评论》，该杂志首席编辑鲍迪克在杂志社内力排众议，于特朗普胜选之前一个月刊发此文。）
间接与此相关，探讨特朗普所代表社会基础、政策影响的公开发表文章有：
《正视反全球化现象》，《21世纪经济报道》，2016-8-10；
《TPP存废警示》，《21世纪经济报道》，2016-8-18；
在美国大选投票日当天、投票之前，我发表了以下文章：
《美国大选、中央银行独立性与商品行情》，《21世纪经济报道》，2016-11-9
《中美良性竞争与美国大选影响》，《上海证券报》，2016-11-9；
Election results define futureSino-US ties，GlobalTimes，2016-11-8；（《大选结果决定未来中美关系》，《环球时报》英文版，美国大选结果出来后，北美、欧洲、南亚等数百家主流媒体转载此文，国际影响甚大。）
特朗普胜选之后，除内部座谈会等外，先后公开发表多篇文章讨论特朗普对经济、政治、中美关系等方面的影响，主要有：
《全球贸易的“特朗普冲击”》，《中国外汇》，2016-24；
《换个视角看待经贸争端压力》，《21世纪经济报道》，2017-2-15；
《不宜给特朗普贴“反全球化”标签》，《环球时报》，2017-2-16；
《美国是否正在被“颜色革命”反噬？》，北京周报头条号，2017-2-21，链接：http://www.beijingreview.com.cn/shishi/201702/t20170222_800087874.html；
Why China is not arraid of atrade war with Trump，GlobalTimes，2017-2-17；
现在回顾特朗普胜选之后我对中美关系走向的一系列判断，基本上是应验了。在发表新文章之前，先回顾此前关于此问题的几篇主要文章，以便读者诸君理清脉络。第一篇是《希拉里健康与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变化》，刊发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16-9-15，发表时有删节，这里发出全本原稿。
梅新育：《希拉里健康与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变化》
“号外！911十五周年纪念会后，健康的特朗普自己上了车！不需要助理搀！穿着两只鞋！”——一场911纪念会，让希拉里的健康问题前所未有地暴露在美国内外公众面前，在网民们的戏谑声中，特朗普胜选上位的几率前所未有地提高。而这样的变化，又将对美国未来数年内外经济政治政策、进而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外部环境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
首先，可以判断，倘若希拉里真个因为健康问题而梦断白宫之路，那么中国“一带一路”布局将面临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方向，来自美国的干扰将相对减少，更有利于我们在这个方向上的布局，有利于我们巩固在南海斗争中所得。毕竟，对于中国而言，合理的战略选择应该是在“一带”方向以攻为守，在“一路”方向以攻为攻；前者是战术攻势而战略守势，后者在较长时段上看处于战略攻势。即使在“一路”方向上，初级产品熊市将整个中亚经济推向萧条，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以来一直执政的卡里莫夫强人已逝，哈萨克斯坦强人纳扎尔巴耶夫也步入暮年，中亚不确定性空前上升，特朗普上位也有助于减少美国借机插手的干扰。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时，无论不得不推出多少不是着眼于可持续发展、而是为应对美国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的单个具体项目，从长期和全局来看，我们都必须坚持长期可持续发展原则，坚持集中向我们拥有区位、人缘、经济关系等优势的地区投入，从而确保我们的“一带一路”计划不会沦为虚耗国力；倘若希拉里败选，至少有助于未来数年我们更好地贯彻这一原则。
之所以如此判断，是因为希拉里及其支持者基础有着更强烈的动机坚持干预外部事务，希拉里本人又是美国“重返亚太”政策的始作俑者；而特朗普一贯主张对外战略放弃以意识形态划线，以求减少美国卷入得不偿失外部冲突的风险，并适度收缩美国的海外存在规模，由盟国分担军事保护费，以减少军费和国际事务负担，集中资源建设国内。正如特朗普4月27日的外交政策演讲中所说，美国应当明白，“强化和推广西方文明和它的成就将能比军事干涉更加有效地在世界各地激发积极的改革，而不是试图传播不是所有人共享或者想要的普适价值。”
要想实现上述较好结果，我们需要始终如一地力戒冒进冲动；既不能把“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暂时从海外有限收缩视为我国对外伸张影响力的大好机会而盲目冒进，也需要尊重俄罗斯在中亚的权益而在这个方向上追求与其合作。我们需要认识到，特朗普得以提出被许多人指为“孤立主义”的主张，背景是欧洲基本已废，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成为美国的挑战力量，即使英国脱欧后的欧盟成功建军也不必过度高估其战斗意志，[1]中国也没有表现出挑战美国全球霸权的欲望；如果我们盲目冒进，成为美国朝野上下一致公认的头号挑战力量，那只会让我们不必要地早早陷入与美国的全面冲突，这对我国并无好处。在“特朗普总统”很可能显著改善对俄关系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处理好与美俄的关系。
而且，中国经济超高增长时期已经结束，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率正常情况下虽然仍然会位居大国前列，但不会继续出现动辄两位数增长率的局面；我们一方面要继续“赶超”，另一方面“防范被赶超”的压力前所未有地凸显。在这样一个阶段，如果美国适度收缩、固本培元而中国在海外过度透支国力，中美国力对比将向不利于中国的方向演变，同时会助推巴望“赶超”中国的国家。从把中国视为头号“赶超”目标的国家，到敌视中国的势力，许多正是押注中美冲突之上，我们不能给他们创造机会。我们要走出“韬光养晦”，转向“有所作为”；但我们的“有所作为”必须积极稳妥，不可滥用虚耗国力资源。
对于某些海湾君主国，特别是沙特，希拉里的健康状况可能会使得他们分外焦灼，因为由此而来的美国政局走势多半将进一步恶化美国-沙特关系。在处理对美关系时，沙特等阿拉伯、穆斯林国家存在一个长期性的重大不利因素，即美国国内亲阿拉伯、伊斯兰院外集团及其群众基础通常表现得更加认同伊斯兰外国，而非更认同美国；无论有多少“政治正确”戒律，这一点都不能不在美国主流社会民众与精英内心引起深刻的疑忌。连我这样一个中国人都切身感受到了这一点，并对此印象深刻难以忘怀，遑论美国主流社会了。与他们视之为仇雠的犹太院外集团表现对比，美国主流社会的观感会更加强烈；因为犹太院外集团虽然竭力在美国社会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但就总体而言，他们并没有把以色列认同置于美国认同之上，而是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要通过维护、增进美国的利益来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任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行政处长凯内恩有言：“我也不得不花费很多时间，试图阻止国会议员，以防止他们过分的亲以色列行为，以免引起美国与阿拉伯国家不必要的关系恶化。”[2]这番话充分表明了美国犹太人对美国国家的认同。
不管是出于思想理念，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在迄今为止所有美国总统和总统竞选人中，克林顿-希拉里夫妇的亲阿拉伯-伊斯兰倾向恐怕都是最强烈的。在沙特对美国能源供给和地区战略价值下降、美国-沙特关系持续恶化的背景下，美国众议院又在9月9日通过法案（该法案今年5月已在美国参议院通过），允许911恐怖袭击受害者亲属起诉沙特政府，即使被奥巴马否决也很有可能赢得2/3多数通过，沙特比至少二十年来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美国政界高层的朋友，尤其需要希拉里这样的亲阿拉伯-伊斯兰总统竞选人。沙特和其它海湾君主国也为此下了很大功夫，单从克林顿基金会捐赠者清单就可看出这一点。在近两年与美国的龃龉中，沙特迄今表现堪称强硬，恐怕有相当一部分动机是相信希拉里能够胜选，他们对美国桀骜不驯也不至于招来美国辣手“修理”。倘若希拉里崩盘，这一切努力和盘算就要付之东流了。
回顾历史，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国家对美关系还可能面临更大冲击。当年，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1913—1992年）在联邦德国（西德）总理任上提出并推行“新东方政策”，不仅打破了联邦德国与苏联东欧集团关系的僵局，而且根本性地缓解了欧洲的紧张局势；凭借这一历史性业绩，他不仅赢得了1971年诺贝尔和平奖，而且在2005年11月28日的德国电视二台“最伟大德国人”票选中名列第五。然而，这样一位塑造了历史的杰出政治家，当时却是在间谍丑闻中黯然倒台。他的亲信京特·纪尧姆被查出是民主德国（东德）间谍，而此人职位近乎于维利·勃兰特的总理办公厅主任，负责与议会、政府和情报部门对接。美国发生类似事件，并非绝无可能；而且，刺刀见红的竞选角斗也会激励政治对手制造出真真假假的这类风波。
在对美关系阴晴不定、不确定性风险空前上升的情况下，海湾君主国有着比以前更强的动机寻求与非西方大国增进交往，沙特尤甚，中国这个上升中的非西方大国又是他们外交战略另辟蹊径的重点。面对这一潜在趋势，我们需要全面考量国家整体战略，把握好分寸，消除内外风险，从商业利益到战略，最大限度增进我们在国内外的长期可持续利益。
倘若特朗普上台，世界大国也许会获得一个摆脱“自伤性竞争”、各自重塑国家认同、增强内部社会凝聚力的机会。“在2000年，外国出生的人在美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略低于1910年。可是，身在美国而心却在别国的人所占的比例，很可能高于美国独立以来的任何时候。”[3]——在《我们是谁》正文开篇章节，塞缪尔·亨廷顿满怀忧思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十六年时光倏忽而过，美国的“身在曹营心在汉”问题已经越发严重，并与主体民族、主体文化传统遭受逆向歧视问题形成了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不仅美国，除了日本之外的几乎所有大国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一定程度的“巴尔干化”已经是美欧面临的现实威胁。奥巴马这个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在任期间非但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加剧了这个问题。“黑人命也是命”运动（Black Lives Matter）这两年打着“反对警察压迫黑人”、“反种族歧视”旗号异军突起，在不少地方已经走到了敌视美国国家的地步，典型如发动7月7日达拉斯武装袭警案的黑人枪手迈卡·约翰逊，这个本该是美国国家保卫者的退役美军士兵、预备役军人，却支持黑人极端主义，极端敌视白人和美国国家而认同黑非洲，为此次武装袭击美国国家强力部门人员蓄谋已久，而且他的行为在黑人群体中似乎非但没有成为警示，反而成为众人效仿的榜样。而大国国内之所以普遍出现逆向歧视问题，一方面是出于某种失之天真的理念，另一方面是在大国竞争压力之下，情急之余，将失之天真的理念作为“软实力”而大加倡导，[4]即使这些天真理念本质上与自己立国基本原则相悖也在所不惜，最终导致所有大国都骑虎难下。
美国哪一支政治力量更能领导国家摆脱大国“自伤性竞争”？应该不会是民主党和克林顿-希拉里夫妇。由于种种原因，历史上具有更强调保护弱者合法权益正义形象的民主党已经走向了践踏平等竞争原则、逆向歧视多数群体的极端。在今年7月的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4766名代表中有女性2887人，占比61%；黑人1182人，占25%；拉美裔747人，占16%；[5]分别明显高于女性、黑人、拉美裔在美国总人口中占比，其中黑人代表占比更是高出几乎一倍，而且这些代表更多地是片面主张为黑人争夺超国民待遇。而在民主党内，克林顿-希拉里夫妇又一向是更倡导逆向歧视政策的。假如希拉里胜选，美国社会的“巴尔干化”问题将越发加剧，进而通过美国深陷误区的“软实力”国际竞争战略而逼迫其它国家继续同样采取类似的“巴尔干化”政策，以免在国际竞争中沦为众矢之的。如果特朗普上位，这种大国竞相“自伤”的恶性循环更有希望显著缓解，甚至停止，哪怕是一段时间。
（初稿2016.9.13，修订2016.9.14，仅代表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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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欧盟没有独立统一的军队组织。1954年，西欧国家就曾经提出欧洲防务共同体构想，但以失败告终。2015年，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提出建设欧盟军队，遭到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坚决反对而未能通过。2016年英国公投通过脱欧后，意大利前外长、现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欧盟外交事务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费代丽卡·莫盖里尼于9月初宣称英国脱欧消除了欧盟建军的最后一个障碍，主张抓住时机建立欧盟军队。但从实战表现来看，英军是欧盟各国军队中战斗意志最强悍、指挥最出色的，倘若建立统一的欧盟军队，其战斗力更有可能向各成员国军队下限看齐，而不是向上限看齐。
[2]张士智、赵慧杰：《美国中东关系史》，第38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3]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第5页，新华出版社，2005年中文版。
[4]苏联解体接近尾声时，约瑟夫·奈写下影响深远的《美国注定领导世界？》。他认为，传统的帝国太依赖硬实力，容易因扩张过度、树敌过多而瓦解。美国应当充分发挥自身的“软实力”优势，通过灌输美式价值观而控制世界。
[5]《环球时报》，2016年8月3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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