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之争勿对七年前海外公关上纲上线

“2014年的报道。联想此举，在政治上极为不智，联想难道不知道中美两军关系？他就是要在美国搞公共关系，也应该找别的捐赠对象。他给美军及其家属大量捐赠，已属不智；若在中国没有同样向解放军和军属、烈士遗属捐赠，那这对其公众形象打击更大，搞不好会成为毁灭性打击。”

——正值联想公司成为舆论争议焦点之际，六七年前我批评联想向美国劳军联合组织捐赠电脑设备不智的博文被人翻出来贴上网，难道我当初的担忧“搞不好会成为毁灭性打击”会一语成谶？

我本无意参与此事，但目睹联想风波中不同性质问题已被搅成一锅粥、且有可能失控升级的局面，还是不能不就此公开表态，希望以前联想向美国劳军联合组织捐赠电脑设备一事不至于蔓延失控，进而对我国外经贸正常发展构成长期损害：

此时抨击联想，不要对七年前海外公关行动上纲上线，尽管那个行动并不明智。

之所以感到联想风波中不同性质问题已被搅成一锅粥，是因为风波起后抽时间浏览过各方争议，深感一些论战者没有分清所争议问题的不同性质。应付账款、高管薪酬、研发投入、市场定价之类企业经营策略之争不涉及违法与否，国有资产流失、信息安全涉及违法与否；社会有批评联想及其高管的权力，但批评还是需要立足事实和逻辑，分清不同性质问题；天马行空把不同性质问题混到一起，笼统说成是联想的“几宗罪”，并不令人信服。

在这场争议中，联想改制中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流失，没有仔细研究当年联想改制等交易条件细节，不敢轻下断言；“27位高管中14人外籍”，如果是真的，这个构成我比较反感，传言中有的联想外籍高管在关键时期的一些言论令我恼火，但我查阅过联想2020/21财年年报，年报中列举的管理团队为13人，不知道“27位高管中14人外籍”之说指的是哪些人，联想管理团队构成是否已经威胁到信息安全，这要由相关部门审查判定。

至于这两天有人提出的几年前联想向美国劳军联合组织（USO）“战士和家庭中心”捐赠电脑设备之事，这本质上是一个在中国外经贸企业中日益常见、也应该做的东道国公共关系举动，越是资本和技术密集企业，规模越大，出口和海外投资越多，越需要重视在东道国的公共关系，特别是在美国这样的世界第一大进口国、最大技术出口国；在当前中美竞争全方位激化的背景下，我们尤其需要激励企业做好在美国市场的公关。只是联想相关部门、高管对国际关系认识颇有肤浅不到位之处，且缺乏前瞻，选择美国劳军联合组织这个公关对象很不合理，我几年前的博文已经批评了此举的不智之处，但迄今我没有看到任何依据证明、也没有任何政府部门声明此举超过了中国法律法规许可的界限。

在当前中美关系摩擦不断、甚至不时剑拔弩张的环境下，与美军及其相关机构组织的不正常交往完全可能成为一个毁灭性罪名，但不可依据现在的中美关系去追究2013—2014年间中美关系还算平和时期、而且没有证据表明其违反中国法律的东道国公关行为。倘若真个开此先例，那就不仅仅是联想一家公司的悲剧，而完全有可能成为千千万万家中国外经贸企业及其员工的悲剧，甚至是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竞争急剧升级的紧要关头自废武功的悲剧。

为什么？因为中国是蝉联10余年的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和第一大出口国，202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已占全球30%，自1990年代末、本世纪初以来，越来越多产品产量占到世界一半甚至百分之七八十，至迟从1990年代初起，打开国际市场的成效就已经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稳定可持续发展，中国也正是从1990年代起“跃居”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最大受害者，这一地位至今未变，甚或有日益“巩固”之势。自从2018年3月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中美“新冷战”和推动美国、第三国市场对华“脱钩”之声甚嚣尘上，能否保住、巩固、扩大海外市场份额，特别是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关系到我们在中美全方位竞争中的结局。

正是基于上述大局判断，2018年3月中美贸易战爆发仅仅3个多月后，7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六稳”方针，“稳外贸”、“稳外资”赫然在目；2020年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提出“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六保”。[1]2020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外贸稳外资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提出15项稳外贸稳外资政策措施。

为此，本世纪初，我们就提出要努力在东道国构建反贸易保护主义统一战线，联想在美国市场的公关行为客观上是我国在东道国构建反贸易保护主义统一战线的一部分。

具体就联想向美国劳军联合组织（USO）“战士和家庭中心”捐赠电脑设备而言，我认为此举不智，联想完全可以寻找其它同样能够打动美国社会、但不会在中国社会引发巨大负面反响的捐赠对象；但联想收入构成高度国际化，美国市场收入占比甚高，其2021财年（截止2021年3月31日）营业收入中，中国、亚太、欧洲/中东/非洲、美洲四大区域市场占比分别为24%、19%、26%和31%（根据联想2020/21财年年报），在中美关系并非敌对的情况下，接受联想捐赠的美国劳军联合组织（USO）“战士和家庭中心”职能系为美军现役军人及其家属提供休养场所，为伤兵和医护人员提供医疗场所，联想捐赠行为本身谈不上违反中国法律法规。

而且，与东道国政界搞好关系从来就是构建反贸易保护主义统一战线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本世纪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突飞猛进，又发起了“一带一路”计划，与包括政界在内的东道国社会的公共关系重要性更加凸显。

（马克·里布）

从更长时间跨度上考察，成功的跨国公司在经营东道国公共关系方面往往布局甚早，着眼长远。在前些年的达能-娃哈哈之争中，我研究来龙去脉时惊讶地发现，达能集团早在抗战时期就与八路军敌后根据地开展了贸易往来，达能集团老板老里布1950年代中法两国尚未建交时就到过中国，见过毛主席、周总理，其兄弟马克·里布（Marc Riboud）1950年代成为第一位获准进入新中国拍摄的西方记者，先后受周恩来总理等人邀请来华20多次，他抓拍的众多黑白照片已经成为反映新中国历史的影像档案。有此渊源，早早建立了这样的互信，无怪乎达能集团在西方解除对华全面贸易封锁之后得以率先进入中国市场，在中国市场一度占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力。我们应该支持今天的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复制、甚至超越这样的传奇。

（马克·吕布和巩俐在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Shanghai Triad》（1995）肖全拍摄）

在实践中，不少外国政界人士也已经为中国开放经济构建稳定环境做了许多添砖加瓦的有益工作，而且是不可替代的。且不提那些在任的外国高级政界人士，就是一些离职的、级别不那么高的外国前官员，其作用也相当可观。

2000年，美国通过法案给予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终结了连绵10年、高度政治化的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MFN）/正常贸易关系（NTR）之争，为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创造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也为翌年中国“入世”清除了最大障碍，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出口连续近10年年均增长30%上下。当年4月9日（美国参议院投票前一个半月），中国美国商会组成30人代表团专程赴美游说，他们会见了美国财政部、商务部、国务院、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农业部等相关部门的高官，拜访了130多位国会议员，对说服美国议员、行政部门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这次游说中，某议员一见到代表团成员就大声嚷嚷：中国有20枚导弹瞄准我们，我们为什么要给中国PNTR！代表团中有位退役将军曾在美国国防部担任要职，他反驳道：议员先生，我可是国防部的退役将军，你知道我们有多少枚导弹瞄准中国吗？两千枚！那位气势汹汹的议员顿时哑火。倘若按照将联想向美国劳军联合组织（USO）“战士和家庭中心”捐赠电脑设备视为大罪的逻辑，是否应该将聘请这位美军退役将军为中国游说当作“危害中国国家安全”？

代表团成员、时任美国信诺保险集团北京代表处高级顾问司马琦曾经是美国驻华公使衔经济参赞，他负责去说服企图拿“人权”刁难中国的议员，他的杀手锏就是告诉对方自己负责起草了美国国务院第一、第二、第三个中国人权报告，他在中国从1970年代呆到1990年代，见证了中国人权的发展。

……

既然这些美国前官员、前将军都能发挥这样的作用，我们的企业有什么理由不去努力与更多、级别更高的美国政界人士建立联系？

我始终高度警惕美国的霸权主义行为，早在2005年纺织品贸易战时就与美国商务部前副部长、时任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主席在电视上越洋舌战；2018年从一开始就坚决主张中国抵制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创造的“史诗级贸易战”一词在海内外广为流传；我同样坚决主张尽力维护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继续尽力让经贸往来发挥中美关系“压舱石”的作用，让“好看又好吃”（引用毛泽东主席语）的经贸往来为中美关系缓和率先破冰。我相信，这样的做法最符合中国的利益。

而为了维护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打破反华势力推动美国、第三国市场对华“脱钩”的图谋，我们需要继续在美国社会、美国政界争取支持力量。为此，我们需要入乡随俗，采用美国方式在美国社会建设公共关系：

既然根据中美两国目前的综合国力对比，培训外国青年政治家、培训外国政党搞党建等我们在新兴市场采用的做法不适用于美国，而且那些政客、前政客们建立的基金会在美国是合法机构，我们的企业凭什么不入乡随俗采用美国合法的、通行的捐赠做法？

我反对在中国引进美国这套体制，认为这套体制问题很大；但讨论美式体制成败得失是我们该在国内做的事情，并不是我们的企业跑到美国做生意时该做的事。中国企业去美国也好，去别的国家也好，任务是想方设法站住脚、打开市场、挣钱，为此必须适应、掌握运用美国等东道国的体制为自己的目标服务，他们打开美国市场多挣钱，就是最好地服务于中国国家利益和中国体制。克林顿基金会也好，其他美国政客建立的基金会也好，纠缠其资金收付运用是否符合美国法律，那是美国人的事，不是我们的事，我们也反对随随便便无中生有给中国企业扣“违反美国法律”的帽子，起码对中国企业、机构应该与对同样向这些美国基金会捐赠的挪威政府、英国政府、联合国基金会等非美国机构一视同仁。

美国是中国数一数二的重要贸易伙伴，这一事实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改变，中国企业掌握入乡随俗与东道国政界打交道的艺术是好事，因国内政治争论影响开拓海外市场是错误的。我们的企业与美国政界人士打交道曾经长期苦于不得其门而入，现在总算开始摸到了门路，我们即使帮不了他们，至少不应该给他们掣肘；我们更该做的，是探讨中国企业捐赠对象、方式、时机选择的得失成败，帮助中国企业提高掌握、驾驭东道国社会政治游戏规则的技艺。商业就是商业，没必要政治化。

联想公司从零起步，在不到一代人时间里做成世界最大电脑公司，这是中国的财富而不是罪过；联想公司与华为相比多有不如之处，但在全球同行中仍属佼佼者，与同时代诞生、曾经知名但已经灰飞烟灭的四通等公司相比更是优秀，值得我们珍惜、促使它改进提高而不是必欲灭之而后快，从而把市场丢给外国竞争对手。对业务遍及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员工6.3万、年营收607亿美元年营收607亿美元的世界最大电脑公司轻言“清算”，这样的“奢侈”绝非我所愿见。联想高管如果真有问题，依据事实和相关法规处理即可，但不要影响联想公司本身的正常运营与发展。 （为看推送，点击“在看”和“点赞”）

（初稿2021.11.23，修订2021.11.24，仅代表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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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六稳”是指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六保”是指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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