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新财长能否挽救土耳其经济困局？》”为题刊发于今日（2023.6.13）观察者网，刊发文章链接：https://www.guancha.cn/MeiXinYu/2023_06_13_696604_s.shtml；埃尔多安执政于土耳其共和国走上正轨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堪称受命于危难之际，执政前期较快就交出了一份相当炫目的经济成绩单。埃尔多安得以将凯末尔创建的世俗主义土耳其共和国改造成内核宗教色彩浓重的国家，牢固把持权力逾20年，凭借的是耀眼的经济成绩及其所带来的强大民意支持。埃尔多安治下的土耳其一度取得如此经济成绩，表明“埃尔多安经济学”有其内在经济与政治逻辑，若机缘巧合，因时乘势，在特定国际国内经济政治环境下能够取得一定时间的成功。降息是“埃尔多安经济学”下的土耳其经济增长与社会机制关键所在。一度貌似大放光芒的“埃尔多安经济学”存在内在长期致命弱点，决定了“埃尔多安经济学”下的土耳其经济增长机制不可持续。在长期发展进程中，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变动必然引爆土耳其经济内在风险。尽管市场声望颇高，但土耳其新任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希姆谢克（Mehmet Simsek）要整顿已经沉疴入骨的土耳其经济，免不了要经历相当一段时间不无痛苦的调整，已经相当分裂的土耳其社会还能承受这样的调整而不至于“出事”吗？对我们而言，在较长历史跨度和国际背景上分析看清“埃尔多安经济学”的内在经济政治机制，了解其成败得失，有助于我们准确判断该国经济社会走势前景，定位与该国相关的经贸和政治往来，避免盲目和风险，抓住机遇。而“埃尔多安经济学”中隐含的一些社会机制，如城市棚户区农村移民问题，也能够给我们自己的经济社会治理提供有价值启示。《日韩能源、通胀困局与土耳其大地震》，《环球财经》，2023-2/3期（总第267/268期）；A shocking aftermath？Beijing Review，March 9，2023，NO. 10；《土耳其大地震对能源市场有何冲击？》，《经济日报》，2023-03-01；《褪色的“埃尔多安奇迹”》，《21世纪经济报道》，2023-02-10；《震灾重创土耳其经济会否阻碍埃尔多安大选》，《新京报》，2023-02-10；《土耳其大地震对世界经济最大影响是国际油气管道布局》，《新京报》，2023-02-12；《土耳其大地震，加剧俄乌冲突带来的欧洲石油困局》，红星新闻，2023-02-13；Quake may impact oil and gas supply around the world，China Daily，2023-02-15；当大地震的地动山摇、楼房成片垮塌的尘雾与大选政治搏杀的硝烟散去，当有惊无险最终赢得连任的埃尔多安亲手挑选组建的新一届土耳其内阁尘埃落地，在17名部长中只有两个非要害部门部长留任的新一届土耳其内阁中，最受市场关注的人物无疑是那位5年前被埃尔多安解职、这回再度出山的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希姆谢克（Mehmet Simsek）。这个安卡拉大学经济学学士、英国埃克塞特大学金融与投资专业硕士科班出身的财经官员，这个曾供职于美国、德国金融机构的前金融市场专业人士，从2009—2015年担任土耳其财政部长，到随后担任经济事务主管副总理直至2018年7月，在任职土耳其政府财经决策最高层期间曾经赢得相当的市场声誉；但这番重披战袍再度出山，面对已经疮痍满目、“地雷”重重的土耳其经济，面对“埃尔多安经济学”从辉煌到沉沦留下的烂摊子，面对已是今非昔比的复杂国际政治、军事环境，面对虽然已无需寻求再次连任但仍然必须维护自己政治经济政策遗产的最高决策者埃尔多安，尽管据说他为接受邀请出任财长向埃尔多安索取了相当高的政治授权作为价码，他还能够挽救土耳其经济困局吗？解析“埃尔多安经济学”的内在逻辑、一度成功的基础及其失败根源，可以让我们把这个问题看得更清。同为数千万人口体量的国家，同在5月14日举行大选，土耳其大选显然比泰国大选吸引了世人多得多的关注，因为土耳其扼五海三洲之要冲的区位优势，因为土耳其综合国力在中东穆斯林国家中堪称第一，因为土耳其曾经的历史辉煌与现实雄心，因为土耳其的战略价值因当前的乌克兰战争而大幅度凸显，也因为执掌土耳其权柄20年之久的埃尔多安在国际舞台上分外活跃，出镜亮相吸引的注意力远超土耳其国力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连带其经济政策主张、措施“埃尔多安经济学”多年来在国际社会也颇受关注。时至今日，曾经辉煌的“埃尔多安经济学”已经沉沦，早在5月大选投票之前，土耳其内外人们就已经普遍意识到，无论是谁在这场土耳其多年来选情最胶着的大选中胜出，获胜者都不可避免要直面救赎土耳其经济的沉重负担。今年这场大选之所以成为埃尔多安执掌土耳其20年来选情最严峻的一次，主要原因是严重经济困难叠加2月大地震及由此暴露的大面积“豆腐渣工程”问题，前所未有地动摇、削弱了他的政治基础；在此基础上，4月25日晚突如其来的电视直播采访中断和心肌梗塞传言，令众多人从追随者到一般选民对他的身体健康状况疑虑顿生。而纵览自2002年底埃尔多安率领正义与发展党（下文简称“正发党”）胜选上台至今土耳其经济走势，应该说埃尔多安执政于土耳其共和国走上正轨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堪称受命于危难之际，执政前期较快就交出了一份相当炫目的经济成绩单。回顾2002年11月土耳其提前举行大选时面临的经济金融危机，不难理解当时土耳其社会上下何其民心思变，理解埃尔多安及其正义与发展党得以在那场大选中大获全胜的根本原因：以美元现价计算，2001年土耳其GDP（2022亿美元）比2000年（2743亿美元）萎缩26.3%，2002年也仅仅回升至2402亿美元，尚不及1996年水平（2505亿美元）；通货膨胀率（消费者价格指数）虽然比1994年104.5%的高峰有所下降，但直到2001、2002年仍处于54.2%和45.1%的高位；2001、2002年失业率分别为7.8%和9.8%，比1995—2000年间6.0%—7.2%的水平进一步上升；外汇储备锐减而外债高涨接近国际储备7倍；[①]土耳其货币里拉近乎沦为废纸而号称“世界最不值钱货币”，对美元汇率从1998年的20万︰1贬值到165万︰1，相当于凯末尔时代里拉初创时的1/300万，纸币面值最低50万，最高2000万，硬币面值小的5万，最大50万；……在这种情况下，埃尔多安执政前期较快就交出了一份相当炫目的经济成绩单：执政第一年，土耳其2003年GDP就达到了3148亿美元，比上年猛增31.1%，是土耳其建国以来最高水平。从开始执政前夕的2002到2013年土耳其GDP达到顶峰，11年间以美元现价计算的土耳其名义GDP从2402亿美元增长299%至9575亿美元，人均GDP从3617美元增长245%至12489美元。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如此增长业绩，堪称“奇迹”。同时，困扰土耳其数十年的奔腾式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痼疾也得到了遏制：从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国至1980年代之前，土耳其多次出现年率超过100%的奔腾式通货膨胀，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旨在稳定宏观经济基本面的调整也未能有效遏制通胀失控。1980—2002年23年间，土耳其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在31.1%—110.6%之间，其中有15年超过50%，13年超过60%，8年超过70%，6年超过80%，两年超过100%。埃尔多安执政首年，2003年土耳其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就从上年的45.1%大幅下降至25.3%，翌年进一步跌破10%大关至8.6%，由此直至2016年的13年间，除2008年外，土耳其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保持在个位数。2005年1月1日起土耳其废除旧币里拉，以100万︰1兑换率改用新里拉，2009年起以1︰1兑换率再次改用新货币“土耳其里拉”。2005年货币改革当年，土耳其货币对美元年均汇率为1.34新里拉兑1美元，直至2013年，土耳其货币对美元年均汇率为1.30︰1—1.90︰1，波动和贬值幅度按土耳其及整个西亚北非标准衡量非常温和。基于本世纪初10余年经济增长的实绩，土耳其当时被国际市场和舆论普遍视为最热门最有前途新兴市场经济体之一，被高盛公司列为其所称“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缩写为“BRIC”）之后最有吸引力的国家，位居日本《经济学人》杂志列举的“展望五国”（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阿根廷，缩写为“Vista”）之首，“埃尔多安经济学”也开始在国际上声誉鹊起。也正是凭借耀眼的经济成绩及其所带来的强大民意支持，埃尔多安上台后得以对土耳其政治体制大动干戈，剥夺了军队的特权与自治地位，废除了军队、宪法法院等机构维护世俗主义政制的能力，实质上根本改变了土耳其共和国立国的世俗主义政治体制，把2002年11月一次提前大选大获全胜、但完全有可能昙花一现的“安纳托利亚革命”发展成了根本改变土耳其政治体制内核的长久革命，牢固树立了自己的政治权威。自2002年底竞选获胜出任总理起，以大国民议会绝对多数党地位连续执政，结束了此前土耳其政坛连续10多年的多党组阁局面，2014年起担任总统，2017年通过改行总统制的修宪公投，2018年起担任新政体下总统，今年5月胜选后可连任至2028年。在国际上，依托显著上升的土耳其综合国力与本人国内政治权位，抓住有利国际政治环境，埃尔多安大大提高了土耳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能见度，他本人也被许多外国穆斯林视为领袖，隐然有成为事实上的新哈里发之势。二、从降息看“埃尔多安经济学”下的土耳其经济增长与社会机制埃尔多安治下的土耳其一度取得如此经济成绩，表明“埃尔多安经济学”有其内在经济与政治逻辑，若机缘巧合，因时乘势，在特定国际国内经济政治环境下能够取得一定时间的成功。（一）伊斯兰社会历史上长期盛行高利贷，埃尔多安降息操作并非基于教义“埃尔多安经济学”在市场上最引人瞩目的特点毫无疑问就是降息，即使在近年土耳其通货膨胀率高涨之时，埃尔多安也要坚持降息，为此不惜接二连三拿掉违反其旨意的财政部长、央行行长，仅2021年一年之内就更换了3个央行行长。面对这种与现代经济学一般常识背道而驰的操作，流行的舆论将其归因于伊斯兰教法禁止利息而埃尔多安对宗教格外虔诚，但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与现实。不错，伊斯兰教法名义上禁止利息，但在实践中却是伊斯兰社会诞生了利率远超中国和欧洲传统的超级高利贷。中国古代长期认可的极端情况下商业性融资利率上限为100%，政府官方禁止收取利息超过本金；[②]罗马帝国时期就规定了亚洲利息上限为12%，累积利息不得超过本金，债权人最多只能收取债务人收入的1/4；[③]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在其千年历史中长期维持12%—12.5%的法定年利率上限，在一些世纪里还降低到4%—8%；[④]但在兴起之后一开始就是靠征服拜占庭领土实现扩张的伊斯兰社会，其实际利率水平远超上述水平。蒙古西征后，中亚、西亚色目回回商人依靠蒙古权贵领主暴力将伊斯兰社会的超级高利贷“羊羔儿息”强加于中国，南宋使臣彭大雅出使北方蒙古占领区时目睹这种年息100%、每年滚动计算复利、10年利息等于本金1024倍的超级高利贷，震骇不已（【宋】彭大雅：《黑鞑事略》），甚至许多中国州县地方政府也因向色目回回商人借款缴纳苛捐杂税而沦为“羊羔儿息”受害者，最终财政破产，地方政府主官要么出卖妻子儿女为奴仍然无法偿清，要么被迫挂印弃官逃难，数度成为蒙元统治下中国严重社会问题。耶律楚材等名臣几经整治，仍然无法彻底根治；直至朱元璋北伐胜利之后，“羊羔儿息”方才在中国全面禁止。[⑤]
（朱元璋及其开国功臣们将中国从“羊羔儿息”压榨中彻底解放出来）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后，伊斯兰教法禁止利息的规定导致许多穆斯林国家形成了正规金融部门与非正规金融机构分割的二元金融市场，现代银行业利率过低，在国内市场难以开展业务广泛吸收资金形成有效的资本积累，成为这些国家资本积累严重不足、高度依赖外援资金的关键原因之一，国内金融市场则被非正规的高利贷资本占据，正规金融部门的低利率、无息资金通过一系列灰色操作大量流入高利贷市场，成为权贵阶层非分收益的源泉。在上世纪中期阿富汗政府大力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前3个五年计划中，外援占实际投资的比例分别高达78.5%、81.6%和79.6%。[⑥]但在民间，阿富汗普通平民普遍负有高利贷债务。1970年代，喀布尔以北考希达曼地区居民88%负债，债务利率高达10—30%。[⑦]（二）“埃尔多安经济学”扭转土耳其数十年利率上涨趋势在埃尔多安执政之前，土耳其经历了持续至少近40年的利率上涨，利率之高，令人惊骇。审视土耳其年均基准利率变动。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1964—1986年间，以贴现率为基准利率，土耳其年均基准利率从7.50%（年率）一路上涨至52.00%的高峰（1984年起）。1987年起，以央行政策利率为基准利率，当年年均央行政策利率为42.36%，贴现率为45.00%，到1990年，央行政策利率就上涨到了62.72%。1990—2002年13年间，仅1991（59.87%）、2001（59.00%）、2002（44.00%）三年土耳其年均基准利率低于60%，其余各年土耳其年均基准利率均超过60%，1995（106.31%）、2000（183.20%）两年超过100%，最高的2000年高达183.20%，接近200%。埃尔多安政府正式开始执政首年（2003年），土耳其年均基准利率从上年的44.00%大幅下调至26.00%，2004年进一步下调突破20%关口至18.00%，2009年下调突破10%关口至6.50%，2010年下调至1.63%的低谷，直至2017年，土耳其年均基准利率一直保持在个位数。2018年，土耳其年均基准利率从上年的7.25%上调至22.50%，2019—2021年分别为10.50%、15.50%和12.50%。2021—2022年，在通货膨胀压力猛增的情况下，土耳其数次逆势大幅度降息，其中2022年连续4次降息，基准利率累计下调500个基点至9%。今年1月19日，土耳其央行宣布维持9%的基准利率不变。（三）降息为什么是“埃尔多安经济学”的土耳其经济增长与社会机制关键所在降息对“埃尔多安经济学”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因为埃尔多安上台执政之前土耳其的利率本身就高得不正常，是持续奔腾式通货膨胀和雪崩式汇率贬值的产物，降息是当时重建土耳其宏观经济稳定的必需措施；另一方面是因为它在“埃尔多安经济学”的土耳其经济增长与社会机制中发挥关键作用：压低储蓄率扩大消费，同时提高投资率，由此一方面推动经济增长提速，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挖掘、巩固土耳其扼五海三洲要冲的区位优势，夯实土耳其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对由此导致的急剧扩大的储蓄—投资缺口及其外在表现——经常项目收支逆差，通过大量借入外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等措施来弥补。在这一增长机制中，在抑制住了持续奔腾式通货膨胀和雪崩式汇率贬值的情况下，降息可以发挥抑制储蓄和激励投资双重作用，宏观经济稳定性与增长预期改善也会吸引资本流入，从而推动上述增长机制运行。在社会与政治上，通过大规模基建投资，埃尔多安得以向其政治基本盘农村居民、城市棚户区农村移民提供大批就业机会，给伊斯兰教势力等政治盟友提供经济分肥的“肉桶”，由此实现经济、政治“双丰收”。对于埃尔多安而言，这一点堪称政治上生死攸关。由于人口增长较快和农村人口持续流入城市等原因，即使在“埃尔多安经济学”的辉煌时期，土耳其失业率也居高不下，甚至高于他执政之前。1980—2001年间，土耳其失业率在6.0%（2000年）—8.7%（1988年）之间，2001、2002年分别为7.8%和9.8%；埃尔多安正式执政的2003—2021年间，土耳其失业率为8.3%（2012年）—13.7%（2019年之间）。其中，2003—2014年间有2009、2010两年因次贷危机冲击失业率达到两位数，2015年至今，土耳其失业率一直在两位数以上。因此，就一般意义而言，埃尔多安面临沉重的创造就业压力。同时，埃尔多安的一些政策主张进一步加剧了土耳其的就业压力：首先是否定节育和控制人口以迎合伊斯兰教势力，宣称节育是叛国，真主会照顾所有孩子，不用担心高生育加重经济负担。[⑧]这样的人口政策必然在相当时期内加重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其次是迎合城市棚户区农村移民。执政者如果抑制城市棚户区农村移民，相当一部分人会留在农村就业，或成为边际产出为零的隐性失业人口，在土耳其实施的西式竞选政体下，这些选民未必会投执政者的票。执政者/竞选人如果采取迎合城市棚户区农村移民的政策措施，这些人会有较高倾向投他的票；而且这些人是从分散的农村集中到了大城市，在流入的大城市当地投票，会由此大大提高他夺取大城市政权的希望；拿下大城市政权后，不仅政治影响力远远高于多个分散的乡村、小城镇政权，而且有更多的资源可供使用，去巩固自身地位，并进而角逐全国政权。在取得大城市和全国政权之后，通过大规模基建投资为城市棚户区农村移民提供就业机会，即使暂时失业也给了他们就业的希望，这些人就会大批成为他的“铁杆”票仓。而且，这些措施会吸引更多农村居民流入大城市，在不实行中国式户籍管理制度的国家，他们在流入的大城市就地参加选举，还会进一步扩大他在大城市的“铁杆”票仓。在这样一个“迎合城市棚户区农村移民——获得棚户区居民选票上台——获得资源更大力度迎合棚户区居民——更多农村人口流入棚户区——棚户区票仓扩大”的西式竞选政治滚雪球循环中，关键是采取各种措施扩大投资，以创造棚户区居民就业机会。幼年从贫困乡村移居伊斯坦布尔工人区的埃尔多安就是这样拿下伊斯坦布尔市长职位，进而长期执掌土耳其全国政权。
从1839年末启动“坦齐马特”（Tanzimat）改革运动到如今，从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共和国，从外部投资者狂热涌入到危机爆发经济退潮，这个国家的经济已经几度轮回，“埃尔多安经济学”曾经辉煌，绝不意味着能够摆脱这种轮回，而是历史重演，尽管它的成功阶段比历史上轮回的繁荣期表现得更多几分绚丽。一度貌似大放光芒的“埃尔多安经济学”存在内在长期致命弱点，决定了“埃尔多安经济学”下的土耳其经济增长机制不可持续。“埃尔多安经济学”的内在长期致命弱点之一，是其压低储蓄率扩大消费与提高投资率并举，必然导致消费、投资超过国民储蓄的储蓄—投资缺口扩大，通常表现为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在有利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下，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乐观预期可以驱动国际资本通过债权融资、股权投资等形式涌入，从而弥补上述缺口；但到了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巨变之时，预期逆转，上述增长机制就将面临颠覆风险，“财政赤字+经常项目收支逆差”的格局通常还会引发投机性货币攻击和货币金融危机。到得此时，通货膨胀等等也会失控。储蓄缺口和贸易逆差/经常项目收支逆差本是从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共和国上百年的经济痼疾，从1878年（清光绪四年）到1993年116年间，土耳其仅有1930—1946年间的16年实现了贸易平衡或顺差，其间1931年贸易平衡，1938年贸易逆差，1947年后一直逆差。[⑨]1980—2022年43年间，土耳其仅有7年经常项目收支顺差，其中，埃尔多安执政之后土耳其储蓄—投资缺口和经常项目收支显著恶化：埃尔多安执政前的1980—2002年23年间，土耳其储蓄—投资缺口有5年为正数（即国民储蓄超过投资），其中2001、2002两年连续两年为正数，其余18年储蓄—投资缺口占同年GDP比例在-0.4%至-4.3%之间。在此期间，土耳其经常项目收支有6年顺差，逆差规模最高为99.2亿美元（2000年）。埃尔多安正式全面执政的2003—2022年20年间，土耳其储蓄—投资缺口只有2019年1年为正数，其余19年储蓄—投资缺口占同年GDP比例在-0.9%至-8.0%之间，其中达到、超过-4%的年份有11年。在此期间，土耳其经常项目收支仅有2019年1年顺差，除2003年外逆差规模均超百亿美元，最高744.0亿美元（2011年）。在国际社会上，土耳其始终只是一个中小经济体，因而只能是世界经济波动的被动接受者，而不可能成为大趋势的主动引领者、创建者。即使在土耳其名义GDP巅峰的2013年，其以美元现价计算的GDP也不过9575亿美元，占当年全球GDP总量773655亿美元份额不过1.24%。因此，土耳其经济政策可行性、成败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经济与政治环境变动。“埃尔多安经济学”施行前期之所以能够取得相当业绩，重要原因是埃尔多安胜选上台时机恰到好处：中国在埃尔多安胜选的2002年1月1日起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方，从而启动了这个新世纪全球经济增长“主发动机”与多边贸易体系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2000—2001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迅速向土耳其拨付其它国家不可企及的巨额救援款，2001年“911事件”和随之而来的反恐战争进一步大幅改善了土耳其的外部经济政治环境，以至于土耳其大报《土耳其每日新闻》赫然登出“拉登拯救土耳其”的大幅标题。埃尔多安及其正发党2002年底提前大选胜出，恰好坐享这些国际救援的红利。[⑩]如此天时地利，成就了“埃尔多安经济学”一度的辉煌。即使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后，主要中央银行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也支持了他的上述操作策略。然而，当主要中央银行非常规货币政策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时，退出量化宽松、缩表导致的资本流动逆转使其国际收支与债务风险日益凸显，“埃尔多安经济学”的上述操作策略便日益难乎为继，内在长期弱点凸显，汇率危机、资本外逃等等相继袭来，其经济增长也就不能不日薄西山了。即使新冠疫情导致西方主要中央银行一度重拾量化宽松策略，但由于疫情全面重创全球经济、特别是土耳其支柱产业，土耳其并不能从中受益，反而在疫情打击和西方主要中央银行从2022年起强力度收紧货币政策的双重打击下创巨痛深。结果，自2013年达到9575亿美元的顶峰之后，以美元现价计算的土耳其名义GDP总体趋向萎缩，2014—2020年一路下降至7201亿美元的低谷，尚不及2008年水平（7708亿美元），其后虽然有所反弹，但2022年土耳其名义GDP（8535亿美元）仍不及2012年（8801亿美元），人均GDP（9961美元）不及2008年（10778美元）。在此进程中，土耳其的通货膨胀、货币汇率等宏观经济稳定性指标全面大幅度恶化，曾经有过的成功相继化为乌有：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从2017年起重回两位数并节节攀升，在2020年第三、四季度启动的这一轮全球性通货膨胀中沦为全世界通货膨胀最严重国家之一，2022年10月通胀率高达85%，2022年12月CPI同比上涨64.27%。货币汇率重回快速贬值轨道，2018年以来年年跌破新关口。2014年，土耳其里拉对美元年均汇率跌破2︰1关口，2016年跌破3︰1关口，2018年跌破4︰1关口，2019年跌破5︰1关口，2020下跳跌破7︰1关口，2021年跌破8︰1关口，2022年全年土耳其里拉对美元贬值幅度超过40%，大地震后不久的2023年2月17日市场汇率已经贬至18.84︰1；土耳其大选第一次投票的5月14日，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贬至19.58︰1；埃尔多安在5月28日第二次投票中赢得连任后，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进一步贬至20.26︰1；到今天（2023年6月8日），距埃尔多安宣布新内阁名单、穆罕默德·希姆谢克重新出任财长已过5天，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已经贬至23.36︰1，表明市场欢迎希姆谢克出山，但又不敢对他寄予太高期望。（土耳其里拉兑美元汇率一路大跌，截止6月9日，已经跌至23.48：1）2015年起至今，土耳其失业率一直在两位数以上，2019年达到13.7%高峰，当前全国失业率10.8%，贫困率17.1%，均为经合组织国家之冠。在经济基本面急剧恶化的背景下，2018年以来土耳其一再爆发“股汇双杀”、“股汇债三杀”的金融危机。“埃尔多安经济学”曾经创造“奇迹”，时至今日，已经褪色沉沦。更糟糕的是，为了刺激国内投资和消费，也由于其政治基本盘农村和城市棚户区农村移民高度依赖大规模基建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其政治盟友要靠大规模投资分肥，在经济外部约束日益收紧的情况下，埃尔多安近几年来一直强烈反对加息，备战大选时尤其如此，其结果是不仅削弱了土耳其里拉的汇率，而且激励了土耳其负债继续高速膨胀、通货膨胀持续居高不下乃至屡创新高，以及居民和企业部门的资本外逃、货币转换（将本币转为外汇资产），加快了土耳其官方外汇储备的萎缩。去年以来，为了吸引选票备战大选，“埃尔多安经济学”变本加厉，加码采取了降息、大规模提前退休、连续大幅度提升最低工资等一系列民粹主义经济政策，进一步恶化了财政金融等宏观经济基本面。特别是在民调数据略微落后于对手凯末尔·克勒赤达罗卢（Kemal Kilicdaroglu）的情况下，埃尔多安在离大选投票5天之前的5月9日宣布给公务员加薪45%，从中直接受益者70万人，而这是在1月4日已经宣布的加薪30%基础之上再次加薪（1月3日宣布加薪25%，翌日宣布加薪幅度提高到30%），完全是为求“买票”不顾财政责任，……所有这一切，归根结底都要由土耳其经济、土耳其全体国民“埋单”，也给穆罕默德·希姆谢克埋下了随时有可能令其粉身碎骨的“地雷阵”。 （2022年12月，土耳其安卡拉市民看到提前退休的消息很高兴，当时的一时兴奋要靠未来“埋单”）
“埃尔多安经济学”已经沉沦褪色，土耳其经济又在宏观经济基本面疲弱、金融市场剧烈震荡之时遭遇大地震雪上加霜，震区面积颇为广大，涉及人口众多，官方宣布死亡人数超过5万，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受影响总人数超2600万，震区的伊斯肯德伦港、杰伊汉港等地对土耳其经济颇为重要，……所有这一切，都给土耳其经济前景投下了浓重的阴影。不错，穆罕默德·希姆谢克被关注土耳其市场的外部投资者们称为“传统经济政策、透明度和独立中央银行的倡导者”，而且据说他为接受邀请出马上任向埃尔多安提出了三项条件：这个再次出马的财政部长在理论上已经掌握了土耳其经济和金融决策的权力，人们也听到了他的宣言：“基于规则且可预测的土耳其经济将是实现我们所追求的繁荣的关键”；“核心目标是财政纪律和价格稳定，以实现可持续的高增长”；[11]……但要整顿已经沉疴入骨的土耳其经济，免不了要经历相当一段时间不无痛苦的调整，已经相当分裂的土耳其社会还能承受这样的调整而不至于“出事”吗？埃尔多安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容忍他所主张的经济改革而对自己此前的作为改弦易辙？穆罕默德·希姆谢克在对俄政策等问题上能否抵抗住西方压力而维护土耳其自身经济利益？土耳其经济总量和产业结构在西亚北非穆斯林国家中出类拔萃，但占全球份额甚微，2022年GDP为8535亿美元，在全球GDP总量中所占份额只有0.84%，决定了大地震和其政治变动不足以对全球经济产出产生直接可感受影响，但由于土耳其扼五海三洲要冲的区位优势，对国际能源运输格局、油气管道布局的冲击，对国际经济、政治、军事的间接影响，值得我们关注。不仅如此，对我们而言，在较长历史跨度和国际背景上分析看清“埃尔多安经济学”的内在经济政治机制，了解其成败得失，有助于我们准确判断该国经济社会走势前景，定位与该国相关的经贸和政治往来，避免盲目和风险，抓住机遇。而“埃尔多安经济学”中隐含的一些社会机制，如城市棚户区农村移民问题，也能够给我们自己的经济社会治理提供有价值启示。- 【英】米切尔编：《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卷：1750—1993年》（第四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
- 黄维民：《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
- 梅新育：《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人民出版社，2004年；
- 哈安全：《土耳其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
- 【美】悉尼·霍默、理查德·西勒：《利率史》，中信出版社，2010年；
- 【英】帕特里克·贝尔福：《奥斯曼帝国六百年——土耳其帝国的兴衰》，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
- 梅新育：《土耳其地方选举或成2019新兴市场危机起点？》，《第一财经日报》，2019-04-09；
[①]下文土耳其经济数据若无特别注明，均引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②]在《从“无盐氏借款”看西汉前期国家信用风险》一文中，我对此作过较详细梳理总结。《武汉金融》，2019-9。[③]参见【美】悉尼·霍默、理查德·西勒：《利率史》，第33页，中信出版社，2010年。[④]参见【美】悉尼·霍默、理查德·西勒：《利率史》，第41—43页，中信出版社，2010年。[⑤]正史中关于“羊羔儿息”的记载甚多，仅《元史》纪传中就有《太宗纪》、《耶律楚材传》、《谭澄传》、《史天泽传》、《王珍传》、《董文炳传》等篇目中记录了这方面事情，传主或是治理过“羊羔儿息”问题，或是本人主政、领兵时向色目回回商人借用过“羊羔儿息”，在《元史》中《刑法志四·禁令》等史籍中记录了相关管理法规，《窦娥冤》等文艺作品都提到了年息翻倍的羊羔儿息。现代货币金融学者如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等对此也有记载论述。[⑥]彭树智、黄杨文：《中东国家通史·阿富汗卷》，第十二章“十年‘宪政’风云”，第252—253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12月第1版。[⑦]彭树智、黄杨文：《中东国家通史·阿富汗卷》，第十二章“十年‘宪政’风云”，第255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12月第1版。[⑧] 2014年12月21日，埃尔多安在其政治盟友穆斯塔法•科夫里儿子的婚礼上致辞说：“控制生育与土耳其人的强国愿望背道而驰。要使国家变得更强大，我们需要更多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反对党多年来一直在推行‘叛国’的节育政策，这将会导致土耳其人口枯竭。1个（孩子）意味着孤独，2个意味着对抗，3个意味着平衡，4个则意味着丰富。大家不用担心多生孩子会带来家庭负担，因为真主会照顾所有的孩子。”——引自《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称节育是叛国多生的孩子会由真主照顾》，观察者网，2014年12月24日，链接：https://www.guancha.cn/Third-World/2014_12_24_304318.shtml。[⑨]【英】米切尔编：《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卷：1750—1993年》（第四版），表E1“亚洲：对外贸易总额”土耳其部分，第551、555、562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⑩] 2000—2001年，土耳其和阿根廷两国同样深陷危机困境并且苦于难以达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附加条件，土耳其在北约中的战略地位本来就相当重要，2001年“911事件”后更加突出，一年之内便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3笔巨额救援款：2000年11月，114亿美元；2001年春，100亿美元；2001年11月，100亿美元；并且资金到位迅速，以至于土耳其大报《土耳其每日新闻》赫然登出“拉登拯救土耳其”的大幅标题。相反，对（在美国眼里）战略地位不那么重要的阿根廷，国际救援便极为吝啬，致使伦敦《金融时报》评论员一本正经地建议阿根廷引进美军建立军事基地，换取美国对救援阿根廷危机的积极态度。——详见梅新育《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第七章“国际游资冲击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第402—404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11]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2023年6月4日报道，转引自《参考消息》，2023年6月6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