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 | 沈公远行，言犹在耳
出版家、文化学者沈昌文于2021年1月10日清晨在睡梦中离世，享年90岁。
沈昌文1931年9月26日生于上海，毕业于上海私立民治新闻专科学校，1951年3月至1985年12月历任人民出版社校对员、秘书、编辑、主任、副总编辑，1986年1月至1995年12月，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其间，出版西方经典著作《宽容》《情爱论》《第三次浪潮》，出版蔡志忠漫画、金庸著作，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他主持下的《读书》杂志，被认为是“观念最开放、思想最活跃”的刊物，先后开设了冯亦代的“西书拾锦”，王佐良的“读诗随笔”，樊纲的“现代经济学读书札记”、赵一凡的“哈佛读书札记”等多个兼具文学性、思想性的专栏，使《读书》杂志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一面旗帜。1996年1月退休后又发起创办《万象》杂志，策划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等。
上海作家简平说：“沈公是我敬仰的长辈。这些年，他每年都带着新著来上海参加上海书展。沈公是我认识的老人中活得最有质量，最有智慧，最有趣味的人，和他在一起，会充满活力、豁达和快乐。”
沈公年事已高，这些年不再轻易出京，若外出只去两地：一是去美国看女儿，再一是去上海看书展。在2019年上海书展前赶出的《八八沈公》中，为庆祝沈公八十八岁寿辰，他的旧识、好友、徒子徒孙奔走相告，收集了三十四篇关于沈公的趣事文章。在这些出版人、学者、媒体人的文字中，一个天真、狡猾、机智、幽默、随心所欲、放浪形骸的沈公形象跃然纸上。
那年上海书展，《八八沈公》在友谊会堂举办签售会，沈昌文向台下读者问好，第一句话便是“各位叔叔阿姨们——”然后道：“我出生于1931年9月26日，没想到还有机会来上海温习自己的生平，回忆自己在上海受到的教育。”
2019年8月，《八八沈公》在上海书展举办签售会，沈昌文与友人们 施晨露 摄
沈昌文点评这本书的细节处处用心，比如封面照片，是特意安排他到专业摄影棚化妆好了拍的，“我自己看了觉得，怎么这么年轻美貌呢？”
顶让他满意的安排就是书一出炉，就能再来上海书展与读者见面。“我的初心在上海。我是上海人，就是上海的‘小赤佬’。在上海待了19年，这期间不只是得到了人的成长、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精神上有了指引。”沈昌文说，当年曾在上海接受电报接收培训，差一点儿成了特务，是一位共产党员告诉他，要认清形势，还让他去学俄语。“霞飞路上有一家餐厅的罗宋汤好吃，我以前只知道去喝汤，后来就找那里的厨师学俄语。不仅学了语言，他还告诉我很多苏联的新思想。”
到北京后，沈昌文慢慢从校对员做到了主编，他说，“之所以在北京做出了些事，就是因为在上海得到了党的教育后认识了自己的前途。”他回忆自己曾得到出版界前辈的庇护，后来在他的身后，又有一串新的出版人跟随着。“我知道出这本《八八沈公》背后的意思就是要我不忘初心。”
“沈公的初心就是怎样真正做好出版发行，拿出读者最需要最有价值的书，同时让作者在他的诱导启发催逼下产生最好的成果。”学者葛剑雄说，沈公的饭没有一顿是白吃的，他所抓住的出版线索都在不经意间露出端倪。“沈公做的事远远超出一般出版人、出版商，而他又确实是一个精明的商人。”
学者江晓原记得，自己曾给《读书》杂志写过一封信，希望杂志能起个正式的英文名，“这个建议三联至今没有采纳，但在沈公家里，我却意外见到了自己那封‘读者来信’。它竟到了沈公手里，还被一直留着，甚至连我自己都忘记了曾经写过这样一封信。”
“沈公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路，一个文化人、一个文化商人应该如何走，应该如何做出版、做文化、面对读者。他永远是我们的师父。”出版人俞晓群说，后辈们与沈昌文的相处十分单纯，就是精神上的追随，心灵上的认同。
在《八八沈公》的编者介绍里有这样一段——他是武侠小说里“深蕴内敛的中年练家子”，他是一位无法复制的“思想的邮差”，他是“安徽打工妹”心中永远的偶像。他用宁波话畅谈“食经”，和“复印机小姐”谈恋爱，随身携带着装有五十页“著译者”和“关系户”的PDA。当然，也少不了他对书的“痴爱”，他自成一派的“出版经”和处世之道。他是智者，他是仁者，他是狂狷者。他是常背着双肩包，自称“不良老年”，独一无二的沈公。
那场签售会最后，沈昌文透露了一个关于自己的“八卦”：“我到北京后因为不适应天气生了一场大病，回到上海养病时去大沽路找蒋维乔先生学了气功。这气功的要诀就是静坐。在北京我经常坐上公交车一晃就是几个小时。别人看不懂这老头干什么，其实，我是用北京公交车上消磨的时光，纪念着上海的马路。”
2020年12月9日，沈昌文与友人聚餐，并在其新书上签名 简平提供
“这可能是我生命中最后一次来上海了，看到上海的景象，上海的朋友，我很感动……”言犹在耳，沈公远行。
来源：上观新闻
1980年，沈昌文先生被任命为《读书》杂志负责人，后出任《读书》主编，直至退休。董理《读书》期间，他先后撰有大量“编后絮语”“编辑室日志”，是每一期编务的心得与思考，是与读者亲切交流的重要窗口，很多读者拿到新一期杂志，会习惯性地先翻到最后一页，看看“老朋友”这回说了什么。后来这些文字，都拟定标题，以《阁楼人语》为题结集成书。
沈昌文先生的几篇“阁楼人语”：
旧学新知
金克木先生在《读书》发表的文章是大家爱读的。最近，金先生将近年来主要在《读书》发表的文章编集成册，取名《旧学新知集》。
“旧学新知”，这个名字取得好，它不仅确切地表达了作者的文字的特色，而且也证明了《读书》所要追求的一个目标。我们很想借它来谈谈《读书》编辑部的一些想法。
《读书》多年来是努力传播海外新知的，不管这些“舶来品”在国内忽而贬值，忽而升格，我们初衷不变。原因无他，只因为文化学术领域必须对外开放，只有广泛了解、汲取、分析国外的新成就，才能走出中国人自己的路子。
但是“新知”不只是存在于海外，海外的也不只是介绍进来、大家知道一下就算了事。就像马克思主义这种“新知”必须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一样，任何称得上是“新知”的东西都要从中国的立场来考察，同中国的事物相结合。“旧学新知”，体现了这种结合的愿望。《读书》杂志愿意积极绍介各种新知，今后当然不会放弃努力，然而在这同时，它更愿意组织学术文化工作者去做“旧学新知”的工作。我们不摒弃传统学术，也不认为全部“西学”即为新知，更不主张“全盘西化”，然而旧学应当贯以新知，新知应当用于旧学，这是明显的。
80年代的书市上，读者踊跃，时任总经理的沈昌文高兴坏了
我们高兴的是，主张“旧学新知”的学者在多起来。《读书》上几乎经常有在这方面努力的新人出现。尽管在有的问题上持论不一，然而不管对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看法如何不同，只要是融新知于旧学，化旧学为新知，百川归海，都会有益于中华学术！
《读书》愿能为这一“旧学新知”大军忠诚服务！
（原载《读书》1986年第5期）
文化阁楼
有高明之士倡导“文化空间”说，初听之下，吓一大跳。“空间”何指？一块广袤无垠的空地？一个人山人海的广场？知识分子要有自己的“文化空间”，要那么大吗？能得到吗？
后来知道，“空间”者，space之谓也。Space这词连我辈不晓英语者也认识。过去铅字排印的时代，铅字间加的空铅，即称space，上海的排字工友直呼之为“司配斯”。最小的“司配斯”，是一个老五号字的八分之一，小到可以落地无声。知识分子所需的“文化空间”，以中国来比例，大概不会比这多。这么一想，倒也放心了。
更有一说，这“司配斯”所安置的地方，不在中心，而在“边缘”。“边缘”说近年很听人说起过，考究一下，方知是英文margin之中译。这词对我辈编书匠又是一个熟面孔。一本书的天地空白，就是这词，从做出版学徒之日起，就已相识。
《阁楼人语：〈读书〉的知识分子记忆》
作家出版社
2003年初版
好了，在一本书的空白处，找个“五号字八分空”的位置，营造一个“文化空间”。这大概是任何开明的文化政策都是许可的。这“空间”，不是“文化殿堂”，亦非“文化广场”，充其量，“文化阁楼”而已。让知识分子在自己的“文化阁楼”里研讨、商酌，想来对国计民生不至有害而只能是有益的。
想到这里，倒很愿意让《读书》成为一个“文化阁楼”。“阁楼”既小，所容者自然也少，三四个疯女人疯男人而已！
（原载《读书》1994年第10期）
来源：“读书杂志”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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