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批评家 | 黄伟林：有“人气”的批评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今日批评家
黄伟林（拍摄时间：2001年）
黄伟林，1963年12月生于桂林，壮族，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学士、硕士，武汉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广西桂学研究会副会长、广西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著有《孔子的魅力》《转型的解读》《中国当代小说家群论》《小说的聚焦》《山水之都》，荣获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第八届庄重文文学奖、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第五届文艺创作铜鼓奖。
我的批评观
有“人气”的批评
黄伟林
“人气”越来越像一个商业概念。如果我们说某个市场“人气”很旺，那实际上指的是参与购物或者交易的人很多；如果我们说某个人“人气”很旺，那大概指的是这个人的追星族很多、票房价值很大。如果撇开商业性质，“人气”大概就是吸引人的意思。这里将“人气”用于文学批评，指的是文学批评应该吸引人。吸引人的途径其实很多，但殊途同归，它必须有人。有人的感情、人的才华、人的体验、人的格调、人的见识，简言之，文学批评要把人放在眼里。
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文学批评。比如有一种“广告”式的文学批评。不能说这样的文学批评就没有好文章，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我们应该学会宽容，应该认识到“广告”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但不得不承认，“广告”式批评在本质上倾向于把“钱”放在眼里。把钱放在眼里本无可厚非，最怕的是广告式批评的眼里只有钱。广告式的文学批评并非没有人的感情，相反，它还可能十分煽情。有时它甚至能营造出一种充满商业人气的市场氛围，引起读者掏钱购买的欲望。不过，这煽动他人的情往往是一种伪感情，那种被煽动起来的情最后多半会既浪费金钱也浪费感情。还有一种“学术”式批评。有人说20世纪是一个批评的时代，我觉得今天更像是一个学术的时代。如果说“学术”式批评仅仅是因为批评意识到了自己的浅薄而从学术那里寻求深度，那么这种动机实在值得推崇。遗憾的是，许多学术式批评只有学术但没有批评，并且这学术还多半是伪学术，有学术艰深的形式但没有学术深厚的积累，既坏了学术的名声又丢了批评的信誉。实际上，有些学术式批评的操练者不是将学术放在眼里，而是将“职称”或者是“学术权力”放在眼里。如果说广告式批评是离市场近了离人远了，那么，学术式批评同样是接近了“学术权力”远离了人。
我的批评观其实很陈旧。记得很多年前我读到法郎士的一句关于文学批评的话。他说，文学批评是灵魂在作品中的探险。我对这句话激赏不已。我觉得这句话不仅道出了文学批评的本质，而且标示了文学批评的境界。就本质而言，他说出了文学批评必须有人，不是有人的形式，而是有人的灵魂；就境界而言，他说明了文学批评是探险，而不是游戏，是灵魂的深刻，而不是姿势的玩弄。
我特别欣赏王国维的文学批评，比如他评《红楼梦》，真正是一次灵魂的探险，从而获得了一般人无法获得的心灵体验。也许只有他这样的批评家，才能从文学作品中发现人生的三种境界，才能用他全部的真知灼见，构筑他的“境界说”批评体系。我也很佩服马尔科姆·考利这样的批评家，他与他的批评对象“同呼吸、共命运”，真正做到了知人论世，唯其如此，才能深入地走进海明威这样“迷惘的一代”的心灵，创作出贴进作家灵魂的文学批评。其实，我们两千多年前的艺术家就已经用行为提供了一种批评的典范，那就是高山流水的知音。知音，按我的理解，也可以说是心灵的读解，是批评家与创作者“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默契。伯牙、子期的故事无疑呈现了批评的最高境界。
如果让我说一点关于今日文学批评的偏激的话，那么我要说，今天的文学批评理论的成分越来越浓，灵魂的含量越来越少。
文学批评与纯学术是有距离的。如果说纯学术只把专家放在眼里，那么，文学批评则必须将普通读者放在眼里。
说到底，在我的心目中，文学批评也应该是文学，是批评的文学。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1年第6期
批评家印象记
文人格调，文人何为？
——关于黄伟林的评论风格
陈晓明
精明强干与闲散淡泊两种迥异的气质结合一体，这确实有些强人所难。但是黄伟林做到了，而且做得天衣无缝。这又不得不令人称奇。1998年初，在广西南宁召开广西作家的座谈会上，我第一次看到黄伟林，闪烁的笑容中透出诚恳与智慧，一股文人气扑面而来。我不得不仔细打量这个俊逸生动的南方文人。我说文人，是因为我对这个“称谓”始终保持着一种高度钦佩。我就不是文人，成不了文人，我是一个“职业工作者”，人们可以称我为“评论工作者”“研究人员”，客气一点的还有“学者”等，但是，少有人会称我为“文人”。如果称我“文人”，我会很惶恐。我知道自己不配，从小到大，我就是职业工作者。职业化的学生，职业化的工作人员。我是一个十分理性的人，目标明确，有条不紊，讲究效率和效果。未来五年要干什么，今年干什么，未来三个月要干什么，我都一清二楚，不会随心所欲。从小到大，我就是按照主流社会的希望和理想塑造自己，尽职尽责，努力做得尽善尽美。这就是一个现代性的人，一个秩序化和制度化的人。总之，我被现代性本质化了。
可是，黄伟林不同，——我不知道这样来谈论一个神交已久，却相知未深的同行朋友是否恰当？在有限的接触和有限的阅读中，我强烈感觉到我们的区别，我说过，他是我所钦佩、羡慕的文人——一种非秩序化、非制度化的后现代文人。
在我和他之间，是否真有这样的差异区别呢？（“我们”正如“他们”一样，都是虚构的吗？）黄伟林198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他受过系统严格的高等教育，大学对于他意味着什么呢？他说他本来想读历史系，因为“受文学毒害过深”，“想逃避文学的缘故”，希望能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深造，“以实现自己仍属天真的救世济民的理想”①何以历史系能实现“救世济民”的理想？为什么不是政治系、经济系、法律系、电脑系、医学系？谁都知道历史系在整个现代性的中国历史中，是最远离现实、最远离“救世济民”的场所。如果是真正的历史学叙述，他所蕴含的情感基调，应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是中国古旧的传统的历史学叙述最真实的情感经验，它当然不是那种现代性的预谋性的历史学叙述。后者充满太多的整体规则、太多的革命、断裂、转折。但不管如何，历史学还是更靠近传统，更具有文人色彩的学科，浓郁的思古幽情是所有的文人都具备的心态和情调。正如他所说的“本来想……”，在很年轻时，他就有关于大学、关于生活选择的想象。“想象化”的个人生活，也是典型的文人心态。“职业工作者”不同，我历来不违抗命运的降临，只是在给定的命运中做出努力，使这种给定的命运能获得圆满。一句话，现代性的“职业工作者”并不具有真正的革命性、叛逆性，他其实是一个宿命论者，现代性就是一种合理化的宿命论。你会认为命运给定的是合理的，反抗是徒劳的，你只有与命运为虎作伥，使之更加合理。
而我们年轻的文人（我现在已经武断地认为我所叙述的主角是文人——还会有人反对吗？）为什么那个时候就有关于生活的想象呢？就有自己的内心生活呢？就有一种“极端的厌倦”呢？“在那人心惶惶等待分配的日子里，在那同窗们斗志昂扬迎接挑战的日子里，我最大的愿望只是回家、睡觉。我想休息，远离所有的世俗功利的休息、远离所有莫名纷争的休息。”②这种消极显示了多大的自由品格啊!相当近似于弥赛亚·柏林的“消极的自由”的注脚。职业工作者没有“消极”，他盲目地接受了一切，他是一架永动机，一种现代性的流水车间；但是文人可以不选择，同时也就不被选择。他的朋友多理解他：医治游子的创伤必须母亲的目光，正在生长的枝叶却选择了归乡。这就是我们的主角，年纪轻轻就有勇气放弃。
我特别注意到黄伟林一篇也许并不突出的文章：《梁潮：撞响东方文明的古钟》。他的叙述与我的这篇文章的叙述有某些共同点：叙述人对被叙述人表示差异性的认同，一种异质性的对话。只不过在我的叙述中，被叙述人与叙述人之间被更强烈的反差所分离。黄伟林相当赞赏他的学历史学的同学（梁潮），他们交谈、追忆、思考、写散文或读诗……总之，典型的文人交往在桂中地区的一个角落，酝酿着少有的而又十足的文人生活氛围。这篇论述诗人、学者、散文家梁潮的文章，可以看出黄伟林的文人格调、文人文风。他的批评是如何展开的呢？他关注批评对象与自身经验的关联，在他们之间，有一种可以被称之为“文化场”的东西，经验和感悟构成了读解的基础和动力。不需要概念，概念只是一种惯用的辞藻，而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定义。他的细读是非常个人化的，非常经验化的，它们通常是一种情境化的赏析，而不是概念化的硬性分析。他看重对象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与自己形成的认同关系，以此作为价值判断的依据。因而他的评判也就是一种自我认同（而不是论断），他指出：“梁潮作为一个诗人，并非一个纯粹的情感情绪意义上的诗人，而是历史文化意义上的诗人；不是一个个人化的诗人，而是一个非个人化的诗人……”③当然，我无法在这里与作者争辩他的论断是否正确或准确，我只关注他讨论问题的方式，他所关注的那些特质，他认定的那些意义。这些意义当然受制于他所讨论的对象，但在很大程度上也与他（黄伟林）所选择的意义相关。他关注梁潮身上的东方学者气质，对大自然的奥秘的欣赏，某种和谐、默契的状态，水到渠成的形式，在这里，“西方式的拯救和东方式的逍遥终于获得水乳交融的呈现”④。
实际上，黄伟林并不只是一个经验式的感悟式的文人，我想强调的是，这是他的基本存在方式，是他评论写作的基础性的东西。这个基础并不是在某种历时性的结构中起线性作用，而是贯穿始终并具有共时性功能。所有那些理论、概念，总之被称为文学研究或评论学科的那些理论性的体系，他都熟知并运用自如。正因为他有着对艺术作品非常好的感悟能力，由此带动的理论阐释就显得尤为深入而独到。早在1987年，黄伟林就写下《从〈古船〉和〈金牧场〉看长篇创作审美意识的两个侧面》这种相当厚实的文章。他的切入点首先在于“独立自足的哲学观念”，这种观念当然不是现成的哲学概念，而是类似美国哲学家詹姆士所说的对生活真正意义的感悟所达成的那种“个人的方法”。他看到张炜和张承志依靠个人的方法从时代意识形态的直接束缚中解脱出来，而获得一种更为广大的史诗性的独立自足的艺术世界。在黄伟林的阐释中，《古船》成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缩影；而《金牧场》则被看成一个人生、一个精神生命的表现⑤。这篇被注明写于1987年的文章，无疑可以证明作者少年老到，出手不凡。那年作者不过二十四岁，能作出如此生动厚重的文章，绝非等闲之辈。如果作者那个时候开足马力，高歌猛进，可能黄伟林会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也可能成就会更大些，也可能为文做人的形式都有所不同，但黄伟林显然不是功名利禄之徒，他以他的方式为文和做人，他的状态始终轻松自如，随心所欲。
他的评论文字主要是关于广西作家群的，这确实有些令人奇怪。他居然不想“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他就特别看重广西作家群？还是说他为文只是周围的人逼急了才作遵命文章？我没有问过他，无法下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他对广西作家的把握相当到位。他熟知他们的生活经验，他们的文体风格，他们的喜怒哀乐。黄伟林是最早论述鬼子的评论家，现在鬼子已经声名鹊起，最近又获得鲁迅文学奖，鬼子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作家。那时鬼子还没进村，鬼子还不叫鬼子，叫廖润柏。他的关于“家”的系列小说就显出与众不同，《家癌》《家墓》就颇得黄伟林的青睐。鬼子小说一开始就有的那种悲剧性氛围，那种神秘的宿命色彩，那种不可克服的生存障碍，这些都在黄伟林的读解中显示出复杂的意味。黄伟林的小说分析绝不拖泥带水，他的那些细读总是能以非常精当的语言加以归纳。关于鬼子的“家”系列小说，他写道：“可以被看成是一个现代人面对某种生存状态的审视。这个现代人通常与所审视的生存状态有一种先天的血缘关系，而这种生存状态则带有明显的非理性、非科学的成分。”⑥
黄伟林的评论善于做比较，与传统的比较，进行同时期的共时性的比较，与西方文学（文化）的比较，就这一意义上来说，黄伟林虽然谈的是广西的作家群，但他的行为倒是始终“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例如，前面提到关于鬼子小说的“家”，他马上指出“家”的母题在中国文学传统中的重要地位，这与西方的古典名著相去甚远。他把鬼子的《家墓》与《呼啸山庄》相比较，看出《家墓》中的主角耿耿于怀的是贫困，《呼啸山庄》中的希刺克厉夫无法释然的是人格。“这里的同，反映了人类心理本质的某种共性；而不同，似乎也与中西文化背景的不同有关系。”⑦在前面提到的关于张炜的《古船》和张承志的《金牧场》的比较，就可以看出黄伟林的比较功夫相当出色，他绝不做牵强附会的生搬硬套，而是自然天成的参照比较。在关于张国林笔下的女性形象的分析时，黄伟林自然联想到贾平凹笔下的那些风情妩媚的女人，苏童笔下的那些悲剧感颇强的忧郁女子，如此再着手给张国林的女人定位定性。由此也不难看出，作为一个评论家的黄伟林眼界之开阔，思路之敏捷通达。
黄伟林确实不是那种理论性很强的评论家，他的写作只是随着作品而流动，在对那些作品的反复读解中，透示出他的灵性，他的诗性把握，他的体验感悟之透彻，他在诗意的语言中包蕴的哲理力量。他的写作率性而为，诗评、小说分析、画论，无所不及。他甚至写下《孔子的魅力》⑧这种书。这本书第一版印了七千册，看来销量不错。翻开这本书，可能又一次加强了我对黄伟林作为一个文人的判断。我对孔子的研究不敢妄发议论，但这本书确实耐读，兴味盎然，语言简洁晓畅，夹叙夹议。这里面有历史，有哲学，有人生哲理，有道德文章。薄薄的小册子确实可以看出黄伟林不同凡响的文化修养。
要全面论述黄伟林是困难的，他的观点和见解都散播在具体的评述之中，他不作大规模的理论阐发，也不主动创造什么概念或体系。我说过，他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文人，随心所欲而能随遇而安。正如广西的一位作家聂震宁在为《孔子的魅力》这本书作序时所说：自然的黄伟林当然会写出自然的文章来，“他的文学批评不强人之所难，而着力于发现人之所长。你看不到他像某类批评家那样教导作家如何补齐短处，却能常见他为发现作家的长处而欣喜。这里面包含着理解和宽容，理解是对作家自然个性的理解，宽容是对作家个体生命的尊重……他崇尚自然，他行走在自然之境。”⑨看来我们对黄伟林的理解是接近的，一个人作文做人能如此自然，如此无拘无束，如此自由任性，也确实是一种境界，以至于聂震宁说出“妒忌”黄伟林这种话。很显然，这里妒忌是正话反说。这种表述也表明，人要获得一种稍稍脱离秩序和制度的选择有多困难，人总是处在规划之中，处在被规划和自我规划之中，结果，并不是他人就是地狱，而是自我就是地狱。超脱的力量来自天性，来自素养，来自从小到大的经验。这就是要做一个文人的难度。
在这里，我以这种方式来理解阐释黄伟林可能有些不得要领，“文人化”的黄伟林是真实的存在吗？（正如人们怀疑某某是真正的先锋派一样）。事物总是要招致怀疑的，我当然无法争辩。我所能进一步做的，只能说“为什么我要这样说……”。文人这种形象真的很重要吗？我们这样的时代还有文人吗？这是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却是有必要加以讨论的问题。
我知道黄伟林在一所欣欣向荣的大学任教，他是一个非常称职敬业的教师，深受学生的拥戴。但我依然要指出的是，现在大学的评价体系，大学的无止境的扩张发展欲望，把现代性的想象推到了极端。大学的人文学科几乎已经被自然科学或理工科同化了，人文学科的学术理念、价值观、言说方式、自我评价，正在极力模仿自然科学，作为自然科学力不从心的配角，大学的人文学科几乎消耗了最后一点精力。大学有很多的知识分子，很多的职业教师——这依然是我所尊敬的，正如我对自己的肯定一样。但是大学里已经越来越少文人了，越来越没有文人气了。这是人文学科失去自己底蕴的征兆。很显然，我承认我是一个现代性的个人，我深知主流社会的存在及发展需要无数的现代性个体；但我也意识到，文人对于大学的人文学科，对于我们的人文文化已经是十分重要的存在。其实，在工具理性还处于发展初期的阶段，马克斯·韦伯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在1919年的一次讲演中，他说道：“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是因为世界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今天，唯有在最小的团体中，在个人之间，才有着一些同先知的圣灵相感通的东西在极微弱地搏动，而在过去，这样的东西曾像燎原烈火一般，燃遍巨大的共同体，将他们凝聚在一起。”⑩韦伯在那时就看到工具理性，或者说理智化的过分发展可能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他甚至有点津津乐道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文人的那种文化修养，他以为据此可能给价值理性的推演起到较好的作用。
本文并不是说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就已经完成，或走向极端。我一直认为，中国的现代性既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又是走到尽头。大学的学科建制，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建构也是如此。现代性既被无限延期出场，又被挥霍并推向极端。当代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并不是说已经建立了充分理性化的体系，或者说完备的技术化操作程序，并不是如此——它在这些方面的工作同样差得远。但那种从古延续至今的某种传统风格，中国文化所独有的一种格调气质，它理应以它自身的存在方式占有一席之地。当然，“中国文化独有”这种表述在这里依然是相对的，也许只“独有”一点点，在我的理解，它绝对没有多到建立什么“中国学派”、建立什么“中国特色”的地步。例如，19世纪的欧洲浪漫派就充满了文人气息，迄今为止，欧洲的不少大学里，就还有这种文人气息。这也是他们建构大学人文学科的最重要的内涵之一。
作为一个真正的多元文化论者，我从来不以我自己的特征作为评判事物的标准，恰恰相反，我总是寻求另一面，寻求我所欠缺的，寻求我的片面性。我知道，只有他者，才构成我的存在根基的一部分。也许在我和黄伟林之间，还是有某种本质性的相同之处，那就是一种自觉边缘化的东西，一种消极性去中心化的品质。在他，自然地逃逸，在我，则是不得已的抵抗。我并不赞成所谓的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各走各的道，它们并不需要生硬的融合，而是在一种多元文化的格局中保存自己。我想，那种文人化的格调，那种人生态度和价值评价体系，会让我们的文化始终有一种内在的气韵。让那些“职业工作者”（我？我们？）戴着脚镣舞蹈吧，真正的智者羽扇纶巾谈笑间，他们为文化安魂。
【注释】
①②③④⑥⑦黄伟林：《转型的解读》，接力出版社，1996。
⑤黄伟林等：《文艺新视野》，漓江出版社，1993。
⑧⑨黄伟林：《孔子的魅力》，漓江出版社，1993。
⑩[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陈晓明，时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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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玲，张萍 主编
作家出版社 2019年09月
《我的批评观》
张燕玲，张萍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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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编辑：邓洁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