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1978年11月28日,胡发云在看守的帮助下逃出了监所,与李虹举行了一场没有仪式的婚礼。(图片来自作者) 我们有如此多的不同,唯一相同的是愿意做一个真实的人,还有我们对文学与音乐的爱。
一枚写在前面:
情人节的那天,经过胡发云老师的授权,一枚新园地发表了他怀念亡妻李虹的文章:《想爱你到老》。 没想到仅仅四个小时之后,这篇文章就被送去了火星。我非常诧异,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这样的文章会不被允许,因为全篇里,有的只是一个丈夫对亡妻的追念和爱。很多还没有来得及读的读者在后台留言询问,已经读过的读者发现已经不能再读了,也感到非常震惊和失望。 腾讯给我们的删帖通知里有一个申诉的机会。我立即申诉了,也请问他们是文章里的具体哪一处违反了具体哪条规定。 然而,等了大半天,等来的只是简单的一句:“申诉审核不通过”。 当我告知胡发云老师对申诉失败的失望时,他立即给了我这一篇,他与李虹在1978年的演绎的《追捕》故事,以飨园地读者。
高仓健死了。突然有一种莫名的伤痛。
很多年没看日本电影了,我以为已经忘掉了那个冷面男人,此时才发现,他如此深刻地嵌入了我的生命,像一个流落异国的兄长,久无往来却依然血肉牵挂;再往深处想,真让我刻骨铭心的,是他身边那个叫真由美的女人,还有那首无字的歌:“哪呀哪——哪呀哪哪呀哪——”有点放浪,有点沧桑,每当电影到了动情处,它便散散漫漫地唱起来了。
1978年深秋,《追捕》在大陆放映的时候,我已经被我当时任职的军工厂单独监禁一年多了,并在这期间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等待最后的发落。那天,几个看守我的师傅接班,说起刚看的一部名为《追捕》的电影,说里面那个女主人公真由美,真像你那个李虹。从大家七嘴八舌的讲述中,我对剧情有了大体了解,将一个同情并帮助通缉犯的富家女儿,和一个不顾一切重压挚爱一个“现反”的高干女儿媲美,这世道人心真是开始变了。 一年前的初秋,厂党委突然宣布对我隔离审查,后来知道是因了我的一些言论。我们车间办公室的正副书记、会计、调度和我,大都是二三十岁的人,平日爱读书报,爱琢磨问题,常常一起议论一下时事政要,不知道怎么就成事了。我这个唯一出身不好又桀骜不驯的非党人士,是第一个被拿来开刀的。余下的几位,后来也陆续被审查被监禁,一时间成为我们厂著名的集团案。 那天,我在押解下回家取生活用品,正巧李虹来了,撞见这一幕。就像真由美在山洞里遇上矢村警长来抓杜丘一样。我对她说,厂里有点事,告诉我父母,说我出差了,一两个星期就回来。只是我太低估此事的严重性,这一去就是整整15个月。 我和李虹相识于1974年的深秋,她从部队复员后分到湖北人民电台文艺部做文学编辑,读到我发在刊物上的一首诗,准备配乐播出,约我去谈修改意见。两个冰炭水火天隔海阻的人,就这样相遇了。 我父亲是国民革命军军医家庭出身,她父亲是长征老干部;我是军队工厂一名小统计,她是喉舌单位大编辑;我是一个激进的反特权主义者,而她却一直享受着许多特权带来的优越。我们有如此多的不同,唯一相同的是愿意做一个真实的人,还有我们对文学与音乐的爱。我们从隔膜、抵牾、互怀偏见甚至唇枪舌剑,到相知相爱,断断续续花了三年时间,她渐渐理解并赞同了我的一些想法。就在我隔离的前一个多月,我们互相走近了对方。那段时间,她三天两头隔江过河到我家来,一次次长聊直至深夜才骑车返回电台。突然间这一切就兀然打住了。 一时间她陷入有生以来最大的打击之中。她拿着记者证以了解作者的理由前来探望我。在寒冷的冬夜,禁不住思念之苦,跑到我那间囚室外面的大马路上呼喊我的名字,她一次次拿着罐头、香烟、书籍、被褥要闯进去见我,在香烟里塞进纸条诉说自己的火一样的爱意……后来,李虹自己也被停职检查。她依然不管不顾,导致更严重的惩戒,很快惊动了从小宠爱她的父母。两位老人轮番从西安赶来,力图救出堕入这场危险又荒唐恋情的宝贝女儿。这一切我的那些看守都看在眼里。 一开始,那些充任看守的师傅们并不知道我犯下了什么大罪,在专案组三番五次的讯问提审之后,特别是听了我开诚布公向他们讲述我的思想我的观点之后,渐渐同情甚至钦佩起我来,有人忘形之中,甚至会在我和政工干部辩论的时候,情不自禁地插话说:“我觉得小胡说得有道理。”渐渐地,他们开始替我购买书刊,到各个办公室帮我搜罗报纸,甚至帮我偷偷传递纸条,生活上对我也百般照顾,多少年来的那种万人诺诺的局面在悄然崩溃。专案组察觉一些蛛丝马迹之后,不得不常常更换看守,避免他们和我相处时间长了,做出更不堪的事来。 《追捕》放映以来,厂里开始流传胡发云也有一个真由美女友的故事,到了后来,李虹来了,很多人都借故前来探看这位现实生活中的真由美。 夏末,我被转移到厂外礼堂旁边一间平房,一边监督劳动一边等待最后的发落。有一次李虹意外中找来,看守们竟以礼相待,还特意避让出去,让我们单独待上一段时间。那天李虹来,给我讲了《追捕》的故事,告知电视台要播出《追捕》,我对看守师傅们笑说,想看看真由美。他们说,不远处后勤组有一台电视,有点毛病,没人会调。我说我会。 那个晚上,几个看守,一个“现反”,还有那个依偎在他身边的“真由美”,在这一方十几英寸的黑白屏幕前,看一个关于逃犯和爱情的片子。里面的许多情节许多对话,就像在演绎着我们的故事。 当杜丘问真由美:“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为什么?”真由美率性地答道:“我喜欢你!”当杜丘拒绝真由美和他一起潜逃并告知她说:“我是被追捕的人。”真由美喊道:“我是你的同谋!”当真由美的父亲说:“听见吗真由美,我是你父亲!”“不是,把女儿的救命恩人出卖给警察,你就不是我的父亲。” 当真由美从重重包围中救出杜丘,发现前面已经被警察封锁后,带着她的马群喊一声“冲过去”时,我和李虹都融化在这一幅幅令人销魂的场面中了,我们所有的思念、孤寂、重压与磨难,都由这部片子给我们做了最美的注脚。这部电影,成为我们分离中的情诗和荒原上的星光。杜丘在寻找权贵们的黑幕,寻找那种把人变成白痴的AX药片,我在思考一些问题的真相,争取着自己言说的权利。真由美和李虹都凭着女性的直觉与常识,判断着这个世界的真伪善恶美丑,并作出同样勇敢的选择。我们都用火山喷发的爱去抗拒强权的冷硬。 此后很长时间,关于这部片子的许多对话,我们可以张口就来。李虹去世后,我读到她留下的日记,其中有这几天的记录。
昨天在省电影公司观看了两部日本影片——《望乡》、《追捕》。晚上又连续两遍讲述电影《追捕》的情节,一次是给发莉(我妹妹)及×(李虹日记中我的代号)的父亲,一次是给在自由囚室中生活的×,我兴致很高,他们听得也很热心,我自己在看电影的时候,在复述的时候,都是很热情,也很激动的……在一个没建成的建筑后面,坐在潮湿的混凝土制品上,我们无言地偎在一起,静静的……丁字路那里我们很愉快地分手了,并约好“明晚再见”。我们的时间这样宝贵,这样短促,我们的爱情这样浓郁,这样丰富,我想,我和×对这一点的感觉一定是相同的,我们为自己的一切高兴,甚至骄傲。
……昨晚和×一同看了日本影片《追捕》(电视)之后,我们又到了前一天那奇妙的地方,站在脚手架下默默地过了十五分钟,没有响动,也没有灯光,只有×的一星烟火在闪着微微的一点亮。我们靠在墙边,偎在一起,没建成的房子里雨滴很响地打在地上,仿佛是人弄出来的声音,我感到冷,就紧紧地挨着×,×的毛衣上也被雨弄湿了,但我总觉得挨近一点就不会冷了,我们互相暗示着,甜蜜的长吻,使我忘掉了周围的一切……
自此以后,李虹几乎天天都来,她骑了我那辆飞鸽的二八大车,一早从我家出发,跨越长江汉水两座大桥,贯穿武汉三镇去电台,晚上下班后,不论阴晴风雨,直驰我的囚室,然后在暗夜中回到我的家。从她常常被泪水洇润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她一直笼罩在不祥的预感中,她希望每分每秒都和我待在一起,害怕着一切突然会在某一刻戛然而止。 1978年11月17日,李虹日记中写道:“妈妈来信了,姐姐姐夫已回西安,家里想让我回去团圆,x的事情,还没有一个明朗的结局,我又一定要离开×,我心里真不好受。昨晚,在×那里我哭了,我不愿意离开×,一天不见×我都似有所失。现在要回家,那就是二十多天见不到×……” 我坚决地劝她回去,还开玩笑说,我要我的岳父岳母知道我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女婿。这时,李虹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条件,回去可以,回去之前我们先结婚。 那个年月,且不说像我这样的戴罪之身,正常人要结婚都手续重重。李虹说,我们自己结婚,什么都不要。经过一番密谋筹划,我们迎来了我们的“11·28”。 为了我,她两年没探亲了。这一次是我强迫她去的。临行前一天,我们决定举行一次别致的婚礼。那天刚好是厂休日。在“看守”的帮助下,我偷偷溜了出来,在一个僻静的小巷里与她会合。她穿了一件绛红色的棉衣,系一条猩红色的纱巾,手里拿着一小包糖和一小挂香蕉。我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军工装,里面是一件美式毛领皮夹克——那是她父亲战争年代的一件战利品,也是在我囚禁期间她送进来的。我们很安静,说着开玩笑的话,向我的一个朋友家走去。在那里找到事先放好的钥匙,我们在那间明清古巷中的小房里,物我两忘地待了一整天。从朋友家出来,我们一起来到我家,就像婚礼结束后去探望父母的新人。阔别一年多来,她对我的家已比我更熟悉。 晚饭后,我们又匆匆赶过江去看望我的一个叔叔,在整个家族中,他是最钟爱我的。这个本分的老医生一直在为我的被囚忧心。当我们像一对新婚夫妇出现在他面前时,让他大吃了一惊。当我们离开他家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公交车。我们在深夜里从汉口江边开始步行,跨过了两座大桥,穿越了整个武汉三镇,李虹回到我武昌的家,我依然潜回我的囚室。在我家的门栋楼道里,我们吻别。当时,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以后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但是,因为我们的爱,所有的不测与灾难都变得无足轻重。她即将登上西去的列车。于她来说,那是与故土与家人的告别。不管我去向何方,她将与我同行,她说。 在当年那个新婚之夜,李虹夜半回到家中,在日记中写下简简单单几句话:“1978年11月28日,今天是我最幸福的一天,我们没有举行任何俗套,也没有任何仪式,我们的终身已紧紧结合在一起了。” 李虹回来后不久,1979年1月6日夜晚,家里灯灭了,她站在桌子上换灯泡。当灯泡亮起来的时候,我站在了房门口—— 他们突然拿掉了我头上的那顶“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在一个万众欢腾的新时代开始的时候,一场飞来的囹圄之灾,让我对其后的岁月多了一份警惕,少了许多天真。我们清清楚楚看到,我们所熟悉的那些人,是如何从四清、文革、英明领袖时期、改革开放新时代……一路顺风顺水走到现在。那些专案组政工组的人们,几乎在每一个时期都做过恶,有的甚至身负命案,但是,后面的一路风光吃香喝辣,依然是他们。 那天,一个看守帮我一起搬回行李杂件,一人推一辆自行车,上面挂得满满当当,像两个收破烂的,一年多下来,竟生出了这么一大堆物件。 李虹怔怔站在桌上,来不及跳下来,像《追捕》片尾真由美那样问道:“完了?” 我也像杜丘那样回答说:“哪有个完呢?” 其后岁月,不幸应证了我那句戏仿杜丘的玩笑话。是的,总以为会完,但数十年过去,一直未完。(作于2014年12月2日,李虹十周年忌日)
【作者简介】胡发云:1949年1月生于中国武汉。当过知青、焊工、统计员,198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代表作有《老海失踪》、《死于合唱》,《隐匿者》,《驼子要当红军》、《思想最后的飞跃》、《葛麻的1976——1978》、《老同学白汉生之死》、《R焉》、《迷冬》等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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