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发云：《追捕》和我的1978

题图：1978年11月28日，胡发云在看守的帮助下逃出了监所，与李虹举行了一场没有仪式的婚礼。（图片来自作者）

我们有如此多的不同，唯一相同的是愿意做一个真实的人，还有我们对文学与音乐的爱。

一枚写在前面：

情人节的那天，经过胡发云老师的授权，一枚新园地发表了他怀念亡妻李虹的文章：《想爱你到老》。

没想到仅仅四个小时之后，这篇文章就被送去了火星。我非常诧异，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这样的文章会不被允许，因为全篇里，有的只是一个丈夫对亡妻的追念和爱。很多还没有来得及读的读者在后台留言询问，已经读过的读者发现已经不能再读了，也感到非常震惊和失望。

腾讯给我们的删帖通知里有一个申诉的机会。我立即申诉了，也请问他们是文章里的具体哪一处违反了具体哪条规定。

然而，等了大半天，等来的只是简单的一句：“申诉审核不通过”。

当我告知胡发云老师对申诉失败的失望时，他立即给了我这一篇，他与李虹在1978年的演绎的《追捕》故事，以飨园地读者。

《追捕》和我的1978

胡发云 | 文

高仓健死了。突然有一种莫名的伤痛。

很多年没看日本电影了，我以为已经忘掉了那个冷面男人，此时才发现，他如此深刻地嵌入了我的生命，像一个流落异国的兄长，久无往来却依然血肉牵挂；再往深处想，真让我刻骨铭心的，是他身边那个叫真由美的女人，还有那首无字的歌：“哪呀哪——哪呀哪哪呀哪——”有点放浪，有点沧桑，每当电影到了动情处，它便散散漫漫地唱起来了。

1978年深秋，《追捕》在大陆放映的时候，我已经被我当时任职的军工厂单独监禁一年多了，并在这期间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等待最后的发落。那天，几个看守我的师傅接班，说起刚看的一部名为《追捕》的电影，说里面那个女主人公真由美，真像你那个李虹。从大家七嘴八舌的讲述中，我对剧情有了大体了解，将一个同情并帮助通缉犯的富家女儿，和一个不顾一切重压挚爱一个“现反”的高干女儿媲美，这世道人心真是开始变了。

一年前的初秋，厂党委突然宣布对我隔离审查，后来知道是因了我的一些言论。我们车间办公室的正副书记、会计、调度和我，大都是二三十岁的人，平日爱读书报，爱琢磨问题，常常一起议论一下时事政要，不知道怎么就成事了。我这个唯一出身不好又桀骜不驯的非党人士，是第一个被拿来开刀的。余下的几位，后来也陆续被审查被监禁，一时间成为我们厂著名的集团案。

那天，我在押解下回家取生活用品，正巧李虹来了，撞见这一幕。就像真由美在山洞里遇上矢村警长来抓杜丘一样。我对她说，厂里有点事，告诉我父母，说我出差了，一两个星期就回来。只是我太低估此事的严重性，这一去就是整整15个月。

李虹当夜就在我家住下了。这算是她过门的第一天。

我和李虹相识于1974年的深秋，她从部队复员后分到湖北人民电台文艺部做文学编辑，读到我发在刊物上的一首诗，准备配乐播出，约我去谈修改意见。两个冰炭水火天隔海阻的人，就这样相遇了。

我父亲是国民革命军军医家庭出身，她父亲是长征老干部；我是军队工厂一名小统计，她是喉舌单位大编辑；我是一个激进的反特权主义者，而她却一直享受着许多特权带来的优越。我们有如此多的不同，唯一相同的是愿意做一个真实的人，还有我们对文学与音乐的爱。我们从隔膜、抵牾、互怀偏见甚至唇枪舌剑，到相知相爱，断断续续花了三年时间，她渐渐理解并赞同了我的一些想法。就在我隔离的前一个多月，我们互相走近了对方。那段时间，她三天两头隔江过河到我家来，一次次长聊直至深夜才骑车返回电台。突然间这一切就兀然打住了。

一时间她陷入有生以来最大的打击之中。她拿着记者证以了解作者的理由前来探望我。在寒冷的冬夜，禁不住思念之苦，跑到我那间囚室外面的大马路上呼喊我的名字，她一次次拿着罐头、香烟、书籍、被褥要闯进去见我，在香烟里塞进纸条诉说自己的火一样的爱意……后来，李虹自己也被停职检查。她依然不管不顾，导致更严重的惩戒，很快惊动了从小宠爱她的父母。两位老人轮番从西安赶来，力图救出堕入这场危险又荒唐恋情的宝贝女儿。这一切我的那些看守都看在眼里。

一开始，那些充任看守的师傅们并不知道我犯下了什么大罪，在专案组三番五次的讯问提审之后，特别是听了我开诚布公向他们讲述我的思想我的观点之后，渐渐同情甚至钦佩起我来，有人忘形之中，甚至会在我和政工干部辩论的时候，情不自禁地插话说：“我觉得小胡说得有道理。”渐渐地，他们开始替我购买书刊，到各个办公室帮我搜罗报纸，甚至帮我偷偷传递纸条，生活上对我也百般照顾，多少年来的那种万人诺诺的局面在悄然崩溃。专案组察觉一些蛛丝马迹之后，不得不常常更换看守，避免他们和我相处时间长了，做出更不堪的事来。

《追捕》放映以来，厂里开始流传胡发云也有一个真由美女友的故事，到了后来，李虹来了，很多人都借故前来探看这位现实生活中的真由美。

夏末，我被转移到厂外礼堂旁边一间平房，一边监督劳动一边等待最后的发落。有一次李虹意外中找来，看守们竟以礼相待，还特意避让出去，让我们单独待上一段时间。那天李虹来，给我讲了《追捕》的故事，告知电视台要播出《追捕》，我对看守师傅们笑说，想看看真由美。他们说，不远处后勤组有一台电视，有点毛病，没人会调。我说我会。

那个晚上，几个看守，一个“现反”，还有那个依偎在他身边的“真由美”，在这一方十几英寸的黑白屏幕前，看一个关于逃犯和爱情的片子。里面的许多情节许多对话，就像在演绎着我们的故事。

当杜丘问真由美：“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为什么？”真由美率性地答道：“我喜欢你！”当杜丘拒绝真由美和他一起潜逃并告知她说：“我是被追捕的人。”真由美喊道：“我是你的同谋！”当真由美的父亲说：“听见吗真由美，我是你父亲！”“不是，把女儿的救命恩人出卖给警察，你就不是我的父亲。”

当真由美从重重包围中救出杜丘，发现前面已经被警察封锁后，带着她的马群喊一声“冲过去”时，我和李虹都融化在这一幅幅令人销魂的场面中了，我们所有的思念、孤寂、重压与磨难，都由这部片子给我们做了最美的注脚。这部电影，成为我们分离中的情诗和荒原上的星光。杜丘在寻找权贵们的黑幕，寻找那种把人变成白痴的AX药片，我在思考一些问题的真相，争取着自己言说的权利。真由美和李虹都凭着女性的直觉与常识，判断着这个世界的真伪善恶美丑，并作出同样勇敢的选择。我们都用火山喷发的爱去抗拒强权的冷硬。

此后很长时间，关于这部片子的许多对话，我们可以张口就来。李虹去世后，我读到她留下的日记，其中有这几天的记录。

1978年10月25日

昨天在省电影公司观看了两部日本影片——《望乡》、《追捕》。晚上又连续两遍讲述电影《追捕》的情节，一次是给发莉（我妹妹）及×（李虹日记中我的代号）的父亲，一次是给在自由囚室中生活的×，我兴致很高，他们听得也很热心，我自己在看电影的时候，在复述的时候，都是很热情，也很激动的……在一个没建成的建筑后面，坐在潮湿的混凝土制品上，我们无言地偎在一起，静静的……丁字路那里我们很愉快地分手了，并约好“明晚再见”。我们的时间这样宝贵，这样短促，我们的爱情这样浓郁，这样丰富，我想，我和×对这一点的感觉一定是相同的，我们为自己的一切高兴，甚至骄傲。

1978年10月27日

……昨晚和×一同看了日本影片《追捕》（电视）之后，我们又到了前一天那奇妙的地方，站在脚手架下默默地过了十五分钟，没有响动，也没有灯光，只有×的一星烟火在闪着微微的一点亮。我们靠在墙边，偎在一起，没建成的房子里雨滴很响地打在地上，仿佛是人弄出来的声音，我感到冷，就紧紧地挨着×，×的毛衣上也被雨弄湿了，但我总觉得挨近一点就不会冷了，我们互相暗示着，甜蜜的长吻，使我忘掉了周围的一切……

自此以后，李虹几乎天天都来，她骑了我那辆飞鸽的二八大车，一早从我家出发，跨越长江汉水两座大桥，贯穿武汉三镇去电台，晚上下班后，不论阴晴风雨，直驰我的囚室，然后在暗夜中回到我的家。从她常常被泪水洇润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她一直笼罩在不祥的预感中，她希望每分每秒都和我待在一起，害怕着一切突然会在某一刻戛然而止。

1978年11月17日，李虹日记中写道：“妈妈来信了，姐姐姐夫已回西安，家里想让我回去团圆，x的事情，还没有一个明朗的结局，我又一定要离开×，我心里真不好受。昨晚，在×那里我哭了，我不愿意离开×，一天不见×我都似有所失。现在要回家，那就是二十多天见不到×……”

我坚决地劝她回去，还开玩笑说，我要我的岳父岳母知道我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女婿。这时，李虹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条件，回去可以，回去之前我们先结婚。

那个年月，且不说像我这样的戴罪之身，正常人要结婚都手续重重。李虹说，我们自己结婚，什么都不要。经过一番密谋筹划，我们迎来了我们的“11·28”。

为了我，她两年没探亲了。这一次是我强迫她去的。临行前一天，我们决定举行一次别致的婚礼。那天刚好是厂休日。在“看守”的帮助下，我偷偷溜了出来，在一个僻静的小巷里与她会合。她穿了一件绛红色的棉衣，系一条猩红色的纱巾，手里拿着一小包糖和一小挂香蕉。我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军工装，里面是一件美式毛领皮夹克——那是她父亲战争年代的一件战利品，也是在我囚禁期间她送进来的。我们很安静，说着开玩笑的话，向我的一个朋友家走去。在那里找到事先放好的钥匙，我们在那间明清古巷中的小房里，物我两忘地待了一整天。从朋友家出来，我们一起来到我家，就像婚礼结束后去探望父母的新人。阔别一年多来，她对我的家已比我更熟悉。

晚饭后，我们又匆匆赶过江去看望我的一个叔叔，在整个家族中，他是最钟爱我的。这个本分的老医生一直在为我的被囚忧心。当我们像一对新婚夫妇出现在他面前时，让他大吃了一惊。当我们离开他家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公交车。我们在深夜里从汉口江边开始步行，跨过了两座大桥，穿越了整个武汉三镇，李虹回到我武昌的家，我依然潜回我的囚室。在我家的门栋楼道里，我们吻别。当时，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以后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但是，因为我们的爱，所有的不测与灾难都变得无足轻重。她即将登上西去的列车。于她来说，那是与故土与家人的告别。不管我去向何方，她将与我同行，她说。

在当年那个新婚之夜，李虹夜半回到家中，在日记中写下简简单单几句话：“1978年11月28日，今天是我最幸福的一天，我们没有举行任何俗套，也没有任何仪式，我们的终身已紧紧结合在一起了。”

李虹回来后不久，1979年1月6日夜晚，家里灯灭了，她站在桌子上换灯泡。当灯泡亮起来的时候，我站在了房门口——

他们突然拿掉了我头上的那顶“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在一个万众欢腾的新时代开始的时候，一场飞来的囹圄之灾，让我对其后的岁月多了一份警惕，少了许多天真。我们清清楚楚看到，我们所熟悉的那些人，是如何从四清、文革、英明领袖时期、改革开放新时代……一路顺风顺水走到现在。那些专案组政工组的人们，几乎在每一个时期都做过恶，有的甚至身负命案，但是，后面的一路风光吃香喝辣，依然是他们。

那天，一个看守帮我一起搬回行李杂件，一人推一辆自行车，上面挂得满满当当，像两个收破烂的，一年多下来，竟生出了这么一大堆物件。

李虹怔怔站在桌上，来不及跳下来，像《追捕》片尾真由美那样问道：“完了？”

我也像杜丘那样回答说：“哪有个完呢？”

其后岁月，不幸应证了我那句戏仿杜丘的玩笑话。是的，总以为会完，但数十年过去，一直未完。

（作于2014年12月2日，李虹十周年忌日）

【作者简介】胡发云：1949年1月生于中国武汉。当过知青、焊工、统计员，198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代表作有《老海失踪》、《死于合唱》，《隐匿者》，《驼子要当红军》、《思想最后的飞跃》、《葛麻的1976——1978》、《老同学白汉生之死》、《R焉》、《迷冬》等。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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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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