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文字狱

乾隆十八年（1753）六月十四日正午，济南。只见大街小巷人头攒动，人们纷纷往一个方向跑，只见他们一边跑一边喊：快点，晚了可就看不到了！

原来，官府要在菜市口当众凌迟一个钦定逆犯，据说这个逆犯胆大包天，居然敢僭居九五之尊，定国号为“大夏”，改元为“昭武”。

百姓们对此新鲜极了，纷纷赶到菜市口，想要一睹这个逆犯的风采。可是，当百姓们看到这个逆犯时，不免觉得有些失望。因为这个逆犯不仅没有想象中的英雄气概，反而呆若木鸡、眼神飘忽不定、口中念念有词，不像一个正常人的样子。

围观的百姓无法理解，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做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呢？

一

丁文彬，原籍浙江上虞县，也许是遗传的原因，也许是营养不良，他的脑子从小就不清楚，时常说一些荒唐的话，被家人邻里呼为“痴子”，也就是傻子。

他父亲死得早，随母亲在杭州长大，孤儿寡母，生活难以为继，便投靠叔祖丁芝田。丁芝田是个私塾先生，看丁文彬到了读书的年纪，便教他读《论语》《孟子》，但丁文彬自幼孤僻、多疑，不招人喜爱,丁芝田感觉教不下去，便放弃了要长期教他读书的想法。

到十多岁时，丁文彬又跟母亲投靠哥哥丁文耀。丁文耀比他大十一岁，家住松江，生活本来就拮据，这时家中又凭空添了两张嘴，嫂子很不高兴，常有怨言。

丁文彬母子俩只好常常外出打工，帮人洗衣服、做饭、烧火，什么事都干，路途再远，只要有人雇佣也从不推辞。

乾隆十二年（1747），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去世了。这让丁文彬的精神受到极大的创伤，精神病的症状似乎更加严重了，他终日闷闷无语，面壁而坐。不久又染上抽烟的毛病，常常在烟雾缭绕之中想入非非。为此，侄子们也开始讨厌他，明目张胆地叫他“痴子”。丁文彬很生气，但也无可奈何。

母亲的去世让他的生活更加困难。他生来弱小，不能像哥哥那样卖力气为生。好在小时喝过几天墨水，认识些字，粗通四书五经，加之写得一手不错的字，所以在他头脑清楚时，总还有个把小户人家送小孩给他教。这样，在母亲去世后的两三年里，他还过了一段比较安稳的日子。

可惜后来他精神越来越不正常，“痴子”越叫越开，讲书这条谋生之路也就断了。实在没饭吃，就在家里给路人测字算命，去米铺给人舂米，到茶馆帮人烧火拉风箱。

在本县渐渐混不下去了，就到苏州等地写对子送给店家讨几文钱。实在没有收入，也就不顾斯文，沿街乞讨，受尽了白眼和污辱。

虽然过得极其艰苦，但丁文彬也有正常人一样的欲望。他渴望拥有一个温存的妻子、温暖的家室，可极贫至贱的现实让他根本娶不到老婆，他拼命压抑着自己的情欲，实在压不住，他就暗自编织一些才子佳人之类的故事聊以自慰。

丁文彬也渴望得到财富，想一夜之间变成富翁，但这不过是痴心妄想。要女人没有，要财富也没有，自己为什么这么穷，为什么总是被人轻贱？

丁文彬想来想去，总算想明白了，说到底还是没有权势。讲权势，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莫过于皇帝。如果自己当了皇帝，金银财宝、名誉尊严，以及后妃美女，一切都有了。当皇帝，享尽人间荣华富贵，是丁文彬吞云吐雾之际脑海里浮现出的种种渺茫幻影中最令人神往的。

欲望与现实的矛盾，使丁文彬处于持续不断的精神苦闷之中。幻想使被强行压抑的欲念得到暂时的满足，而每当从幻想跌回冷峻的现实世界时，他感到更加痛苦。

二

丁文彬接近中年的时候，他的精神病症状越来越明显，渐渐丧失了调节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丧失了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认识能力。

早在母亲去世前，丁文彬就时不时地听到身旁有人对他讲话，奇怪的是，周围空无一人。

自母亲离他而去，这种带指令性口气的声音在耳边出现得更频繁了。他同别人讲过几次，但谁能相信他的疯话呢？

久而久之，丁文彬开始坚信这声音来自冥冥上苍，是“上帝”对他的特殊眷顾，于是虔诚地照“上帝”的意旨去行动。

乾隆十三年（1748），丁文彬接受“上帝”的启示，埋头著书，第二年完成了《文武记》《太公望传》两部书，在书中他将自己称为“丁子”，每章结束之后还会以“丁子曰”的形式进行点评。

丁文彬对这两部书很满意，他认为这是“上帝”的旨意，是自己一生智慧的结晶，世上没有比这更高深的学问了。他决定把这两部书献给有缘之人。恰巧，江苏学政庄有恭到松江公干，庄有恭颇有才气，丁文彬相信只有他才看得懂自己的道德学问。

于是，他跪在路中，把书献给了庄有恭。可惜拦舆献书之后，便如泥牛入海。

在贫困与焦躁的煎迫下，“上帝”的声音又出现在耳边，这次是命他将旧作改写为《洪范》和《春秋》。他陆陆续续做了些增删调整的工作，并遵照“上帝”之意，把每章之后的评语由“丁子曰”统统改为“天子曰”、“王帝曰”。

丁文彬如何从“丁子”成为“天子”、“王帝”呢？这也是“上帝”的安排。

原来，他年幼时曾随叔祖丁芝田去过一趟曲阜的孔府，听过衍圣公孔广棨讲尧舜之道。乾隆十六年（1751），丁文彬听说孔广棨去世了，幼时朦朦胧胧的记忆一下子浮现在眼前，心里便开始幻想：“老衍圣公能守尧舜之道，自然应当居天子之位。我曾蒙衍圣公传过尧舜之道，这不就是把天子之位传授给我吗？”

不久，身旁又常听到“上帝”的声音：“老衍圣公见你讲道论学，与舜无异，故传位于你，还把他两个女儿都一齐许配给你。”

丁文彬乐不可支，便以“天子”、“王帝”自居；既接了帝位，就得定国号、年号，另颁一部《时宪书》，让天下臣民遵奉新朝正朔。

从乾隆十六年（1751）开始，他赶修出一部《钦定时宪书》，把国号定为“大明”，这并不是“复明”之意，不过取“明明德”之意；年号用“天元”，这一年孔广棨已死去六年了，丁文彬想自己即位也自然六年了，故《时宪书》 写“天元六年”。

过了两年，精神已经极度不正常的丁文彬检讨政绩，很惭愧，请示上帝后，决定改国号为“大夏”，取“行夏之时”的意思，改年号为“昭武”。

三

乾隆十八年（1753）春夏之交，已陷入幻境不能自拔的丁文彬凑了一两多银子，北上山东曲阜，打算把所著的书交与自己的“大舅子”、新一任衍圣公孔昭焕。

五月二十八日，丁文彬走到孔府，将所著之书献给了孔昭焕。孔昭焕见书中有“大明”、“大夏”、“天元”、“昭武”字样，急命将丁文彬拿获，发曲阜县羁押。随即密信山东巡抚杨应琚查办。衍圣公有专折奏事的特权，又上疏向乾隆帝密报此事。

山东巡杨应琚接到孔昭焕的密信后，一面命曲阜县迅速将丁文彬就近押至兖州候审，一面连夜星驰兖州。

在杨应琚的亲自主持下，审讯开始了，但令杨应琚和问官们奇怪的是，丁文彬根本说不出个子丑寅卯，完全是答非所问。要他供出主谋，只是不停地说这是“上帝”的旨意。

无论怎样善言开导，不管怎样严刑逼供，丁文彬还是交代不出主谋和党羽。杨应琚明白了，原来此人是个疯子，一场虚惊。

虽然杨应琚知道丁文彬是个精神病，但还是不能放了他。六月七日，杨应琚写了两封奏疏，向乾隆帝作了全面的汇报。

在奏疏中，杨应琚表示：丁文彬虽系疯子，但他建号称王，伪造禁书，目无国法，罪大恶极，应照大逆谋反律凌迟处死。最后，杨应琚还向乾隆帝建议：丁文彬气体瘦弱，恐命不久矣，亟宜早正典刑。

六月十一日，杨应琚的奏折飞递到京。乾隆帝硃笔批示：请三法司核拟速奏。但乾隆帝对杨应琚在奏折中提供的丁文彬的身体近况极为重视。屈指算来，按正常的司法程序，三法司办理再快，刑部文书到山东至少也需要半个月。丁文彬要是撑不到半个月，死在狱中的话，一则太便宜了他，二则也起不到警示震慑作用。

于是，乾隆帝密谕杨应琚：酌看该犯现在光景，若尚可等待部文，则候部文正法；如恐不及待，即照所拟先行凌迟示众。

丁文彬果然快不行了，六月十四日一早，杨应琚见丁文彬语言气短，奄奄一息，便命人布置法场,不等待刑部公文，立即凌迟处死。

丁文彬也因此成为清朝开国一百多年来第一个因文字获罪的精神病人，真是可笑、可悲、可叹、可怜。

四

文字狱历朝历代皆有，但次数之多、程度之重，没有比清朝更厉害的。

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内心深处的不自信使他们对汉族反满思想的防禁不余遗力，是以文字狱的酷烈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有清一代，文祸之频繁、文网之绵密、手段之恶辣，真是令人发指。

清廷通过大兴文字狱，虽然巩固了统治，压制了汉族知识分子的反清思想，但读书人从此噤若寒蝉，不敢再抨击黑暗的社会现实，而是埋头故纸堆，这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和进步，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有百害而无一利！

想一想，一个脑子有问题的精神病人不过胡言乱语了几句，不过胡乱写了几句话，就被处以凌迟的恶刑。倘若真的反清，那该处以什么刑罚？

想想都可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