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乱世之君，但崇祯远不如咸丰

崇祯即位后，大明帝国俨然一派亡国之象。内部，农民起义烽火燎原，大半个中国被打得稀巴烂；外部,新兴的后金（清）如初升的太阳，朝气蓬勃，他们做梦都想入主中原，一统华夏。大明帝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而咸丰接手的烂摊子一点也不比崇祯好。内部，太平天国将江南财税之地破坏殆尽，中原又有捻军起义；外部，西方列强虎视眈眈，谁都想扑过来咬一口这个老大帝国。可以说，咸丰面临的局势比崇祯更加险恶。大清帝国也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两人面临的局势如此之像，俨然一对难兄难弟。然而，明朝在崇祯之后便戛然而止；清朝在咸丰之后竟又延续了半个世纪。

这其中固然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但和他们俩人的素质也密不可分。相较而言，咸丰更有识人之明，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而崇祯刚愎自用，多疑多虑，使得大臣们与他离心离德，最终众叛亲离。

崇祯帝是一个极其自私、偏狭的人，猜忌心十分重的人。他在位期间，被处分过的大臣，自内阁大学士至尚书、侍郎、都御史，总共有数百人之多。在他十七年的皇帝生涯中，先后任用过五十位内阁大学士，人称“崇祯五十相”，这几乎打破了历朝历代的记录。六部、都察院的长官同样更换频繁，在整个崇祯时期，共任用过吏部尚书13人，户部尚书8人，礼部尚书11人，兵部尚书17人，刑部尚书16人，工部尚书13人，都察院左都御史13人，“七卿”平均在任时间只有一年零两个半月。

更要命的是，崇祯帝用人多疑，对前线统兵大将一直不信任、不放心。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北京保卫战尚未结束就诛杀袁崇焕，农民起义尚烽火燎原竟将孙传庭下狱三年。

此外，崇祯帝还喜欢诿过于人。松锦之战结束后，兵部尚书陈新甲奉崇祯密令与清廷议和。崇祯叮咛陈新甲在事成之前千万不要泄露出去，因为他怕泄露出去之后，引起朝野纷争，牵连到自己，有损皇帝尊严。

可是陈新甲“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将双方和谈开出的条款随手放在书房，他的家僮误以为是需要发布的塘报，于是按照以往的惯例拿出去抄传。

这个书僮的无心之过，让这个秘密突然公开了出去。大臣们得知陈新甲在主持对清议和事宜，顿时朝野哗然，言官们纷纷上疏弹劾陈新甲。一时间，陈新甲成了人人唾弃的“卖国贼”，陷入了舆论漩涡之中。

事情泄露了出去，崇祯的气急败坏是可想而知的，只能一腔的怨恨都倾注到陈新甲头上。他在言官弹劾陈新甲的奏疏上批示，要求他作书面说明。崇祯帝要陈新甲作书面说明，其实就是在给他机会，如果他主动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或许还有一条活路；反之，如果他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将是谁承担责任？只有崇祯帝了。可崇祯帝是愿意担责的人吗？这样的话陈新甲就必死无疑了。

果然，陈新甲认为议和是奉了皇帝的命令，自己只是个执行者，以为崇祯会站在自己一边，于是在书面说明中为自己大摆功劳，一连列了十来项之多。崇祯帝见陈新甲不但推卸责任，反而为自己摆功，这种不为领导考虑的做法让他大为光火，于是将他逮捕入狱，不久后被处死。

这件事情的影响十分恶劣，大臣们都看清了崇祯的真实面目，原来皇帝是一个毫无担当的人，一旦出事就会把锅甩给下面。这导致大臣们没有一个愿意为他分忧，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南迁之议和调吴三桂入卫之议。

李自成东征以后，崇祯忧惧不已，曾有迁往南京和调吴三桂入京的想法，但他又想保持自己的高大形象，不愿意承担弃地的责任，于是要求内阁决策，言外之意就是要内阁承担下责任。

内阁大佬哪会上崇祯的当，陈新甲的前车之鉴尚在眼前，假如内阁奉旨决策迁往南京或调吴三桂入京，到时皇帝反悔，追究起北京丢失或弃守关外的责任，哪里还有好果子吃？

于是内阁和崇祯打起太极，上下推诿，以致错过了调吴三桂入京勤王的最佳时机，最终落得个吊死煤山，王朝覆灭的下场。

相比之下，咸丰就更会识人用人。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政府满洲八旗和绿营军队节节败退。为挽救危亡，咸丰将部分军权、人事权、财政权下放，允许各地督抚乡绅举办团练，组织地主武装，参与镇压太平天国。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就是在这个时候崛起的。

对于这些人，咸丰给予充分的信任，不仅放权给他们，而且即便一时打了败仗，也不会动辄喊杀喊打，这点比崇祯不知道要好多少。

只可惜咸丰发现他做了这么多，竟然还保不住祖宗江山，英法联军还是打到北京来了。这让他瞬间崩溃，逃到承德避暑山庄后精神状态也不见好，嘴里天天念叨着自己要步崇祯的后尘，因为咸丰觉得大清要在他手里亡了……

但咸丰自己都不知道的是，他提拔的一堆汉臣又给清朝续了50年命……

话又说回来，咸丰没重蹈崇祯的覆辙，并不是他能力更强，恰恰是他能力不足，才被迫放权，让这些汉人地主走上前台，替大清遮挡了50年的狂风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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