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祸国殃民，空谈误国，难堪大用

说起东林党，自然绕不开顾宪成。

顾宪成，字叔时，号泾阳，世称泾阳先生或东林先生，江苏无锡人。他为人正直，经常抨击时政，历任户部主事、桂阳判官、吏部考功司主事，后来任吏部文选司郎中，掌管全国官吏的升迁、奖惩、交流、考核等具体业务。

在“国本之争”中，顾宪成极力主张册立朱常洛，责备内阁首辅王锡爵只知顺着皇帝，搞出个什么“三王并封”的闹剧，要求他不惜辞官，甚至以生死力争。这使得万历帝对他极为不满。

万历二十二年（1594），内阁首辅王锡爵因为在立储之事上的软弱，遭到群臣的责难，实在待不下去了，不得已告老还乡。

万历让吏部推荐几位首辅人选，当时顾宪成任吏部文选司郎中，负责人选名单的报送工作。

结果报上去的人都是万历讨厌的，他很生气，怀疑吏部“徇私”，要求严肃问责，顾宪成因此被削去官职，革职还乡，回到无锡。

回到无锡的顾宪成没有因为受到打压而气馁，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传播自己的理念，实现自己的理想。

一开始，他在自己家里开设私塾，教授学生。为了扩大知名度，打响属于自己的教育品牌，他经常邀请常熟、苏州、松江、宜兴等处的名师前来讲学。

慢慢地，学校越办越大，家里已经无法满足办学需求，他倡议维修宋代东林书院，得到当地乡绅以及常州知府、无锡知县的资助和支持，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修复了这所书院。

同年十月，顾宪成会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时称东林八君子）等人，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举行大会一二次，每月小会一次。

到了这个时候，顾宪成已经不是一个校长那么简单，东林书院也不是一所学校那么单纯。

这里已经成为顾宪成等人品评天下大事、讽议朝政的地方。说白了，东林书院就是顾宪成宣扬他政治主张的平台。

顾宪成很有学问，品格又高尚，所以名气很大。那些在朝上被排挤，退居乡野的官员，从各地纷纷来到东林，把书院的宿舍住得满满的。

不仅如此，部分朝廷官员也成了顾宪成的粉丝。比如赵南星、邹元标、孙慎行等人，或遥为呼应，或亲临授学，使得东林书院实际上成了一个舆论中心，这里的人逐渐由一个学术团体形成为一个政治派别，从而被他们的反对者称为“东林党”。

但是在当时，“党”并不是一个中性字，不像现在表示具有共同理念的政治团体。

有一个词能很好地反映“党”是什么意思，结党营私。结党意味着拉帮结派，在暗地里搞小动作，是贬义。

因此，顾宪成是绝对不会说自己是东林党的。

不可否认的是，在成立之初，东林党是很想振作一番的，希望把已经走向末路的明朝从悬崖边拉回来。

但事与愿违，在与齐、楚、浙三党（以下简称“三党”）和阉党的政治斗争中，东林党已经失去了初心。

特别是在与“三党”的斗争中，东林党利用主持京察的机会，大肆排除异己。

所谓京察，是明代考核京官的一项制度，每六年进行一次，对政绩、品行、健康方面不称职的官员，分别给予外放、降级、开除等处分。

京察由吏部尚书主持，四品以上的京官，自己向皇帝报告，由皇帝裁决；五品以下的，由吏部处理。凡是在考察中被罢官的，一般终身不得再起用。

考察经初步决定留任或罢官后，再由言官纠劾考察有无作弊、遗漏，称为“拾遗”。

被“拾遗”的，由内阁票拟去任、留任，或发下吏部、都察院复议，然后由皇帝裁决。

但在实际操作上，被“拾遗”的人一定会自己主动引退。

由于京察的关系重大，足以影响各党势力的消长，所以每次主持京察，东林党都不会放过这个整治“三党”的机会。当然，当“三党”官员主持京察时，他们也会不遗余力清退东林党人。

比如，万历三十三年(1605)的京察，由东林党的骨干杨时乔主持，他们将浙党钱梦皋、钟兆斗等人列入了贬谪之列。由于当时浙党领袖是内阁首辅沈一贯。沈一贯向万历求情，最终特旨留下了钱梦皋、钟兆斗等人。

万历三十九年(1611)的京察，由东林党的孙丕扬主持，他又将上次被察后特旨留任的钱梦皋等十人贬谪，而且又另外处分了很多齐、楚、浙三党官员。

而这年在南京的京察，却是“三党”官员主持的，在那里，大批东林官员被斥逐。

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京察，由浙党的郑继之和齐党的赵焕主持，他们不遗余力地清除东林党人，造成了“三党”当政的局面。

天启三年（1623）的京察，由东林党人赵南星主持京察，又把“三党”人物察退。

京察俨然已经成了东林党争的工具。

深陷政治斗争漩涡的东林党已经变成了一个为了扩大自身权势、不择手段打压政敌的利益团体。

与“三党”和后来的阉党在本质上已经没有区别了。

而且，所谓的东林党和“三党”，本来就是很笼统的说法。东林党和“三党”斗争，“三党”得势，就把不归附自己的人全部归为东林党；东林党得势，又把不肯趋附自己的归为“三党”。

东林党将“三党”称为为奸党，千方百计排挤、打压，“三党”就真的全是坏人吗？

恐怕未必见得。只不过在当时的官场已经形成了以出身、地域或师生为基础的圈子，其中固然有人投身其中，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但肯定也有些人是不得已而为之。

东林党人就全部都是正人君子吗？恐怕也不见得。

我们不否认，在成立之初，东林党人都是正直清流之士。但随着势力和影响的扩大，依附的人越来越多，成分也更加复杂。

一些怀着不同目的人加入了进来，他们有的是为了沽名钓誉，有的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让本就不单纯的东林党更加鱼龙混杂，比如阮大铖，比如王化贞，比如钱谦益。

更要命的是，东林党自诩为正义的化身，但他们掌权之后，面对国家困境，尤其是辽东局势，始终未能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也没有做出多么具有建设性的贡献，而把全部的精力和心思都用在了无休无止的党争之中。

尽管他们和“三党”在朝堂上斗得你死我活，但在扳倒辽东经略熊廷弼这个问题上，他们出人意料地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这与熊廷弼的个人性格有关。他性情刚直，有救国之志，结合其科举正途的出身，本应属于东林党的天然同路人。而且当时东林党势力日渐强大，“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呼应”，那些自认为正直的士大夫自动将自己归属东林阵营。

但熊廷弼清醒地认识到，东林党除了占据大义的名分之外，在党争中的行为方式和被其斥为“邪党”的齐、楚、浙三党并无二致，因而不愿趋附东林党，还以诗明志，表达自己有心国事，无意党争的心气，同时不以阵营预设立场，实事求是地批评东林党和三党的错误，因此引起各党派的忌恨。

对此，东林党人做法十分龌龊。只因为熊廷弼是湖北人，就被东林划归楚党，列为重点斗争和打击对象。他们这种将所有不肯依附的人划为“邪党”的做派，与后来的阉党将所有反对者划为东林党的做法没有什么区别。

而且，熊廷弼虽是文官出身，举止做派却颇类武人，脾气火暴，见到看不惯的人和事立马便破口大骂。他经略辽东后，治军严格，令行禁止，在当时文恬武嬉、荒唐糜烂的官场大环境中显得很另类。

显然，这种人在官场上的人际关系恐怕不会太好，史书也说他“朝士多厌恶之”。但熊廷弼是一位真正有大才的能人，“有盖世才”，特别是对辽东局势具有准确的洞察力与判断力，且身体力行不畏劳苦，实践能力极强，为国事不惜赴汤蹈火。

这种性情的人，若是生在历代王朝开国时期，大约能够成为开国名臣。

可惜，他偏偏生在了穷途末路、无可救药的明朝晚期，于是成了敌对者眼中最好的靶子。

率先向熊廷弼发起攻击的是姚宗文。

姚宗文是浙党领袖，原在户部任职，因为遇到丧事要离职回家守孝。期满后想入补做官，每次上书都石沉大海。没办法，姚宗文找到老相识熊廷弼，请他为自己说话，推荐自己。

在其他人那里，写个折子推荐一下老相识不过是举手之劳，必会欣然答应。但熊廷弼没有答应，他有他自己的处世哲学，他有他自己的做人准则，他有他自己的为官之道，那就是不徇私、不受贿、不逢迎、不援引。

姚宗文因此怨恨熊廷弼。后来他一路巴结，左右逢源，得以重新被录用为吏科给事中。后来到辽东来检阅兵马，很多事情都与熊廷弼意见不一致。

他从辽东前线回到北京后，写了一封奏折弹劾熊廷弼。奏折说熊廷弼在辽东搞一言堂，听不进大家的意见，而且军马不训练，将领不部署，人心不归附。

在姚宗文的带领下，言官们磨刀霍霍，群起攻击熊廷弼，弹劾奏章像雪花一样飞向朱由校的桌前。

在这种情况下，自诩为忠臣楷模的东林党人非但不申救熊廷弼，反而与浙党的姚宗文联合起来，非要扳倒他不可。

甚至连杨涟都说，熊廷弼屡受参劾，已经无心恋战，不能御敌，应该缴还尚方宝剑，停职戴罪。

东林党的这种态度，实际上源于其自身小团体的利益算计，这个时候的东林党，刚刚经过“三案”的大胜，掌握了朝廷大权，他们急需在边事上有所作为，树立威望。因此极力攻讦熊廷弼，希望以东林党人取而代之。

他们也如愿了，熊廷弼被传首九边后，代替他为辽东经略的是东林党人袁应泰。袁应泰志大才疏，御敌无方，接连丢失辽阳、沈阳，致使辽东局势进一步恶化。

明朝灭亡之后，大臣们本应摒弃门户之见，同心协力，挽救危亡。

但东林党人政治包袱太重，依旧执着于党争，事事都要争，其中影响最为恶劣的就是在迎立继承人上犯的错误。

崇祯自缢于煤山后，有资格继承大统的有三个人，分别是崇祯的堂兄福王朱由崧、两位叔叔桂王朱常瀛和惠王朱常润。

而福、桂、惠三王之中，福王朱由崧又处于优先地位，这首先是因为，三藩中福藩居长；其次，桂王、惠王是崇祯的叔叔，而朱由崧与崇祯同辈，以“兄终弟及”（实际是弟终兄及）继统更为适宜；第三，朱由崧当时近在淮安，离南京不远，而桂王和惠王都远在广西。

因此，不管是在伦序上还是地理上，朱由崧都占据了明显有利地位。

当时，许多大臣都坚决主张立福王朱由崧。他们认为“伦序应在福藩”，如果不立福王，那么谁都有机会称帝，万一左良玉挟制楚王，郑芝龙挟制益王，各挟天子以令诸侯，到时怎么办？应该说，大臣们的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大臣们立福王的主张遭到了东林党人的强烈反对，因为朱由崧的祖母是备受万历帝宠爱的郑贵妃，正是由于东林党人的力争，才使万历帝和郑贵妃立朱常洵（朱由崧的父亲）为太子的图谋化为泡影。他们担心一旦朱由崧登上帝位，重翻旧案，自己将会在政治上失势。

出于党派利益，以礼部侍郎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人立即四处开展游说，以立贤为名，提议立潞王朱常淓。

事实证明，福王朱由崧虽然有所谓“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的“七宗罪”，但政治手腕却比钱谦益要高超得多。就在东林党人大肆活动的同时，朱由崧已然派人联络了凤阳总督马士英及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等四镇总兵，密谋拥戴自己。

东林党人在迎立继承人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彰显了他们的鼠目寸光，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由于东林党人的刁难，福王自感危机，便召集军阀拥立，使军阀成为定策功臣，从此太阿倒持，埋下了军阀专政的基因。

此后，南明几个朝廷都是由军阀拥立和操纵，这就决定了朝廷驾驭不了武将，反而要依附武将。武将视皇帝为傀儡，视朝廷为摆设。武将既不以是否为国出力受赏罚，而是靠挟制朝廷加官进爵，一旦形势不利，便倒戈相向，保全富贵。也许这就是南明不能像东晋、南宋一样偏安一隅的原因吧！

对此，东林党人要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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