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必然灭亡的另一种视角

万历二十三年（1595）的冬天，蓟州石门寨，刚从朝鲜战场回来的戚家军进入校场，他们得到了蓟镇总兵王保的承诺，今天会在校场他们发饷，条件是领饷的时候不能穿铠甲，不能拿武器。

单纯的戚家军将士没有多想，他们以为总兵大人一言九鼎，拖欠了许久的饷银今天肯定能得到解决。

可没想到的是，迎接他们的竟然是同胞的屠刀。

当他们到校场列队完毕后，王保一声令下，埋伏已久的北军突然万箭齐发，戚家军完全没有防备，顿时血流成河。

一轮屠杀之后，王保进入校场，竟然拿起花名册开始点名，点到一个砍掉一个，直杀得鲜血横流，人头滚滚。

关于蓟州兵变死亡的人数，各方说法不一，有说150人的，也有说600人的，还有说2000人的，甚至朝鲜方面记载死亡人数达3300人。

无论是几百人还是几千人，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万历二十三年，在蓟州石门寨，曾经为大明立下赫赫战功的戚家军，因为讨薪问题被镇压，史称蓟州兵变。

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入侵朝鲜，爆发了万历朝鲜战争。根据入朝作战计划，戚家军也在征召之列。

出国之前，援朝经略宋应昌为鼓舞戚家军士气，承诺将原本每年18两的饷银加到43两，相当于北兵的2.5倍。

因此，戚家军备受鼓舞，奋勇杀敌，表现非常出色，甚至在第二次平壤战争中率先冲上城头，立下先登之功。

然而，单纯的戚家军不知道，他们表现如此出色，非但不能给自己博得功劳，反而成了北军的眼中钉、肉中刺。

因为他们没有靠山，是一群没妈的孩子。

张居正死后遭到清算，戚继光也被牵连，被调离蓟州改任广东总兵，但他的军队被留了下来。

不久之后，戚继光去世，戚家军从朝廷嫡系变成了杂牌军，备受北军将领的歧视、欺辱。

此时，朝鲜前线最高指挥官是李如松，他是北军的领军人物，自然事事偏袒北军，打压戚家军。

第二次平壤战役前，李如松就承诺，率先登城者，赏银万两。

然而战争结束后，李如松却因为戚家军不是自己的嫡系部队，在战报上只字不提戚家军。

而且，在战争过程中，为了防止士兵抢割首级而贻误战机，李如松下令“争割首级者斩”，但在实际执行中却睁只眼闭只眼。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滑稽的场景，戚家军奋勇杀敌，在前面追击倭寇；而北兵行动迟缓，落在后面“争割首级”，最后导致“平壤之役，南人先登力战，而得首级者，皆是北人”的尴尬结果。

对于这种结果，戚家军多有怨言，但却没有发作。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后台，要想得到朝廷认可，就必须用更大、更多的军功说话。

因此，尽管遭受了许多不公平的待遇，但戚家军仍然保持着军人的作风，不袭扰百姓，不劫掠平民，他们作战强悍，纪律严明，朝鲜百姓对他们众口一词地称赞，甚至为他们立碑纪念。

戚家军的将士们很努力，他们不敢犯一点错，只能在战场上拼死杀敌，借以改善当前困难的处境。

可是，这一切都是枉然。在最后论功行赏的功劳簿里，不是李如松的部将，就是李如松的兄弟，压根就没有戚家军将士们的事。

赏罚不公，屡被歧视、打压，这些都算了。但让戚家军将士们无法忍受的是，朝廷迟迟不发饷银！

本来许诺了双倍工资的宋应昌卸任回国，赏银没有，连工资都没着落了。继任的经略以财政困难为借口，开始拖欠戚家军的军饷。

直到他们回到国内，饷银依旧没有足额发放。

万历二十三年（1595）冬天，朝廷已经欠饷良久，许多人都饥寒交迫，生活困顿。

忍无可忍之下，他们集合起来向总兵王保讨薪，要求按照当时的承诺发放饷银。

不料，王保认为戚家军这是在要挟朝廷，他不仅不设法补足饷银，还下决心破罐子破摔。

不久后，他派人张贴告示，上面写着：明日校场发饷，不必着甲。

听到拖欠许久的军饷终于有了着落，戚家军将士们别提有多高兴。

就在他们纷纷脱下盔甲，涌进校场，列队等待领饷时，王保一声令下，将校场的入口大门一扇扇关闭。

等待他们的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一群苦哈哈的大头兵，有妻儿，有父母，朝廷一声令下，出国作战，奋勇杀敌，期待着建功立业，光耀门楣。

不曾想，杀敌归来，功劳不给，连命都不留。

所以，我无意去探究这场兵变到底杀了多少人，因为在我看来，杀一个人和杀一百个人、杀一千个人没有任何区别，都只能说明这个朝廷的无可救药。

这场史称“蓟州兵变”的内部屠杀，成为了明朝历史上最大的耻辱，它进一步解构了军队对朝廷的忠心，因为战士们知道：

朝廷虽然发不出饷银，但可以肉体消灭领饷的人，那还拼什么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