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剿灭了太平天国，却败给了“天津教案”

现在很多人谈起“天津教案”，都一股脑把责任全部推到中国人身上，说都是因为中国人愚昧、无知。

这样的指责固然站得住脚，但这种说法就好比指责一个80岁的农村老太太不懂交通规则一样。

从本质上来讲，“天津教案”的发生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中国社会面临西方冲击的一种应激反映。

两次鸦片战争后，很多洋人开始涌入中国传教，法国人也不例外。当然，传教士作为神职人员，道德相对来讲比较高尚，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其中不乏有一些传教士披着宗教的外衣，借着洋人的特权，在当地为非作歹，把教堂作为国中之国，不受官府管辖，久而久之，教堂和当地百姓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

当时，教案在全国各地频发，爆发过“贵州教案”、“四川教案”、“扬州教案”，但是这些教案的影响力都没有“天津教案”大，因为“天津教案”死的人多，牵扯的国家也多，不光是法国人，还有俄国人、英国人、美国人都受到了牵连，可谓震惊中外。

那么，“天津教案”具体是怎么发生的呢？

这就要从法国人收养中国的弃婴开始讲起了。

在清末的天津，很多人因为生下孩子后养不起或者孩子带有先天性疾病，便将婴儿丢弃。在天津传教的法国神父和修女就在教堂旁边办了一所育婴堂，专门收养这些弃婴。

当然，我们也不要把法国人想得那么好，不远万里专门跑到中国来无私奉献。事实上，这也是一门生意。法国人到天津来办教堂和育婴堂，他的经费主要来自于一些所谓的“慈善机构”和政治团体的捐助，但如果想要得到这笔经费，收养的孩子就得有一定的规模。孩子越多，得到的经费也就越多。

本质上，这也是传教的一种手段。

在育婴堂办起来不久后，就有一些好心的老百姓会将捡来的弃婴送到育婴堂，交给神父和修女抚养。神父和修女为了收养更多的弃婴、得到更多的经费，便给这些送弃婴来的人金钱奖励。

不料这件事很快就传到了一些市井流氓的耳中。于是，这些市井流氓便想方设法拐骗小孩，将他们送到育婴堂，并欺骗说是弃婴。

神父和修女自然不会去调查婴儿是哪里来的，因为怎么来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收养足够多的孩子，便照例也给了他们一些金钱作为奖励。

于是，教堂和流氓勾结起来，拐卖婴儿的消息开始在天津流传。

到了同治九年（1870），天津发生了严重的旱灾，饿死了不少人。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紧接着天津就爆发了瘟疫。育婴堂也不能幸免，由于医疗水平有限，一部分婴儿不幸死于瘟疫，还有一些婴儿死于先天性疾病。

这些婴儿死亡后，神父和修女便雇人将死去的婴儿安葬，由于死婴过多，埋葬者又粗心大意，只挖一个浅浅的小坑，草草地埋下了事。

由于坑挖得实在太浅，嗅到气味的野狗半夜纷纷跑来将死婴刨出来吃掉。到了天亮时分，一些散落的死婴残肢就被天津的民众发现。

民众并不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加上之前听到的谣言，于是他们认为是教堂杀了小孩。

随着事情的发酵，传言越来越离谱，甚至有人说教堂的洋人杀中国小孩来制药、提炼金子和银子。

这个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了，但清末的中国的老百姓确实是无知，有人敢这么说他就敢信，一股民愤开始在天津酝酿，随时有爆发的危险。

恰在这个时候，当地群众抓获了两个拐卖小孩的人贩子，立即将他们扭送到官府。不知是屈打成招还是为了脱罪，他们供述这俩孩子确实是要卖到教堂，挖心挖肺让洋人制药。

天津知府张光藻听说这事儿涉及到教堂的事儿，一时有点拿不定主意，因为这会引起外交纠纷，所以很快就处死了这两个人。

但是第二天，天津的大街小巷贴满了告示，告示称：张拴、郭拐二人用药迷拐幼童。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

分析天津官府如此矛盾的做法，我猜测，官府应该是想操纵民意，借民众的力量对抗教会势力。不难想象，法国人在天津传教，身边势必聚集了一群忠实的拥护者，由此形成了一股独立于甚至对抗官府的势力。天津官府先把两个人贩子砍头，再贴出告示，目的就是要借老百姓把事情搞大，然后官府再趁机介入，打击教会势力，重新夺回对基层的控制权。

果然，官府的告示一出，群情激奋，天津民众经常三五成群聚在教堂周围，愤怒地发表各种言论，要求法国人给个说法。

不巧的是，就在这大火即将爆燃之时，一盆汽油突然泼了过来，大火瞬间燃起。原来，天津民众又拿获了一名叫武兰珍的人贩子。

一番严刑拷打之下，武兰珍供认他是受法国教会的指使来拐卖儿童的，而且他手里的迷拐药是教堂里的王三给他的。

于是，愤怒的民众和天津官府押着武兰珍来到法国人的教堂——望海楼，让他指认王三，结果望海楼里根本就没有叫王三的人。

但气氛已经到这了，事情的真假已经不重要了，也说不清楚了，现在的老百姓需要的只是一个导火索，来发泄心中的愤怒和不满。

围困教堂的老百姓开始用石头打砸教堂，巨大的喧闹声惊动了法国领事丰大业。

这个丰大业性格暴躁，对待中国官员一贯又是居高临下。面对这种情况，丰大业气冲冲地来到三口通商大臣（主管外交的官职）崇厚这里，要求崇厚立即派兵镇压，崇厚担心进一步激起民变，表示自己只能派巡捕前往维持秩序。

听到此话的丰大业大怒，掏出手枪对着崇厚就是一枪，但他的枪法实在太差，没有打中。

丰大业见崇厚拒不派兵，又不能真的一枪把他崩了，只好自己前往教堂处理此事。结果在教堂门口，丰大业遇到了正在疏散围观群众的天津知县刘杰，他又是一顿气急败坏，掏出手枪对着刘杰就是一枪，不过也没打着，把刘杰的随从给打死了。

还没被疏散的天津市民众顿时怒火中烧，正愁砸不开教堂大门呢，现在你一个洋人竟敢这么放肆，在中国的土地上杀人，于是一拥而上就把丰大业和他的随从当场打死。

打死了两人之后，民众的愤怒已经被彻底点燃，他们疯似地冲进了教堂，打砸抢烧，见人杀人。

就算如此，民众的怒气也还没消，最后跑到法国总领馆，一把火把法国总领馆也给烧了。一起被连累的还有英国、美国、西班牙、俄国的教堂。

就这样，10名修女、2名神父、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5名法、俄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被杀死，法国领事馆、望海楼、仁慈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被焚毁。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案件发生后，英国、美国、法国、普鲁士、俄国、比利时、西班牙等七国联合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要求惩办教案人犯，并随即调派军舰到天津进行武力示威。

这个案件其实很简单，中国人有错不假，杀人放火也是事实。但最开始天津民众并没有失控，也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天津的官员也一直在现场维持秩序。

矛盾真正激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是在法国总领事丰大业到来之后，此人性格暴躁、嚣张跋扈，对中国人一贯居高临下，到现场之后既不做解释说明，也不好言劝慰，反而掏出枪来打，当场打死一个中国人，老百姓这才开始杀人放火。

但是，清政府早已被列强的军舰吓破了胆，不敢和他们理直气壮地对话，但又不愿意担负骂名，于是让直隶总督曾国藩赶赴天津全权负责处理此事，实际上就是让曾国藩来背锅。

同治九年（1870）六月二十三日，曾国藩接到了朝廷让他处理“天津教案”的通知。

此时的曾国藩身体十分虚弱，右眼失明、肝病日重，久受眩晕病症的折磨。

而且，许多人都劝他不要接受这个任务，他的幕僚史念祖直截了当地说：略一失足，千古无底。

因此，曾国藩一开始也很犹豫，一方面，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搞不好自己这辈子的名声就完了；另一方面，自己的身体非常虚弱，可能无法支撑他完成这样的任务。

但犹豫过后，曾国藩还是接下了这个任务，一方面在于朝廷倚重，职责所在；另一方面，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事态以最稳妥的方式得到解决。

曾国藩知道这件事很难办，大概会死在天津，于是给自己的儿子写下了遗嘱：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这个案子很难办，我也没有太好的办法。我从创建湘军开始就决定为朝廷捐躯了，现在自己老了，更不会怕死，也不会忘记初心。）

这个案子难办在哪儿呢？当时，朝中的“主战派”占据上风，他们力主对列强采取强硬态度，坚持不道歉、不赔偿，不惜为此一战。然而，曾国藩深知列强的强大，而中国遭遇了两次鸦片战争，又经历了天平天国、捻军、陕甘回乱等十多年的内乱，兵力财力损耗巨大。此时与法国乃至整个列强集团开展，这种想法过于疯狂。

于是，曾国藩顶住压力，决定按照慈禧“息事宁人、维持和局”的旨意来办理此案。

可是，曾国藩到了天津之后，还是感受到了汹汹民意。不少百姓直接找到曾国藩，控诉洋教如何残害咱们的孩子，并建议趁着天津民气正旺，一股脑儿地把各国洋人全都赶跑。

天津的民意让曾国藩的压力很大，但他还是坚持先查清案情，曾国藩认为这个案子的关键就是洋人到底有没有拐卖小孩和挖眼剖心。

如果有，那么这个案子就是洋人理亏，清政府可以公布这种野蛮行径，洋人自然也不敢再提什么非分的要求。

如果没有，那就只能认错，老老实实处理罪犯了。

但是，尽管有很多人向曾国藩控诉洋人的罪恶行径，但是没有一个人敢保证自己亲眼见过洋人挖眼剖心。

后来有人给曾国藩两瓶看上去像眼珠子的东西，结果打开来一看，瓶子里装的是腌制的洋葱。

经过曾国藩多日的调查走访，七月二十一日，曾国藩给朝廷上了《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曾国藩在奏折中指出：教堂“迷拐小孩”“挖眼剖心”，纯属荒谬，子虚乌有，洋教也是劝人为善的，断不会做这么野蛮的事。

但曾国藩话锋一转，表示天津民众如此激愤，也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

一、教堂“终年紧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还有地窖等设施，民众难免对其生疑；

二、许多中国人到教堂治病，往往留在里面不愿出来，民众不免怀疑其被药物“迷丧本心”；

三、教堂习惯收留病重的孩童为其洗礼，民众不能理解这种宗教行为。“但见其入而不见其出”，自然会怀疑教堂残害儿童；

四、教堂院落广阔，“有子在前院而母在后院，母在仁慈堂而子在河楼教堂，往往经年不一相见”，这种习俗让民众无法理解；

五、城内发生过多起人贩子拐卖小孩的事情，加上当时疫病流行，教堂收留的儿童又多是病重无人照料者，死者自然甚多，教堂与民众不睦，为免生事，多在夜间掩埋尸体，或有两尸三尸共一棺者。后尸体被野狗拖出，民众遂一时为之哗然。

曾国藩还说，其实天津教案不是个例，各地都有教案，朝廷应该把事情解释清楚，向天下百姓说明，洋教挖眼剖心都是子虚乌有，这样才能防止日后再次发生这种悲剧。

慈禧接到曾国藩的奏折后，指传抄给大臣们共同商议。

但是让曾国藩没有想到的是，朝廷居然把自己为百姓辩护的话都删掉了，这样一来，这道奏折就只剩下专门为洋人说话的部分了。

曾国藩知道后大吃一惊，既然要把奏折公开，为什么要断章取义？他预感到大事不好，果然折子一出来，朝野震惊，左宗棠要和曾国藩绝交，士林清流对曾国藩强烈批评，湖南会馆直接砸了曾国藩写的牌匾，甚至湖南官员联名要和曾国藩划清界限。

那么朝廷为什么会这么做呢？一方面当然是为了打击曾国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操纵民意，唯有把曾国藩彻底推到“卖国贼”的程度，清廷的媾和政策才可能在汹涌的民意中存在操作空间——否则，被骂为“卖国贼”的就将是清廷中央高层，而不是曾国藩。

有了曾国藩的“彻底卖国”垫底，朝廷接下来的措施，就会特别显出其“公正”，更容易获得朝野内外的“民心”、“士心”的认可。

曾国藩被骂走之后，由李鸿章接替处理此案。最终处理结果如下：处死为首的16人，4人缓刑；流放充军15人；天津知府、知县发配黑龙江；赔偿洋人49万两白银；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亲自前往法国道歉。

处理的思路基本和曾国藩一致，只不过比先前判定的少杀了几个人。

其实，“天津教案”不管谁来处理，结局都一样。

于国，国家尊严丢失；于己，一世英名扫地。

正所谓弱国无外交，没有实力就是原罪，这正是积贫积弱的晚清最真实的写照。

不然，你还想向英、美、法、普、俄、比、西七国宣战啊？

三十年后倒是有人向十一国宣战，不也是一败涂地，丧权辱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