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懋镕：在跟随李学勤先生学习的日子里

2月24日清晨，我打开微信，看到李公子缙云报告先生去世的消息。这条微信看了好几遍，还是无法相信。一上午在家里走来走去，不知道做什么好。头脑里空空的，不知道在想什么。好几天过去了，终于可以坐下来，翻出先生签名的赠书，重读先生的文章，往事也随之一点一点回忆起来。

第一次见到李学勤先生是在40年前，1979年盛夏的一个晚上。当时，我读本科的西北大学邀请先生来演讲。先生和西北大学关系深厚，早在60年代初期，作为时任西大校长的侯外庐先生的助手，先生就在西大工作过。改革开放后，西北大学为了加快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经常邀请全国著名学者如王利器、田昌五等先生来讲课，李先生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

图中最左侧为李学勤先生

记得先生讲课时，用现在的语词来形容，可以说场面异常火爆。讲课的地点在当时历史系所在教学楼的一层。通常坐八九十人的教室里座无虚席，过道里也塞满了长凳，但还是有人没座位，只好站在门口或者踮起脚伸长脖子趴在窗户外头听。其中有不少慕名者是从宝鸡、咸阳赶来的考古工作者。那时交通并不方便，从宝鸡乘车来西安，要耗费半天的时间。先生讲的是古文字，照理，这是一门深奥而枯燥的课，然而听众之多，听课之专注，却是出乎意外。先生学识渊博，吐字清晰，加上深入浅出的演讲方式，随手拈来的生动例子，引得大家不时发出笑声。

听先生讲古文字仿佛以前听文学名家讲《红楼梦》，实在是一种享受。每当头一天讲课结束，大家都盼望着第二天的演讲赶快开始。这固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人们对知识的极度渴求，但更有赖于先生的深厚的学术功底和超凡的表达能力。将古文字讲到这种地步，天下恐怕也没有几人。听了先生的演讲，我就决定要上研究生，跟随先生学习古文字。

天佑我也。在张岂之先生（时任历史系主任）的努力下，西北大学聘李先生为兼职教授，从1982年起在西北大学招收研究生。一得到消息，我马上开始作准备。其实，这种准备可以说在之前已开始。大学二、三年级时，我写了两篇文章：《镐京新考》和《释“东”及与“东”有关之字》（后一篇系与秦建明先生合作）。前一篇文章投给《中华文史论丛》，发表在该刊1981年第4期上。后一篇文章投给西北大学学报（社科版），可是过了好一段时间没有音讯，我就前去询问。编辑说不能采用，但是他没能说出任何让我信服的理由，因为他就没看懂我的文章。当时年轻气盛，我就去找张岂之先生诉求。张先生很通达，他说文革十年，高校受到重创，不要说西北大学，就是整个西北地区，也没有古文字方面的专家，只能求助于北京了。于是他将文章寄给李先生。不久，先生回信了。他认为文章达到发表水平，也提出几点修改意见。张岂之先生又向《人文杂志》作了推荐，文章得以发表在该刊1981年第4期上。如果没有李先生的鼓励和指导，这篇古文字处女作可能就夭折，我的古文字梦想也许只能停留在梦境里了。

1982年7月，我考上研究生，终于有幸师从李先生研习古文字。当时学校决定我的基础课在西北大学上，专业课去北京上。从1983年到1984年，每年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在北京听课和查阅资料。那时候先生还不太忙，外出开会不多，我们的学习时间能得到充分保证。先生的家在劲松小区，我和高大伦师弟每周有两个下午的时间去先生家里听课。记得每次走到门口，先生都微笑着在门内迎接。刚刚坐定，师母就将香茶送上。整整一个下午，先生侃侃而谈，旁征博引，虽然以古文字为核心，但涉及内容广泛，什么经学家廖平啊，什么《季木藏陶》啊，很多人物与书籍都是第一次听说。我们则忙不迭地边听边记笔记，唯恐漏掉些许。至今还记得，那年春天的阳光暖洋洋的，透过明亮的窗户，洒满房间，和暖色的家具融为一体，我们被暖意包围，如醉如痴。聆听着先生睿智的讲话，同时感到自身仿佛在升华，充满了力量，有一种奇妙的感觉。这种感觉在我一生中很少有过，现在回想起来依然印象深刻，那么温馨，又有点朦胧，如梦幻一般。

跟着先生，才知道什么叫做学问，怎样去作学问。先生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1951年，先生经常去北京图书馆看书，发现有一位年轻人也热衷于看甲骨文方面的书。先生很好奇，因为很少有人对甲骨文如此有兴趣。相识之后，知道对方是在邮局工作。那位年轻人工作很忙，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来图书馆，但极为勤奋，读了不少甲骨文书籍。这样读书的日子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突然有一天那位年轻人没有来，后来就再也没有见面。先生感慨地说，学习古文字，如果没有人指导，很难取得什么成绩。确实如此。我后来也碰到过一位自学古文字的年轻人。他不但读了很多书籍，而且已经很有成就，发表了几篇文章，还出版了一本书。他通过甲骨文和金文，发现那个戴着头盔的字就是外星人的造型，所谓殷墟出土甲骨文中的“南单”就是外星人乘飞船在中国境内降落的地点，由此证明商人是外星人的后代。

古文字是一门激发兴趣，让思想自由驰骋而又充满危险的学问，所谓伟大的发现和胡乱猜测之间可能只隔着一层纸。先生考释文字非常谨慎，他特别推崇唐兰先生的《古文字学导论》一书，不止一次地告诫我们，要牢记书中说的六戒：一戒硬充内行，二戒废弃根本，三戒任意猜测，四戒苟且浮躁，五戒偏守固执，六戒斑驳纠缠。

记得那时中国的学术园地一片荒芜，专业书籍少得可怜。古文字方面的书本尤其匮乏。我好不容易找到一本书叫《文字源流浅说》，作者是康殷，一位比较有名的书法家。书不太厚，考释了几百个古文字，据作者自己说，纠正了不少前人的误说。有一次上课时，我说到《文字源流浅说》这本书，先生非常明确地告诉我：“这本书不能看”！为什么？先生说古文字的考释是一项艰巨的工作，需要文献学、考古学、语言文字学等多方面的知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考释的难度也在增加，比较容易认识的字在几十年前已认识了，剩下来的未识之字都极难认。而《文字源流浅说》往往用几十个字、不长的篇幅就考释一个字，多是望文生义之作，缺乏充分的资料和严密的论证过程。如何能让人信服呢？而且一旦这种猜测的风气蔓延，学术不但不能进步，还将蒙受灾难。先生的一席话如醍醐灌顶，我的头脑一下清醒了。若无鉴别能力，听任那些胡话，必将走入歧途。在先生的指导下，我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这令我终生受益。

研究生毕业之后，我留在西北大学任教。之后，先生经常来西大讲课。课余，先生最喜欢去考古工地和博物馆，主要是看青铜器。上研究生时，先生就告诉我：“你在陕西，陕西有很多青铜器，你就做金文研究吧。”所以先生每一次来西安，我比其他学弟学妹都更有机会跟随先生一起看青铜器。有一次闲聊中，先生对我说：“这些年我搞得很杂，没有办法，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青铜器。”确实如此，在先生的论著中，讨论青铜器的篇幅占的比例最大。青铜器既有长篇的铭文，又有多彩的装饰，对其研究或许更能发挥先生多方面的才华。

记得在先生70大寿的时候，我陪他去看一个展览，顺便看到一些扬州八怪的书画作品。原本我以为先生很忙，不会驻足观看。没想到先生兴致勃发，一边看，一边给我讲每位作者的室名别号和艺术特点。我很惊讶先生的博学。于是明白了，先生的那篇《论传长沙出土立鸟器盖》文章，真是一篇很特别的论文，因为要讨论的这件青铜器盖，不仅没有铭文，也没有器身，此类器物通常无人理睬，先生却写下了洋洋洒洒3000多字。文章从纹饰的层次（三层）、立鸟的形状、盖面的饕餮纹（立羽纹和“臣”字形眼睛）等方面逐一分析，判断这是殷墟一、二期的器物。其观察之细微、品鉴之深入，令人叹服。这一切无不得益于先生深厚的艺术功底。

“纸上得来终觉浅”，三年研究生读完，只是知道一点皮毛，学习青铜器及其铭文，关键是实践。跟着先生去看实物，是最好的实践。面对一件一件的实物，要求研究者有丰富的实践知识和判断能力。先生十分注意观察细节。一次我陪先生观看一处商代遗址——蓝田老牛坡出土的青铜器。回到西北大学，在饭桌上，张岂之先生询问详情，李先生有意锻炼我，让我讲一讲，而我因为参观时不够用心，磕磕绊绊说不清楚。李先生看我很窘的样子，就接过话题，有条不紊地讲起来。后来我就特别注意观察实物的特点，回家之后，将心得记录在笔记上。

先生的记忆力极好，一般情况下他不用笔记。看到一件青铜器，他立刻就能说出与它相似的一件或数件青铜器的名称、形态、花纹以及铭文。一次参观西安市文物仓库，看到一件吕服余盘，上有铭文68字，先生跟读现代文章似的，瞬间就释读完了。先生是第一次释读，而先前我已经看过一次了，然而释读速度还是跟不上先生。我能踏上青铜器研究之路，与老师的言传身教密不可分。

1992年10月下旬，第二次西周史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之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长安县镐京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据说在客省庄二期文化（陕西龙山文化）遗存中发现了一批甲骨，上面有原始文字和符号。一些有名望的学者认为这是我国最早的文字，“是一次空前的突破性发现”。果真如此，将意味着我们发现了四千年前的文字，比殷墟的甲骨文还早一千年，势必重新审视中国文字起源和早期文明的诸多问题。消息传出来，文博界轰动了。借开会之机，与会代表参观了这批甲骨。鉴于专家中古文字造诣最深的就是李先生，所以发掘方很希望先生给予肯定的意见。然而先生在仔细观察了甲骨之后，对大家说：这些弯弯曲曲的痕迹，是酸性物质侵蚀或虫蛀的结果，不是人工刻划的印记。如果是文字，应该能分析出笔道，还有偏旁部首，但现在看不出间架结构来。先生还提到贾兰坡先生在作石器时代考古时，就经常发现诸如此类的甲骨，上面有虫蛀或其他物质腐蚀留下的痕迹。先生很明确地说这不是刻划符号或者原始文字，后来的事实证明先生的判断是正确的。

1998年，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子项目西周王年研究进入关键阶段。似乎有上苍佑助，此时一件很重要的青铜器——静方鼎出现了。静方鼎曾在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展出。1998年春，北京大学徐天进教授将相关资料寄给我，我立马拿到北京给先生看。记得那天下午大约4点钟到达先生在紫竹院的住所。由于拓片模糊字迹不清，需要辨识，先生看得非常仔细，看一点，想一下，在纸上写一点。先生看看放下，放下又拿起，反复推敲，一直看到天色暗下来。以前我也曾陪着先生看器物或者拓片，但没有一次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应该说，先生当时已经意识到静方鼎对于西周王年研究的重要意义了。当看出“师中”（即湖北安陆出土中方鼎的器主，是昭王南征时的一个重要将领，）“南国”（与昭王南征有关）等字样时，先生非常高兴。日本学者将静方鼎的年代定在商代晚期，但显然静方鼎应该是昭王时器。铭文里有几个干支，如“唯十月甲子…八月（第二年）初吉庚申···月既望丁丑”，后来《简本》将几个干支联系起来，合于昭王十八到十九年的历谱，这样就推算出来昭王元年是公元前995年。静方鼎因此而成为推算西周王年的七个支点之一，意义重大。当时没有释出的几个字，后来先生告诉我也辨识出来了。在考释铭文时，先生那种孜孜以求的精神和锲而不舍的耐心，令我感动不已，佩服之至。

静方鼎图

先生教给我的，不仅仅是专业知识和学习方法，更重要的是为人处事的品德。譬如上述关于所谓在陕西龙山地层发现甲骨文一事，也有些著名的古文字专家认可。但是先生坚持自己的看法，这不免让有些人感到沮丧。后来竟有人造假，说先生也认可是文字。记得当时人民日报等大报都刊登了消息，说经某某著名古文字学家鉴定，我国发现了龙山时期的甲骨文。对于学术造假，先生很反感。

先生的学问可以说是独步当代，但先生一生为人谦恭，没有一丝一毫的傲气。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对于自己的观点，总是说不成熟，希望读者批评指正。即使面对年轻的学者，先生也十分客气。记得在夏商周断代工程进行之中，对于月相含义的解释，我们和先生产生分歧，以至于争论起来。在场的其他专家事后对我说：你们的先生如此宽容学生，了不起。先生的门生很多，但先生绝无门户之见，凡是来向他请益的年轻人，他一视同仁。只要看看先生为他人著作所写的上百篇序言，便可知先生胸怀之博大。

先生终生著述不断，先生太辛苦了。而今先生走了，可以在天堂里好好休息了。先生不朽，先生千古！学生会谨记您的教诲，继续跟随着您的足迹前进。

己亥年惊蛰于

西北大学南校区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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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来源/张懋镕

图片来源网络

责任编辑/贾春霖

审核/何秉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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