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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大讲堂②姜生:如何理解汉儒

刘琪 陕西师大历史文化学院


2019年“西部大讲堂·历史学论坛”第二讲


7月15日下午,2019年“西部大讲堂·历史学论坛”第二讲在陕西师范大学雁塔校区崇鋈楼一层学思堂开讲。四川大学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研发中心主任姜生教授作了题为“如何理解汉儒”的讲座。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忠林教授主持讲座,历史文化学院李秉忠副院长、吕亚虎副教授等多位老师及上百名学员参加了本次讲座。


主持人与主讲人


讲座伊始,姜生教授指出,汉代儒生并非如一般史家所理解的依恃“独尊儒术”的政治特权而走向排他的文化心态。汉儒不仅有“代秦继周”的思想魄力,更有强烈的文化创造意识和责任意识。汉儒建构的以“合大道”为终极理想的宗教形态,超越了原始儒家的“子不言怪力乱神”“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学派禁忌,广纳百家,成就大器,奠定了这个四百年东方帝国的最重要基础。



接着,姜教授指出,汉代儒生在上辅君治国,在中为官行儒德,在下教民成俗。并从汉代儒生存在与发展的四个阶段来阐释汉代如何成就儒生:


第一阶段:汉初七十年,社会休养生息的恢复过程中,自然无为的黄老道占领主导地位。以窦太后为代表,儒生群体与之难与争锋,颇受抑制,处于次位。但神仙信仰在墓葬中得到了系统体现,表明社会的信仰主体并未受到左右。姜教授认为汉初儒、道、仙基本上承战国传统之遗绪,未有重大变化。



第二阶段:汉武帝元光元年以降,战国文化格局终结,在“勿使并进”政策的笼罩下,儒家地位上升,儒生以经干政的实践增多,至王莽时达到一个顶点。姜教授指出,过去常认为汉武帝推崇“独尊儒术”,实际上,武帝在面对封禅这类涉及君主神化等重大文化轨范问题时发现纯儒无用,“尽罢诸儒”,甚至“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可见汉武帝并非执著独尊,这在现实逻辑上驱动了儒生文化结构的嬗变与适应过程。武、昭、宣诸帝,皆可谓“杂之”之君,提倡礼法并重。


第三阶段:元帝时,昭宣“中兴”局面走向败落,“霸王道杂之”转向儒生主导下的兼容并包。哀、平之际,谶纬成势,直至汉末,皆为影响社会、政治的重要力量,并由此铸就了儒生群体儒、道、仙融合的结构和性格。姜教授指出,汉画中呈现的内在有序的人物图像内容应作为汉代仙传谱系来看待,反映的是神学化的儒家道德伦理,重武尚侠的社会风尚以及历史上长期积淀的神仙思想的结合,被汉儒用作隆崇圣贤之道和春秋大义的神圣手法。而儒、道、仙能够完美结合的根本原因,在于尸解信仰的奇特结构消解了今生与来世、生与死的时空界限,使勇猛忠义、守死善道、赴火蹈刃的儒子之道与现实人生相衔接。



第四阶段:汉末,汉家内讧。儒生政治理想实践失败后,太学书生“张道陵”所代表的故梦未逞的失意儒生,对没落的旧道教予以改革,以宗教方式继其理想,以天师道为代表的新道教从此登上历史舞台。姜教授认为,太学书生“张道陵”作为变革者的代表符号,他的出现表明汉初以来以“道”为“教”信仰的重振,同时意味着儒道共融状态的破裂,儒生宗教的衰落。


随后,姜生教授强调从宗教来研究古史的方法。他指出,传统史学世俗化眼光局限了我们的研究视角。必须突破近代对宗教的批判与歧视态度所造成的古史观察中的“视力缺乏”,通过宗教研究打开一扇全新的观史之窗,以古人之心,全面、准确、合理地理解古史,实现对历史的更深入、更真切的观察、理解和认知。




最后,李忠林教授作了精彩的点评,赞评姜教授从汉儒发展的三维度四阶段来揭示儒生在汉帝国运行中的作用这一研究思路。在互动环节中,姜教授就神鬼怪仙之间的区别、汉画像砖等图像资料是如何还原历史场景等问题与在场师生进行互动,并结合自身的学术经历,重申多学科交叉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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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来源/刘琪

图片来源/齐以恒、秦佳陆

责任编辑/吴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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