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园读史】郭子睿：戈壁中的艺术殿堂——五个庙石窟

司马君按：

揭开覆盖在事实上的重重迷雾，剥离出那些真实的东西，历史真相只有一个。但每个人对于真相的看法却是不同的，“一万个人的眼中有一万个哈姆雷特”，正是这些缤纷多彩的观点和意见才带来了进步和繁荣，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五个庙石窟位于甘肃省酒泉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境内，地处戈壁，人迹罕至，不为人们所熟知。实际上，五个庙石窟是敦煌石窟的组成部分，是敦煌莫高窟外围一处重要的石窟寺遗址。笔者有幸于2016年10月20日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组织的敦煌专业考察活动中，专程赴五个庙石窟实地考察学习，收获颇丰，借此机会分享自己的些许体会。

自敦煌市区驱车沿215国道向南而行，穿越茫茫戈壁，至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境内，望滔滔党河水，五个庙石窟就坐落在肃北县城以北约20公里党河两岸的崖面之上（图1）。据《肃北县志》记载，“五个庙”并非这处石窟原本的名称，因当地人将石窟称作“庙”，故此得名。五个庙石窟地理位置较为特殊，地处敦煌的“南大门”。早在汉代，五个庙石窟一带就设有烽燧。至归义军时期，这里由紫亭镇管辖，紫亭镇的治所就在今肃北县城东南2公里处的党城遗址。由于地质疏松和河水冲刷，五个庙石窟的部分崖面坍毁（图2、图3），有4个可以登临的洞窟，自西向东编为1-4号窟，坐北面南，均营建于北朝，其中第1、3、4窟经西夏重修，表层壁画为西夏作品。

    图1 五个庙石窟   图2 五个庙石窟崖面  图3 五个庙石窟窟前栈道

五个庙石窟壁画内容丰富，题材多样，不仅有文殊变、普贤变、涅槃变、净土变、维摩诘经变等敦煌石窟传统的经变艺术题材，还有着宋夏时期新出现的图像样式，如：八塔变。八塔变是八大灵塔信仰与释迦八相结合的产物，在塔龛内表现释迦牟尼诸事迹。五个庙第1窟中心柱南向面画八塔变（图4），由于壁画下部漫漶，仅能辨识出以下画面：中央大塔表现“降魔成道”，上方两侧共八身魔众（图5）从天而降，须发上扬、面目狰狞、身形健硕，各持不同武器企图扰乱释迦牟尼悟道。塔龛内画一佛二菩萨，以示释迦牟尼证得菩提。左侧各塔自上而下为“调伏醉象”、“舍卫城大神变”；右侧各塔自上而下为“三道宝阶”、“鹿野苑初说法”。

图4 第1窟八塔变 西夏

图5 八塔变中的魔众

这铺八塔变绘制在中心柱南向面，其位置较为特殊，似暗含深意。中心柱窟，也称为中心塔柱窟，源自印度的支提窟，洞窟内部的中心柱本就暗含“佛塔”的意涵。因此，西夏在重修五个庙第1窟时，将八塔变绘制在中心柱南向面这样一个位置，实际上就构建出了一种“塔中之塔”的结构，进一步突出了八塔信仰。同时，五个庙石窟壁画内容的丰富还表现在图像系统的多样性上，洞窟壁画题材来自显密两个体系，其中最为特殊的当属五个庙第1窟（图6），窟内五铺密教图像分别来自汉传密教系统和藏传密教系统。

图6 五个庙第1窟壁画内容示意图（郭子睿制）

敦煌是丝路重镇，自古以来便是不同文化的交融互通之地，作为敦煌石窟的组成部分，五个庙石窟也见证了中外文化、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实际上，八塔变这一新题材的出现与宋夏时期中印文化交流有着密切的关系。《宋史》卷四百九十载：“乾德三年，沧州僧道圆自西域还，得佛舍利一水晶器、贝叶梵经四十夹来献。道圆，晋天福中诣西域，在涂（途）十二年，住五印度凡六年，五印度即天竺也；还经于阗，与其使偕至。太祖召问所历风俗山川道里，一一能记。四年，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诣阙上言，愿至西域求佛书，许之。以其所历甘、沙、伊、肃等州，焉耆、龟兹、于阗、割禄等国，又历布路沙、加湿弥罗等国，并诏谕其国令人引导之。开宝后，天竺僧持梵夹来献者不断。”北宋初年，大批僧人赴印度取经求法，而后沿丝绸之路，经由瓜、沙二州回到故地，而他们从印度带回中土的贝叶经插图（图7）正是八塔变的图像粉本。

图7 美国纽约亚洲协会博物馆藏贝叶经  10世纪

八塔变首次出现在敦煌石窟，是在莫高窟宋代壁画中，绘于莫高窟第76窟东壁门两侧。莫高窟第76窟八塔变的东印度波罗艺术风格颇为浓重，画面中塔龛两侧的狮羊和着三叶冠、上身裸露、下身着红色犊鼻裤裙身姿婀娜的胁侍菩萨均是典型的波罗样式（图8）。同时，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这铺八塔变写有汉文题记。这一现象很可能是由于粉本源自印度的八塔变被首次引入敦煌石窟，为画工和敦煌本地民众所不熟悉，为了便于认识画面内容，特将各塔的名号和图像的解说以汉文题记的形式书写在壁画当中。

图8 莫高窟第76窟八塔变（局部） 宋代

而五个庙第1窟八塔变在表现手法上则略有不同，狮羊形象已经不再出现，而塔龛内的两身胁侍菩萨形象也与东印度波罗艺术中的胁侍菩萨完全不同（图9）。这两身胁侍菩萨圆形头光，头戴宝冠，身着天衣，合掌侍立，身形比例协调，线条流畅，与敦煌五代宋时期的菩萨形象（图10）颇为相近，明显为汉地风格。

图9 第1窟八塔变胁侍菩萨 西夏

   图10 莫高窟第399窟供养菩萨 宋代

但不容否认的是，尽管五个庙第1窟八塔变已受汉风浸润，但并不是说已经无法在其中发现波罗风格的痕迹，只是表现的不甚明显。我们仍可以在细节上发现这铺八塔变所蕴含的波罗艺术风格。中央大塔塔龛内的佛龛上部有一横木，此结构为印度波罗式佛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佛龛横木两端各画一金鹅，这一元素是波罗艺术风格的重要表现（图11），在波罗艺术中大致出现于9世纪前后。

图11  美国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藏释迦牟尼像  9世纪

通过以上分析，五个庙第1窟八塔变的艺术风格已经较为清晰地展示在我们眼前，不仅蕴含着东印度波罗艺术的色彩，还展现出了汉地艺术风格。这铺八塔变是宋夏时期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要图像资料，以一种特殊的形式见证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同时，五个庙石窟还见证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汇。西夏是多民族王朝，除党项、汉族外，吐蕃等民族文化也融入了西夏，西夏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藏传佛教艺术。五个庙第1窟东壁北侧画曼荼罗，外轮为三层，以对角线将内院分为四色，内院中绘五身尊像，分别居于中央和四方，均为多臂形象，结跏趺坐。据学者考证，这是一铺五护佛母曼荼罗，与藏传佛教萨迦派密切相关。中心柱南向面八塔变的构图与黑水城出土金刚座佛与八塔唐卡（图12）颇为相近，均在画面中央画一大塔表现“降魔成道”，两侧自上而下各画小塔。这铺八塔变中释迦牟尼的肉髻亦是藏传绘画中常见的低矮尖髻。

图12 黑水城唐卡X.2326 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

另外，五个庙第4窟西壁南侧画普贤变，主尊普贤菩萨头戴宝冠，身着天衣，游戏坐于白象之上，眷属围绕，其后为山峦背景。需要注意的是，这身普贤菩萨的耳铛较为独特，这种金色圆形耳铛，亦是来自黑水城唐卡。

段文杰先生指出，敦煌壁画是“形象的历史”。诚然，石窟的营建和壁画的绘制都有着特定的时代和历史背景，我们需要关注壁画本身所蕴含的历史信息。西夏时期，五个庙石窟经历了大规模的重修，西夏历史的影像通过壁画的一些细节展现在世人眼前。五个庙第1窟西壁正中画弥勒经变（图13），主尊弥勒佛居画面中央，主尊两侧各绘一身大菩萨，圆形头光、背光，头戴宝冠，身着天衣，饰有臂钏。弟子、天王、天龙八部等眷属围绕在主尊两侧。画面上部两侧绘有“老人入墓”、“一种七收”等弥勒世界诸事。下部两侧各存一佛，与画面中央的主尊共同表现弥勒龙华三会。

图13 五个庙第1窟弥勒经变 西夏

其中“老人入墓”图中的坟茔值得关注，从形制上看，与西夏时期的佛塔建筑有着一定相似之处。事实上，这种“塔形”坟茔与当时的丧葬形式有着密切关系。西夏佛教盛行，塔葬已不仅是僧人的专属，还对西夏世俗人士的丧葬形式和墓葬形制产生了影响。西夏时期出现了一种葬具——木缘塔。武威西郊林场2号墓出土两具木缘塔，木缘塔塔身遍书梵文真言密咒。据木缘塔六角形内盖的汉文题记可知，墓主刘氏故去后，尸骨先被焚化，而后又择日被安葬于木缘塔内。同时，砖室墓的形制也发生了改变，武威唐奴见墓的形制十分独特，墓室内部为砖砌下大上小、逐层缩小的塔形。可见，在塔葬的影响下，五个庙第1窟弥勒经变“老人入墓”图中的坟茔形制发生了改变，不再是前代“老人入墓”图中传统的穹窿顶坟茔，而是将其与佛塔进行了有机结合，取塔葬之义，使坟茔在形制上呈现“塔形”。同时，这铺弥勒经变上部北侧还绘有“一种七收”之耕种场景，画面中农夫左手扬鞭右手扶犁赶二牛犁地，两鬓发束自然下垂，脑后发辫扬起，富有动感。此农夫发式为典型的辫发，辫发是西夏男子发式之一，西夏辫发男子形象还见于黑水城唐卡和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出土木版画。

五个庙石窟壁画内容丰富，绘画技法细腻精湛，线条流畅，敷色清雅，注重细节的表现，是敦煌石窟艺术璀璨的明珠。尽管洞窟曾受到烟熏和人为破坏，部分壁画残损漫漶，但其作为敦煌石窟艺术的补充与延伸，特色鲜明，艺术、历史价值更是不容忽视，见证了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是“形象的历史”，是研究西夏历史文化的珍贵图像资料。

目前，五个庙石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壁画内容的释读尚未完成，壁画的图像粉本、经典依据还有待考证，洞窟各部分壁画组合配置关系、洞窟的造像思想亟需进一步探讨，五个庙石窟与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的营建关系更是不能回避的重点问题。相信在敦煌学、西夏学持续繁荣的大背景之下，在学者的不断努力之下，五个庙石窟的专题研究成果会不断丰富，研究深度也将进一步强化，为敦煌学、西夏学推进和深入作出新的贡献。

参考文献：

王惠民：《肃北五个庙内容总录》，《敦煌研究》1994年第1期，第130-132页。

谢继胜，于硕：《<八塔经变画>与宋初中印文化交流——莫高窟七六窟八塔变图像的原型》，《法音》2011年第5期，第37-43页。

张亚莎：《11世纪西藏的佛教艺术——从扎塘寺壁画研究出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

陈育宁，汤晓芳：《西夏艺术史》，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

崔红芬：《多元文化对西夏丧葬习俗的影响——以河西地区为中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6期，第29-35页。

贾维维：《榆林窟第3窟五护佛母图像研究》，《敦煌研究》2015年第4期，第14-24页。

附记

2016年10月15日—10月22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4级全体本科生赴敦煌进行了为期八天的专业考察。笔者当时是2014级历史学创新实验班的一员，在这次考察中，不仅收获了知识，还留下了美好而又珍贵的青春记忆，每每想起，倍感温暖。在此，感谢带队老师们的辛勤付出、悉心指导以及同窗好友的陪伴与帮助。

作者简介

作者：郭子睿

年级：2018级

班级：专门史

专业：敦煌学

电话:  [phone]

 QQ：644900854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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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郭子睿

责任编辑/贾春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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