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园读史】宁鑫：“见微知著——繁华盛世下的裂缝社会”——读《叫魂》有感

司马君按：

揭开覆盖在事实上的重重迷雾，剥离出那些真实的东西，历史真相只有一个。但每个人对于真相的看法却是不同的，“一万个人的眼中有一万个哈姆雷特”，正是这些缤纷多彩的观点和意见才带来了进步和繁荣，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叫魂》一书基本围绕1768年席卷中国的妖术大恐慌展开叙事，作者以叫魂案作为切入点，然后给我们展示了盛世背后隐藏的危机，社会各阶层不同的面相。

在1768年的春天,江浙地区开始流行叫魂的传言，所谓叫魂就是一些术士通过对受害者的名字、衣物、头发进行作法，偷取他的灵气为自己服务，这会导致受害者生病甚至死去。这个传言伴随着几起所谓的剪辫案，并迅速波及到了十二个省份，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官僚阶层，甚至连皇帝都卷入了这场叫魂案。从春天到秋天几个月的时间内，各阶层都对这一事件作出了自己的反应：小民百姓趁机打击报复；各级官员忙着捉拿妖人；而皇帝寝食难安，希望弄清叫魂背后的阴谋，并以此为契机整治腐败无能的官场。一直到年底，案情才终于大白，每件案子都是冤案，妖人只不过是捏造，叫魂案也只能是一个闹剧而草草收场。

第一章

微观视角中的“叫魂”案

首先是发生在1月的德清石匠吴东明案。吴东明是被德清县官雇来修水门和城桥的匠人，因为民间流行叫魂的传说，也就是石匠把活人的姓名写在纸上，贴在木桩顶部，这样就给大锤的撞击添加了某种精神力量，那些因此被窃去精气的人，不是生病便是死去。这时候有一个叫沈士良的人找到了吴东明，因为受到了两个侄子的虐待，所以希望吴石匠对他的侄子们进行叫魂，但是吴石匠什么都不会，也怕自己被牵扯进去，因此便报了官。沈农夫得到了惩罚，但以这件事为契机，叫魂的传说不胫而走，各地都发生了类似的叫魂案，不过被怀疑的对象大都是外来人员，比如发生于4月的萧山巨成和尚案、白铁匠案以及5月份的苏州张乞丐剪辫案，胥口镇净庄和尚案。当然这些案子最后也没有审出关于叫魂本身结果，而是以人民打击报复，或者是官员从中栽赃谋利受到惩罚而结束，比如巨成和尚案中蔡捕头“收几个规矩钱”来谋利。

可以说是公众的歇斯底里和各种卑劣的腐败现象结合在一起，几乎酿成了司法上的一起起冤案，所以叫魂事件不断地扩散，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案件，公众情绪也日益受到影响。

然后作者转向对“叫魂”本身的分析，论述了官僚机制对妖术的处理，通过省里官员们处理春天的妖术事件的方式可以看出，他们既因责任所在而需谨慎行事，却又对不可知论不以为然。他们在这之间寻找平衡点，一方面是摆正自身对待叫魂的态度，一方面是对民间恐慌进行控制以维护政府的公共形象。这是作者从微观的角度也就是从底层官僚的角度分析这个事件。

第二章

“叫魂”案中的社会心理

第二章主要讲乾隆盛世之下的社会问题，当然作者着重分析的是叫魂案发生的源地江南地区，作者虽然承认这一时期商品货币市场的发展，社会具有繁荣的表象。但是也分析了当时江南人民周围的社会环境：人口增加，资源比例不协调，劳动力市场失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由此，作者说明了当时民众认为的他周围的生存环境应该与我们研究中所看到的盛世有所差距，比如说人口的增加，稻米价格的增长使得米价成为普通百姓的沉重负担，加上人口流动方向的变迁也就是由内向外，由中上层向下层的流动，所以从普通百姓的角度看，商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可以使生活更加富足和安全，相反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竞争又十分拥挤的社会中。而且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使得处在巨大压力下的农村家庭虽然能够生存下去，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投入每个人的劳力。在这种资源人口压力下，人的社会心态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人们将侵入社区生活的四处游荡的陌生人视为危险，这种焦虑的心理至少可以视作叫魂案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些被怀疑的叫魂者也都是这些没有社会关系、不受控制、被排除在生产性经济之外的社会下层人员，比如像和尚、乞丐这一类人。

除了这种心态引起的叫魂危机之外，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像第五章所讲，这与中国人自古以来信奉的灵魂与躯体的可分离性有关。作者在这一章中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对于那些社会边缘的人群，像和尚、乞丐，为什么这类人从中央到地方对他们都没有信任。官方是出于社会、政治方面的安全考虑，而普通百姓则是出于他们惯常的心理，比如一提到道士就会想起法术，一提到乞丐就会因为惧怕被污染而想远离，所以通过第二和第五章，作者基本勾画出了叫魂案发生时的社会心理的整个大的图景：古老的鬼神信仰，由社会问题引发的人与人之间因为社会距离产生的防备与恐惧，官方对于这一事件的反映基本是基于公共安全的考虑。这样就构成了叫魂案的社会背景。

第三章

“叫魂”案的政治背景

视角转到统治者层面，满清作为外来的少数民族政权，始终要对汉人的反抗情绪，甚至自身的汉化保持一种高度的警惕。乾隆时期虽然表面上国泰民安，但是从皇帝的朱批中就可以看出这种满汉危机并没有消除，使他甚至试图利用叫魂案来对抗满汉之争的矛盾所带给他的焦虑。孔飞力在解释这一状况时用到了谋反罪和汉化，实际上这两个问题都是以满汉冲突为背景的。

在作者笔下，弘历，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清朝帝国统治者形象：作为征服者，必须保持满族文化特性；作为管理者，必须与汉族地主精英共享儒家文化。关于汉化问题，作者提到最多的就是乾隆本人对汉化的态度，主要是江南地区，因为这块也是汉文化集合的一个中心。书中提到弘历对江南文化也是持矛盾的心态，一方面被江南所吸引，另一方面又对江南有所排斥。江南文化精巧优雅，但也意味着堕落与汉化，这种颓废的文化在腐蚀着那里的官员，导致整个行政系统效率低下，这种担忧在书中作者引用的皇帝对于江南官员的朱批中清晰可见。

另外，统治者对于谋叛罪的敏感态度可以从马朝柱案中看出来，对于谋逆者马朝柱定罪的官方文献中，弘历有意突出的是谋反者冒犯了“列祖列宗”，而不是一个外来人的政权。这种做法也被移植到了叫魂一案中，叫魂案中的剪辫子跟清初谋反剪辫行为有一定联系，但是皇帝却未有在朱批奏折中公开提及。因为似乎一旦提及，就在实际生活中承认了这种谋反问题的存在，也会动摇作为外来政权的清帝国的合法性。这样一分析，可以看出这种正统性问题、满汉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这种统治问题也一直在困扰着上层统治者。所以到最后，这场叫魂闹剧，实际上为皇帝提供了解决这种焦虑的机会。

第四章

罪的界定

叫魂案在全国各地蔓延，像乞丐蔡廷章剪辫案，书生韩沛显剪发案，同时作者也分析了《大清律例》中有关妖术的条款，以及根据这些律例叫魂案究竟该怎么处置。这里作者讲到官方对于叫魂案的处置方式是站在了社会秩序、国家安全的角度去考虑的。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为什么不把这个案子放到祭祀迷信的条例里去审视而是从政治安全方面去考量，作者也给出了解释，因为当时政府掌握了祭祀这种与神灵交流的垄断权，如果国家公开去加入那些和他竞争天地崇拜的斗争的话，那就意味着国家承认了它们跟神灵世界的联系，而且叫魂本身就跟敏感的剪发这一政治词汇相关，所以国家在对待叫魂这一事件更多的是从维护政治安全，社会秩序的角度考虑，然后去更加谨慎地采取行动。

第六-八章

官方清剿

从春到秋，叫魂案从江苏北移到山东、直隶再转移至陕西和长江中游地区，这对中央产生了极大的震动，这个时候也就该中央方面上场了，皇帝这时候也认为这一定不是简单的案件，他认为这些妖党可能企图通过挑起百姓对官府的仇恨来发动一场叛乱，以此为契机，他开始对官僚机构施压。所以在第六章里作者就说到了清剿过程中，中央各个督抚之间的较量，当然燃料来自官僚的责任制度，这种制度的运作是围绕信息控制展开的。

所谓的信息控制，其实也就是中央和地方各自的信息来源系统。中央为了更好地管控地方，除了地方自主汇报外，也设有一些监督地方获取信息的机构，这其实也是官僚阶层和皇帝之间的一个互动过程：一方面各级官僚为了保全自己并且为了先前息事宁人的行为不至于彻底惹怒皇帝，他们只能在皇帝反复无常的淫威之下发动对叫魂妖术的围捕；另一方面，虽然整个官僚机制被动员起来，但是皇帝始终觉得他的官僚对他出于一种应付了事的状态，这依旧让他愤怒和不安。

所以在这种上下忙乱的状态下持续了几个月之后，这个案子基本也接近于尘埃落定。在第七、八章中讲到的故事的结局就是，将涉及这一系列案件的嫌疑人送到京城，由高官进行审判，发现一切的口述、证据都是有心而为之的捏造，不管是出于百姓对仇人的报复，还是官僚对责任的推卸，对利益的渴望，这种叫魂妖术只是产生于无知又滋长于记恨的幽灵，不过是奸诈小人利用民间怨惧了其私欲的一个例子。所以皇帝也不得不下令停止了这场闹剧，释放了被冤枉的嫌疑人，虽然很多已经被折磨致死。然后借机惩罚了一些官僚和造事者。

第九章

“政治罪”

作者给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政治罪”，他认为妖术所扮演的正是这个角色，当然这是从君主和官僚这一角度出发给出的一个定义。其实作者在试图解答这样一个问题，叫魂这个事件到底是怎样推动整个官僚系统去运作的。为回答这个问题，作者指出，皇帝把这件事提高到政治安全的高度以扩大自己对官僚的管控，所以1768年的妖术危机不仅对政府来说是一种紧急状况，对弘历来说也为他对官僚制度的极深猜忌提供了一个出气孔。但是这个漏洞百出的案子最终崩溃的时候，君主只能在官僚中寻找替罪羊来结束对叫魂案的清剿。基本也就达到了皇帝的目的。

第十章

主题和变奏

主要从皇帝、官僚和平民三个角度来看他们对叫魂事件的看法。弘历不认为真的有妖术存在，但时值军事失利的当口，这样可能导致皇帝对叫魂案的清剿加温，而且他很难打破官僚体制这种自我满足、常规裹足的积习，并且他对于无法被他所见的势力心存恐惧，还有来自谋反和汉化的威胁，所以他把这种与剪发有关的事情归为是有汉人要逆反，必须迅速制止！而且他认为是官僚系统的怠惰，导致“妖术”的蔓延，这也是一种谋反：汉人没有及时报告，是因为有逆反心理；满人不报告，是因为被汉人腐化了。于是出于保住清王朝统治的目的，他将“妖术”转化成了一个危及国家安全的政治事件，以其肃清官僚的怠惰心理并展示他对于官僚阶层的绝对统治权。

官僚阶层对于叫魂案件其实处于并不相信的立场，面对暴民的狂怒易变和君主的反复无常，为了保住他们的权势地位，只能一面恐吓那些提出妖术指控的人，一面对君主封锁消息，但最终都没奏效，也就只能服从君主的意愿勉强从事对妖术的清剿。

那么在平民阶层来看，对于叫魂事件，在他们心中，是深信不疑的。更为重要的是，叫魂事件反映了清社会上下普遍存在的冤冤相报的敌意心理——清初的休养生息政策使人口过度增长，人口的过度增长使人均占有资源的比例减小，大多数人于盛世中仅能维持基本的温饱，人们竞相争夺稀少的资源，社会道德迅速堕落和腐化。大多生活于底层的民众对生活没有安全感，他们需要释放内在的忧虑与担心，而妖术问题为释放这种情感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宣泄口——攻击流动的且无任何反击能力的僧人和乞丐——于是他们通过这种行为获取了一种社会权力，这让他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快感。而游僧乞丐是比普通民众地位更低的人，欺负他们没有人会反对，何况官府在这一阶段表面上正在宣传捉拿有妖术的人，对于百姓这种群体性事件是不会惩罚的。

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个“受困扰社会”，也是一个可以窥见帝国崩塌前夕裂缝的社会。

宁鑫

2018级硕士

班级：近代史班

专业：中国近代史

 注：

文中的观点并不代表司马君的观点，【风追司马】是传达知识的一个平台，看法的不同和差异很正常，希望大家可以相互包容，各抒己见，踊跃留言哟。

我们希望依托这个栏目不断激励史院人通过文字书写、传达史学（文学）知识，欢迎各位史学（文学）爱好者积极分享自己的所读、所写、所感、所想，努力成为一个有深度、有思想的史院人。

投稿邮箱：[e-mail]

要求：提供图文、作者简介（具体详见菜单“投稿须知”）

推荐阅读

【新教师之初体验】杨超：云南景谷，点亮心中的红烛

『文物遗址传承保护，文化自觉自信提升』Part3 昭陵博物馆

『文物遗址传承保护，文化自觉自信提升』Part2 茂陵博物馆

【杏园读史】张乐聪：“不立一真，唯穷流变”——读《经学、政治和宗教——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有感

图文来源/宁鑫

责任编辑/李霄倩

看到这里，你一定是司马君的忠实粉丝

点个好看再走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