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离中国科学家还有多远？同病不同命为啥？

“华人科学家近年来有很多重要发现，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力。但如何表达、如何把故事讲好？”日前，在首届全球华人科学家创新转化30人高峰论坛上，耶鲁大学癌症中心免疫部主任陈列平教授谈及生物医药创新和转化：“中国人不擅于讲故事，不擅于将复杂的科学变为简单的概念让人们接受，这一点可能是我们最大的缺陷。”

陈列平在这个问题上可谓是典型案例。

近年来，陈列平在免疫治疗领域颇有建树，比如，他在癌症治疗中发现了PD-1/PD-L1信号通路，2013年被Science杂志评为当年最重要的科学突破。

上述会议中，陈列平获得了“全球华人科学家•CST卓越创新转化奖”，用以奖励在重大疾病的基础机制中有突破发现并积极推动临床应用的华人科学家们；同时他也获得2018拉斯克大奖（Albert Lasker）提名，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邀请其于今年6月在诺贝尔研讨会上做学术报告。

即便如此，陈列平被“忽略”的时候也不少。

2016年12月，第一届“复旦-中植科学奖”将奖项颁给了美国免疫学家詹姆斯•艾利森（James Allison）以及日本免疫学家本庶佑，表彰二人“在人类肿瘤免疫治疗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

这一结果随即引发大量学者和媒体质疑，因为遗漏了陈列平，此后展开了对华人科学家如何获得公平对待的大量讨论。

生物医药进入高速发展时代，华人科学家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如何建立起完善的转化医学生态系统，即便对于顶尖科学家们来说也是一大难题。

免疫疗法突破

肿瘤免疫疗法的突破带来了“同病不同命”的转折。

美国CST公司亚太区总裁董增军为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举了两个例子：2011年《非诚勿扰2》中，孙红雷饰演的李香山得了恶性黑色素瘤，认命地说“这个病全世界都拿他没辙”；2015年，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患了同一种病，在接受包括免疫治疗在内的综合治疗后获得“临床治愈”。

自Yervoy、Keytruda等新药诞生并加速应用于临床，以PD-1/PD-L1为代表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药物，在不同的癌症研究和治疗领域频获突破。

新药上市离不开科学家的努力。

陈列平是当代全球肿瘤免疫治疗的先驱。1992年，他开拓性发表了概念验证性研究的第一个证据，通过向肿瘤细胞引入B7-1，可增强肿瘤免疫，表明调控B7-CD28/ CTLA-4分子家族可用于肿瘤免疫治疗。此项成果启发了使用靶向CTLA-4抗体治疗癌症的一系列后续研究，其研究也奠定了抗PD-1及PD-L1治疗癌症在基础研究与转化研究的理论基础。

2006年，陈列平发起并组织了第一个人体临床试验，用抗体阻断 PD-1/PD-L1通路治疗癌症。

如今在恶性肿瘤治疗中，针对免疫检查点的新型抗肿瘤药物，已成为生物医药研发热点。目前全球范围内已有5个抗PD-1或PD-L1单抗药物上市，其中以PD-1为靶点的单克隆抗体药物包括：Keytruda、Opdivo，以PD-L1为靶点的单克隆抗体药物包括：Tecentriq、Bavenci和Imfinzi。

国内企业不甘示弱，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查阅全球最大临床试验注册库美国ClinicalTrials.gov数据显示，目前登记在册的PD-1临床试验数为492个（美国273个，中国68个），PD-L1为353个（美国211个，中国34个）。根据CDE数据显示，国内已有16个同类产品获得临床批件，并在不同瘤种中开展临床试验。但截至目前，我国尚未有抗PD-1或PD-L1单抗药物获批上市。

科学家也要自我营销

“对企业来说，从科学研究转换到一个平价药、进入临床证明，再到商业成功是很重要的。”微芯生物总裁鲁先平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希望通过更多回报，让产业瞄准全球市场，真正赚到钱。”

一方面，医药创新转化是多学科、多行业的人力、资源衔接的行业，需要开放自由的政策和市场，也需要科学家、企业家和投资人的紧密合作。

另一方面，中国生物制药技术及产业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董增军介绍，中国近五年来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10%，生物医药更是一直停留在5%左右，转化率明显不足。此外，国内中小板和创业板对生物医药企业无法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支持能力，融资多局限于产品开发成熟、有一定盈利的企业，因而大批企业选择海外上市。

高校科学家创新成果找不到方向和出路，医药企业家们也找不到好的创新项目，资金和项目都在蒙头撞墙。董增军用“剃头的挑子一头热”来形容生物医药创新转化问题：“忽视市场实际和创新原则，跟随性研究比重大；广泛合作、院企合作不足，未形成资源共享、集约化规模；原创研究型企业质、量相对薄弱等。”

因此，科学家是否应该“营销”自己、如何更好地“营销”，成为转化关键。陈列平们如能被诺贝尔这样的国际大奖承认显然是最好的方法之一。

泛太平洋集团董事长刘持金认为，“很多教授获得诺贝尔奖，也靠技巧性营销和讲故事，如果科学家们不擅长做这项工作，我们要帮助他们做。”

“科学家要把自己的东西带给别人和市场，需要技术、战略和理念。”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蒋青云认为，“中国科学家往往在做研究上很厉害，但把工作抽象成概念、提炼成价值观方面不行，我们更需要一些战略科学家，将成果转化到市场上。”

本文文字部分转载自：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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