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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为何说:人往往憎和尚,而不憎道士,懂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


鲁迅

鲁迅,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和革命家。

他本是一个富家子弟,正是无忧无虑专享学业的年纪却家道中落。

此后,他的生活一波三折,磨难颇多,因此对人对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知。

救人救世,始终贯穿于鲁迅生命始终。

在父亲病重期间因遭遇庸医乱开药,他对中华传统医术反感,但他长大后却立誓学医,治病救人。

在觉察到学医无法救中国后,他弃医从文,转而利用手中的一支笔杆,骂遍世间不平事。

他的文学作品紧跟时事,透露着对乱世的不满,对军阀、剥削者、侵略者的鄙夷,还有对陷落于困窘中的普通大众的恨铁不成钢之心。

鲁迅《而已集》

距离鲁迅去世已经八十多年了,他留下的文字依旧在影响我们、激励我们,令人陷入无限沉思之中。

1927年,鲁迅在其发表的《而已集》中有这样一段话:

“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

道教、佛教在中国均已传承几千年,即使是现在,佛教和道教依旧是中国的中坚宗教之一。而道馆、寺庙更是旅游胜地,被人追捧。

为何鲁迅要把和尚等和道士在一起对比?言语中甚至“踩一捧一”,好似透露出对和尚等的诸多不满。

但实际上,鲁迅并不讨厌和尚,他生命中的第一位老师甚至就是和尚。

鲁迅

在他的文学作品《我的第一个师父》中,鲁迅笔下的和尚师父善变通,又有些狡黠和可爱,鲁迅是较为亲近这位师父的。

鲁迅对道士也无什么态度,他甚至是个无神论者,不信鬼神、不信宗教。因此,若要说他厌恶和尚,对道士有好感,却是站不住脚。

解析鲁迅这番话,要从下一句入手“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这番话,顿时把“憎和尚,不憎道士”给深邃化。

鲁迅想通过这段话表明什么?或许要从佛道在中国的起源讲起。

佛道起源

佛教并不是中国的传统宗教,它起源于公元前6-5世纪的古印度,传言是古印度一个国家的王子看破尘世,创立并传播此派。

鲁迅

一直到了中国两汉时期,佛教开始出现在中国。

据后汉书记载,当时的皇帝东汉明帝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身形高大的金色天神飞向远处。

醒来后他询问臣下,得出结果,原是他界神明,于是请人请来佛祖。因此,从一开始,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就获得掌权者的极力推行。

有趣的是,佛教经典也特意记下这一过程:

“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

寺庙

相比较于佛教在中国的开局顺利,道教的传播却一波三折。

“道教”和“道家”通常被混为一谈,虽然也有区别,但这里就不加以详细区分。

春秋时期,老子所著《老子》(《道德经》)被认为是确立道家学说的正统。

而早在三皇五帝时期的黄帝,早已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被认为是道家学派的起源。

随后,道家学说经过庄周、列御寇、惠施等人传播开来。

但,道学得以传承,却始终难以发扬。其“天人合一”、“无为而治”思想不利于维护统治,被当时中央集权掌权人所不喜。

中国道士

因此,道教相比较与佛教,规模上始终难以企及,产业、口碑更是难以对比,甚至拥趸者数量也远远不足。

但为何如此推崇佛家的民众却反过来厌恨它?与佛、道教义与思想有关,也与人的自私性、劣根性有关。

人的自私

人们一向是只信好的,不信坏的。相信命运,却也相信一切皆可改变。

因此会出现一种可笑的现象,当人左眼跳时,会嘟囔着“左眼跳财,右眼跳灾”;

但一旦右眼跳,那又立马拿科学出来说事,什么机体睡眠不足等等,总不会再和“右眼跳灾”扯上一点关系。

倘若心中存有嫌疑,又会继续有“拍手心3下,厄运退散”等说法。

鲁迅

“迷信却不坚信”、“定命却定不了人心”是鲁迅在写在散文《运命》中的核心思想,也是中国民众生活几千年的智慧核心。

说到底,不过只是为了寻求情感依托。

所谓对待佛教和道教也是如此,坏的不信,只信好的。那么,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总的来说,却是道教居多。

首先,佛教认为,修来世。今世因,来世果。这一思想不符合人民的追求。

不管平日里再如何祈祷,但人总是把自己前世、今生与来世分的清清楚楚。

前世做的恶关我今世何事?自出生以来“我”始终恪守礼节、谦卑忍让、与人为善,当修今世因果,而不至于使所谓的前世拖累现在。

民国时期和尚

同等,来世的幸福又为何要“我”现在受苦?

且不说民众对于转世信任与否,但如果没有以前记忆,脱离当下身份,那么这所谓的“来世”获得再多又和人现在有何关系?

相比之下,道教的“活在当下,享乐现世”则更符合民众需求。

不管是道教传承中的长寿丹药,使人身体安康、长命百岁;还是道家所谓的“点石成金”使人财务富足;

亦或者玄乎的符咒等,可以轻易使人达成自己目标,免去奔波和劳累。都符合民众追求当下、追求享乐的普世需求。

中国人憎和尚的原因还有一个是,和尚的存在影响了他们的利益。可以具体分为两个方面。

道士

一,寺庙寺中的免赋税性、敛财性和聚众性。

相比较道士的闲云野鹤、各成一派,佛教具备更强的纪律性和规整性,佛家弟子在古代享有的权力也少有势力可以企及。

最重要的一点是,入佛门者,可以免去赋税和徭役。因此,那些出名的寺庙会特意大肆购置田地,储备食物以待后期。

尤其是在乱世,生活朝不保夕之际,寺庙则成为许多贫困人家的选择,想要以此逃脱赋税和徭役。

但事情总要有人来做,这个人去做了和尚,那本来应该他交的税相当于分摊到其他人头上。

于是统治者会加重赋税,引起民众不满,更多人投入佛门。一时间,国家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而佛门则借此势力越来越大。

小和尚

比如在北周武帝统治时期,在佛教的最鼎盛时期,僧人就达到200万,寺庙也有3万多处。

当时北周人口人数才2000万至3000万之间,军队士兵数目也仅仅只有5万余人。

佛教势力太大,不利于维护统治,也遭受那些不得入佛门的民众不满。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曾开启数次著名“灭佛事件”。强制要求和尚还俗,归家种田,娶妻生子。

二,佛教传承讲究脱离红尘,他们对于掌权者是谁毫不在意,即使国家危难,但佛自在心间,他怜悯所有生命,因此放任一切失去。

总的来说,若在盛世还好,万民追捧,香油钱赚得满满的。

鲁迅

若是乱世,他们诸事不管,且收纳民众(尤其是青壮年)的举动不利于其他人的利益。

因此,和尚的存在已触及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他们追捧他,却不妨碍受苦时埋怨他。

相比较佛教,道教的思想则有“兼济天下”之意。

“道士下山”也是他们的传统之一,当国家危难、民族存亡,道士必不会苟存,而是选择与民众共进退。

当乱世结束,国泰民安,那些道士却又转身就走,不留一片云彩,继续陶醉于山野之中。

另一方面,相较于和尚们的聚众生活和严明纪律,道士则不喜规模更大,他们通常一座道馆,几个人就能撑起一家师门。

鲁迅

相较佛门只要有了“放下三千愁丝,皈依佛门”之心就会被收入门内,道士收弟子讲究更多,根骨、悟性甚至师徒缘分等,设障颇多。

道教的离散型和小规模性以及“救世”心理与追求现世超脱,注定其不会成为统治者警惕的对象,也使得其既不会被民众熟知,却又被其信任。

说到底,不过还是人的自私性作祟,亲近那些不伤害自己的、可以给自己带来利益的势力,远离那些可能损害个人利益的势力。

人的劣根性

之前所述,不过单单从佛道两教来做解析。

但鲁迅“人往往憎和尚,不憎道士”却不仅仅只是佛道两教的区别,和人自古就有的劣根性有关。

鲁迅

鲁迅一向不信鬼神、不信宗教,这点可以在散文《运命》中得到佐证。

其间写着:“假如有一种命,说是要连克五六个丈夫的罢,那就早有道士之类出场,自称知道妙法……”

不仅如此,他对道士之流其实是有抵触的,对于道家中的长生、寻仙更是持不赞同态度。

在另一篇文章中,鲁迅提到:

“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

鲁迅

至于和尚,相比较道士,和尚与鲁迅的关系还要更亲近一些。

《我的第一个师父》中,鲁迅与他的师父、师兄弟关系不错,他也曾养于和尚名下,被起了个佛家法名为“长庚”,还拥有两件法宝。

写那篇文章目的,主要还是为了谈和尚现状,隐隐揭露和尚们的“悠闲”生活,但鲁迅始终不乏亲近之意。

“三师兄比我恐怕要大十岁,然而我们后来的感情是很好的,我常常替他担心。”

“交情是依然存在的,却久已彼此不通消息”都可以看出鲁迅与和尚关系还不错,甚至是有怀念在的。

鲁迅与许广平

因此,鲁迅笔下的“不憎道士”并不能单纯解析为他推崇道家,“憎和尚”也不能同等认为他就厌恶和尚。

这是一个纯粹的唯物主义者,坚持反叛与挣脱,相信人的命运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运命》中,鲁迅就提到这一观点。他通篇讽刺,讲述中国普通民众的生存,信命却又不尽信命,骨子里始终燃烧着反抗的火焰。

他虽说到:“都说中国人是定命论者,命中注定,无可奈何”,但“这运命是有方法转移的”。

鲁迅与许广平

鲁迅认为所谓命运不过是有志者进行抗争之后,被迫失败后的无奈推诿。因此,什么“运”和“命”不过都是胡说。

所以,若要更深一层理解“憎和尚,不憎道士。懂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却要回归鲁迅所在时代,那个国危民难、人不是人的时代。

“和尚”、“尼姑”、“耶教徒”甚至是“道士”等等,更多程度是一种隐喻,借此表达鲁迅对时态的担忧还有对人天性的揭露。

鲁迅发表《而已集》的时间是1927年,在那之前和之际,中国遭受的磨难罄竹难书。

鲁迅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扣开中国国门,到之后的《南京条约》、《北京条约》等等均是民族陷落沉亡的推手。

等到鲁迅出生,他更是眼睁睁看着国家经历一次次革命,一次次失败。洋务运动的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

到了20世纪,八国联军侵华,再一部丧权辱国条约签订。苦难始终没有结束,至少在鲁迅看来如此。

他提到人民憎和尚之等,一方面确实是这些和尚、尼姑、回教徒、耶教徒在民族革命之时,少有做贡献,还往往拖后腿。

民国和尚

他得知的和尚生活富足,少用做什么却能获得安稳富足生活,甚至还能娶妻生子。

不过是剃了头的俗人,因着一层身份,倒比别人高大许多。

他得知当时的耶教徒欺男霸女,惹出不少教案,却少有受惩罚。

相反,那时候的道士,倒是延承一致的“苦”与“穷”,是弱势群体。

鲁迅在用道士来比拟中国,把和尚等比作那些外来侵略者。

他曾在《汉文学史纲要》一文中评价庄子散文:“其文则汪洋捭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

鲁迅

可以看出,他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是报以赞赏甚至是骄傲的态度。

但是推古至今,本是天朝上国的中国却遭受着曾经不看在眼中的文化侵略。曾经的中国传统宗教,却被外来者佛教欺压。

由此可以看出鲁迅的愤怒,还有他的恨铁不成钢之心。因此他说“人们往往憎和尚,不憎道士”,则隐喻着对那些外来者的反抗。

另一方面,却和道士的弱势地位有关。这却与中国人的劣根性有关,同情弱小、厌恶强大。

人们往往善于从不幸者那里获得安慰,从优于自己者那里产生愤恨。

第三届全员道士合照

对于那些弱势群体,他们从不吝啬施展同情与善心,于是说“不憎道士”,不过是生活困穷时的自我安慰。

“憎和尚”是因为绝大多数的和尚都要比他们的生活要好,于是产生不满与妒忌。简而言之,就是“见不得别人好”这种心态。

但鲁迅从中,更是隐隐透露出一丝悲凉。只有“憎”,没有“解”,正是那时期人民面临的困境。

再次读到:“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却已不再是原来心境。

鲁迅

须知,与人嫉恨之心不可有,对弱小者悲悯可以,重点是要如何打破僵局,使弱小者强大。

鲁迅想的从来都是国家脱困、民族盛行,外来者离去,本土者强盛。只有这样,民族才有希望。

所以他最后才会补充“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希望借此警惕人民,希望有一个盛世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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