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外的斯宾诺莎（之一）：三百年犹太公案的缘起 ｜ 圣地三十年手记

独角兽导读

《圣地三十年手记》是张平教授的散文作品集。最初是《圣地八年手记》，后来是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

结合在以色列长年生活经历和学术研究，《圣地手记》（简称）贡献了了解以色列及犹太人世界的既有理性深度又有文化趣味的不二选择。

作品集分七个部分：人物记、风土记、政情记、战火记、问学记、智慧记、顿悟记。未来，将在“平行逻辑”公众号，陆续发表。集子还未出版，能抢先阅读者，不可谓不是一种福利。

墙外的斯宾诺莎（之一）：

三百年犹太公案的缘起

1656年7月27日，荷兰阿姆斯特丹葡萄牙犹太教会堂的经柜前，拉比摩尔提拉用希伯来语宣读了一份措辞严厉的《驱逐令》：

长老会的成员在此宣告：很长时间以来，他们就已知道巴鲁赫·斯宾诺莎的邪恶观点和行为，他们尽了各种努力并发誓将他从邪道上拉回来。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相反，他们每天都收到更多关于他践行和教授那些可恶的异端邪说以及他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信息，所有这些都有很多可靠的证人在这位斯宾诺莎面前所提供的证词来证明。所有这一切都在众贤哲面前进行了审查，在得到他们同意的情况下，他们决定将上述斯宾诺莎逐出本教并将开除其以色列族籍，其驱逐令如下：

根据天使的法令和圣徒的宣告，以上帝及其圣会为依据……我们特此将巴鲁赫·德·斯宾诺莎逐出本教，断绝来往并严加谴责。愿他白天受咒诅，黑夜受咒诅；躺卧受咒诅，起身受咒诅；出门受咒诅，进屋受咒诅；愿耶和华不赦免他，愿他的忿怒和嫉恨将他彻底毁灭，愿耶和华从天底下抹除他的名字，将以律法书中所有来自上天的诅咒将他与以色列的所有支派分开。而你们每一个忠于主你们的上帝的人都将保有生命。

我们在此发出警告：任何人不得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与他交流，不得为他行任何慈善行为，不得与他同处一室或呆在他身边四腕尺的距离之内，不得与他交往，亦不得阅读他创作或撰写的任何作品。

17世纪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大多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伊比利亚半岛上从1492年开始的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宗教迫害此时并无丝毫减轻。犹太人被迫改宗天主教，成为被称为“马兰诺”的特殊人群。很多“马兰诺”表面上改宗，暗地里仍然奉犹太教为正统，但如果被抓住则会被火刑处死。因此不断有“马兰诺”逃往宗教信仰比较自由的荷兰，在那里加入犹太教会堂，重新遵行犹太律法。

现代哲学奠基人：布鲁赫·斯宾诺莎。图片来源：网络。

大概是因为承担着这种教化会众的责任，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会堂经常发布《驱逐令》，把各种冒犯律法的信徒逐出教门。这种驱逐通常是暂时的，在信徒表示忏悔的情况下，《驱逐令》通常会在几天内收回，信徒可以重返教门。然而，斯宾诺莎的这份《驱逐令》则与众不同，不仅其措辞之严厉为现存的几百份《驱逐令》中所仅见，而且从未被收回。即使是在三百多年后的今天，对犹太教社群来说，这份《驱逐令》仍然有效，斯宾诺莎仍然是个十恶不赦的异端分子，仍然是被清理出教门的不肖子弟，仍然是个被关在墙外的斯宾诺莎。

不过，这份《驱逐令》里至少有一句话，今天看来无论如何也无法实现了——上帝不仅没把斯宾诺莎的名字从普天之下抹杀掉，反而成就了他现代哲学奠基人的大名。毫不夸张地说：斯宾诺莎是中古哲学的掘墓人，是人类现代思想的开启者。没有斯宾诺莎就没有现代哲学，所以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说：“任何哲学家都有两套哲学：一套是斯宾诺莎的哲学，另一套是他自己的哲学。”而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则说的更干脆：“事实是：斯宾诺莎是现代哲学的一道测试题，以至于我们实际上该这样说：你要么是斯宾诺莎主义者，要么就不是哲学家。”

那么这样一位名满天下的思想大师究竟干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引起同族同门如此巨大而持久的仇视？

没人知道！

上文所引用的那份《驱逐令》，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有关这一事件的唯一一份第一手资料。《驱逐令》虽然给斯宾诺莎扣上了一些吓人的大帽子，但没有提到一件具体的事实。斯宾诺莎事后曾给会堂写过一份辩护词，但没有保存下来。斯宾诺莎自己终其一生都没有具体谈论过这桩公案，也没有其他任何知情人做过记录。所以，这桩公案成了犹太历史上的一个谜团，无数学者试图破解其中隐秘，但迄今为止，我们能看到的也只是各种推测。这些推测归纳起来，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种原因。

第一种是宗教原因。这种推测的基础是《驱逐令》中对斯宾诺莎的“异端邪说”的申斥。1656年，斯宾诺莎只是一个年方23岁的毛头小伙子，离他的哲学著作问世还有至少十多年的时间。这位年轻人的这些“异端邪说”究竟说了些什么，一些学者认为斯宾诺莎重要的哲学著作《神学政治论》里包含了他那份丢失了的辩护词的主要内容，因而给我们提供了答案。从这本书的情况看，斯宾诺莎主要是在三个方面对犹太教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和彻底的否定。在上帝论方面，斯宾诺莎认为并不存在一个超越客观存在之上的人格化的上帝，他创造了自然神论的框架，认为宇宙即上帝，上帝之外无存在，存在之外无上帝。在律法论方面，斯宾诺莎否定《希伯来圣经》的神性，认为那不过是人的创作；先知们也并不通神，不过是有比较好的想象力而已。随着《圣经》被否定的还有犹太律法的神圣性，连带着犹太人“上帝选民”的身份也成了他攻击的靶子。在生命论方面，斯宾诺莎认为生命都是短暂的，不存在永恒的生命，以此否定了犹太教所有末世审判来世天堂等所有的救赎观念。

17世纪的会堂内景。图片来源：网络。

第二种是政治原因。17世纪的荷兰处于现代商业文明的起步阶段，以天主教为主导的传统思想与现代自由思潮持续角力博弈，犹太人的身份原本就敏感，格外不愿意被卷进基督教世界的纷争中去。在驱逐事件发生前的四十年，保守的加尔文教派主导的阿姆斯特丹当局曾给犹太社区发布过一道命令，严禁犹太人发表反对基督/犹太教基本教义的言论。此时虽然时过境迁，加尔文教派的影响力大大削弱，自由派的力量大大增强，但犹太教会堂很可能仍然不愿意卷入纷争，危及荷兰这一西欧仅存的容纳犹太人的栖身之地。所以驱逐斯宾诺莎很可能是一种防患于未然的做法。

第三种是经济原因。斯宾诺莎的父母原是一位进出口商人，但均英年早逝，使得斯宾诺莎21岁便父母双亡，不得不与弟弟开办干果进出口公司，担起家族责任。但家族企业的生意并不怎么好，加上父亲留下的产业中有大量的债务要还，原本不错的家庭经济状况日渐恶化。为了摆脱债务纠缠，斯宾诺莎向阿姆斯特丹的荷兰法庭起诉，要求获得孤儿身份（当时的荷兰法律认定二十五岁以下为未成年人），从而免于继承父亲负债累累的产业。这一举动引发了当地犹太社群的不满，因为传统上犹太人的经济问题是由拉比法庭来解决的，跑到荷兰法庭去告状打官司，未免有点胳膊肘朝外拐的嫌疑。

阿姆斯特丹葡萄牙犹太社区会堂。图片来源：网络。

另一件可能惹怒了犹太长老们的事情可能是斯宾诺莎给犹太会堂的捐赠急剧减少。1654年9月，斯宾诺莎给会堂捐款11古尔登（1古尔登的价值约等于今天的100美元）8斯都维（20斯都维等于1古尔登）。1655年3月，他认捐58古尔登2斯都维。然而到了1655年9月，斯宾诺莎只捐了4古尔登14斯都维，年底又捐了6斯都维。到他被驱逐前的1656年3月，他只认捐了12斯都维，而且从未履行这一诺言。

捐款的减少可能跟他的经济状况有关，但也可能与他在思想上与犹太教渐行渐远的情况有关系。无论是哪种情况，显然都会引发长老们的不满。

这三种推测的原因，可能只有一种是真的，也可能三种都起到了某种作用。总的来说，宗教原因目前被认为是有关这桩公案的最靠谱的解释，后来的很多发展也与这种解释有关。如果1656年的斯宾诺莎确实已经有了《神学政治论》里的那些思想，并在犹太会堂中进行了宣讲的话，那么《驱逐令》里“异端”的指责也可以说并未夸大其词了，只是斯宾诺莎到底犯了哪些“滔天罪行”，仍然是个未解之谜。

张平 2021年12月2日星期四 于特拉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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