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这几年开始注意到女权思想，作为一个一只脚跨进城市，一只脚滞留在乡村的女性，我开始注意到许多现实的不公。在农村，一些偏见被当做理所当然的的规则，赤裸裸地流动在人际关系交往中。我已为人妇的姐姐、母亲、伯母几位女性聚在一起闲聊，谈到村里年轻男女的婚嫁。谈到当今男多女少的比例。姐姐谈到，在1985年到2005年这个时间段适婚年龄的男性，更难找到伴侣。因为在计划生育政策实行期间，女婴大量被丢弃。“如果第一胎是女婴，也许有存活的几率，如果第二胎是女婴，很少能够被留下来。”母亲说她在广西曾遇到一个女工，她直言：“我能够活下来，多亏我是第一胎！”伯母也说起附近的谁谁谁，曾经是被抛弃的女婴，长大后还想过认亲。笑着谈着，她们又说一种现象：“但是只要第一胎是儿子，之后的都是女孩，都喜欢得不得了，开心得不得了。”也就是说，只有当确定了有一个男孩子能为家族传宗接代以后，女孩的降临才可以被看做是锦上添花，（大众印象中的）女孩的贤惠、温柔、可爱、体贴等美好品质才会被认可。我在旁边听着，不寒而栗。无法想象那些被丢弃的女婴们，仅仅因为是女孩便是原罪，连活下去的资格都没有，那些荒郊野外，有多少生命随风而逝？有那么多女孩叫“招娣”“胜男”，却很少有男孩叫“胜女”“盼女”，为什么女性天然地被认定为比男性弱，所以命定要有超越的宿命？
附近有两个生了孩子准备二婚的姐姐，分别称为A姐和L姐。A姐自己独自打拼，孩子在由父母在家带，以前我只知道她离婚了，再次听说的时候，是关于她找到新男友的消息，听到对她事业、学历的议论，同时我也听到离婚的原因：她老公又带了一个女人回家。
但这句话被平平带过，没有人谴责。无法想象我心里的惊涛骇浪，我不知道为什么孩子被判给A姐，但是我猜想是她争取的，或者根本不用争取：因为是个女孩。A姐要独立打拼事业，孩子只能让父母带，还好她父母身体还硬朗；她要担任一个二婚并且有一个孩子的角色和责任，面对现实的、心理上的重压。而那个男人，完全可以全身而退，轻轻松松，无非是损失一些财产和赡养费，但他拥有了一个孩子。无论这个孩子是否承认他的父亲，一定会有一个声音告诉她：那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以此可以完全洞见女性在婚姻中所处的弱势地位。十月怀胎，痛苦分娩，母亲和孩子天然拥有更紧密的联系，而未曾从经历这些的男性，他能体会吗？否则怎会如此轻易对家庭不忠？
L姐年少结婚生子，二婚准备办婚礼，作为同村人，爸爸和伯父在议论是不是要去吃酒、送红包。于是我听见这样的议论：二婚丑啊！（羞耻的意思）怎么好意思再大张旗鼓收红包呢？我妈妈也跟着说：这丢人啊。
我以为相爱是应该被祝福的。婚姻怎么会成为终身制？漫长的岁月里，要和一个不爱的人消磨剩余的生命，面对现实的一地鸡毛。感情到了尽头的离婚，应该值得庆幸，庆幸彼此放过，庆幸彼此还有选择的机会。而因为计划生育导致女性的减少，条件稍差的大龄男性，大部分会接受二婚的女性。这实在是一个悲哀的循环。因为在城市享受现代文明的人们，永远想象不到，一个二婚的女性在农村要承受怎样的压力。
过年对于一个农村女大学生来说，有点折磨。你会发现，你努力想考上大学，是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有更好的生存技能，或者接触更高的思想，但是在很多无所不能的婆婆妈妈们那里，这代表着你相亲找老公的时候，能找一个更有钱的。她们热衷于拉住你，亲热地开口告诉你她认识的谁不仅有车，在哪里哪里还有房！
没有人关注精神层面上是否契合，在她们眼里，如果有沟壑，钱财能够填平。如果你拒绝接受这套价值标准，你要接受质问：那你读这么多书干什么？
住在我对面的姐姐，211大学毕业，她们家只有两个女孩。父母给她相亲介绍时，她一直抗拒。冷不丁听见她结婚了，在我们本地区的市里面，但是结婚的时候没有办酒宴，这使得她父亲十分介意，恰好那个时候老公没有工作。据说也常有矛盾，姐姐准备离婚的时候发现怀上了第二个小孩，于是作罢。母亲谈到到她的时候，总是感慨：那么多书，白读了。言语间满是遗憾和可惜。我除了替她想要离婚没有离掉这件事不值以外，庆幸她所持有的学历和教育经历：这让她在不如意的环境里，依旧有选择的资本、向上的道路，不至于完全陷入生活的沼泽。她在市里教书，也辗转在各地考公务员、考编。如果没有学历，她会更艰难。但是很少有人这样思考。如果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与所谓的好条件的男人结婚，婚姻以不幸收场，没有人会感叹她的教育是浪费的。大概率会说，幸好她还有受过这么多教育，还可以继续选择更好的男人。
在毕业面临求职时，为我好的亲戚们力劝我：“女孩子当老师最好！既可以兼顾家庭，又可以工作。”没有人问过我的职业规划。在这个语境中，女性天然地被当成一个依附于男性的物种，重点不在于如何实现个体的价值，而是更好的地与男性期待的角色匹配。
而在家庭的资源分配上，无论男性多么不上进，父母都会拼命兜底。奶奶共养育了7个子女，所以大女儿和小儿子年龄差距很大。我的大伯母已经70岁，作为长女，她早早嫁人，吃尽苦头，伯父是典型的传统中国男人，从来不管家中吃喝，自己摆摊生意赚的钱，一分也不拿出来贴补家用。伯母在街上摆一个摊，卖调味品，真正的小本生意。两个女儿嫁人了，儿子三十多岁，前几年和老婆闹矛盾不准老婆回家，家中留下十几岁的儿子和上初中的女儿。没有老婆的他没有花费心思照顾儿女，我每次经过他们家，都看见他和十几岁的儿子一动不动地坐着看手机。
七十岁的伯母，不仅在家万事要以伯父为主，用自己的赚来的钱维持家用，一日三餐按照伯父的心意料理、处理人情往来，还要给形同离异的儿子照顾家事和子女，连被子都要给他洗。儿子知道，父母十几年在镇上做生意的积蓄都会留给他，所以每天打牌，自己的生意不曾上心。而两个女儿，时不时还想着父母，送点东西吃，帮忙做点事。我问母亲：“都说养儿防老，伯母一点好处都没享受到，为什么还要这样付出，把辛苦钱全部留给儿子？”母亲回答我：“心甘情愿！”戴锦华教授说：“人们经常忘记基本事实：女性是人类的一半。讨论女性问题的时候，是在讨论人类的一半，是在以某种方式整体地触碰今日世界。”然而，基层的女性们，从还未出生，就已经戴上了性别偏见的枷锁，被判处死罪，活下来的一生都戴着镣铐，将自己榨干，双手供奉背后坐享其成的男性。背后的男性们，看着撑起家里一片天的女性们，会想起自己是在触碰今日世界吗？或者能将她们看作是和他们一样平等的个体吗？
70岁的伯母、被迫二婚打拼的姐姐、受过高等教育的姐姐以及被衡量的我，都处于父权社会的权力体系和评价标准之中。文明的规训、现实的困境，让基层的女性们不得不共同成为父权运行体制的执行者甚至是父权的维护者。当然，并非所有基层女性命运都是如此，世界上没有那种群体可以用一种特性便可以形容。相关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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