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梁永安：爱情怎么办？

“真正的爱情应该是共同打开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梁永安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在复旦大学的老师中，梁永安一直有一种独特的个人风格，他声音不大，语速也不快，看上去理性温和，却又有一种透彻生命的杀伤力，尤其是在面对年轻人的爱情这个难题时，他的理解或答案，屡屡赢得共鸣或掌声。

2017年，梁永安上了《一席》演讲。那次演讲，让他获得很大关注。他演讲的题目是《单身的黄金时代面对爱情》，梁永安说，单身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且，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单身的黄金时代。

赢得一阵掌声后，但是梁永安接着又讲：“人还是应该大胆地去爱，如果连试错都没有是最悲凉的。”

一席之后，梁永安开设了几门爱情课，在B站也开设了账号，甚至参加了一档相亲节目做嘉宾，由此，他迅速赢得了当下社会的“爱情导师”的声誉。但梁永安又觉得爱情不是可以教的，因为在爱情面前，每一个个体都是不一样的，“爱情不是实操性的。”

梁永安觉得无论是选择单身还是走入亲密关系都是个人选择，这两种状态各有各的好。

2021年的春节，梁永安过了年回上海，跟自己的研究生聊天，他们说起自己回老家过年被逼婚的事情。这些熟稔都市生活的人，在老家产生了巨大的紧张感。

梁永安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对此他有一个观念：说服上一代是不可能的，“他们这一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在他看来，问题出在年轻人这边，“年轻一代需要容量，需要自己的活力和弹性”，去理解上一代人为什么这样，但是更应该想清楚自己要坚持什么。

梁永安用自己在云南的经历论述这个问题：他在云南看到满山的芒果和木瓜，只有它们自然成熟的时候才是最香甜的。他把完全成熟的水果从树上摘下来，一口咬下去，满口的香甜，到今天他都记得。

“这是能在城里买到的水果都不具备的”，为了保证长途的运输，往往水果们是在还未成熟的时候就被采摘下来，等到了城里，青芒果就变成了黄芒果，但味道绝对不如直接成熟的好了。

梁永安觉得婚姻和爱情是最不能催的东西，现在很多家长都希望孩子们在“生生的状态”下就走进婚姻，“那孩子们一辈子就没有机会真正去体验什么是爱的机会了。”

这条名为《00后、90后是最不能被催婚的一代人》的视频，至今是梁永安在B站视频中流量最高的一条，点击量达到529.1万。这条视频的发布时间，恰好是去年的情人节。

梁永安觉得现在存在两种幸福的冲撞，一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单身幸福，因为目前的社会条件加上自己的努力，让单身的人也可以拥有体面的生活。在城市里年轻人们可以去电影院，去咖啡馆和画廊，集体消费越来越多，“已经不再依赖两个人”。梁永安说，这是一种新的变化，而在此前，中国人从未享受过单身所带给他们的幸福，“在今天突然打开了”。

在一个迅速流动和流动的当下，深厚、不易消逝的东西已经罕见，爱情本身是一种生命的相互体会，“它像是一粒可以生根发芽的种子，可以长出长长的藤蔓”。

要么过一个质量非常高的单身生活，要么就过一个特别好的爱情生活，是梁永安对当下年轻人的期待，“但不要两头都不靠”。他观察到不少年轻人都慌慌张张地处于两种生活都过不好的状态。2017年，梁永安在深圳自己的一次演讲中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决定用自己的所学说一些观点，帮帮这些沉浮的年轻人。

梁永安习惯选择坐高铁回上海。

每一年梁永安都要回昆明过年，“文革”中随父亲到云南生活，本来是山东人的一家，就定居在了云南。高中毕业，梁永安被安排去傣族生活的地区劳动，他的视野被大大地打开。父亲退休后，就定居在了云南。

虽然高铁回上海要12个小时，梁永安还是欣然选择了这种方式。他说这一路的风景很好看，他在朋友圈详细记录了旅途的见闻，配上了自己拍的图片，说：“隆隆千里回上海”，他是在“金灿灿的阳光下奔向上海”的。

这趟从昆明开往上海的高铁要经过云南、贵州、湖南、江西和浙江，“这一路都是好看的地方”。在高铁上梁永安也还是在思考问题，看着窗外的风景，他觉得一切都在变化，这让他想到了黑格尔哲学：“一切都是过程。”

梁永安像是个孩子一样纯真的人，习惯用细致的观察关切人生，这也许就是他为什么能对当下人的生存状态，特别是情感状态有精准把握的原因。

回云南一趟，他详细在朋友圈记录了所见。现在很少能看到这么认真在朋友圈分享生活的人了，无论是去菜市场采购年货，还是在昆明逛书店，都被他记录在朋友圈里。他没什么忌讳，想到什么就写下来，长长的朋友圈会占满一屏。

梁永安把自己安排得很满，在火车上要处理两个长文。他对爱情的言说得到公众的关注后，有公司找上他，希望能达成合作。梁永安说自己只能用四分之一的事情来做这件事，有想说的话就说一段，然后发给专业的团队来帮他制作成一个B站视频，再发布出去。

 剩下的时间，梁永安把它们用来阅读、旅行，他想重新打量这个自己原本以为很熟悉的世界。他把自己之前看过的书，有的拿出来再看一次。他有更多的生命体验来解读自己熟悉的文本，能更多的“生命感”。再翻开这些书，他能看到更多历史背后的人性，社会的逻辑，以及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

梁永安在自己视频的最后会说上这样一句话：“我愿和时代同舟共济。”

他还没退休，去年他本想就彻底从复旦大学退休，但是学校还是给他安排了研究生和课程，他也欣然答应，继续扮演一个大学教员的身份。

梁永安没觉得自己老了，更没觉得自己跟不上时代了。他不喜欢人一见到他就说养生的事情，也不喜欢年轻人说自己冲动，动辄就开始反省自己的鲁莽。梁永安觉得自己跟年轻人处于一个“水平线上”，只是因为自己年纪长几岁，对问题的思考更有穿透力罢了。

梁永安主业做的是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现在也讲讲原典细读，他没在学校开过一门所谓的“爱情课”。比较文学的训练和研究，让他有了一种比较的思维。“人的存在和万物都不一样，一方面人是生物性的和自然性的，比如年龄；而另一方面，又是精神性的，不会淘汰弱者，这种精神性让人类得以存续。

梁永安一直提倡自己和所有人都能过一种精神生命，“有精神生命的人永远是个儿童，面对这么大的世界永远是幼稚的。”他觉得在当下，所有人都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里，没有老幼，只有区别，“都是互补的”。

“我就是在做文化拼图”，他把自己的和年轻人的，国外的和国内的，拼在一起，希望能呈现出一个更复杂的途径。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每个人所持有的独特性，都像一道光一样可以照亮这个世界不同的角落。

《WSJ.》：你认为当下几千万年轻人在创造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单身文化。爱情其实涉及到一个恋爱和自由的问题，很多年轻人其实是不愿意割舍掉，单身所带给他们的自由的。而我们是否一定要确定一份爱情是能带来增长和裨益的，才应该走进爱情？

 梁永安 ：这是一个“加减法”的问题。真正的爱上一个人，意味着一次全面性地对生命的重新感觉。当生命里面忽然有爱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生活一下子变得特别的安静了，这是因为其他东西变得不重要了。

我们一个人面对世界的时候，要发展、要专业、要探索，这个社会又不断地在转换，特别复杂。有时候一个人也过得生机勃勃，但是同时呢，也经常会陷入形形色色、来自外部世界的缠绕里面。

一旦爱情本身来了之后，所有的事情就开始变得简单了。当两个人贯通的时候，两个人都有着对生活的某种向往和喜欢。在我看来，爱情的状态就是喜欢你的喜欢，热爱你的热爱。生活一下子就变得简单，生活里面其他没实现的东西，能实现这个也不错。

这就是所谓的“加减法”，它不是被动的，而是变得单纯了。两个人共振的那个部分，可以打开一种全新的可能。

但在某一个方面来说呢，你不能说这种“简单”完全是个好事儿。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大规模转型的阶段，面对蓬勃的发展，还需要我们有满腔的热情。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呢，我们也充满了好奇，就像一个突然被打开了世界的一个孩子一样，也渴望去了解、去看到、去体会更广的世界。

在这个时候，单身也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事情。对于单身的人来说，可以拥有自由，也可以保持自己多样的可能性。我们到底想在一个比较简单的、单纯的爱情里面度过一生呢？还是有一个更宽的尺度、在一个更大的空间里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这两种可能都非常好，这个肯定是双重性的，其实两个人都可以有一种很简单的、很单纯的一种生活。要不然呢，就是以一种非常丰富的单身状态去建设自己的生活。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中国历史以来就是农业社会，很早就进入了农业社会的文化道德和秩序里面，我们有非常丰厚的家庭文化和伦常，会规定好弟弟干什么，哥哥干什么，女儿干什么，父亲干什么，分工都很细很细。

因此，我们历史以来就缺乏一个单身的文化。你可以看一看，在历史上很多近代社会的开创者，不管是哥伦布还是牛顿都是单身。中国人青年时就面临着这么一个问题：社会转型的时候，新事物、新变化特别多，一个人没法既要建设一个美好的新生活，又要去展开一个广大的历史性，这两个是很难兼顾的。

等到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它相对稳定，一切事情都有了一个它自己的路径和价值的时候，这就是可能了。就像我有的时候会提到日本的工匠精神，整体社会已经达到一个阶段，然后一个人就可以兢兢业业做好自己的事情。这个时候，再去好好的经营一份爱情，这个时候双实现的可能性比较大。那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不是这样的，你能把一方面处理好，那就相当不错了。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说单身的人可以开创一种我们历史上一直没有的单身文化，它有其特别的价值，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别强大的力量。

《WSJ.》：你所说的这种可能会出现的单身文化和美国的单身社会是一回事儿吗？对比美国而言，单身社会更多的是一种现实层面的社会存在，还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意识形态？

 梁永安 ：还是有较大区别的， 两者的历史背景、文明基础都不太一样。

基督教文明非常强调一个人去面对上帝，去面对自己的恶与善，两者的基础文明就不太一样。另外一方面，美国经历了50年代“垮掉的一代”，然后经过6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和性开放，社会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这种不断变动里边，美国社会已经创造了一个很适合单身生活的社会基本条件。

比如说在美国的单身文化里面，人尽管单身，但是性伴侣还是非常丰富的。虽然中国现在开放很多，但还是有很多社会习俗限定。我觉得在中国的条件下，实际上就是一个选择问题：传统还是现在。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但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其实不是嫁给一个人，而是嫁给一个家族。在一个家庭里边，上一代人还是非常传统和政治化，再上一代人不用说了，几乎都是农业社会出来的。一个女性现在要结婚的话，如果受过很好的现代教育，有一个很好的文化视野，甚至有跨国的多样体验，一下子要踏入一个传统气氛还是很浓厚的生活，同时自己要承担传统的妻子和母亲角色，那么就非常沉重，就变得很复杂。这样生活质量怎么保障？

在这一代青年身上这个问题就很尖锐，等到现在的年轻人做婆婆了，那又不太一样。下一代女性结婚后，所要面对的那种传统性比现在还要轻得多，现代关系的成分更多一些。现在这一代知识女性的多元性要好得多，那么未来她自己处理婆媳关系的时候，可能会变得宽松一些，可能会更加尊重个人权利。

《WSJ.》：你曾经说尽管一个人看风景，已很完美的了，但缺少了一种视角，两个人在一起会有更大的创造。现在很多人就觉得，我自己都可以把生活过得很好，为什么还要找一个人来给我添麻烦、找不愉快呢？

 梁永安 ：现在是一个个人突进的时代。我们跟现代社会，甚至跟全球化的关系，打开得非常快。一个人现在要建设一种好生活，只要有一定的能力和专业性，还是容易的。

在我们今天的历史发展阶段里，还是处在城市化、中产化的过程中。实际上，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婚姻意味着选择一个城市，以中产的标准选择建设家庭，这里就有一个生活的水准和要求的问题。

我们现在属于中等收入国家的上端，还没踏入高收入国家。两个人在一起，要建一个家的时候需要一些必备项，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了。你要实现两个人一个家庭的现代化标准生活，这个时候就变得比较吃力了。你要买房子啊，要买车啊，要教育孩子，不可避免地就要把大量的资源投入到这些方面。

一个人在单身状态下，本来可以获得一种丰富、充满活力的生活，就不得不受到压制。更不用说，男女存在差异，互相还要适应。社会没有提供这个条件，所以就要把自己生活的条件往下拉一拉。

但是要拉一拉，也不见得就是坏事，因为这会带来另外一种情感的、精神的、文化的拓展。比如说女性文化，一个男生很难自己体会。比如说，以前我在日本工作的时候，有很多风物店，里面卖一些小首饰，小手镯之类的，我之前从来不看，觉得哎呀，看得头疼。

但有一次，大家一起出去，有男有女，女同学就喜欢看这些东西。我就耐下心来跟她们一起看，忽然发现女生很会欣赏很多非常美的东西，一个东西的设计啊，很细微的角度，比如一个小小的耳坠，它的内在发展趋势，时尚美学等，这个也是经过多少代人不停设计过的东西，新的人要设计出一种创新来，也要费很大的一个心思。

女生看东西很细致，对细节有把握，会细细地体会。面对这个世界里很多小的气息，或者小形状、小色彩，女同学就敏感得多。身边走过一个人，女生能马上就能察觉出那个人穿的是什么衣服、什么色系，什么风格，男生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盲区。

那次我就感觉到，好像男生对世界只了解一半儿，其实很多是不知道的，所以对世界和生活的理解也会有很大的缺失。两个人在一起，互相之间有一种世界更亮了、打开得更广泛的感觉。比起一个人，两个人有不一样的美好，会带来单身状态可能永远不会明白一些东西。

《WSJ.》：你在谈论爱情的时候，比如说你认为女性是男性的救赎之地。在过去几年女性意识的觉醒其实是前所未有的。有的女性认为，男性就是不可以理解女性，性别之间的鸿沟就是不可能跨越的，只有女性才能理解女性。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

 梁永安 ：其实这是个大问题，现在的人普遍缺乏倾听能力。因为古代传统社会男生是处于话语中心的，是控方和主导方。所以他们就不想听女性说什么，也不用听，反正就是社会已经形成这么一个定规了，跟着做就行了。这实际就是封建社会留下来的一个问题，在男女之间存在很多的失语状态，很多东西就不说了。

但是现代社会是一个说的时代，是一个对话时代。因为现在社会的差异性很大，每个人都很多元，互相之间必然就有这种很大的距离。这种距离和差异会使人看到更丰富的世界，会给一个人带来很多新的启示。如果不说，那么就变成距离和相互之间的障碍了。

我在韩国教书就这个体会，就很多男生也很苦恼，这女生生气了，也不说为什么生气。女生觉得我说了你也不懂，男生也不知道为什么生气，这就说明你不懂我。而且我说了就没意思了，这样男生也是一头雾水。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女生有时候话语比男生多一倍，她有时候也想说说自己的各种心情，男生就觉得女生说的话都是鸡毛蒜皮，就不想听。

我觉得首先要相互要理解，其实男生也要增强倾听的能力。女生的感受很像是意识流，她们对日常生活有很多的感受需要说出来。当她们把无处不在的触觉感觉积累下来、写出来就形成了意识流的文学文本，比如说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女性一定要通过说的方式来给自己一个宽释，或者给自己一个通畅。但是往往男生呢，觉得这些话太细碎了，觉得都是头发长、见识短的人说的话。

这个问题其实你仔细分析，可以发现男生看这个世界就是个大筛子，把那些最主要的筛出来。那女生看这个世界，是用很细润的一种感觉去面对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男生要有一种倾听的能力，要有这么一份深情，也要意识到这是对方的一种生命的表达；而女生，一定要有一种言说的能力，就是你要说出来。说出来之后呢，男生一下就明白了。

因为现在有一种状态，就是女生总是觉得男生太简单，确实有的男生一辈子也没理解过你，说到底一辈子也没理解过女性，就是按照自己的线条来衡量对方。

当然，这个时代不能坐在那空说和空听。现在有很多沉浸式的文化体验，有各种文化原创，可以尝试着两个人一起做一些。哪怕买一些彩泥回来做一个泥塑，这也很好。两个人一起做，感觉就不太一样，这个想象、那个想象，这个色彩、那个色彩，在两个人一言一语里面，就会有一种新的融合，就会非常不一样。

面对现在男女之间的紧张、甚至有些对立的状态，从我来说，我就觉得关键是男生要学会倾听，女生呢要学会言说。

《WSJ.》：你曾经说当下是一个对于爱情特别严峻、特别有难度的时刻。爱情其实是整个社会关系矛盾最集中，关键的体现，不管是社会意识、价值标准还是生活理念。

 梁永安 ：在现代社会我们要做很多事，比如要学习、要面对挑战，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遭遇爱情。在所有的事情里面，其他的都有巨大的先决条件。比如说你要办公司，你要有资金，有场地；你要去做公益，也需要一系列社会的文化条件、政治条件。

但是爱情这个事情就大不一样，它是可以自己决定的。生命的崇高价值就是自由，爱情的自由度我觉得是最高的。你面对一个真爱敢不敢去实现？你是不是有这个勇气？比如说你爱一个人可能家里反对，亲友反对，同学嘲笑，世俗不容，但你有没有能力把他去实现它？这就是考验一个人的生命观了。

社会分成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有公共领域也有私人领域。私人领域就是爱情，表面上看是个私人领域，但是从某种意义上它是整个人生里面自己能够决定的唯一的大事。爱情会集中体现出一个人在生命选择里的根本价值。

《WSJ.》：你觉得爱情是激动或者冲动吗？现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接触了很久，两个人虽然保持着一种定期 dating 的状态，但是他们就不会在一起；一种就是两个人见面之后就很快会在一起。前者是正常的情况吗？还是说后者的一见钟情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

 梁永安 ：这个是没有定数，很难说有一个定论。这里面有很多具体的情况，有很多具体的差异。比如说，你对婚姻、对自己的人生到底思考到了怎么一个地步？如果觉得找个差不多的人就行吧，一起来互相过过日子，那也很容易一见钟情。因为你的心里边对婚姻的要求，本身就比较简单。其实表面上是个很重要的事情，有时候不一定，跟你整个的生命意识有关系。

我有一次去西部玩，遇到一个姑娘，还在读书上大专，她学的是英语。放暑假回家，骑马驼人上山，一趟一百块。她就跟我聊起来，说自己当时已经20岁了，再过两三年就结婚了。我说那你男朋友呢？她说没有，我就问那你怎么能预见自己两、三年内就能结婚。她说我们就是这样，到了年龄，就有人来提亲，爸爸出面跟他谈，双方谈价钱。爸爸说我女儿很好啊，我要30万，对方说能不能便宜点啊？25万，男方说我家可以给你多少牛、羊、马、现金多少，然后就可以了。结婚以后在家就干家务，养奶牛啊什么的。

每个人的恋爱观、生命观是不统一的，面对这个问题很难说有统一的答案。有的人觉得是过把瘾，见面就很激动，马上就在一起。像我的一些朋友第一天认识，第二天就在一起，我觉得也很好。接触看看，不行了就分掉。

从我来说，我觉得还是要有非常好的时间准备。不管是遇到一个人，很有愿意一起互相认识，然后经过一个过程，就互相确认；还是一下子觉得非常好，毫不犹豫地在一起也可以。关键问题是你前面的准备是怎么样的？你的生命完成度是怎么样的？比如说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对生活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怎么样。在前面你积累得越好，你后面遇到一个人的瞬间反应质量就越高，生命的那种美好度就越高。而不会看局部表面，只是觉得对方很漂亮、很能干。看你一眼看上去你看中了什么？直觉上你能识别出多少东西？

《WSJ.》：很多人因为疫情不能出门，很多情侣不得不在一个屋檐下长久地待在一起，而后来很多人选择分分手或者离婚。新垣结衣结婚后就和自己的先生各自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尽管他们住得特别近。因此，对现代人来讲亲密这件事，尤其是物理上的亲密，或者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吗？

 梁永安 ：这个倒不一定，因为主要是疫情来了，把两个人送到一个空间里去了。那么这个时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这种外部的动荡，让人更珍惜自己的小世界，觉得这很可贵，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就像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上，两个人在一艘小船上，有那种相互的呵护。有人会觉得这很好，觉得很珍贵，人类在大灾大难面前，人生很脆弱。

另一种因为恋爱的时候人都是心情很美好的，在一起看电影、听音乐、看画展、吃好吃的，在这里大家释放出来的都是好的一面。但是封闭在一起的时候呢，每个人性格里面的细节就出来了，生活习惯里的细节也出来了。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发现两个人有很多很多的不协调和不一致，有很多的言语方式、生活方式，甚至一些微小的习惯，都会显露出来。

有些东西还可以适应，有些东西觉得就不能接受。这个时候呢，如果不是因为疫情封闭在一起，两个人的好感度和相互的厌恶度，可能都会缓慢地释放，可能是要三、四年。而长时间呆在一起之后，好感度和容量很快就耗尽了，厌恶度的增长可能就比较快。

《WSJ.》：很多年轻人现在不会选择同居，甚至接受不了每天见面。但你之前说，孤独这件事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其实是一件很可怕又很宝贵的事。很多人是因为畏惧现代意义上的孤独，选择走进了恋爱关系。你如何理解孤独？怎么看待这样的想法呢？

 梁永安 ：孤独确实是有多面性。就像旅行吧，两个人一起旅行、三个人旅行互相说说笑笑，其实这也消解了很多值得观察的东西。

一个人旅行，你背着相机出去了，然后默默地看这个世界，在异乡异国，所以你跟大众跟环境有个分离。这时候呢，你就会默默地体会人类的生存，看着人们在买菜、在跳舞。你这跟世界相互之间，就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深度连接了。

孤独有时候也是我们拥有世界的一种方式，可能有的时候更单纯、更深入一些。孤独是我们生命里面特别宝贵的一个东西，一个人一生真正能做事情、能行走的时间也就是几万个小时。一个人拥有这个时间，和世界这个大空间相遇，就有非常好的一种体会。尤其对有些搞创作的人来，他需要一种自己的完成，需要自己不断地放大和扩大自己的经验和体会。

我觉得人一定要有孤独的能力，人彼此之间一定要尊重别人的孤独，包括夫妻之间、恋人之间，尊重对方生命的一部分。因为有了这份孤独，才有自己的成长，这是一方面。

但另一方面，我们作为一个有情感、有思想、有价值的存在，不是老虎这种生命，一辈子孤独地行走。人类社会，它的特点就是公共领域会诞生出很多新的可能，它会出现个人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比如说，古希腊的雅典广场最可贵就在这里，大家在这里交流、辩论，不是说谁压倒谁，而是互相补充，最后就形成一个新的共识和见解。

孤独，有时候就很难体会一个东西，因为这个世界有些东西是超出孤独体验的。人类的一个类的存在，很多东西只有在类的活动里面你才能体会的。所以人为什么会觉得孤独？有时候很难过、很封闭，就是这个道理。

你看到世界上有那么丰富的东西，但是你好像很难在情感上贯通出来的。因为你自己没有参与到友情、亲情、爱情，没有参与到里面去，所以很难体会。

其实这是我为什么说既要孤独，要形成自己，有一个跟别人交流的价值；在另一方面呢，也要在这种多样的人际关系里面，去让我们的生命更加丰满。

《WSJ.》：你有一个说法让我眼前一亮，你说心里一直有一个放不下的人，可能是一个没可能的人，可能是一位前任，这也是一种爱情，也是一种爱的状态。可能觉得大多数人心里都有这样的一个人。你觉得现在年轻人追星，这也是一种爱情吗？

 梁永安 ：这个倒不一定。现在社会的变化很快，一个人要不然像传统一样跟一个异性在一起相爱，有的也跟一个同性在一起。还有一种就是爱一个不可能的人，这个人可能是现实存在的。屠格涅夫当年爱上一个女孩子，有五个男人都在强烈地爱她，但是人家女孩子最后没选他，选了另外一个人。屠格涅夫把她放在心里，一辈子爱着人家，所以这也许是他内心深处保持的一个品格吧。

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心里都有对爱情的想象，但没遇到，心里面一直有这个人。那么这样的话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能释放出，人作为一个精神存在的品质。这样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内心深处有一种格调，有一种境界。这牵扯到一个人对自己的定义：自己是个什么人？如果自己是有创造的、有能力的人，能开拓的人，也是有爱的人，那么你内心深处就有非常好的、内在的一种品格和追求，或者一个结构。

所以爱着一个不可能的人的意义就在这里，中世界欧洲的骑士都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爱人，这个爱人往往不是虚构的，都是某个贵族的夫人。但正因为人家是夫人，是贵族阶层，这个爱情是永远不可能实现。但正因为骑士们把她们大胆地去放在心里，他对敌人也很勇敢，就像敢把一个贵族的夫人放在心里一样。同时他也不做猥琐的事情，要做一个有高贵爱情的人。

这在很大一个意义上就把人撑起来了。我觉得有这个意义在，放在心里一辈子，这也是特别好的一个精神的支柱，或者精神的品格。

《WSJ.》：你觉得一对一的伴侣关系在今天这个时代是应该消亡的吗？伴侣的定义是不是应该被修改？

 梁永安 ：在一个多元化社会里面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一对一的终身伴侣，其实是最高的幸福。生活是常新的，我们要不停地面对生活的各种变化。两个人有漫长的记忆，在心灵深处就像是一棵藤上长过来的一样，岁月在他们那里很完整。两个人共同走过的那些春夏秋冬，没有这个经历的人，是很难理解的。

但是现代社会一生爱着一个人是很难的，因为人的变化都很真实。但不是变坏了，随着社会的变化，今天日新月异，一个人可能在变化过程中，从一个真实变成另外一个真实，彼此之间就不适合了。生活的目标也变了，生活的内涵也变了。所以不是人变坏了，因为现代社会不是传统农业社会，每时每刻社会在变、生活在变、整个文化在变，这个变化它是有根据的。

如果两个人之间的变化很一致或者相对一致，那就很好，然后共同走人生之路。但有时候，变化让两个人变得很不一样，这时候还一定要在一起的话，那就是一种苦难。

今天的中国婚姻自由，是保护两个东西：一个，结婚自由。结婚自由背后就是爱情的自由。今天的婚姻法，主要还是以爱情为第一标准的。那么如果是离婚自由，就是两个人没有感情，我们在法律上定义叫感情破裂，那么也是应该离开了。一生中有些变化，甚至有好几次恋爱，甚至好几次婚姻，这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我觉得最根本的就是人要活得真诚，而不是游戏化地活着。

游戏化的人，他就不一样了。游戏化的人说是在恋爱或者是找爱情，但永远他都没有爱情，他永远都是自己跟自己游戏一样，那个就跟爱情就不沾边了。

《WSJ.》：很多人会用道德的眼光来看待爱情，比如“知三当三”。在这一段时间以来道德化似乎成为了一个在公众讨论中比较明显的趋势。你怎么看待道德和爱情之间的关系？你觉得存在一种不伦之爱吗？爱情和伦理有的时候是冲突吗？

 梁永安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社会道德，一方面有的属于伦常，属于禁忌的范围。比如，现在法律上规定三代内不允许近亲结婚。但是也就是几十年前，在中国社会这种表亲是可以结婚的，我见过，现在就变得不行了。

伦常是人类经过长期进化过程中的教训形成的，我在云南的时候知道一对夫妻，是真正的近亲结婚，还生了三个女儿。每个女儿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都会慢慢地眼睛变坏，就会瞎掉，都会产生这种悲剧。有的禁忌呢，它是非常有进化的道理的。

有的来自社会的要求，社会要维持社会稳定，就需要一定的公序良俗，一定要有一个稳定的结构社会。所以社会不是一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问题，它讲结果，只要求人类正常的繁衍、社会能够延伸繁衍、能够持续那就好了，它也不会考虑你到底有没有爱情。

群体和个体的利益点不一样，价值也不一样，所以有时候道德就会形成压制。霍桑的《红字》里说了这样一个故事：当时教会规定教父只能单身，但神父也是凡人。故事里的神父爱上了一个人，有了私生子也不能暴露。在结尾的时候，情不自禁的就公告出来了，宁可下地狱也要公告出来，也要去实现。

社会发生变化的时候，往往就在爱情领域里最先体现出来的。我去过巴黎的拉雪兹公墓，这里面最受欢迎的就是王尔德的墓。他生前又是进监狱，又是同性恋，但是那个他的墓又大，还好看，是人面狮身，下面摆满了鲜花，印满了红唇，大家对他现在评价也很高。

历史上有一些先行者，有一些被大众不接受的东西，经历了社会的捶打。社会的进步很多人意识到先行者的可贵，社会发展越来越需要这么一种新的自由。

《WSJ.》：你说如何谈论前任是个人修养的体现。其实大家在说起前任的时候会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觉得很遗憾；另一种如果大家能继续下去，就不会变成前任了，所以总是有很多人会恶言相向。

 梁永安 ：因为很多人在说到前任的时候都是心里充满了埋怨，甚至是幸灾乐祸。其实呢，两个人能看上然后能够走到一起，但它里面有很宝贵的东西。后来发生的一切都是因为，这两个在走的过程中可能失去了很多，有很多东西可能没有把握好。

我们太年轻了，往往就生在福中不知福。两个人能够那么年轻就走到一起，能够一起走一段，这已经是非常大的幸运。就像一个种子，以后想起来可能就是你人生中最宝贵的一粒种子。很多人觉得恋爱就是这次不行，还有下次，而往往不是。其实你心动、心跳、激动、忘我的那种状态，不是跟人人都能发生的。我们很多时候，都忘记了这是最珍贵的东西。

其他的一些细节上的展开，就是各种各样的不满意、失望，其实这都是次要的。我们还是要精心地维护自己的那一颗种子，把主次关系一定搞清楚。因为爱情是一个战略性的事情，是一个非常大器的事情，要把它落在大处，而不是因小失大。如果真正能好好地培育，它能长出来特别漂亮的东西，长成非常好的树，然后开花结果。

其实不是恋爱不好，不是起点不好，而是说可能因为两个人都年轻，还没有意识到它有那么重要的价值，相反被一些其他的东西打扰了，在这个里面磨损掉了。

很多人因为没想清楚这个问题，一旦恋爱，有的人会觉得对方对自己再好都是应该，觉得这就是恋爱，其实人家男生做出了巨大努力。如果我们换一个方向想一想啊，人生任何事情都应该是自己承担，有一个人会对自己这么好，那简直就是上帝的恩赐啊。我们应该对此心怀感恩，这样就非常温暖。而不是一谈恋爱了，就觉得这一切都是应该的，那这样的话就失去了温暖，就无感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对面对过去的爱情，前任其实更多的是给自己提供了一个成长的机会、反思，然后去理解，自己到底失去哪些地方？一定是有很大的空白，才会变成了两个人之间的坑。

《WSJ.》：你对爱情解释和言说其实是比较理想主义的，也是爱情应该有的样子。你就会觉得爱情应该是两个人真正的情投意合，而不应该让爱情慢慢变得越来越钢铁化，被世俗、彩礼钱这些东西给困住，但是现实中这很难做到。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评价？爱情是一种理想主义吗？

 梁永安 ：我觉得这真的不叫理想主义，理想主义是属于那种现实社会还没有条件实现，把它作为一种价值去追求的价值。你像明代的一个人把火药背在自己身上，点了以后，把自己一飞冲天，最后摔下来。那个时代不像我们今天的航天时代，那个时候这样的追求，那真的是一种理想主义。

但是我们今天爱情的实现，是真实可以发生的。我们很多人对于爱情，正因为缺乏这种勇气，这种真正对它的信心，就有点儿回避。

爱情一个精神状态的东西，是一种相互之间的一种情感关系。不是说是要去花多少钱，要拥有多么丰富的条件才能实现。很多人其实是在对爱情逃避，其实是对自己可能性的放弃，把自己生活里精神的一面，情感的一面、价值的一面放得不够高，觉得我过一个平淡的生活也可以。其实就是逃避了自己，回避了自己能够实现的东西。

我觉得那些非常现实的人，相反是一种非现实主义，他把现实能够打开的东西都给推开了，然后说爱情是只存在理想中的东西。其实完全不是，爱情本身是我们现在生活的一个应有之意啊。那些把爱情说成理想主义的人，那才是真正的虚无主义。

《WSJ.》：大城市的年轻人，他们一方面很迫切地希望听到别人谈论爱情，他们自己也不断谈论爱情；但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却不谈恋爱，处于不能爱和不敢爱的状态。你觉得这样的一种冲突是怎么造成的？

 梁永安 ：我们今天的人不是像农民种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挖一锄头下去，就能有所收获。今天确实是个分离的时代，你向往的和你能够实现的距离是很长的。这代人的命运就是这样的，因为这是转型社会，一切新的东西都在出来，但是离能实现它，还有很远。社会发展不是个人的事情，不是一个局部的事情。我们今天的时代最要紧的，就是建立起自己的新价值追求和新理解，但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个问题。

今天的社会其实还是处于一个起步阶段，从欧洲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当时的人也是这样的。人脑子里想着一种生活，但实际上过的是另外一种生活。你看从启蒙运动开始，这都几百年了，都到了21世纪了，有很多东西都没实现。

今天中国，最重要的是脑子里有新的观念、新的追求，新的一种看世界的角度。这就是这一代人能做到的事情，这时候就有一种扭曲，自己的心里所想和自己的身之所往，这两个之间是有差异，而在这里面差异当然也有孤独，有痛苦。

本来这个时代应该是一个艺术，包括文学和电影等等大放光彩的时代。因为有那么多实现不了的东西，应该在文学艺术、电影里面充分释放的。但恰好，我们在这个方面的积累不够，用艺术的方式来表达自我的准备不足。所以我们现在在很多方面，可能就有一点乌托邦。大家来谈论这些事情，但是没有真正把它化为一种真正生活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