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TA站上舞台 | 职校生戏剧《影子》回顾（二）：面具下的新生
去年12月，在我们驻点的一所学校里，短短两周时间，曾经参与戏剧工作坊的14名同学，成立了一个创作小组，并排演了一场职校生戏剧《影子》。
《影子》从同学们的自身经验出发，以剧场的方式展现同学们自己的成长经历与生活思考，是一次表达的尝试，一次交流的尝试，也是一次表现自我，检验思考的尝试。
这一次，我们期待共同创造面向公众演出的职校生戏剧，让更多人听到职校生的声音，看到Ta丰富多样的表达，理解一个同学成为一名职校学生的过程。
因为前期的排练和工作坊创作，以及筹备演出需要资金支持，我们在腾讯公益平台上线了【在剧场重识职校生】筹款项目，现在邀请你和我们一起，促成演出顺利进行，协助同学们通过剧场重新认识和认可自己的过去与未来，让公众更了解职校学生与职业教育。
本文为职校生戏剧作品《影子》的回顾，从一位剧场协作者和社工的角度回忆《影子》的诞生与首演，见证了同学们的变化以及剧场创作的全过程。
如果你想支持同学们的创作与演出，可以扫描下方海报二维码捐款，让同学们离舞台更近一步。
5月20日-5月24日上午10:00开始，腾讯公益将有每日配捐，欢迎大家通过“一起捐”“捐小红花”和“答题助力”，并转发至朋友圈和其他平台邀请更多伙伴加入，支持职校同学们站上舞台！
庆功宴开始了。大家举杯要祝贺，其中一个协作者吴加闵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
“他去抽烟了吧?”
“可能在洗手间吧?”
“不会，都这么久了。”
"哈，加闵一定正躲在某个角落默默流泪呢。因为，走到这一步真的太不容易了！"
这学期的戏剧小组是加闵带的，HOPE学堂原来负责戏剧活动的小伙伴去香港读书了。为了不让以戏剧形式开展服务的传统出现断裂，团队邀请加闵作为协作者参与进来。加闵是某民间剧团的演员，这几年在珠三角跟不同的公益机构合作开展艺术服务社会的工作。通过剧场的形式服务职校生是新的探索，对此做一些记录是有益处的。
2021年11月底，我以剧场协作者身份加入戏剧小组时，戏剧小组的活动已经开展了大半个学期。然而，与戏剧小组的第一次邂逅带给我的却是对项目成效隐隐的担忧。在一个社工专业教师的眼里，一个开展了七、八次活动的小组，此时应该呈现的应该是有明确完善的小组规则以及小组成员对规则的遵守，小组成员间有力的连结与小组内部的凝聚力，活动的氛围应该是温暖的，热烈的，友善的，相互支持的，合作的，甚至疗愈的……一个成功的小组通常不就是这样吗！
而站在空荡荡的羽毛球馆里，我感受到无序和冷清：面前的这些学生，有相互之间叫不出名字的，在小团体里玩闹的，拒绝跟其他人组队的，不听从指令的，一开始练习就抱怨的，随时来随时离开的……总之，无论以小组还是剧场的标准，都很难想象一个月以后他们会带来惊喜。
与我的错愕形成对比的是，加闵好像一点不着急。他总是微笑着，轻拍学生的肩膀，声音温柔，眼神宠爱，像个老父亲，提醒学生们回到活动里来。
我有点慌，心里开始嘀咕，HOPE学堂是不是没有跟加闵沟通好这个项目想要达成的目标？
是不是负责项目跟进的小伙伴工作繁忙无法兼顾戏剧小组的工作？
是不是招募渠道和人员构成有问题，导致小组活动效果无法达到预期？
是不是志愿者过多影响了小组氛围？
或者，是不是加闵的戏剧形式不适合用在面向职校学生的服务中？
我不便向加闵过多提问，剧场本来就是一个需要沉心体验的过程。更何况，加闵可能有自己的工作模式和风格。我只能带着疑问和忧虑，更耐心更深入地观察。
这十几个跟我儿子一般年龄的学生来自不同专业。他们有的刚入学几个月，有的即将在来年春天开始实习。他们面容稚嫩，一开口却又常常显得老成。对于我这个“闯入者”，他们似乎没有什么好奇心，而对于我试图走近他们的努力，又好像保持着戒备。
关于职校学生我并不陌生，10年前做调研时接触过学生工，知道职校生无论学什么专业最后大概率都会进入流水线。之后团队在顺德工作时我对这个群体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知道他们背负着“素质低”、“没出息”、“混日子”等标签带来的压力，挣扎在“唯分数论”“唯学历论”的主流价值、就业市场以及严重落后于时代的职业教育体制合力形成的社会生态里。而在他们“走向职校”的道路上，家庭、学校常常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家庭暴力，校园欺凌。
HOPE学堂的工作就是要通过陪伴，抚慰他们受伤的心灵，帮助他们撕下各种标签，呈现他们本来的样貌，然后与其他同龄人一样，重新掌握书写属于自己的生命故事的权力。
这是长期的工作，需要分阶段完成。然而，还有一个月学校就要放假了，戏剧小组也必须在那之前结束。这一学期我们达成了哪些目标？会有什么产出？对于一个公益项目来说，这些产出是可以接受的吗？唉，近年来与基金会打交道快让我变成账房先生了。
依照加闵以往的工作习惯，戏剧小组应该是以一场公开表演结束的。但是最终能参加表演的演员还没有确定，剧本还没有踪影，时间很紧迫，与学生一周一会的安排让很多具体工作根本无法展开……
总之，这个戏剧小组最后能走到哪里，大家心里都没底。
12月17日，戏剧小组工作有了进展。经过线上线下的沟通，14名学生决定参与最后演出，一个临时的没有名字的剧团成立了！加闵与演员们协商，利用晚上自习和周末的时间创作剧本和排练。
然而演员们却似乎并没有把演出这件事真正重视起来。比如协调时间时，有的表示上午不行，因为起不来；有的说晚上不方便，因为要回家。还有的周末要做兼职，根本不能来。
我在旁边听着，心里忍不住地又开始敲起鼓来。这些孩子是真心想要参与这个活动吗？如果真心想参与，难道不是应该把剧团的事情排在第一位吗？他们没有团体协作的经验吗？他们理解团队精神吗？
加闵很疲惫，但依旧微笑着，将演员们各自能协调出来的时间一一记下，确认，表示接下来他会分别与演员们讨论演出的事情。我知道，时间的碎片化意味着他的工作将成倍地增加。
我已经放弃将戏剧小组等同于社会工作意义上的小组了。然而，作为专业的社工团队，HOPE学堂必须考虑所有项目包括戏剧小组的评估。这个戏剧小组最后能走向哪里呢？我一边暗自担忧着，一边期待着改变的蛛丝马迹。
创作剧本的一个下午，大家来到一个同学的教室，他是班长，提前把教室稍微腾空了。待所有人坐定，加闵先抛出“青年”这个词，邀请大家联想自己的经历，与他人分享对这个词的理解。有人说，想到青年就想到失控的机器人；有人说是一个重要的阶段，为一个目标拼搏；有人说会有很多憧憬，不知怎么选择正确的方向；有人说开始有自己的想法，开始独立，有某种叛逆……之后，加闵发给每人一张A4纸，请大家在纸上绘制自己的生命地图，要求标出时间、空间和事件。小小的骚动之后，教室逐渐安静下来。
现在回想起来，改变，或许在那一刻就已经开始发生了吧。
那天很冷。一些人留在教室，另一些人搬了椅子坐到走廊。夕阳打在他们的身上，看着暖暖的。金色的空气里，有某种情绪在流动。我第一次见学生们如此专注、投入，平日里一定要黏在一起的两个孩子也分开了，坐在各自的椅子上，歪着头，思索着。不时地他们会调整一下坐姿，抬头看看四周，然后低头继续。书写于他们大多数人而言，都不是件舒服的事情，但神奇的是，一旦开始，笔似乎变成了钥匙——慢慢地，门打开了，一个个被各种标签遮蔽的丰富的充满褶皱的世界慢慢呈现出来……
2005年出生在江西赣州。2017年爷爷因摔倒而去世，当时很难过。2018年，成绩不是很理想，父母让我和弟弟转学去县城读书，奶奶来照顾我们。2020年6月19日，初中生涯到此结束，终于毕业了，不想再读书，很迷茫，就选择去电子厂打工。2021年8月26日，不想再打工，觉得学历很重要，就来了这里。
2006年在湖北鄂州出生，10年来到湖北武汉，中途又回了鄂州读幼儿园，后来又回武汉读了一个幼儿园，两个幼儿园反复跳。2013年来深圳读小学，14年转学回湖北武汉，交到第一个好朋友。16年转到私立小学，交到两位好朋友，17年转到深圳读书，与16年的好朋友没有了往来，不过，交到了非常要好的新朋友。18年回武汉读初中，19年家庭变故，疫情爆发，在深圳呆了一年。20年回到湖北武汉，21年暑假到深圳。小学同学的联系方式已经找不到，初中同学关系依旧要好。现在来广州读书，交到很要好的朋友。
2005年，我出生在河南省，我的出生让家庭迎来了临时的和谐。2008年，爸爸妈妈离婚，爸爸得到我的抚养权，把我带到深圳，万万没想到这是我恶梦的开始。经常被爸爸当作发泄愤怒的沙包。有一次爸爸几天没回家，没有留吃的，我好饿，真的好饿。2013年，我不明不白遭到了一顿毒打。第二天上体育课，老师喊立正，因为后背太疼，反应慢了一拍。老师要检查是不是我衣服进了虫子，发现我后面的鞭痕。老师把我送到医务室，并上报德育处。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我的后背，我清晰记得校医老师的手抖了一下。2014年，爷爷奶奶知道我被家暴，连夜从老家赶到深圳，之后便由爷爷奶奶照顾。我终于逃离那个令人畏惧的地方。2018年，爷爷因为过度劳累去世，我又回到了那个令人畏惧的“家”。
……
回到教室，加闵已经摆放好了两条平衡杆，要求演员们一边走一边讲述自己的生命故事。故事我是熟悉的，儿童尤其是留守和流动儿童一直是公益关注的重点。只是，当面前这些故事的讲述者同时也是故事的亲历者时，当看到他们起起落落摇摇晃晃挥动双臂行走在直径不足10公分的平衡杆上、大口喘气结结巴巴地背诵纸上的文字时，心里一阵阵颤栗：这难道不是一个隐喻吗？
一个多年来散落在公众视野之外的群体，一群被逼迫着长大、接受一个如此不公的世界的孩子，要站上舞台了！他们在探索如何发声，他们声音还比较弱，但是未来，世界一定会听到他们！毕竟他们已经踏出了第一步。
因为自身工作的关系，我没能参与之后的剧本共创。再次去到学校时，加闵说剧本在整理中了，已有了大致的轮廓。我不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加闵还做了什么，学生们还经历了什么，只是越发明显地感觉，一股奇妙的力量快速在剧团、在演员的身体里生长起来。
那天制作面具，大家在心委办公室用矮凳和泡沫垫铺了个大通铺，演员们轮流躺上去，协作者们则在加闵的指导下，一层层地往演员的脸上垫保鲜膜、刷胶、铺碎纸。整个过程里，大家轻松说笑，好不亲密！
另一次在羽毛球馆，演员们需要面向站在十米开外的协作者，大声地背诵自己的台词。有人总是出错，或者声音不够有力，但是，一遍又一遍地练习，没有人放弃。结束后十几个人挤坐在心委办公室不足10平米的的空间里，听加闵布置下一步的工作安排，每个人都安静地听着，没有往日的喧闹。
我开始期待演出！
12月28日，演出前一天，剧团开始第一次正式的舞台排练。演出地点是校乒乓球室。空间100多平米，不算小，一头存放了一堆杂物。加闵在杂物堆前摆放了小凳作为观众席，边儿上围了几条实木长凳，在演出中它们将成为道具的一部分。空间另一头，乒乓球桌被立了起来顺着墙边放着，上面临时贴了挂钩用于悬挂面具。这就是舞台了。
戏剧是空间的艺术。演员如何上场，过程中如何移动，与观众如何互动，灯光如何设置，道具如何摆放，都依托于一个具体的空间。由于迟迟不能确定演出地点，对于舞台的设计此前只停留在加闵的脑海里。如今加闵不得不一边组织排练一边修改剧本。
原有的想法待落实时才显露出它的缺陷，然而修正却不像打补丁那样在局部就可以进行。我没有编导的经验，不知道加闵被什么样的问题困住了，只是看到他一次次地停下来，说，“等一下，我要想想，这里怎么弄？”然后陷入沉思。
演员们的状态也不好。人不齐，台词不熟，忘记出场顺序，负责演奏口风琴的演员还记不住曲谱。尤其让人心慌的是，他们能量很低，看上去都很疲惫。或许是因为剧团打乱了他们原有的生活节奏，或许排练不顺利带来沮丧。加闵决定先放弃排练，带领大家做一些能量提升的练习。
正式演出的时间是12月29日晚上8点。下午4点，我到达乒乓球室，排练还在进行，剧本还在修改！加闵的黑眼圈越发深重，他前一晚又睡心委办公室的沙发，这一次不知道有没有睡着。进入排练以后，加闵变得严肃了。他会要求演员们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如何拿面具。他说，面具是有灵魂的，你取了面具，要捧在手里，你和它对视，像看着另一个自己……
演员们似乎受了加闵影响，脸上的表情也逐渐凝固。然而，弦越是绷得紧，越容易断掉。忘词，忘出场顺序，此前很少出错的演员似乎也开始出状况。加闵曾说，只要有剧本就不担心了。但是剧本一改再改，当我被临时告知也有一句台词时，我感觉到心脏都要停止跳动了：天哪，还有一个半小时观众就要入场了！
剧团最终得以将整个剧本完整地排了一遍，这也是唯一的一次完整排练，虽然演出不得不因此推迟半小时。眼看着要开门迎接观众了，一个演员上前问加闵，如果忘词了怎么办？加闵说：不怕，我会提醒你。
04我没注意加闵什么时候回来的，演出的顺利以及观众的热烈反应让大家很兴奋。一位学生拿了杯饮料要敬我，他叫我“姐”，像团队里年轻的同事那样，孩子气得可以！不过，这个略带江湖气的举动，又让我产生一种被接纳的感觉。这个感觉很有趣。
之前跟同事讨论，加闵带着学生在短短一个月内成立剧团、创作剧本、排练、演出，过程中学生的成长肉眼可见：更为自信了，冲突减少了，开始倾听了，学会合作了，心扉打开了……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答案或许就在于关系的建立。社会工作实务强调专业关系的建立。但是，如何才算是建立起了专业关系呢？显然，仅仅签订服务协议是远远不够的。能真正促进改变的专业关系应该是在所有参与行动的人中间建立起来的、一种基于相互信任和接纳的深刻的关系。它不是简单的通过同理、自我披露等技术操作的结果，而是社工去掉资源、知识带来的光环以后，与“他们”站在一起，成为更大的“我们“。
专业性一直是社工界的热门话题。从社工实务来看，当下对专业性的追求往往体现为对技术和知识的追求，社会工作蕴含的道德性和政治性被严重忽略。然而，正如许多学者所言，这样的专业化只会导致社会工作的异化。HOPE学堂这些年一直在探索知识、技术和理念三者之间的平衡，借助于剧场，似乎看到了更多的光亮。
感谢协作者！感谢参与的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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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般马
审校：加闵、热带鱼
排版：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