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孩子，凌晨三点，我在医院门口为你排队”
以下均为真实事件，已征得故事本人同意
今天的这个故事，我将以主角的视角，用第一人称来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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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我是一个抑郁症女孩的母亲，孩子刚满十九，还未见过大千世界，便想和世界告别了。
那天我出门没带手机，回家之后看到屏幕上有十二条孩子她爸打来的未接来电，跟着是一条短信：“你快来学校，丫头跳楼了。”
事后孩子嬉皮笑脸的问我当时是什么心情。我说我那会脑袋嗡的一下，根本没心情，就剩一个念头：你是活着还是死了。
后来她爸说没跳，下楼了，真是虚惊一场。
收拾收拾到了学校，孩子不愿意见我，老师说孩子不能上学了，在家的这段时间一定要看紧，一定要24小时陪护，孩子近期的情况十分危险。老师也要求我们尽快到医院再次就诊，强调一定要挂专家号，还给了我们推荐了校外咨询。
看了第二天的医院挂号，全是约满，不得已只好去试一把。那时候正值清明假期结束，听说北医六院有可能挂上补假的专家号。
那天凌晨三点，我来到了北医六院。我太清楚挂专家号是一个很难很难的工作，我尽可能的来早一点、再早一点，才有可能碰上一个机会。
那么早的时间，我仍然排在了队伍的十几名开外。随着时间推移，队伍也越来越长。北医六院是全北京乃至全国最好的精神专科医院，因此，天南地北的求医者都来到这里。
四月伊始，凌晨的风还格外的冷冽，我穿着薄羽绒服，竟冻的快要哭出来。我想哭的欲望应该不是来自于内心的委屈和身为母亲的焦虑，因为当身边都是同病相怜的人时，你不会觉得孤独。我只觉得冷，刺骨的冷。
也许我的表情太难看，旁边的人竟然来找我说话，安慰我不要太着急。他说自己家孩子也十九，住过一次院，现在要来复查所以又要来这样挂号。他说住院没什么的，医生护士都和蔼，女孩本来也要死要活，一个月之后状态好了很多，也安静了很多，很少再大吵大闹。
最无聊的时候一定是深夜排队的时候，在黑暗中瑟瑟发抖，灯光微弱到看不清自己鞋子的颜色，人们很容易互相聊起天来，那是比起玩手机更能让人有精神打发时间的活动。
排队的人都是家长，人们互相谈论着自己家的孩子，也询问着对方的情况。
我了解到，他们多是来自远方的外地人，条件好点的就在附近开了房，条件不好的连夜坐火车赶过来。我说我是北京人，就住在四环边上，离这二十分钟的车程时，周围递来艳羡的目光。
我就想，来到这里的人们皆是不幸，可是来到这里的人们也皆是幸运。他们的孩子被认为是生病，被家长关怀，这里的人们愿意给孩子最好的医疗，这些孩子一定很幸运。这些家长也有条件来到这里，家长也很幸运。我觉得我的孩子患上抑郁症已是祸从天降。可是我有着这么好的地缘位置，从某种角度说，我是这队伍中最幸运的一个也说不定了。医院总是一个令人哭泣哀叹、也令人学会感恩的地方。
凌晨四点，天还没有要变亮的迹象，我太冷了，回头看到不远处有家麦当劳，我转身告诉后面的人自己想去吃点东西，请她记得帮我占个位置。后面的女人爽快的很，连说你去吧你去吧。
果然麦当劳那么温暖，推门的那一瞬间，门口的暖风空调吹在我油到成缕的头发上，带给我莫大的安慰。
早餐已经开始供应。我花十多块钱，点了一碗粥和油条。就那时候，跟过来一个神神叨叨的老头，围着我看，一边看一边自言自语：“这搭配好！这搭配可真好！我也想要这种的！”声音大的令人侧目。我见他走向柜台，盯着上面一个个的标价看，看了一大圈，却又离开了，推门回到呼呼的风中。
他也是来给孩子挂号的，我在排队的人群中见过他。
北医六院的专家号要一百元，特需门诊甚至要五百元。而麦当劳早餐也就十多块钱而已。
这让我想起上一次去医院，取药处的一个小伙子站在那里核对药品，随即把头伸向窗口问道：“这药怎么涨价了？有没有便宜点的药？”
我在一边看着，也看着自己千元的清单，我对这些钱毫无心痛，我只担心它的药效不是最好的。
我吃完早点，回到了队伍之中。
凌晨五点。
天空泛起鱼肚白，气温回升，人群开始逐渐焦躁，医院要到六点多才开门。那老头不知为何，开始念阿弥陀佛，声音越来越大。也许他自己没觉得，但他的焦躁传给我，让我变得十分烦躁和难受，可我也没有勇气去打断他的念叨。
我只是在想，住在附近小区的居民会不会怪惨的，每天天还没亮就要忍受这些嘈杂的噪音。
但队伍中没有一个人制止他。
早晨七点，排队窗口打开，在护士大声又带着一丝不耐的喊叫声中，人群被分为两组——成人和儿童队伍。
令我吃惊的是，成人队仅有七八十人，开了两个挂号窗口，而儿童区竟然有两百余人，开了八个窗口，熙熙攘攘的到处是脸上刻了岁月痕迹的家长。
早有耳闻儿童的精神疾病发病率逐年上升，可也没想到是这么个情景。又或许，孩子生了病，大人格外的关心吧。
十分幸运，我从十余名外变成了前五名——前面那些人全是给儿童挂号的。
我们开始拿号，成人号下来了九张，儿童号仅仅两张。我拿到了如此珍贵的一张专家号，欣喜若狂。
我想起凌晨三点冻僵的手和身体、想起周围叽叽喳喳的人群，竟深深觉得来之不易而又无比值得。
我又想起，儿童号居然只给了两张，那么——两百人白白的在风中站了一夜。
残酷吗？
我不再思考这些，迫不及待的给孩子她爸打了电话，告诉他挂上号了，阴差阳错、异常艰辛，要他一定带孩子过来，抓住这次机会。
她爸也十分惊喜。彼时，已是将近八点。电话一直没挂，我听到孩子不耐烦的拒绝，她说不去，坚决不去。
家里还有她爸和她姑姑，于是我们轮流的劝，说着这次的挂号历程是多么的艰难、能拿到号是多么的幸运。
可孩子根本不听，她说不想治、不想去，最后吼叫着让我们滚蛋。
我不得不挂断电话，求助学校的辅导员老师——毕竟她是更加专业的，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的证书。
好久好久过去，大概有半小时？一小时？辅导员告诉我，孩子什么也听不进去，劝导没有任何效果。我和孩子她爸一直保持通话，那段时间我们得有十多个电话。她的话，我都听得清晰。
直到早晨九点半，孩子终于起身大吼：“我去！我去还不行吗！”
孩子的姑姑高兴于孩子终于“不耐烦”的屈服，而我作为母亲却嗅到了危险的气息——我开始慌了，让她爸一定要把车的中控锁好、以及希望他把自己的手和孩子的手绑在一起。
因为我以前听孩子无意的提起：“我跟你说我现在分分钟想跳车。”
而她那句话，语气在我听来是那么的怪异，绝不像是妥协，反而，我仿佛听见了她的后半句：“我一定会让你们后悔的。”
这话这么真切的在我耳边响起，我已经记不起那是我的想象还是她真的说过这句话。
总之，我觉得她要把这句话变为现实了。
他们兴致勃勃的换衣服出门。
我在医院门口，不敢再打电话。我只希望她爸能够护她周全。我攥着那张挂号单，发出了微信消息：“不行就别来了。”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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