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李莉 | 在超越中寻求“美美与共”的全球视野——费孝通晚年学术思想解析
方李莉，东南大学特聘首席教授，艺术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艺术人类学。
一、文野之分与东西之分
“文野之分”这个概念是费孝通从他的老师马林诺斯基那里接力过来的。他说，“马林诺斯基在把现代人类学者从书斋里拉进充满着新鲜空气的‘田野’之后，接着他很明白地表示要把人类学的研究从野蛮人的田野拉进文明人的社区里去。他在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中第一步从书斋到田野的转变上他是立了功的，但从野蛮到文明的第二步，他在一生中并没有实现。他希望他的下一代去完成他的任务。”马林诺斯基在费孝通的研究中看到了这种“跨越文野”的潜质。他在给费孝通写的江村经济序言中提到，“作者的一切观察所具有的特征是，态度尊严、超脱、没有偏见。当今一个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和西方国家的政治有反感，是可以理解的。但本书中没有显示出这种迹象。”当费孝通在晚年再次读到这段话的时候表示，“通过我的行为和思想，在马林诺斯基老师眼中看出了我们中国人和欧美人在道德素质上的不同，也许就是这种不同，使我在进入人类学的领域时，很自然地闯过了‘文野’这一关。所以也可以说我是靠我的文化素质过了关的。”
费孝通之所以能很自然地闯过“文野”这一关，不仅因为他是中国人，还是因为他是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容易站在两个文化的交叉点来看待问题。一般的非西方人常常会站在被欺凌的弱小文化的立场上看问题，当这种看问题的立场发展到排斥外来文化的地步，会成为与西方中心主义相对的民族中心主义，这样的结果会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走向与西方文化或者是与现代化对立的偏见中。费孝通认为，“到了西方中心的世界体系形成之后，非西方文化的确产生了很大危机，这些文化类型在外来强有力的文化冲击下，是否还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当那些非西方的传统文明不能为当今的现代化生活服务的时候，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些文明。
当讨论到这个问题时，费孝通不仅是看到了文野之分，还看到了东方和西方，传统与现代之分。马林诺斯基提出的文野之分指的是，部落的原始文化和类似东方世界的传统文化之分。但事实上从19世纪以后，世界就被划成了东方和西方，虽然都同属于文明世界，但一个是传统的文明世界，一个是现代的文明世界。
在一般的人的眼里，“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如果“东方”的传统文明要向现代化文明转型，就必须向西方学习和看齐。这样，东西方之间就存在了一个高低不平等的状态，也就必须承认东方落后、西方先进的现实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中，东西方是否也会存在一种偏见的鸿沟？这是费孝通晚年的关注从文野之分走向东西之分的缘由。
在这一段时间，他读了萨义德（Said）写的《东方学》这本书，随后写了一篇《人文价值的再思考》来讨论东西方所存在的偏见问题。费孝通在文章中指出，“Said教授为我们指出，东方学与16世纪以来逐步成长起来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密切的关系。实际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创造的东西关系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被当成是‘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在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研究中东方常被当成是传统的、古老的，西方才是现代的、新兴的。”
东方学是西方人研究东方的一个学科领域，在这个学科领域里，对东西方文化进行划分，其意图就是为了把东方文化放在西方人觉得安全的秩序里。“东方”概念的存在，主要服务于“西方”本身的“安全感”和支配地位。西方学者把东方视为潜在的危险，给西方提供一个可以作为“对手”或被“操纵”的对象，而“操纵危险”就是对自身的安全感的负责。也就是说，西方对东方一直存在着某种忧虑，这种忧虑在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这本书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他说，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会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
也就是说，在工业化的早期的确存在着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状况，但随着现代化的日益发展，东方已从“古典”的东方变成‘现代化’的东方，但现代的东方会按照西方的想象去建构自己的文化吗？事实是不可能的，亨廷顿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伊斯兰国家和中国拥有与西方极为不同的伟大和文化传统，并自认其传统远较西方的优越。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开始“文化自信”，也就是因为中国开始意识到了自己传统的优越性。
让我们看看费孝通是如何认识这一问题的。他说，“许多人想把自己的社会建设成为与原来不同，同时能与西方社会相匹配的社会。在这个前提下，东方社会出现了对现代化和现代特性的追求。充满‘东方学’偏见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常成为非西方政治的指导思想，使作为东方‘异文化’的西方，成为想象中东方文化发展的前景，因而跌入了以欧美为中心的文化霸权主义的陷阱。”
这种文化心理危机带来的将是两种后果：一种后果是西方改造东方成功，东方的文化失去原创力，依附于西方，人类多样的智慧和经验以及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将消失，然而单一西方文化统治世界是难以为继的，因为一旦西方的这种工业化的浪费文明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再有任何可以替代的方案延伸我们的智慧；另一个后果是，当东方无法融入西方世界，或者当东方对西方中心主义及霸权产生对立情绪和民粹主义的时候，亨廷顿所担忧的“文明的冲突”就将出现。实际上，就目前的世界局势来看，文明的冲突已经开始。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费孝通认为首先要解决文化偏见的问题。他在文章中写道，世界离21世纪不到三年了，在跨入21世纪之前，一些西方学者已经开始自觉到应当清楚一下自己的过去，认清自己的真实面貌，明确生活的目的和意义，这也正是他的“文化自觉”的含义。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的这种表现，正表示他们已经感觉到当前文化的危机，引起了许多学者的苦恼，并且有人已开始为其寻找新的出路。一些人类学家认为，由于对“异文化”（实质上即非西方或东方文化）的研究不可能达到完全客观，因此人类学者就应该主动地把它当成“自我文化评论”的工具，利用对非西方社会的了解，来揭示西方文明的弱点。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异文化”，费孝通试图以“文化自觉”这副良药来解决这一问题，因此，文化自觉不仅是对自己的文化进行重新认识和建构，其中还应该有反思与批评，包括西方的学者们也面临这一问题，人类学者将对异文化的研究作为“自我文化评论”的工具，实际也是一种“文化自觉”表现。
费孝通在这里还想到一个问题：20世纪里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列强争雄了100年，第二次大战后殖民地民族纷纷独立，在世界舞台上出现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多元局面，但由于交通和信息的发达，已出现向一体发展的势头。他认为，这样的局面类似于中国古代的世界性的“战国时代”，之所以将其看成是世界性的战国时代，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每个国家是独立存在的，但另一方面却有一个逐渐走向全球一体的趋势，也就是类似中国战国时期的由分到合的过程。
费孝通说，“尽管在全球的交往过程中，人类满怀着一个良好的愿望，希冀我们之间逐步能够通过沟通、宽容、互补，获得对利益和价值的共识，但以权力格局为背景的社会文化界限却尚未消除，民族国家的现实使我所说的统一的‘文化场’目前还是一种理想。全球一体化固然可以认为是历史的前景，但是如果不解决一体化过程中的一系列矛盾，这一体化的结果是不容易出现的。现在看来在多种文化接触中，最难以多元取得一体的是文化的价值观念。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特别提出‘美美与共’的问题，这是一个人文价值怎样取得共识的问题。”
上面我们提到的有关全球共识的问题，其实就是有关在多元的人文价值的状态下怎样进入全球一体化的问题。在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中，一种看法是想采用由优势文化来取代各种不同于这种文化价值观的文化，取代方法可以是强制的或是自愿的。隐藏在“现代化”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就是要以欧美的价值观念来取代其他文化的不同观点，这种看法是不符合费孝通上面所说的达到“美美与共”的路子。费孝通说：“为了探索这一条全球一体化的路子，我们以研究人类学为天职的人，应当认真地展开讨论并通过对话来取得共识。如果能对人文价值实事求是进行再思考，不仅可以推动社会人类学前进一步，而且还可以为人类的发展前途做出贡献。”他认为，如果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承认各人群的“各美其美”，然后要使具有不同价值观点的人群去互相理解别人的价值观点，在共同合作和思想交流中逐步地认同于相同的价值观点。
二、重建人与自然关系的东方立场
费孝通曾经谈到，社会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的关系。对于社会学来说，人的“生物性”，应当属于人的“自然属性”的一部分，是一种更为广义的概念，是和人的“社会性”融为一体的，二者是互相兼容、包容的。确切地说，社会学把“社会”本身，视为广义的“自然”（包括“生物”）的一部分，“社会”的存在和演化，都是包含在广义的“自然”的存在和演化之中的。因此，我们需要把“人”放到自然历史演化的总的背景下去理解，因此，人是自然界演化的一个过程和结果，在这样的背景中，我们理解社会就一定要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去理解，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可以说其是所有文化的哲学基础和人文的价值基础。正如费孝通所指出，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的理解，与其说是一种“观点”，不如说是一种“态度”，实际上是我们“人”作为主体，对所有客体的态度，是“我们”对“它们”的总体态度。
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世界上很多文明所具有的基本的理念，但中国人传统上对这方面有特别丰富的认识和深刻的探讨。包括东亚文明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也理所当然地是一种强调协调、共处、“和为贵”的哲学基础，这种文化传统，使得人们很自然地倾向于“人”和“自然”相统一的立场。费孝通认为，这种“天”的概念，不是像西方的“上帝”那样，是超越于人间万物之上的独自存在的东西，“天”和“人”是统一的，息息相关的，人的一切行动和行为，都在“天”的基本原则之中，人是不能彻底摆脱、超越这个“天”的；其首先是把“人”置于“自然”这个大的背景中来看，“人”和“自然”是合一的，作为人类存在方式的“社会”，也是“自然”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和“自然”合一的。
如果我们消除了东西方的偏见，就会既看到西方现代文明的先进方面，也体悟到东方传统里面人与自然的和谐智慧，只有在多种文明融合的基础上达成的全球共识，才有可能建立起一个“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世界。
三、从生态研究到心态研究
任何研究都是有历史背景的，费孝通一生“志在富民”，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通过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贫困不再是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矛盾，反而是不同的人如何相处，不同的民族如何相处，不同的国家如何相处等成了最需要考虑的问题。这个时候费孝通意识到:“除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之外，似乎应当提到人与人之间怎样能相处得更好的问题了。所以我们的研究似乎应该从人与环境及资源的生态关系进到人和人的心态关系了。”所谓的“美美与共”首先涉及的就是一个心态问题。生态和心态有什么区别呢？费孝通说“共存共荣”共存是生态，共荣是心态，共存不一定共荣，因为共存固然是共荣的条件，但不等于不共荣。也就是说如果生态主要解决的是经济问题、生存问题，而心态则是要解决比生态更高一层级的文化问题，人心相通后共同繁荣的问题。他解释说，说起这个心态层次的人的研究，我不能不想起我的老师潘光旦老师，我紧紧跟随他学习了有30多年，经常听他根据儒家的中庸之道反复阐发的“位育论”。位就是安其所，育就是遂其生，在全球性的大社会中要是人人能按其所，遂其生，这就不仅是个生态秩序，而且是一个心态秩序。
笔者认为，有关“心态秩序”这个理念的提出非常重要，这比“社会秩序”进了一步，其涉及的是由重视社会建设转移到重视人心建设的问题，其是在人类社会活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费孝通说，人在温饱之后应当可以谈得到人生的荣辱了，可以说，做到人生的价值，也就是要做到孔子所提倡的“遂生乐业”。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因此，他强调需要从解决贫困的问题转移到建立一个共存共荣的心态秩序。
建构这一“心态秩序”的最后目标就是要让人类能达到“美美与共”“人心相通”的“遂生乐业”，世界达到安定和平的局面。其面对的不仅是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的问题，还包括了民族与民族和国家与国家之间如何相处的问题，民族和国家实际上也是由人组成的社会，以往无论是社会学还是人类学做研究时往往是只见社会不见人的。将对社会的关注转移到对人的关注，也可以说，是费孝通试图开启社会科学有关人心研究的先河的举措。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不仅看到了小康以后的中国要走向“遂生乐业”发展阶段，而且还看到了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于是，在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了“文明的冲突与国际秩序重建”的同时，费孝通也看到了人心不通所带来的文化隔阂，这种隔阂有可能会带来战争的危险，为了解除这有可能发生的危险，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必须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他指出，“人类已经受到两次大战的打击了……东西相隔，我们的传统竟迄今没有人能应用来解释当前人类文化的危机。人类进步似乎已不应单限于人对自然的利用的范围，应当及早扩张到人和人共同相处的道理上去了。”在此，他看到的是，当前世界的形势发展已使人们觉悟到生态秩序的日益紧张，但是很多人还没有觉悟到更为迫切的心态秩序的危机。
无独有偶，亨廷顿关心到文明的冲突也是从关注心态开始的，他曾写道：80年代“最引人瞩目和最有争议的一部早期著作，是劳伦斯·哈里森撰写的《不发达是一种心态——拉丁美洲事例》”“此书以彼此对应的个案研究表明，在多数拉美国家，文化成为发展的一大障碍”。由此可见，亨廷顿也承认，心态与文化紧密相连。费孝通解释道，心态是一种“文化的心态”，不仅仅包括了一个人的行动，更重要的是包含了背后的思想意识、感情、爱好:这种“心态”既不是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也不是人与人相处的“利害”关系，而是人与人相处如何理解对方、如何看待对方的“道义关系”，其试图用美人之美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问题。他认识到，“心”的“主观性”特征决定了，要认识另外的“主体”，不能单靠“我们今天实证主义传统下的那些可测量化、概念化、逻辑关系、因果关系、假设检验等标准，而是要用‘心’和‘神’去领会”。“用心和神去领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费孝通提出心态研究的关键，也是以往社会科学界有所疏忽的方面。他晚年在学术上提出的所有问题，从“美美与共”到“文化自觉”都是以此为研究基础的，因此要对费孝通晚年思想做一个学术脉络上的梳理，这是一个绕不开的概念。为此，赵旭东与罗士泂在他们合作的论文《生态到心态的转向——一种基于费孝通晚年文化观的再思考》中，做了一个从1992年至2003年费孝通所发表的有关心态研究的文章的表格，梳理出了费先生所写的10篇涉及心态研究的文章，费孝通是2005年去世的，说明他一直到生命的最后都在关心这一问题。
最早一篇提到心态问题的文章是写于1992年的《孔林片思》，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孔子讲“仁”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任何人如何相处。也就是说，中国人讲人与人的相处已经3000多年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从正面来研究心态，并上升到科学化的高度。人类学、社会学应该有人出来研究人类和平共处的问题，用科学的态度去总结人类创造的经验财富。
在许多文章的梳理中，大都认为他的这一学术思想的产生受潘光旦的“位育论”影响很深，但如果我们仔细地阅读费孝通所有的文章后，就会发现他的这种思想的最初形成来自他早年所受到的三位教授的影响，到晚年后，他又重读这三位老师的著作，到晚年他借助潘光旦先生著作的启发，进一步阅读儒家哲学，使这一思考逐步得以完善。
接着前面章节中有关马林诺斯基的文野之分理论对费孝通的启发开始梳理，我们看到的无论是文野之分，还是东西之分中间的鸿沟还是心态问题，马林诺斯基是他博士期间的导师，对其的影响自然深刻，但在这之前他还受到了本科时候的老师派克先生有关人文区位共生与共识理论的启发，同时还受到研究生时期的老师史禄国先生将社会学与心理学结合所产生类似心理复合体观点的启发。所以，他的这一研究是在他的三位西方老师和一位中国老师的学术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重温派克的人文区位学，我们看到里面最重要的核心部分是其把人文世界分为四个层次，基层和动植物等同，被称为区位层或生物层，往上升一层是经济层，再升一层是政治层，最高是道德层。其中道德层所涉及的就是人文价值，即人的内心认同的问题。派克觉得，当时的世界社会已为人类社会打下了生物性（区位学的）的基础，但是在生物层以上的社会层也就是文化层来说，却由一堆如碎片般合不成一块的众多国家所构成，这个状态并不妙。他曾说：“看来有一种类型的社区，它的成员间在生存上相互倚赖，要分也分不开，但它们一起的集体行动却什么也发生不了，我们现在也许就处在这种状态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上人类已进入共生（symbiosis）的关系之中，但是无力采取集体的行动（collectiveaction）。”他在这里提出的全球共生关系从二战以后就基本形成，甚至包括经济和法律的部分也已基本形成，但由于更高一层次也就是人文价值部分的全球认同，却始终没有形成，当下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如此：即全球化已经出现了，全球化的问题也已经出现了，如环境的污染，自然资源的被破坏，传染疾病的蔓延等，这都不是一个国家能独立解决的问题，需要团结所有的国家一起来共同解决，但这种解决问题的全球性集体力量却没有形成。对于这样一种不平衡的现象，我们将以何种术语来界定，并进一步认识和解释这一现象，最终达到以人类学的方式去研究这一问题，并最终去解决这一问题？这曾是晚年的费孝通一直在试图解决的问题。
费孝通首先将这一研究领域归结为心态研究，这心态的名词是如何来的呢？之前我们谈到，费孝通曾经在清华大学跟随史禄国读硕士。史禄国曾提出过PsychomentalComplex的概念，影响了费孝通自己后期发展出来的心态研究。为了论述心态研究的重要性，费孝通从宏观上对其进行了论述，他说，地球上是否还能养活这么多人，现在已经成了大家不能不关心的问题了，这是人与地的生态关系。但最终还是要牵连到人与人的关系上来，反映在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国与国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这才是第一位的问题，也就是心态问题。其实当年费孝通提出这一问题的时候，整个人类社会主要还是关注经济问题、生态问题，在这个层面上人类一起合作的基础或更多一点，因此，我们曾经度过了一段全球化的蜜月期，西方世界甚至还出版了一本《地球是平的》专著，在那本书中我们似乎感到全球化的气候已形成，各个国家的交往似乎已经没有了障碍。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亨廷顿就关注到了文明的冲突问题，但并没有引起世界的全面警觉，2010年以后，尤其是近期人类社会已由关注经济的问题转移到了越来越多地关注文化问题，这就进入了派克在人文区位中的最高层，也就是道德层，即价值体系层，在这一层里面就涉及心态问题了，这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问题。
费孝通早在20多年前就非常高瞻远瞩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当人类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人与人关系的变化，进到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这个层次应当高于生态关系，也就是说，当人类进行贸易往来所结成的还只是一个低层次的生态关系，也就是一个“共存”“共生”的关系。但要达到一个“共荣”的深度合作层面，就必须要进入到“共识”的层面，也就是要有共同的价值认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有“美人之美”的胸怀，就是能包容不同的价值观，然后在更高的层次上达到认同，做到“美美与共”。这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情，今天人类遇到的所有重大问题，根源都在于此。
在费孝通看来，西方社会在人与地关系的探讨上取得了成就，建构了发达的物质世界，解决的是人的共存和共生问题，但在人与人关系的探讨上，在解决人的共识和共荣的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努力。这一努力的方向就是，未来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者们，在研究的过程中，不应该只把研究的目光放在西方世界，而是应该把视野放得更开阔吸取不同民族的智慧。他说，像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希伯来文明、东正教文明、美洲土著人文明、非洲文明等，这些文明中都包含着人类长期积累的高度智慧，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借鉴和吸收。同时，作为中国学者的他，还很自然地将眼光转向了中国的传统哲学。
由此，他关注到了，中国人在认识论上的有关“心”的概念，他认为，中国人之所以重视“心”，是基于心脏是人生命中“最重要的器官”，它也自然地代表着“做人”“为人”方面最生死攸关、最需要珍重的东西。当你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背后假设的“我”与世界的关系已经是一种“由里及外”“由己及人”的具有“伦理”意义的“差序格局”，从“心”出发的这种“内”“外”之间一层层外推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符合“天人合一”“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人际关系的基本伦理道德的。
他认为，中国人把探索世界的过程本身解释为一种“修身”以达到“经世济民”的过程（而不是以旁观者的姿态“纯客观”“中立”地“观察”），这个过程是从“心”开始的，其通过“修、齐、治、平”这一层层“伦”的次序，由内向外推广开去，构建每个人心中的世界图景。这样中国式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方式相比起西方式认识世界的方法，更能直指人的心态活动，更有利于建构人与人之间的心态关系，并由此有可能形成了一种与西方社会科学不一样的解释体系。如果我们能将这一体系讲清楚，就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费孝通寄希望于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者们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所以，他说，中国今天的社会学应该探讨古人谈了几千年的这个“心”，究竟是什么东西。它并不能简单地翻译成“思想”“智力”等现代通行的各种概念和范畴。陆象山说，“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他究竟是在说什么？这个话给我们今天的社会学什么启示？
他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中的核心问题，也是东西方文化的分界点。如果说西方文明的眼光主要是在注视人心以外的物质世界、宇宙空间，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是注视人心以内的精神世界，用心去体悟世界，用心去感知世界。这两种认知世界的方式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前者侧重解决的是人与自然即人与地的生态关系，所以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后者由于忽视了这方面的关系，所以在经济发展方面处于较落后状态，但由于其长期关注的是人内心的精神世界，这里涉及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心态关系。在经济发展时期心态关系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但是当人类进入了后现代时代，人们关注问题的主要方面发生了变化。有学者认为，前工业社会主要是“与自然界的博弈”，工业社会则集中于“与改造过的自然界的博弈”，而后工业社会是一种“人际间的博弈”，主要涉及知识领域的差异。这种后工业社会“人际间的博弈”实际上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费孝通认为，有关这一部分研究中国学者是可以有作为的，因为“从全世界的发展来看，在未来的社会中，人与人相处的问题却越来越重要。人类应当及早有所自觉，既要充分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更要明白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才能共同生存下去。”而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有其天生的优势。
面对全球化的加速，人们的心态正在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着的心态的关系值得我们去研究，但是应该由谁来研究？费孝通说，目前文艺界正在接触这个问题，作家们用小说的体裁来表现人们的心态，但还没有上升到科学化的程度。怎样上升到科学化？弗洛伊德作出了尝试，但他却从“病态”来研究人的心态，这是从反面来探索的路子。我们需要从正面来研究，过去是孔夫子，他曾从正面入手研究心态。这样的认识，是费孝通在山东游孔林的时候，突然有感而发的。他在孔林兜圈时，突然意识到“孔子不就是搞多元一体的心态这个秩序吗？他在中国成功了，形成一个庞大的中华民族”“而中国人的这种心态是怎样形成的，汉族怎样会形成这样一个大民族，11亿人又是怎样会形成这样一种统一的‘认同’（identity）？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种空洞的概念，而是一种具体的东西，影响深远的东西”。
从孔林参观回来后，他写了《孔林片思》这篇文章，他写道，看来当前人类需要一个新时代的孔子。他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的孔子曾经在这方面作出过贡献，背景是春秋战国时代，在那样一个诸侯纷争的时代，孔子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人们的心态建立了一个儒家学说，解决了人与人如何相处的问题，虽然孔子的学说有他历史的局限性，但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的确帮助建构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费孝通认为，现在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全球性的战国时代，是一个更大规模的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在呼唤着新的孔子，一个比孔子心怀更开阔的大手笔。新的孔子必须是不仅懂得本民族的人，同时又懂得其他民族、宗教的人。他提出，要从高一层的心态关系去理解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建构起一个大家都认可并愿意遵循的社会秩序。当然，这样的新孔子也许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学术群体，这个学术群体要通过学术研究去解决目前导致大混乱的民族和宗教冲突所引起的心态失调的局面，只有在这样的研究基础上才能提出更好的发展方案。费孝通寄希望于中国的学者，希望大家要有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将中国传统学术里的智慧和经验发掘出来，为人类找出一条共同生活下去的出路。如果说，这个时代真有一个新孔子群体，笔者认为，应该是我们这些进行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们，而费孝通就是里面的代表人物及开路人，他提出的这些思考需要我们这些后辈学人们去继续研究和完成。
四、以开阔的心态向不同的文明学习
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来自西方，以往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资源都是来自西方，当我们意识到中国的传统有许多与西方不一样的思考方式和看问题的方式时，我们是否意识到在地球上还有许多不同的文明也是值得我们去审视的。他说，尽管许多文明今天在外在形式上不一定都那么“强盛”，但文化和智慧的价值，是不能简单地以经济、军事实力为标准来衡量的。也就是说，在人类的各种文化中，都可能隐含着很多永恒的、辉煌的、空前绝后的智慧，我们要学会欣赏它们、理解它们、吸收它们，这也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本意之一。
费孝通讲，我们做研究时不仅要以开阔的心态来向各种不同的文明学习，还要向古代的不同历史阶段的文明学习，他认为，中国诸子百家的思想很重要，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很多东西，非常值得重视。他说，理学的东西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中国人的心智，具有很大的价值，很有认真整理和分析的必要，但它的表达方式和内在的思路，和今天社会学的思想方法、思路、范畴很不相同，所以我们要研究这些传统的东西，就有一个“解读”和“翻译”的过程，这就是所谓“解释学”（Hermeneutics）的来源。而这种翻译和解释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工作，是需要我们这代社会科学工作者们去做的。
但是，在目前为止，这类的研究并没有真正引起中国社会学的特别关注。笔者认为有两种原因，第一，类似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心”“神”“性”等问题，在概念上不太容易运用现代主流的社会学方法去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概念正是今天的社会学方法掌握不住、测算不了、理解不了的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现代社会学研究方法制约的。第二，因为中国社会学是一门外来学科，我们还没有真正将其本土化，在研究的过程中还在有意无意地排斥中国本土的传统知识。
费孝通也意识到，目前的实证主义思路不太容易真正进入这些领域，进去了也可能深入不下去，有很多根本性的障碍。比如，以理学讲的“修身”“推己及人”“格物致知”等为例，其就含有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特殊的方法论意义，它是通过人的深层心灵的感知和觉悟，直接获得某些认识，这种认知方式，我们的祖先实践了几千年，但和今天人们的思想方法无法衔接，差不多失传了。这便需要我们将其重新开发出来。他认为，在古代中国的技术条件下，这套东西是维持了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和人口（实际上差不多一直是当时世界最大、最繁杂的政治经济实体）长期的统一和稳定。并“以相对很少、很节约的人力物力，实现了复杂的社会治理”。这种智慧也许是我们今天非常需要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资源，但我们在学习西方文化后，却把老祖宗的这一套丢弃了、忘记了，因此，如果我们要建立中国的社会学，一方面要学习西方的理论基础知识，但另一方面也需要重新认识中国的传统，把传统中的许多好东西发掘出来，为今天的学术所用。
任何文明都是在比较中才能彰显其特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一样，梁漱溟和钱穆等一些中国学者认为，跟西方文化比起来，中国的传统文化，确实表现出直达和早熟的特征，这种特征让中华文明具有发育不全的一面，因而造成了后来某些技术方面的脆弱，在与西方的对抗中，不堪一击；但另一方面，由于早熟，又让中华文明具有某种直觉体验的那种先见性和超前性，使得它很早就体会和领悟到了别人没有感觉到的东西。
从宏观的人类文化史和全球视野来看，世界上的很多问题，经过很多波折、失误、冲突、破坏之后，恰恰又不得不回到先贤们早已经关注、探讨和教诲的那些基点上。作为中国的社会学要充分认识这种历史荣辱兴衰的大轮回，科学技术可以一往无前的创新向前发展，但人文思考却需要不断地回到文化开始的原点去思考问题。因为任何发展都需要有基础，需要从不同的文化空间中去吸收营养，也需要从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去思考问题。需要我们去发现不同地域空间的文化和历史时间中的文化之美，这也许也是费孝通讲的“美人之美”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了欣赏古人的文化之美。只有能够欣赏到不同文化的美，了解到不同文化中的智慧，我们才能集天下之大成，做到“美美与共”，最后走向“天下大同”。
五、展望人类未来的“大同”世界
后来，笔者专门查了一下“天下大同”的出处，发现在《礼记》“礼运”篇中，记载了孔子这样一段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也就是说“天下大同”是孔子的理想，是他所讲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愿望，这里的“大同”是“仁”的最终归途，也由此“天下大同”成为古代儒家宣扬的“人人为公”的理想社会。不仅在古代，近代的康有为也曾写下一篇《大同书》，他在其中提出了“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由此可见，“天下大同”是由孔子最先提出，后来延伸为中国人的共同理想，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思想底框，在这样的大同世界里同样存在“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天与人之间的社会规范就是“和”。“和为贵”的观念是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在与异民族相处时，把这种“和”的观念置于具体的民族关系中，出现了“和而不同”的理念，这一点与西方的民族观念很不相同。费孝通认为，“和而不同”这一古老的观念仍然具有强大的活力，仍然可以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项准则和一个目标。承认不同，但是要“和”，这是世界多元文化必走的一条道路，否则就要出现纷争。现在人类拥有的武器能量已经可以在瞬间毁灭掉自身，如果只强调“同”而不讲求“和”，纷争到极端状态，那只能是毁灭。所以说，“和而不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
当今世界上，各地不同的文化都已经被纳入全球化的世界体系中，已经不存在化外之地。全球化潮流发端于西方世界，非西方世界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应当通过发扬自身的文化个性来对全球化潮流予以回应。费孝通在很多场合提到“文化自觉”，就是他希望看到这种回应的意思。而文化自觉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提倡“和而不同”文化观的一种具体体现。因此，费孝通的“文化自觉”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一脉相承的，是他贡献给世界的一种期待和愿望。
费孝通说，“我这一生贯穿了整个20世纪，既看到了科技力量转化成生产力所带来世界的巨大进步，造成了现在这个被称为现代化的世界，又看到殖民主义所带来的灾害和至今未消的余毒，以致这个现代化的世界并没有为世界上大多数人带来美好的生活，我看到并身受到不少痛苦和悲惨的经历。”正是这样的生活经历，让他深切地感受到世界和平的重要，也让他在文化自觉的语境中看到：中国人几千年来的理想，就是要实现一个人类和平共处并共同发展的世界，不同文化之间不应是互相冲突的，而应是相互协调的。在这样的思考中，他提出孔子的学术就是建立“多元一体”心态秩序的范本，而这种“多元一体”的心态最后就是走向“和而不同”的局面，“天下大同”“和而不同”“多元一体”最后迈向的都是朝不同群体和睦相处的方向前进。从费孝通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包容”与“和为贵”等这样的概念也许是中国文化的基因所在，而且古代知识分子向来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只有“天下”的概念，而这种概念就是一种海纳百川的胸怀，也就是在这样的概念和胸怀中才使得中华文明绵延发展了几千年，并形成了一个波及周边许多国家的儒家文明圈。古代中国的“天下”也许只局限于他们能感受到的欧亚大陆，但现在全人类五大洲能不能一起进入大同世界呢？费孝通认为，这是社会学与人类学在21世纪共同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在20世纪90年代末，费孝通为21世纪的到来人类走向和平相处开出了自己的处方。他认为：首先（不同的群体）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条件。这样的条件就是要建立“美人之美”的社会环境，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还应当更进一步，在实践中筛选出一系列能为各群体自愿接受的共同价值标准，实现“美美与共”。就是说已经被捆在一体中的人们能有一套大家公认的价值标准，人人心甘自愿地按这些标准主动地行事。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前人遗留给我们的理想，即所谓“天下大同”的美好世界。费孝通对天下大同的期待，似乎表现出了其对人类的未来还是非常乐观和有信心的。
六、结 语
而且，他认为，这样的研究不仅要做到“各美其美”，还要做到“美人之美”，也就是要善于向不同地方和不同时代的文明学习。但费孝通说，这样的观点“可能与当前世界上很多人习惯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相抵触。在这场变革中，一定会因为不被理解而引起一些人的非议甚至抵制，特别是当触动到某些集团的利益的时候，可能还会受到猛烈的攻击”。现在看来的确如此，在费孝通已经去世了16年的今天，“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局面不但没有到来，民粹主义、逆全球化却在波涛汹涌地席卷而来。在这样的背景中，当我们重读费孝通的这些文化更是感触良多，不得不敬佩老先生的高瞻远瞩。
也就是说，费孝通生前就已经意识到，“美人之美”和“美美与共”是一种理想，在具体的实践中是极其艰难的，但他相信只要人类能继续存在下去，这一天就一定会到来，这是人类唯一的未来发展趋势，也是必然趋势。如果不能如此，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有可能终止。所以，他鼓励后人说，“我虽然是看不到这一天了，但是可以想象天下大同的景象，而且还想通过现在做的事情来影响这个鼓舞人心的前景。”
这就是晚年的费孝通所思考和努力做的一件大事。他的这些思考至今还绕梁不绝，今天我们重读费孝通的这些文章。它们不仅仍然有价值，同时，还可以引起我们新的思考，思考我们这些做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们如何向费孝通一样，用我们的学术思考说清很多的道理，并促进和平繁荣以及“天下大同”的世界早日到来。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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