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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鸿武，敖缦云 | 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和合共生的历史文化密码
引 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都提到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倡导国际社会“多元共生”“和合共生”的理念，并从不同角度阐释其意义及价值。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也是东方文明的精髓。”2021年7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中再次强调：“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我们说，一种文明，或一种文化，其生存演化所追求之最高境界，无非是两个维度，一曰空间上得其广大，二曰时间上得其长久。空间上得其广大者，为此文明不仅有创新不竭之活力，且极具广博开阔之包容性，可将广大地域里各种各样不同之人类族群与文化联结于一体，虽有差异而相安共处，虽有个性而友善并存，故而此文明得以在空间上日渐扩散传播，最终形成一个幅员辽阔、地域广袤、色彩斑斓之大型文明共同体。时间上得其长久者，为此文明不仅起源极古老，强盛一时，且极具坚韧刚毅之历史延续性，可历千难万劫而复兴，如源远流长之滔滔江水，奔腾而不息，长流而不断，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故而此文明得在时间上跨越千秋万年，开万世之太平。
那么，文明何以得广大，何以得长久呢？这在理论上似乎是难解之题，不过，如果我们回顾漫漫历史，就会发现，中华民族在国家建构与文化关系演进的独特过程中，或许隐藏着破解这一千古难题的某些人类历史文化演进与长治久安的谜底，潜藏着人类文明文化演进过程中一些最基本的有关“和合共生”“和衷共济”“四海一家”的特殊智慧。中国古代先哲素来重视和合文化的精神塑造与传播，早在《国语·郑语》中就有“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也”的说法，儒家文化更有“和为贵”的处世原则。进入现代，不乏重视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研究的学者，哲学家张立文曾致力于“和合学”的建构，他认为：“所谓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形相、无形相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变化过程中诸多形相、无形相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万事万物因有和合之属性而成共生并存之状态，是为“共生”原理成立之依据。也有研究者认为，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和合共生的历史文化共同体,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使中华文化充满活力绵延不绝,且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华各民族文化实现伟大复兴。还有研究者认为和合共生理念是中国提倡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文化基石，通过共生型和包容性发展，可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美中不足的是，这些研究尚缺乏从世界文明史的开阔视野上来比较阐明和合共生对多民族国家聚合与统一的特殊作用。
一、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包容结构与融通特征
国家与民族的兴衰起落，文化与文明的延续存亡，是世界史上一个持久的复杂现象，也是一代代中外学者探究解读的谜题。回溯漫长的世界历史进程，可以看到，世界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些像中国这样地域辽阔、环境多样、民族众多的庞大国家，但大多数都未能保持长久的存在，往往在经历了辉煌的巅峰之后，就以种种方式或早或晚地趋于解体直至消亡了。于是，一部世界文明史，留着这样众多的帝国废墟，留着许多个旋起旋落的庞大国家的遗迹，仅在20世纪以来，我们就目睹了许多庞大的多民族国家的解体消失过程。然而，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地域广袤的大国，虽经历了历史上的一次次离合磨难，却始终维持了自己数千年的持久存在。即便是到了晚清末期，到了国家空前危机的近代，列强豆剖瓜分危逼日迫，中国陷入长达百多年的国家衰微与边疆危机，也并未造成国家的解体与民族的分裂，以至在20世纪中叶以后又开始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现代重建与全面复兴进程，并在21世纪到来的时候，又重新走到了世界发展的前列而成为引领新一轮人类现代发展进程的全球性大国。
是什么样的一些复杂因素使中国保持了自己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长久统一和持续存在呢?本文所重点关注的是历史上中华文化内部逐渐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多民族文化关系结构，以及这一关系结构具有的一种内在的多民族国家的文化调适机制或文化整合功能，所发挥的特殊而持久作用。
回溯漫长的中华文化历史进程，以及在这一宏观背景下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生发展的基本历程，我们说，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文化，及在这一整体文化框架下中国国内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历史及其相互关系，都曾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在多民族国家的格局下，在多元复杂的文化环境下维系多民族国家持久统一存在的成功范例。中华各民族在历史上如何处理调适相互间的文化关系，如何在多元的文化格局下创建一种共同的文化体系，无疑是一份对人类有着持久魅力和借鉴价值的有关国家治理与民族团结的精神遗产与政治智慧。
与世界上一些曾存在过的多民族庞大国家比较而言，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在一个极为广阔的空间范围上，汇纳众多民族的文化为一体而又长期保持各民族文化特色的存在，从而形成某种一体而又多元的博大恢宏的文化体系，并藉此维系多民族国家的持久统一存在，在这方面，中华文化的历史进程，确实显示出独特的魅力与发展特征。我们把这种独特的魅力与发展特征，概括为中华文化演进过程中形成的“整体性发展与多样性发展两种趋向长期并存而又协调互动的特殊格局”。
为了便于理解，下面我们依次论述3个问题。
第一是“中华文化发展的整体性与一致性发展”。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和深厚传统的东方文明大国，持续发展了数千年的中华文化，历来以其独特的文化形态和发展个性而被视为世界文化发展史上几大最主要的自成一体、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之一。这一文化体系有着许多明显区别于东西方世界其他文化的特征和属性。这些使中华文化有别于世界其他文化而又为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共同拥有的文化特征与文化属性，正是中华文化作为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而存在的基础。它使得我们可以把我国各民族的文化都作为中华文化这一博大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把中国所有民族当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即中华民族来看待。这些为国内各民族共同创造共同享有的文化特征和文化属性，反映了中华文化发展的整体性或一致性。尤其是当我们把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如欧洲文化、阿拉伯文化、非洲文化、印度文化比较时，中华文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所特有的属性和特征，其发展进程的整体一致性就显得更加突出。近代以后，随着中华文化整体一致性的发展，一种超越单个民族范畴而为全体中华民族认可的“一个民族——中华民族，一个国家——中国”的心理意识便形成了。正是这样一种中华文化的整体性与一致性根基的形成，提供了中华文明长期延续、千年共存的基础与动力。但是，这种统一的国家意识的形成与整体性的中华文化观念的成长，并没有导致国内各民族文化个性的长期保持与区域民族文化多样性形态的消失，这就是我们要论述的中华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与差异性问题。
第二是“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问题”。我们说，历史上中华文化形成的包容、和谐、理性、中道的传统，使得中华文化整体形态的形成过程与推进动力和中国统一国家的建构过程及其结果都不是通过消除各民族文化的文化差异，或通过实施强制性的民族文化同化政策来实现的。中华文化的整体形态，是一种包容各民族文化差异与多样性长期存在前提下的融合，是在差异性中寻求共同性，追求儒家思想“和而不同”的多元包容形态下的统一。因而，如果我们从世界文化的外部角度，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角度来比较中华文化，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华文明具有巨大的内在统一力量与整体精神，但是，若从中华文化内部的角度来说，中华文化的结构形态多样性与区域文化差异又是十分鲜明的。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大致上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华文化历来有地域上的南北分野、东西之别；其次，中华文化更多的还有源于国内各民族差别而产生的中国各民族文化的极其多样性与复杂性；第三，直到今日的当代中国，中国境内有56个民族，而在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仅见之于史籍的民族就有160多个；第四，总体上看，这些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都有自己各具特色的文化，都有互不相同的文化发展背景和演进过程，它们之间的相互交流、渗透与融合的过程也十分复杂。因此，就中华文化内部各民族各地区间文化之多样性来说，我们又完全可以把中华文化称之为一种“多民族文化复合的、结构高度多样化的多元文化体系”，称之为一种“多样性长期存在的统一文化形态”。历史上，中华统一国家内部的各民族文化的不同步性进程和多流向趋向是始终存在的。这就是中华文化发展的多样性或差异性。
第三是“两种趋向长期并存而又协调互动的特殊格局”。我们说，中华文化的魅力所在和中华文化历史演进的成功之处，便在于它形成了一种将这整体一致性发展趋势与差异多样性发展趋势两种看似矛盾冲突的发展趋向有机统一起来、协调起来的特殊结构，形成了一种汇纳各民族文化为一体而又长久保持各民族文化个性特色存在的文化调适机制。
这是一种十分高明的政治智慧与文化精神，也是中华文明的精义所在。因为正是这种特殊关系结构及其调适机制，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内的汉民族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在相容和相融中交互作用，在并存中相互渗透。也就是说，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化关系结构的发展趋势下，中华文化形成了一种以汉民族为核心民族或主体民族，其他众多民族为少数民族、地域性民族、边疆民族的独特民族关系格局。在这种关系结构下，中华各民族得以在历史上通过持久而强有力的主体民族文化凝聚力和边缘地域民族文化向心力，来最终促成了一体而又多元的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这一巨大的历史文化复合有机体的形成及其长久的存在。
这种高明政治智慧，这种精致的多民族国家生存延续的治理机制，无疑给我们理解为何中华文化能生生不息、绵延不断这一历史谜题，提供了最基本的认知框架与关键视角。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今天，中华民族的这种特殊关系结构及其调适机制，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连续性发展，对于中国作为一个地域广大、民族众多的统一国家的长期维系与持久延存，有着十分关键而重要的意义。
从文化关系结构的角度上看，一个庞大的多民族国家如要维系它的长期存在，就必须在国内各民族文化间形成一种稳定而又富于弹性的文化调适机制。这种文化调适机制能够汇纳众多民族文化为一体而又允许各民族文化个性及特色的长期存在，它需要在多民族国家的文化整体性发展与多样性发展之间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平衡状态。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只有形成一种超越国内个别民族范畴的、为国内所有民族认可的国家文化共识体系，才能维系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才能为多民族国家的长久统一存在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础及强有力的文化纽带。另一方面，在一个庞大的多民族国家中，又必须始终正视各民族文化个性差异这一客观事实，各民族间必须形成某种文化上的相容关系，允许国内各民族长期保持自己的文化个性和文化特色，在各民族相互间形成文化相容关系的格局下，在并存中相互渗透，在交往中相互容纳，由相容而走向相融。
不重视多民族国家内部的统一文化建构，与轻率地采取粗暴专横的民族文化政策，都会导致多民族国家的分崩离析。而在富于弹性的、包容的、多元调和的民族文化关系结构下，多民族文化及其差异性不但不会使国家统一存在障碍，相反它会带来多民族国家持久发展的动力与活力，多样性文化资源与精神形态，能使整个国家的文化体系不断获得源自内部多样性和差异性而产生的相互刺激，以及在相互刺激中勃发的生机、活力，使国家文化体系保持自我更新和自我演变的动力。反之，任何企图铲除各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文化强制同化政策，都将不仅造成本国文化机体的僵化和生命力萎缩，亦足以促成广泛的各民族文化分离运动，导致多民族国家的解体。在世界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那些多民族大帝国，大多不能长久维系自己的存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在于它们不能很好地处理国内各民族间的文化关系问题。
因此，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文化，不仅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整个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发挥着一种十分独特而关键的作用。当我们研究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整体文化发展史时，不能不对中华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各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地位与作用给予特别的关注。我们需要从中华文化的整体格局上来探讨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基本形态和发展特征，探讨各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这一宏观环境下之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探讨各少数民族文化如何在与汉民族文化发生互动互渗互融的进程中一起参与了统一的中华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构建过程，进而揭示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价值及其在创造统一的中华文化中的历史地位和独特贡献，以显示中华文化独具的多元一体特征及其各民族在这一多元一体格局下所具有的历史向心力和现实凝聚力，这对于我们真正理解中华文化所具有的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的命运共同体聚合特质有着特殊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二、世界史上多民族庞大国家的兴衰与起落
为更好理解这一问题，我们不妨从一个更开阔的世界史比较视野上来做一些观察分析。我们知道，把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做比较，人们常常会说，中华文化的独特性之一在于它有着不曾中断的连续性，即它那种似乎为世界其他文化所罕见的上下数千年生生不息、延绵不绝的文化脉络，它那世代相承、前后相因的历史轨迹。那么，中华这个多民族国家，这个古老的文明古国，为什么能持续存在数千年的统一存在而没有走向分裂瓦解呢？中华文化为什么能在差异多元性与整体一致性之间保持长期的动态平衡而维系国家统一存在？在今天中国这个巨大的国家内部，数十个少数民族又是如何与汉民族得以和睦相处、和衷共济、相互融合，共同构成今日中华多民族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共同支持支撑了中华多民族国家的持久存在并在共同努力中走向伟大的现代复兴的呢？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上看，中华各民族文化的演进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其他区域的历史文化演进相比，有何相同与不同之处呢？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把握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文化的兴衰与更替、发展与演进，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之间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世界上曾出现过的种种文化形态，依其兴衰命运之异同而大致划分成3种类型。
类型之一，是那些在历史上出现后经历一段时期的发展繁荣，便急剧地衰落消亡的。衰亡的具体形式可能有所不同，但都是最终完全终结了自己的历史而湮灭千古。只是在很多世纪以后，由于某次偶然的发现及随之开始的考古发掘，这些历史上辉煌一时的文化，才透过残缺的陈迹遗址而为后人知晓一二。在世界文化史上，像印度河流域的古哈拉巴文化、地中海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化、爱琴海沿岸的迈锡尼文化、热带非洲西部的诺克文化及南部的大津巴布韦文化等，基本上属这一类型的文化。比如繁荣于约公元前2500～1900年之间的古哈拉巴文化，以其发达的文明而被印度历史学家们誉之为“古代印度之根”“印度河文明的源头”，然后，古哈拉巴文化却似乎与以后印度古代文化没什么联系与影响，因为它在大约公元前1750年毁灭之后，便深深埋入了历史的尘埃之中达数千年之久。只是在20世纪初的考古发掘之后，人们才对这一印度古代文化略知一二。至于一些被称之为“世界文化之谜”的人类文化遗存，诸如太平洋复活节岛上的巨人石雕，甚至我们现在对它的生存年代，对它的兴衰状况和文化形态，均已难于确认了解，虽然可以推测它一定已达到过相当的水平。
类型之二，是那些在历史上出现，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发展繁荣后就逐渐走向衰落而被别的文化征服或同化掉的。它虽然没有完全消失或湮灭成考古学概念上的遗存，但却失去了自己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而存在的地位，中断了自己的连续性脉络而残存到了新崛起的另一文化之中。比如古埃及文化，它后来先后被外来的希克索斯人、利比亚人、努比亚人、亚述人、波斯人、罗马人征服。而这些外来征服者的文化，相互之间并无直接或紧密的文化承传关系，每一种文化都如同历史过客在古老埃及稍做停留便被别的后来者取代。文化的脉络和进程一次次地中断，以至于在今日的埃及，或者说在现代埃及的文化中，我们已比较难辨别出明晰的古埃及文化的直接源流或接续延绵特征了。类似的情况，在古代的两河流域、小亚细亚、中亚细亚、南亚都很普遍存在过。这里堆砌着大片的历史文化断层，历史上曾出现过诸如古亚述文化、巴比伦文化、赫梯文化、加喜特文化、巴勒斯坦文化等等，它们旋起旋落，几乎没有哪一种文化能在汇纳百川、在吸收、选择、演化的过程中保持自己的一以贯之的长久存在。
类型之三，是那些在历史上出现，经历了所谓“古典时代”的辉煌繁荣之后便急速衰落而跌入漫长的“中世纪时代”的。这时，古典文化虽未就此消失湮灭或被另一种文化完全取代，但文化的全面衰退和停滞已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人们甚至将这个中世纪时代称之为“黑暗时代”。之后，具有另一不同性质和意义的“现代文化”逐渐兴起，古典文化的部分内容和形式在新的条件下得以有限的复活再现。西欧的文化，可以说是经历过这种“古典繁荣——中世纪衰退——现代复兴”三段式历程的典型。
相比之下，中华文化的命运与上述3种类型文化都有所不同。中华文化既不像古哈拉巴、米诺斯文化那样突然消失湮灭，也不像古埃及、亚述文化那样被别的文化征服消融。同样，它也不曾经历过欧洲文化那样漫长的中世纪。中华文化在历史上虽有不同时期潮起潮落之变化，有不同王朝不同民族之争逐更替，但文化之统续、脉络之相连，却是数千年统贯一气不曾中断的。
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来说，中华文化的辉煌之处，或者说中华文化对于世界曾做出的一大特殊贡献，就在于它为人类提供了这样一个成功范例，即在一种内部民族构成复杂、文化差异明显的多元文化环境下，形成了一种相对成功地来维系从民族国家的久远存在和持续统一发展的范例，这一范例对于中华多民族国家形成命运共同体而实现长治久安与持续存在，都是基本性的文明力量与文化根基。因而我们对于中国国内各民族文化关系结构及其特征的深入探讨，应该是我们得以把握中华文化历史连续性这一问题的关键。这样的思考，对于理解今日亚非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国家建构与民族融合问题，也有特殊的观察比较的意义。
无论是在其萌发生成的最初阶段，还是在以后漫长岁月的演进过程中，中华文化从来就不是由一个单一民族创造的文化，而一直是作为一种内部有众多民族文化并存的多元复合的文化形态而存在的。因而中华文化之能长久地连续性地发展，能如此稳定地保持了自己的持久统一存在，自然与其内部的众多民族，在文化上形成有助于其长期延续的文化关系结构有不可忽视的对应关系。
把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做比较，尤其是与世界上那些民族关系结构同样复杂的文化做比较，中华文化在民族文化的关系结构方面有这样几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中国文化虽然是一个内部差异明显、成分复杂的文化体系，但其中存在着一个起核心作用的主体文化，其他民族的文化则是作为区域性、地方性的非主体文化而存在的，即核心主体民族文化与区域地方民族文化的长期并立共存;二是作为主体核心民族的汉文化有强烈而稳定的凝聚力，作为地方少数民族的文化则表现出明显的向心力，即核心文化之凝聚力与地方文化之向心力两种力量交互作用同步发展;三是在中华国内各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兼容性与相融性有机统一的历史文化演进格局，这一格局让不同文化在相互包容的基础上逐渐走向相融。
正是在上述这样一些相互关联、互为因果的各民族文化关系结构的作用下，中华文化形成了一种“整体一致性发展与多样差异性发展”两种趋势长期并存而又协调互动的运行机制，一种富于实用理性色彩和弹性机制的民族文化关系格局。它使得中国能在东亚大陆这个广阔巨大的空间范围上，一方面，汇纳众多民族文化为一体，藉此以维系多民族国家的持久统一而不致分崩离析；另一方面，它同时又保持了国内各民族相互有别的文化个性、文化特征的长期存在，缘此又使中华文化有着基于内部民族文化之多样性而产生的自我更新、自我激励的生机与活力，使得在以往漫长世纪里，中华文化虽处于一种与外部世界交往相对有限的不利状态下，仍可以通过中华广阔地域内东西南北各民族之间不同文化的一次次大规模碰撞交流而得以一次次地除旧开新、焕发生命力，避免了因文化形态的过于单一而走向凝固、僵化、偏执和独断。从这样的角度审视，我们方可以更深切地体会到我国各少数民族对于中国文化之形成、延续和发展所具有的独特贡献，看出各少数民族在中华文化这一复合有机体中的特殊位置。
三、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内部凝聚力与创新活力
中华文化这条奔腾不息的河流，不是仅来自某个单一的源头，它既有多元萌发的特点，在漫长岁月里，又汇集了众多的域内外各民族文化川流，加入了相互有别、个性互异的多源文化成分。而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如此久远地川流不息奔腾向前，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能够成功地处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能够有效地协调一个多元复合文化有机体内各部分的相互关系。从世界史的层面上看，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代，许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多民族国家的性质。许多文明古国，尤其是那些在世界历史上产生过重要作用的古代大国，更是有着较为复杂的民族文化背景结构。这些辉煌一时的大国后来之所以走向消亡，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重要原因，是它们无力协调复杂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帝国的崩溃，常常是因为国内国外不同源流和形态的文化之间的大规模冲突、排斥或对抗促成的。历史上的许多时期，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曾出现过与当时的中国并立的一些大帝国。上古时代有亚述帝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孔雀帝国、安息帝国、罗马帝国等等。随后，公元1~3世纪有贵霜帝国，3~7世纪有萨霜波斯帝国，7~11世纪有阿拉伯帝国，11~13世纪有塞尔柱土耳其帝国，14世纪以后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莫卧儿帝国，以及近代欧洲出现的大不列颠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等等。这些帝国大多是军事征服的产物，帝国内的各民族之间缺乏足够的文化联系和纽带，居统治地位的民族或者不具备足够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和吸引力来汇纳整合帝国范围内的各民族文化，或者直接采取强制暴力式的民族文化征服与同化政策，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引起日益尖锐的民族冲突对抗，帝国最终四分五裂而不复存在。
因此，对于一个庞大的、由众多民族组成的国家来说，如要维系自己的长期存在，它就必须在国内各民族文化间形成一种稳定而又富于伸延弹性的适应性机制，一种具有灵活性和包容性的民族文化关系结构。这一机制能够汇纳众多民族文化为一体而又允许各民族文化个性的长期存在。而在民族文化关系结构上，需要在多民族国家文化的整体一致性发展与多样差异性发展两种趋势之间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平衡状态，一种适应性变迁的格局。
之所以必须如此是因为，一方面，只有形成一种超越国内个别民族范畴的，为国内所有民族认可的国家文化共识体系，才能维系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才能为国家的长久统一和存在提供相应的文化纽带、文化基础。另一方面，在一个庞大的民族构成复杂的国家中，又必须始终正视各民族文化差异这一客观事实，尊重各民族对自己文化及传统的特殊情感依恋，允许各民族保持自己的文化特征和文化个性。在各民族相互间形成文化相容关系的格局下，使其在并存中相互渗透，在交往中相互容纳，逐渐地在各民族文化之间形成和合共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经由兼容而走向相融。反之，任何企图强制铲除国内各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同化政策，不仅无助于统一国家文化体系的形成，不利于国家统一目标的达到，相反，它还足以促成广泛的国内民族文化对抗冲突和反叛分离运动，加速多民族国家的解体。历史上，那些雄极一时的庞大帝国，无论是古代的亚历山大帝国、波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还是近代的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它们之所以走向解体消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后来都因普遍的民族压迫政策而变成了“各民族的监狱”，民族关系高度紧张和对抗不断加剧，终使帝国走向了瓦解与消亡。
而中华文化的长久延存与连续性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它形成了一种各民族文化长期并存的相容调适机制，得益于主体核心民族文化与地方少数民族文化的长期并存并立，以及它们之间逐渐成长起来的核心文化凝聚力与边缘文化向心力。
应该说，历史上中华文化内部并非不存在各民族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事实上，这种冲突对抗是一直存在的，有时还会采取较为激烈的形式。在华夏族和汉族中，有所谓的“夷夏之辨”和“夷夏之防”，各少数民族对汉文化也有排斥、猜忌或抵触的一面。但总的来说，较之世界其他许多文化，中华文化的相容性和温和色彩却是十分突出的。中国历史上较少发生基于宗教、种族、文化差异而导致的大规模冲突战争。那种基于宗教文化精神而产生的文化偏执、独断、排斥和狂热，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狂热的宗教献身精神与征服意识，并不曾在中华文化中得到支配性发展。一方面，在中华文化中处于核心位置的汉民族文化，是一种以世俗性的伦理道德为特征的儒家文化，它偏重文治和道德感召力而反对以战争军事手段追求国家的统一。认为“仁者无敌”而倡导“王师”。另一方面，与这样一种文化传统相联系，儒家文化对于边疆各民族文化的态度，在处理国内的民族文化关系方面，也具有某种较为明显的实用理性色彩和宽容精神。它虽然也强调道统，企望“以夏变夷”而“定于一”，但却主张对国家政治统一理想的追求和帝国秩序的建立，必须是以道德召感和文化示范为纽带，行仁政而使天下归心。
在这样一种国家政治理想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历史上的中华多民族国家，在具体处理国内各民族相互关系的政策措施与管理手段方面，比较早地逐渐形成了在今天看来也足称政治智慧的成熟而有效的模式——或者是运用所谓的羁縻体制、土司体制，或是通过朝贡贸易与藩属体制，其基本特点可概括为在保证中央王朝的政治权威和统治权力的前提下，对于边疆民族地区和周围藩属国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状况并不强求同化和做根本的改变。表现出一种在多元复杂的多民族国家政治框架下，国家统治体制与方式的适应性、灵活性和变通性。毫无疑问，中央王朝处理边疆民族关系的这种传统，对于中华文化之呈现出主体核心民族文化与边疆地方民族文化长期共存并立的独特状态，有着直接的关系。无论是从东方历史还是西方历史来看，文化统一或国家文化一体化要真正获得成功并长期稳定下来，必须是经由文化自然交往和逐渐融合的和平方式才可长期延续，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国家统一文化的形成并非一定要以消除各国内各民族之文化特性为代价。它应该是在允许国内各民族文化传统与特性存在的前提下，通过发展国内各民族间的文化联系和文化依存，在相互渗透中共同创造出超越了任何一个单一民族范畴的新的国家文化体系。这一文化体系既以国内所有民族原有文化为构成要素，但又具有更为丰富、更为博大、更为包容的形式和内容。
这里，我们还要着重说明一个人们很少意识到的问题，即中华文化内各少数民族文化的长期存在，及它们与汉族文化的长期并存而由此引起的中华文化之多样差异性发展趋势，对于中华文化之得以如此长久地存在和连续性发展所具有的特殊意义。过去，人们常常把中国文化看成是同质一体化程度很高的文化，并以此来说明中华文化的悠久和连续性，但这却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我们说，文化多样性仍是文化获得发展活力的重要条件。不同文化之相互交流、激励、碰撞，可以激发出文化发展的新的契机和空间。
人们时常会指出历史上的中华文化的自然地理空间是较为封闭而不利与遥远的世界其他文化交往的，但为何在这样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下，中国能如此长久地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而持续发展呢？这里，我们应该考虑到中华文化其实是在东亚大陆这一如此之巨大的空间范围上，以这一空间范围内生存着的如此之多的各民族的文化为其发展的创新资源和支撑养分的。历史上，由于拥有这数十个生存于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中的少数民族文化，才使中华文化一直呈现着一幅色彩斑斓、个性丰富的图景。正是因为长期保持了如此之多的各少数民族文化特征的存在，才使得中华文化内部有了一种矿藏丰富、土地肥沃的文化原野，有了一种支流纵横交错的精神文化川流，它可以使中华文化受惠于历史上境内各民族之间：北方民族与南方民族乏间、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礼仪儒冠民族与尚武粗犷民族之间的一次次大规模文化交流与碰撞，从而激发活力，除旧开新。不唯如此，这种对多民族文化个性的宽容传统，还使中华文化保持了一种较为开放多元的形态和理性现实的色彩，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或至少是减弱了因文化形态过于一致单一而陷入凝固僵化乃至偏执独断的趋向。
历史上，中华文化固然以较为成熟完备的汉儒文化为核心，以此来稳定中国文化的脉络和传统。然而，汉儒文化本身那过于凝重沉厚的伦理道德和礼仪教化，它那过于雕琢精巧以至于多少已呈现出拘谨、世故、沉暮的文化性格，它那对人的行为举止观念情感无所不包，并加以规范的所谓“六礼、七教、八政”，固然有助于汉儒文化的制度化和稳定，但也可能因此而压抑了人的畅快纯真的自然天性，束缚了人的自由驰骋的奇思幻想，禁锢了人的千姿百态的个性，从而使汉儒文化丧失勃勃的生机和活力，而这，显然是无助于文化机体的长久发展延存的。事实上我们看到，在中国历史上许多个汉民族统治王朝的后期，当汉儒文化经过一段长时期的持续发展而多少陷入过于烂熟、圆滑，过于沉暮和繁复，当中原礼仪之邦的汉儒民族因礼仪教化和文儒之风过于沉溺持重之时，被其视之为“外化之民”的那些所谓的夷、狄、蛮、戎诸族，那些纵横驰骋于万里大漠草原和荒寂高原雪域的粗犷剽悍的游牧民族，带着他们与汉儒文化不同的生存方式、观念和情感，带着他们与中原文化相异的文化个性和文化特征，大举南迁东进，总是都会给中原汉儒文化以巨大的冲击。在发生战争、暴力和拼搏的同时，也一扫汉儒文化和中原民族的暮气文弱，给汉儒文化又注入了新的英雄豪气和勃勃的自由天性与生机活力。无论是秦汉之后的魏晋南北朝大规模的民族迁徙与冲突，或是晚唐之后搅乱中原的那些胡服骑射，抑或是两宋文人时代之后横扫大江南北的元蒙金戈铁马，乃至明末之时大规模的满蒙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大清王朝，都以不同的方式对中华文化之发展起到了除旧开新、荡涤暮气，重注创新活力的作用。它们在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掀起一个个高潮，波浪起伏地推动中华文化向前发展。
从世界文化的发展史来看，文化发展的动力往往来自不同源流、形态互异的多元文化之间的并存、碰撞与刺激。有的西方学者曾认为，近代以后西方文化之所以重新崛起，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在进入中世纪以后那个看似文化停滞黑暗的近千年中，却发生了虽然缓慢但却具有根本意义的三大源流文化的交汇重整的过程，即希腊文化、希伯来文化和日耳曼蛮族文化的交汇重整。其中，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我们都很熟知，因为前者提供了所谓的科学、理性和艺术，后者贡献了所谓的信仰、情感和宗教。而对于蛮族文化，我们却关注不多。实际上，那些被称作是日耳曼蛮族的所谓野蛮人，包括从古典时代后期就不断向欧洲西部、南部迁徙征服的法兰克人、汪达尔人、伦巴德人、东哥特人、西哥特人，以及更加勇猛，“使罗马人和日耳曼人闻风丧胆”的匈奴人，他们贡献给西方文化的是冒险精神、征服意识、浪漫激情以及所谓的骑士风格和牛仔性格。这种看似野蛮落后的“蛮族文化”，给西方文化带来的活力与冲动，对于以个人主义为特征的近代西方文化的兴起及其全球扩张征服，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于中华文化，现在人们大多也意识到它是有着某种多元结构的，但论者大多还只是从“儒、释、道”三者的角度来理解中华文化的多元性。事实上，对中华文化的多元结构，更多地还必须同时从中国历史上汉民族文化与众多边疆少数民族文化之并立共存这样的角度上来分析。例如，历史学家都称唐朝为大唐盛世，然大唐王朝的恢宏灿烂，它的大度气势和雄壮刚健，它那气象万千的文化景象，却正是受惠于魏晋南北朝数百年之久的民族大冲突大交汇，受惠于来自边疆大漠草原的北方鲜卑、匈奴、乌桓、揭、氐、羌诸粗犷民族与汉儒民族的文化碰撞。而大唐王朝初年对上述这些统称为“胡人”的少数民族文化采取兼收并蓄的文化政策，形成“胡汉混血”的李唐王室统治集团和唐初独特的“胡汉”型文化，才使大唐王朝有了那样一种儒雅与粗犷并存、诗文与武威互映的恢宏文化气势。所谓“唐风唐韵”，正是汉儒礼仪文化与壮美的北方西域各民族“胡风胡气”文化交织迸发而成的一种博大的文化风韵。正是雄奇壮丽的西部大自然情怀，它那粗犷勇猛的马背民族性格才激发出盛唐边塞诗的那种阳刚气质和豪放格调。在中华多民族国家发展的漫长历史上，边疆各少数民族不仅在各种具体的物质生产、技术发明、文学艺术等方面也有许多同样重要的成就，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应意识到，边疆各少数民族文化对中华整体文化发展之特殊意义，还在于它们作为与汉儒文化不同的文化形态，它们为中华文化的发展不断注入了不同的文化精神、文化气质和文化性格，从而对处于中国文化主体核心地位的汉儒礼教文化之不断更新起着调节、平衡、推动的作用。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明、清之后，随着汉儒文化、佛教文化和定居生活方式逐渐改变了北方诸蒙满民族粗犷勇猛和自由不拘的文化传统，中华文化本身也一度逐渐失却了往昔那种文儒礼仪与粗犷豪雄并存的平衡状态，而失去英雄豪气的汉儒礼教文化随之变得越来越凝重、沉闷，民族性格也就越来越拘谨、文弱。而这，显然是不利于中国人在近代抗击那些西方“野蛮征服者”的。所以近代以后，中华仁人志士在唤起民族精神、激励民族勇气的过程中，才一而再地要回到中华民族曾有过的英雄时代，去重拾中华民族的英雄启蒙时代的民族精神，重建一个青春向上的少年中国，一个奋发向上的激情中国。
今天，我们需要从中华文化的整体格局上来探讨我国各民族文化的基本形态和发展特征，探讨汉民族和各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华整体文化这一宏观环境下之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探讨各少数民族文化如何在与汉民族文化发生互动互渗的进程中一起参与了统一的中华文化的历史构建过程，进而揭示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价值及其在创造统一的中华文化中的历史地位和独特贡献，以显示中华文化独具的多元一体特征及其各民族在这一多元一体格局下所具有的历史向心力和现实凝聚力。而这一切，对于我们真正理解中华文化的特质，对于我们全面把握中华文化的历史命运和现实走向都有着特殊的意义。
“温故知新，鉴往知来”，如果说中国未来之发展前景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的内地与边疆、东部与西部、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是否能和谐并进共同发展，那么同样的，世界的未来，则很大程度上亦将决定于中国这样一个世界性的文明古国与崛起强国，能否与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乃至西方发达国家，共同建构起一种合作共赢、和合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以此去“化成天下，包容世界”，开万世之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