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宇 | 国际中文教材国家形象自塑的二元表达
梁宇，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华文教育研究院（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专职科研人员，编审，硕士生导师。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学术交流与出版专业委员会委员。曾任高等教育出版社汉语国际教育分社社长。研究方向为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研究、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研究。在研课题有：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发展报告（2022）、国际中文教材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国际中文教育数字化教材前沿动态与创新机制研究等。著有《国际中文教材评价理论与方法》、主编《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发展报告（2021）》，发表专业学术论文20余篇。
引 言
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首次提出“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强调：“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强调了新形势下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向当今国际社会“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实践途径。
国家形象研究始于19世纪50年代，涉及政治学、外交学、传播学、国际市场学、公共关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近年来教材中的国家形象成为语言教育研究的热点，如英语作为二语教材中的多元文化价值观、文化及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话语建构等主题。国际中文教材（以下简称“中文教材”）是中文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载体，是外国学习者学习中文的主要工具，是展示中国形象的重要窗口。中文教材的国家形象研究数量较少，国外研究主要侧重文化价值观和国家认同。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中能够检索到的相关论文仅10余篇，主要是对教材中人物形象、文化形象、城市形象等的考察和分析，樊小玲则从传播学视角探讨了中文教材的话语实践功能。总体来看，学界对中文教材国家形象研究关注不足，国家形象的建构策略及其顶层设计亟需加强。因此，在当前推进我国文化强国战略、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在中文教材中如何塑造并传播良好的中国形象，丰富中国形象的国际表达，具有重要而特殊的意义。
一、中文教材国家形象的内涵
中外学者对国家形象的概念进行了多维度诠释，较为典型的定义有：国家形象是“关于某一具体国家的描述性、推断性、信息性的信念的总和”。国家形象是“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是“国家的客观状态在公众舆论中的投影，也就是社会公众对国家的印象、看法、态度、评价的综合反映，是公众对国家所具有的情感和意志的总和”。由此可见，一是国家形象兼具整体性和多样性，整体性是指对一个国家形成的总体的、综合的印象，这种印象既可以是个体形成的也可以是群体构成的；多样性是指国家形象的构成要素繁多且庞杂，这些要素中既有抽象的也有具体的，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二是国家形象兼顾客观性和主观性，客观性在于“国家”是一个实体，由千千万万的有形物质和客观存在的现象构成，主观性则体现在它是公众的价值判断。三是国家形象具有主体间性，它是自我建构（也称为自塑）与他者建构（也称为他塑）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自我认知（本国表达与感知的国家形象）与他者认知（他国感知与认同的国家形象）相互作用的传播过程。
教材是根据一定学科的任务编选和组织的，具有一定范围和深度的知识技能体系，一般以教科书的形式来具体反映。中文教材是教材的一个特定门类，指的是以国内外中文学习者为教学对象，以中国语言文字和文化为基本教学内容，以培养学习者中文交际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为目标的第二语言/外语教材。中文教材是体现国家形象的重要场域，并以塑造中国国家形象为主体和重点。中文教材中的中国形象是中国的客观形象经过编者的理解、组织和再创造，借助中文教材这一对外教学媒介传达给外国学习者，学习者再通过学习行为和知识技能内化，形成对中国形象的自我整体感知和价值判断。在此过程中，它一方面是教材编者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和构拟，映射的是编者对中国形象的整体理解。需要强调的是，编者既可能来自中文母语国，也可能来自非中文母语国，还可能是两者的组合团体，形成自塑、他塑、合塑不同视角的中国形象。另一方面，它也是学习者对教材中的中国形成的印象、看法、态度、评价的总和。
中文教材的受众、内容、性质、功能决定了这一重要国际传播媒介中的中国形象具有极强的特殊性。第一，与文学和影视作品相比，中文教材反映的中国形象更加真实客观，文学和影视创作大多是基于个体经验和主观感受的虚构故事，而中文教材旨在提高学习者的中文交际能力，强调中文的交际性和工具性，教材设计的交际目的、交际语境、交际话语都近乎真实，反映的语言文化事实基本客观。第二，与报纸、广播、网络等媒体相比，中文教材更加凸显教学性和教育性，具有教学和育人的功能，尤其强调知识的权威性和语言的规范性，它构建的中国形象对学习者会产生直接的，甚至是长远的、根本的影响。第三，与一般书籍和其他教材相比，中文教材更加注重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统一，民族性是指中文教材以中国语言文字和中华文化为主要教学内容，这使得中文教材具有与生俱来的中华民族文化特性和家国情怀，其中华文教材更加强调民族和文化传承的功能；国际性主要体现为教材的受众是海内外广大中文学习者，其中大部分受众为母语非中文的学习者，而且他们身处海外各国，这就要求中文教材的表达必须适应世界语境，具备国际视野。
二、中文教材国家形象的“内刚”与“外柔”
中文教材体现的中国形象具有整体性。教材是课程的物化形态，具有物质载体的外表，这就决定了它具有“外显”形象和“内在”形象构成的一组二元结构。“外显”形象具体指通过文字、图片、声音、影像等符号或信息呈现出的外在的、显性的、可见的、具体的形象，构成要素包括但不限于中国的政治形象、经济形象、社会形象、文化形象、人物形象、城市形象、生态形象等；“内在”形象是指教材将学科发展水平、技术融合程度、教材研发能力等综合条件内化后反映出来的内在的、隐性的、抽象的形象，“内在”形象一般要通过“外显”形象具体呈现出来。“外显”形象是当前中文教材国家形象研究的主要范畴，“内在”形象在中文教材整体形象塑造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却容易被忽视，而将中文教材“内外”形象统一起来，可从更为宏观的视角看待教材中国家形象的系统性建构问题。
刚与柔是一对矛盾统一体，“刚柔并济”蕴含了中国古代哲学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注重把握好基调，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一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我国国际传播顶层设计中所塑造的“刚中带柔、柔中带刚、刚柔并济”的中国形象。中文教材呈现的中国形象也同样需要“刚”与“柔”相得益彰，既要“自信、坚定、强大”，又要“柔和、温暖、亲切”。
中文教材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应注重塑造“内刚外柔”的中国形象，“内刚”是指教材在语言文化、学科发展、科技支持、研制水准、出版能力等方面表现出的强大内力和实力。“外柔”是指教材在叙事题材、表达内容、话语实践、传播语境、需求关怀、呈现形式等方面体现的柔和度和亲和力。中文教材塑造并传播“内刚外柔”的中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它是我国文化强国战略、提升文化软实力战略、文化“走出去”战略的迫切需要。国际中文教育是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文教材建设是事业发展和学科进步的重要体现。中文教材具有与生俱来的中华文化基因，肩负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的时代使命，中文教材的国家形象“强起来”，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学术话语权，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走出去”，以更加可亲可爱的面貌“融进去”，既符合我国国家战略的总体部署，也有利于丰富世界语言生活和文化多样性，为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贡献力量。
其次，它是百年变局下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的现实选择。百年变局之下，国际局势错综复杂，全球正处在公共卫生风险、经济金融风险、地缘政治风险、环境气候风险等多风险叠加中，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部分外国势力宣扬“中国霸权论”，孔子学院被“污名化”，中文教材也常被推到舆论斗争的风口浪尖。在新形势下，我们迫切需要中文教材发挥“柔性传播”的功能，“润物无声”地传播中国语言和文化，增加外国民众对中国和中华文化的认知，消除刻板印象带来的误解误读，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形象的理解与认同。
最后，它也是推动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路径。国际中文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让外国学习者更快更好地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作为中文母语国，我们有责任为世界各国提供优质的教材及服务，优化教材呈现的中国形象，满足各国多层次中文教学需要，使中文和中华文化更具影响力、感召力、亲和力。
三、中文教材国家形象的“内在刚性”表达
（一）塑造文化自信形象，凸显我国文化软实力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坚定的文化自信有利于赋予文化主体通过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和饱满的民族精神状态来塑造良好的国家文化形象，增强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也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认识中国文化、理解中国人民的价值追求。中文教材应塑造坚定自信的中国形象，这源于中华文化几千年的丰厚积淀，也来自中文母语国责无旁贷的责任和担当。
应对中文教材树立语言文化自信，表现为教材在中文和中华文化知识技能体系方面的深刻理解和准确阐释。中文是中国的通用语言，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是中华民族形象塑造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文教材的编写应基于对中文本体知识的系统化和逻辑化，应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接续传承和当代阐释，应反映当代中国国情文化的历史渊源和发展现状，应将中文和中华文化置于世界语境之中，成为世界多样语言和多元文化的有机构成。在中文知识体系方面，教材应进一步遵循科学编写规律，着力塑造中文“易学、有用、有趣”的正面形象，提升中文的经济价值和交际价值，提高中文的国际声誉；在文化知识体系方面，教材应树立中华文化“丰富多彩、开放包容”的积极形象，增强文化主题的丰富度和趣味性，以丰富多元的文化内容构建全面立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形象，在与他国语言文化比较中增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对文化体系中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价值观文化既不能刻意回避也不要鼓吹炫耀，而是要在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基础上，着力优化叙事结构和表达方式，深入浅出、准确无误、客观平和地阐释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核心价值观。例如《会通汉语》里有一段关于中国高考制度的听力课文。对于这一关乎千万学子前途命运、体现国家教育制度的严肃话题，教材巧妙地采用了跨文化视角，将中国高考、印度“残酷的选拔战争”、韩国的“高考刑场”、日本“地狱般的高考”、美国“毫无压力的高考”置于同一语境，进行“群像描写”，编者用轻松诙谐的笔调刻画了各国高考的特点，以平视的眼光看待各国高考的趣闻，使外国学习者潜移默化地进行着东西方教育文化的比较和思考，而这种生动活泼的构思和客观平等的呈现无不体现着我们在解读制度文化时的自信和从容。另外，教材所反映的中文和中华文化知识技能体系应形成国际标准，这有利于中文教材在国际第二语言教育领域塑造标准化的权威形象，展现学术实力。2021年我国相继出台了两个重量级国际中文教育标准：《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和《国际中文教育用中国文化和国情教学参考框架》，两个标准对全球中文和中国文化教学发挥了引领作用，显示出我国中文国际化治理的气魄和实力。
应对中文教材树立教学理论自信，表现为教材在中文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法理论方面的突破与创新。教材是展示教学法思想的重要平台，中文教材已从语文教科书中独立出来，并在充分继承中文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法理论精髓，选择性吸收国内外其他二语教学法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确立了“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教学思路。“三结合”理念在《实用汉语课本》（1981年）、《新实用汉语课本（第1版）》（2002年）、《新实用汉语课本（第3版）》（2015年）3套教材的编写实践中不断拓深和完善，对西方二语教学法理论进行了有益补充。中文教材向来重视学习、研究国内外第二语言教学方法和理论，并善于将其运用于教学实践和编写实践中，进行中国化改造，初步形成了兼具中国特色和国际视野的教材建设体系。当前世界范围的教育组织方式和教材形态发生了巨大变革，中文教材应立足世界各地、线上线下各场域的中文教学实践，积极探索、总结中文教学的经验和规律，将中文本体研究、中文作为二语的习得和教学法研究精华吸收到教科书编写中来，形成“教学实践与研究——教材编写实践与研究——教学实践与研究”的完整闭环和良性循环，推出一系列中国原创的二语教学和教材编写思想，实现对西方二语教学法理论的超越。
应对中文教材树立发展道路自信，表现为我们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教材建设成就的经验总结及未来规划。中文教材建设顶层设计成效显著，全球中文教材达19，530种，涵盖80个语种，年均发行世界101个国家的1200余个中文教学机构，《体验汉语》《快乐汉语》《轻松学中文》《跟我学汉语》等多套精品中文教材融入20余个国家国民教育体系，国际中文教材“走出去”“融进去”的发展格局基本形成。美国的《中文听说读写》、新加坡的《欢乐伙伴》、法国的《你说呀！》、西班牙的《汉语之路》、意大利《意大利人学汉语》、匈牙利的《匈牙利汉语课本》、喀麦隆的《你好，喀麦隆》等一大批本土教材在海外中文教学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我国中文教材的理论研究与编写实践形成了良性互动，全球中文教材的跨国流通日益频繁，编写思想超越国界，互学互鉴。教材建设是我国语言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中文教育正迈入高质量、内涵式发展阶段，因此更应该注重科学规划教材建设的发展道路。教材规划应明确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落实重点任务和行动计划，围绕中文教材如何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以及国家强国战略等重大问题开展研究和实践，注重教学资源生态发展中的优胜劣汰法则、竞争共生法则、循环再生法则等，充分调动市场机制、反馈机制等，促进全球中文教材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正如对外日语教材给人清新简洁的印象，对外法语教材力求传递法国精神等，中文教材建设规划还应重视形象规划，首先应对现有教材中的国家形象开展大范围调查，包括对教材内容的分析和对教材使用者的形象认知调查，将二者结合以便全面了解中文教材国家形象的建设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策略。总之，中文教材建设规划是一个系统工程，但将规划转化为行动有助于塑造我国在全球中文教材发展中“负责任、有担当”的国家形象。这种宏观、整体、正面的形象塑造尤为重要。
（二）打造科技赋能形象，彰显我国国家硬实力
科技强则国家强。纸本早已不是教材唯一的呈现形态，科技进步与融入成为推动教材发展与变革的动力引擎。近年来中文教材逐步走向资源化、数字化、智能化，资源规模和产业模式迅速形成。智能机器人“阿尔法蛋”在2017年度“汉语桥”中文比赛中运用中文和外国友人自如对话；“中文联盟数字化云服务平台”“国际中文智慧教育云平台”在中文教学资源和平台建设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华文教育区块链平台“梅兰书院”面向海外华校开展华文和中华文化课程教学；虚拟仿真实验“新时代中国故事”尝试采用虚拟现实技术，让学习者具有身临其境的学习体验。中文教材的“数字化”“智能化”形象体现了教育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彰显出国家的“硬核”实力。
塑造中文教材的“科技”形象，应进一步加大资金和技术投入，加强中文教学资源和平台的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提高国际中文在线教学资源的储备和供给，推动教学改革与创新，提升国际中文教育整体服务能力。因此，我们首先要重视教学内容资源的基础性开发。数字时代依然要坚持“内容为王”，教学内容是构成教科书的基本要素，教学内容体系化是教科书的存在形式。然而数字时代的教学内容不再拘泥于文字和图表，其类型不断丰富，音视频、网络课程、自媒体，甚至评论、弹幕都成了教学内容的组成部分。为此，教学内容的融合开发、多种资源的协同配置，是中文教材数字化工程中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其次要注重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建设。其中包括资源建设机制、资源监管机制、资源审查准入机制、资源更新迭代机制、资源服务绩效评价机制、资源知识产权保障机制等。一方面，应以科学规范的建设标准和灵活多样的汇聚方式，提高优质资源建设、汇聚、整合的规模、质量和效率，建设各类数字教学资源库，提供教师教研、备课工具，为线上线下国际中文教学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探索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下的资源审核模式，利用区块链技术保护资源知识产权，通过用户评价和第三方评价，推动基于评价的资源动态更新和升级，实现资源的迭代优化和可持续发展。再次要鼓励基于新兴技术的资源开发与应用。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知识图谱、人工智能、人机交互、区块链等新技术，进一步丰富资源的形态与功能，努力实现教学应用场景的全面覆盖。最后要深化科技赋能的中文教学模式改革与创新。一要鼓励基于数字资源的教学实践，在提高教学效率的前提下及时总结规律、提炼模式；二是以适配资源促进全球中文教育均衡发展，缩小“数字鸿沟”，以开放的姿态同世界各国共享教育创新发展成果，融入全球数字教育创新网络。
四、中文教材国家形象的“外显柔性”表达
（一）展现可爱形象，提升国家叙事共情力
相关研究发现，人们接触到可爱事物后会放松警惕，消除戒心，增进温柔的情感。可爱信息是全人类通用的语言，在传播中可以提升积极情绪，弱化压力因素，增加机动技能，并且在传播中特别容易被识别。中文教材塑造可爱形象，传递更加温暖、愉快、美好的积极感受，对宏大深厚的国家叙事发挥“柔化”作用，不但有助于营造快乐轻松的中文学习氛围，也能够让“可爱”的中国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优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讲好中国故事是新时代中文教材健全话语体系、优塑中国形象的关键，而面向外国学习者讲好中国故事，更要凸显“可爱”的叙事特质，这是对中国故事进行国际传播的有效策略，也是中国故事分众化表达的具体体现。
教材中可爱的中国故事应基于学习主体的感受，让外国学习者沉浸在故事中，通过气氛和情绪的感染产生共情。共情是一种心理上情感共振的状态，当学习者全身心投入到故事情境中，情绪、思维、观念与所学的语言文化融为一体时，共情状态由此产生，这是学习者成功习得第二语言和文化的理想条件，也是传播可爱中国形象的有效路径。可爱的中国故事需要真实生动，以增强学习的投入度；需要积极向上，以传递乐观健康的生活和学习态度；需要轻松活泼，以降低学习中的情感焦虑；需要用当代中国的故事，以消除学习者心目中对中国古老、神秘、遥远的刻板印象；需要用具有文化通感的故事，在主体间产生共情。然而，上述故事创编的取向也不能走极端，感人的故事不要成为“催泪弹”，要用温情动人；正能量的故事不要一味地弘扬歌颂，宏大叙事让人心存敬畏、敬而远之，相反，平和自然的叙事更加深入人心；传统文化的故事不能全盘否定，而应“古今兼顾、以今为主，说古是为了论今，意在向中文学习者介绍当代中国的文化和习俗，展示鲜活生动、发展变化的当代中国的形象”。价值共享的故事也不能刻意迎合西方价值观，“而是追求能够对话的人类共享价值观，如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根据上述原则，中文教材选择并创编丰富多彩的中国故事，展现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地理、历史、生态、旅游等多角度、多侧面的形象，从而构建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
可爱的中国故事里离不开可爱的中国人物和美丽的中国地方。在可爱人物塑造方面，现今大部分中文教材（特别是初中级教材）在人物身份、外形、性格、观念、关系等方面都进行了精心设计，《长城汉语》中刻画了风趣幽默的李冬生、率真俏皮的王杨、温柔美丽的张园园等可爱人物；《新实用汉语课本》塑造了宋华、陆雨平等当代中国人物热情开朗、乐于助人、勤俭节约、谦逊亲和的可爱品质。真实生活中的平凡人更符合外国人对可爱人物的审美期待，李子柒通过自媒体的海外走红印证了这一点。中文教材也应努力从真实生活中取材，塑造中国平凡人的可爱之处，力求以草根人物打动世界，以平民视角讲述国家叙事。教材采用吉祥物、卡通造型作为叙事主题和“主人公”形象，也能达到塑造可爱形象的目的。《酷熊猫》《七色龙》《轻松猫》等中文教材均设计了生动可爱、栩栩如生的卡通形象，很容易让外国学习者产生亲近感。由此可见，人物形象不仅是一部教材成功与否的关键，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和认知也至关重要。相关研究提出中文教材中的人物形象应增强教材内容的故事性、趣味性；人物应具有真实性、文化性和跨文化性；应注重人物性格鲜明多样、动态发展和情节的前后关联；人物关系应丰富，引导故事情节不断演进。这都是塑造可爱人物形象的有效策略。
在美丽地方展示方面，很多中文教材将故事场景设置在中国，这为多角度展示中国的城市形象、地方特色和风土人情提供了可能。教材在地方形象塑造上，第一，要反映中国地方的多样性，中国不仅有“北上广深”等大城市，还有很多美丽且快速发展的新兴城市，中国不仅有城市风光，无数的村镇更具历史文化魅力。以《环球汉语》为例，这套多媒体教材采取实景拍摄的方式，设计了美国女孩Lynn来到中国广西阳朔教英语的故事，重点展示了阳朔、北京、西安、苏州、青海湖5个地方的秀丽景色和具体真实的生活场景，让学习者感受到中国多元的地域文化。第二，要发掘并展示中国地方的独特性和时代性。彭飞、马励励的研究发现中文教材塑造的城市形象存在同质化问题。这就提示我们，中文教材要善于挖掘中国各地独特的历史文化元素，展现真实而别具一格的区域形象。另外，中国的发展变化日新月异，教材应与时俱进，展现各地蓬勃发展的新面貌和新景观。第三，要注重中国地方形象的场景化塑造。教材可利用丰富多元的场景，将之设计为教学活动的环节、课文对话的背景、练习活动的元素，在学习者认知中潜移默化地塑造独特秀美的中国地方形象，可谓事半功倍的做法。
将可爱人物和美丽地方融于一体，发掘、创作可爱的中国故事，在此方面，中文教材里不乏成功案例。《发展汉语》一篇题为“再平凡也可以活成一座丰碑”的课文，叙述了“海鸥老人”吴庆恒的真实故事。每年冬天，昆明的翠湖公园都会迎来大批红嘴鸥，吴老用微薄的退休工资买来食物，每日风雨无阻地去喂鸟。一年又一年，红嘴鸥认识了这个佝偻着背的老人，只要老人一来，鸟儿们就会围绕着他好久不肯散去，当地一位摄影家偶然抓拍到了“人鸟共戏”的生动镜头。当老人去世后，摄影家将老人喂鸟的照片摆到湖边，竟然引来无数的红嘴鸥，在老人照片上空来回飞舞，凄厉地叫着，“鸟儿为人吊唁”的场景令人动容。这篇课文讲述了人与鸟儿和谐相伴的故事，反映出人与自然朴素真挚的情感。外国学习者每每学到这篇课文，都会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为中国普通百姓保护生态环境的事迹而感动，也会对这个故事的发生地产生向往。据说很多留学生慕名来到昆明翠湖，带着食物喂一喂海鸥，以此缅怀课文里的人物。由此可见，教材内容已远远超越了中文教学的功能，而是通过语言文字的媒介传递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升华了教材的思想性和跨文化性。
轻松活泼的“外形”也有助于塑造中文教材的可爱形象。时至今日，中文教材已逐渐改变教科书装订成册的死板厚重“面孔”，灵活采用读本、活页、卡片、手账等方式，加入可剪、拼、贴的素材，给予学习者轻便、活泼、新颖、轻松的学习体验，实现教材物理形态上的柔性表达。让教材形式变得清新可爱，一要有创意，用独具匠心的创意形式烘托教材内容，增强教材吸引力；二要活起来，用多模态手段使教学内容更加形象直观，调动学习者的多重感官和多元智能；三要易使用，“使用友好的”（user-friendly）是学界对教材形式的重要评价标准之一，中文教材要在使用形式方面打造轻便易学的形象，尽可能符合他国使用者的审美情趣和使用习惯。
（二）呈现亲和形象，提高我国国际传播力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为中文教材融入多元文化提供了理论基础。中文教材不仅要树立坚定的中国语言文化自信形象，还要塑造与世界各国文化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亲和形象。在教育学领域，建构主义指导下的教材编制理念反对知识霸权式的话语表达，提倡将教师、学习者、教材置于对话交流的平等地位，达到“视界的融合、精神的相遇、理性的碰撞、情感的交流”的理想境界。中文教材服务海外各国教育教学系统，面向各国中文教学者和学习者，更应该呈现“亲近、平和、友好”的形象，拉近与各国人民之间的距离，让海外学习者易于接受、喜欢学习，通过教材学习增进不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互鉴。
为此，我们在教材编写中，要注意通过以下4个方面来呈现亲和形象。（1）要充分尊重他国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教材内容一方面不能违反他国相关法律法规，避免涉及他国主权、安全等争议性问题，不要触犯他国民族宗教信仰和禁忌；另一方面教材也应适当展示他国的文化特色和风俗传统，如泰国中文教材中关于合十礼、泼水节的内容，意大利中文教材中的饮食文化介绍、阿联酋中文教材中的阿拉伯民族文化传统等，让学习者感受到熟悉的社会文化环境，学会用中文表达学习者母国的历史人文和文化风俗，达到语言交流、文化交融的教学目的。（2）要在课程设计上与他国教育体制、课程标准、教学理念全面接轨。各国教育文化、教育体制不尽相同，中文教材的国际传播应充分考虑他国的教育文化类型和外语教育特点，与他国教育体制内的课程目标、课程标准、课程设置、教学理念、教学方法细致对接，对接程度越高，教材适用性越强。较强的适用性将会促进教材的亲和力，进而提高学习者对中文和中华文化教学内容的关注度，这也是《快乐汉语》《体验汉语》等中文教材融入海外国民教育体系的成功经验。（3）要在教学内容上与他国的语言特点和社会文化进行比较与融通。中外语言对比可直观反映中文的语言特点，强化学生对语言要点的逻辑化记忆。为教材中部分内容添加准确的翻译和注释，可有效降低理解教学内容的难度。在这方面，《走遍中国》采用的发现式语法编排方式，可以启发学习者注意到中英语法结构上的差异，引导他们在语法形式、功能和意义之间建立联系，有助于增强中文教学的效率。采用多元文化比较是中文教材实现“培养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这一教学目标的重要途径。通过比较异同并理解产生异同的原因，促进学习者中外语言和文化的融通。通过语言和文化对比展现文化间平等交流的姿态，传递开放包容的精神，实现文明互鉴的目的。（4）要在话语实践上考虑他国师生的理解和接受方式。要在“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上下功夫，让更多国外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不断提升对外传播效果”。在语势语态上应尽量平和，“对己方文化不炫耀、不溢美，对他方文化不贬损、不排斥，以中性的立场进行客观描述”。例如《博雅汉语》中的课文“采访孔子”，记者跨越两千多年的历史，对孔圣人进行了“采访”。同样是介绍孔子及儒家文化的课文，这种新颖有趣的形式拉近了古今文化的距离，促进了中外跨文化理解，在课堂上会产生更好的教学效果。总之，中文教材塑造亲和、亲近、亲切、亲善的美好形象，以海外中文教师和学生更容易接受的方式，“润物无声”地教授并传播中华民族的语言与文化，将会全面提升我国国际传播实效性。
结 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文教材建设主要以中文知识和中华文化知识体系、中文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法体系的构建和完善为工作重心，教材中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一直处于摸索状态，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目标、方向、策略均不明确。在当前中国国际地位快速提升、国际局势千变万化、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的时代背景下，在习近平总书记“5·31讲话”的指引下，我国作为中文母语国，应将中国形象的良好塑造和国际传播作为下一阶段中文教材建设和研究的重要任务。
本文提供了一个思考角度：我国中文教材应在国际传播中着力塑造“内刚外柔”的中国形象，一方面要“练内功”，塑造文化自信、科技赋能的“内在刚性”形象；另一方面要“展柔力”，呈现可亲可爱的“外显柔性”形象。中文教材做到“内刚外柔”更有利于中国形象在国际传播中行稳致远。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优塑中文教材的中国形象是一项系统工程，亟需更多系统性、实证性的研究和多维度、宽视角的思考，更需要脚踏实地的创新实践，只有这样方可为切实优化中文教材的中国形象并推动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发挥更大作用。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不收取任何形式的审稿费、版面费；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唯一投稿途径为云南师范大学官网学报编辑部https://xbbjb.ynnu.edu.cn/zsb/CN/1000-5110/home.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