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祖嫘 | 中文国际传播与中国形象认知的相关性研究——来自东南亚五国的实证
王祖嫘，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员，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访问学者，现任国际中文教育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中文教育，中文国际传播。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一般课题、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国际中文教育研究重点课题、北京市高校青年英才项目等，参与其他多个省部级项目。出版专著、编著各一部，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兼任国内多家学术刊物审稿专家，赴外中文教师及志愿者考官等。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组织了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指出，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发言多次强调了“中国形象”。可见，中国形象建设已成为我国对外传播的核心任务。中文国际传播在我国对外传播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国家软实力的促进作用在学界已多有论述（如赵世举，崔希亮，马晓乐、宁继鸣等）。从理论上说，中文国际传播有助于提升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在当前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新形势下，该项事业需进一步加强自身软实力功能的理论研究和创新实践，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发展大局，在传播过程中努力塑造正面的中国形象。目前有关这方面的理论探讨多，而实证研究少，中文国际传播对于中国形象传播的价值有待充分验证，实现路径有待深入探究。理论方面，实证研究有利于理性分析中文国际传播与中国形象传播相关性的表现形式、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进而科学搭建理论框架，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提供学理支撑；实践方面，有利于加深对中文国际传播功能的认识，探索发挥事业优势的途径；有利于精准把握不同国别区域和受众群体的传播需求与特点，推进中文国际传播的区域化、分众化表达，更好地在语言文化传播过程中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基于上述目标，课题组在东南亚五国——泰国、越南、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下使用简称）展开了一项实证研究。东南亚国家的中文国际传播具有大众性、引领性和典型性，该区域的研究能够为全球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中文传播提供有价值的参考。那么，该地区的中文传播对中国形象产生了何种作用？研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第一，中文国际传播同受众的中国形象认知是否存在正相关关系？第二，中文国际传播是如何影响受众的中国形象认知的？表现在哪些方面？
为探究以上问题，我们将量化与质性方法相结合，运用调查问卷、实地考察和叙事研究等方法，在2015~2019年收集了大量数据。
（一）问卷调查
采用自编《中国国家形象认知调查问卷》对东南亚五国民众进行抽样调查。问卷使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设计，从不同维度对东南亚五国民众的中国形象认知进行考察。纵观前人研究，国家形象的构成要素有抽象和具体之分，前者如Boulding,K.E.，关世杰等，强调评价主体对一国的整体印象；后者如孙有中，刘继南、何辉，周明伟等，分别描述一国形象的具体角度，其中政治、经济、文化、国民精神与素质是最主要的几项内容。本研究综合二者，参考国内外知名机构的国家形象民意调查的内容维度，将中国形象分为整体、政治、经济、文化、国民和产品等维度，其中“整体形象”代表调查对象对中国的总体印象，其余几项是中国形象的具体维度。结合本研究目的，我们将中文及其孔子学院的形象也纳入考察维度，以期观察中文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各维度间的相关关系。此外，问卷还设置了解中国的信息渠道和华裔身份认同相关问题，并设置开放问题两项，要求调查对象用词语联想和书面叙述的方式来描述中国形象（问卷信息详见表1）。
我们在东南亚五国高校中进行整群抽样，发放纸质问卷，同时通过网络对社会人士发放电子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1810份，调查群体分为有中文学习经历（59.4%）和无中文学习经历（40.6%）两类，以大学生为主体，同时包括部分社会人士（详见表2）。调查结果使用SPSS20版进行统计。
（二）实地考察
对抽样地点的中文教学机构进行实地考察，探索教学机构的社会语境、传播内容、方式和渠道等，以期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深入解读。调研范围包括泰国曼谷及其周边高校3所，缅甸南部和北部外国语高校2所，越南南部及北部高校3所，马来西亚吉隆坡及周边高校4所，印尼雅加达市高校3所。
（三）叙事研究
采取历时视角，从东南亚五国的来华留学生中遴选了中文零起点初学者和成功学习者（中文专业博士学位以上）各3名，进行为期2~3年的跟踪，两组各筛选出1名代表进行叙事研究，综合运用访谈、观察、实物分析等手段，还原学习者的中文学习历程，探寻中文学习经历对中国形象认知发展的影响规律。
（一）中文国际传播状况同受众的中国形象认知呈正相关
通过对不同国别、不同群体的数据进行多角度对比发现，东南亚五国中文传播状况同受众的中国形象认知呈正相关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有中文学习经历的群体中国形象认知明显较好
统计表明，在东南亚五国，有中文学习经历的群体对中国形象的认知显著好于未学过中文的群体。前者中国整体形象评价均值为3.2013，显著高于五点量表的中间值3，说明其中国形象认知好于中等水平；而后者的均值为2.9958，低于中间值，说明该群体对中国形象的总体评价较低（见表3）。分国别检验的结果呈相同趋势，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中文学习对中国形象的积极影响不仅表现在整体认知上，也表现在各具体维度上。以泰国为例，学过中文的人群对中国政府、经济、产品、文化、国民等所有维度的评价相对更高，对中文和孔子学院的评价也明显更为积极（见表4）。其他四国的情况与泰国呈相同趋势，偶有个别维度未见显著差异，但整体上可以看出中文学习对中国形象各个维度的积极影响。以上结果表明，中文学习对受众的中国形象认知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能够全方位提升学习者对中国的正面认识和态度。
2. 中文学习时长及水平与学习者的中国形象认知呈正相关
中文学习的平均时长和学习者达到的中文水平代表了一国中文传播的量与质。本文研究发现，中文学习时长和语言水平与学习者的中国形象认知呈正相关趋势。数据显示，五国中文学习者的中国整体形象认知存在显著差异（F=24.611，p=.00＜.01），这种差异与学习时长和学习者中文水平的共变趋势明显。综合各维度的表现，五国学习者的中国形象认知大致可分为3个梯队：第一梯队是马来西亚，该国学习者的中国整体形象评价最高；第二梯队是印尼和缅甸，两国学习者中国整体形象认知均值显著较高；第三梯队是越南和泰国，两国学习者中国整体形象认知显著偏低。对照表5可以发现，第一梯队国家调查对象的平均学习时间最长，其次是第二梯队，而第三梯队国家的中文学习时间最短，这与学习者的中国形象认知状况呈正相关关系。
除了学习时长，学习者实际达到的中文水平是一个更为重要的指标。我们在信息采集时提供了相对统一的中文能力评量标准，以便横向比较各国学习者的整体中文水平。研究发现，各国学习者中文能力的高低与上述中国形象认知的梯队分布基本吻合。其中泰国的情况颇能说明问题，该国近年来中文教学发展迅速，中小学全面开设中文课，学习人数大增，平均学习时长已经与第二梯队国家十分接近，但由于学习起点低，学段间缺乏衔接，学习者的实际中文能力却是五国之中相对较低的。可见，该国中文教学尚处于初级阶段，与领先国家有较大差距，因而学习者对中国的认知还较为粗浅。泰国案例提示我们，提升中文国际传播的量与质都有利于促进受众的中国形象认知，但相比而言，质是更加重要的因素。将中文学习时长和水平综合考虑，能够更好地解释五国民众中国形象认知的梯队分布状况。
3. 中文形象认知梯队等级与受众的行为选择呈正相关
观念态度内化的最终目标是转化为行动指向。本研究主要从访华经历和涉华职业两方面考察中文学习者的行为选择，结果见图1、2。可以发现，图表的数据排序与上节表5的梯队等级基本呈正相关趋势。第一、二梯队国家（马来西亚、印尼、缅甸），学习者来华留学、旅游及工作往来的比例更高，同中国的交流接触更多；反之，第三梯队的国家（泰国、越南）相关行为选择的比例较低。
以上结果证实了中文作为交际工具的重要性，东南亚民众与中国交流的频率和深度同语言能力有很强的相关性，中文国际传播不但能提升受众的中国形象认知，而且能促进民间交流，增加受众与中国的现实接触，而现实接触又会进一步帮助他们深入认识中国，形成良性的互动循环。
（二）中文国际传播影响受众中国形象认知的四种途径
1. 中文传播模式引导中国形象认知
国务院侨办前主任裘援平指出，海外中文教育市场已形成华文学校、孔子学院、主流学校和商业培训机构“四驾马车”并进的局面，“四驾马车”代表不同的传播主体，在各国共同发挥着作用，但力量分配和教学类型却大不相同，因而形成不同的中文传播模式。不同传播模式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导向，从而引导着当地受众的中国形象认知。
横向比较发现，东南亚五国的中国形象认知表现出不同的偏向，其特征可分为3类：一是经济-文化双驱动型，指这两个维度在中国形象认知中占据同等重要的地位，以马来西亚为代表（经济形象=4.33，文化形象=4.03），两个维度的评分均显著高于其他四国（p＜.01）；二是经济驱动型，指经济维度在中国形象认知中占据优势地位，包括泰国和印尼（经济形象=4.03[泰]）；经济形象=3.98[印尼]），两国仅在经济形象认知方面显著较好（p＜.01），而文化形象认知未见优势；三是驱动不足型，指中国形象各维度的认知普遍偏低，优势不明显的国家，包括缅甸和越南。以上认知特征同各国的中文传播模式有何关系呢？我们将五国中文教育文献研究和实地考察资料加以综合，依据中文地位、教学类型、传播主体和价值导向等4方面特征归纳了东南亚五国的中文传播模式（见表6），将之与前述中国形象认知类型进行比对，可以发现两者的相关性。
通常，对象国政府主导的中文传播主要基于本国利益，注重中文的工具属性，具有较强经济价值导向；当地华侨华人主导的中文传播模式偏于文化认同和身份传承导向，因此往往对文化形象的推动作用较大。从表6可以看出，在马来西亚，中文同时具有民族语言和外语的性质，教学体系中一语和二语教学并行，前者的传播主要依靠华人社群，后者主要是政府推动。在这种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混合模式的作用下，受众的中国形象认知呈现出经济-文化双重驱动的特点。在泰国和印尼，中文被定位为外语，是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外语课程；传播主体方面，泰国以政府为主导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全面展开，属于自上而下的模式；而印尼则更多依靠民间华人力量的推动，偏于自下而上模式，两国均未形成上下共同作用的局面。价值导向方面，泰国和印尼均表现出强烈的经济价值导向，而身份传承价值导向性较弱。尽管印尼华人人口较多，但由于中文定位和华文教育断代的影响，华语与华人身份之间一度出现剥离的现象，新生代华裔中文学习的工具主义取向明显，身份传承导向传播的效果尚不显著。因此，尽管当前两国民众的中文学习热情高涨，但民众的中国形象认知仍以经济驱动为主。最后来看缅甸和越南，中文的定位是外语，但课程主要集中在大学阶段，基础教育阶段开课率低；政府对中文教学态度不够积极，民间华人社会的力量相对较弱。缅甸南北地区的中文传播模式全然不同，对民众中国形象认知产生了不同的引导作用。北部的中文传播以华人华侨为主导，民众产出的中国形象关键词文化词汇多，频次高，情感色彩以正面为主，表现出较强的文化认同；而南部地区的中文教学尚未受到承认，民间传播力量得不到发挥，民众产出的政治词汇多，文化词汇少，负面色彩较浓，明显带有当地媒体宣传的影响。总的来看，缅、越两国受政治因素影响，中文传播缺乏动力，使受众的中国形象认知呈现出驱动不足的特点。
2. 中文和孔子学院形象直接关联中国文化形象
中文形象和孔子学院形象是本研究的两个参考维度。孔子学院是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重要承载者，是了解中国的重要平台。相关分析发现，二者与中国经济、文化和政府形象均存在一定相关性，其中与文化形象的相关性最为突出（见图4、5）。
以上结果印证了中文及其传播机构的文化功能。尽管某些外国媒体试图将中文国际传播“政治化”“污名化”，但中文国际传播承载的主要是中国文化形象，这是不争的事实。中文是中华文化的载体，学习者能凭借这一工具获取更多的文化信息；同时中文本身又是文化的重要部分，中文学习是中国文化认知由浅层向深层转化的关键性因素，是理解文化“上层建筑”不可或缺的一环。以马来西亚为例，该国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是年青一代了解中国的重要通道，向学生输入了大量文化信息，对中华文化传承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该国国民型中学教材《中一~中五华文》基本沿袭了中国语文教育传统，完整呈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精华内容。教材附有中华名句精华索引、文言文基础，着力提升学生的古文修养；此外还专设文化模块，介绍汉字起源及其演变、中国书法、传统节日与礼俗等文化知识。从笔头访谈的结果来看，马来西亚民众前十位的中国形象关键词绝大多数都属于文化类，其中“孔子”“儒家”“道家”“东方（哲学）”等词语显示出当地民众对中华传统哲学思想的深入理解（见图6）。哲学思想属于文化当中层次最高、理解难度最大的，若无深厚的中文功底绝无可能达到如此效果。
调查显示，在东南亚民众眼中，孔子学院主要是文化传播机构，当地知晓孔院的人普遍对其评价较好，对于中方派遣的中文教师素质评价较高，显示了人文交流的宝贵价值。可见，孔子学院形象的关键词仍是“文化”，其影响力与中国文化形象直接关联。不过在个别国家（如缅甸），民众的语言意识形态受到政府政策和媒体宣传的左右，孔院形象容易被贴上政治标签，这也是当地中文教育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3. 华裔群体的语言保持拉动当地中国形象认知
本研究调查的5个国家都有为数不少的华裔人口。统计发现，华裔群体的中国形象认知能够显著拉动本国的总体表现，而该群体的认知又同他们的中文保持状况息息相关。目前，东南亚各国华裔群体的中文学习情况参差不齐，语言能力差异较大。比较各国初、中、高级中文水平的人数可以发现，马来西亚华裔的中文能力远高于其他国家，其次是缅甸和印尼，泰国排在最后（见图7）。
图7 华裔中文能力国别比较图
华裔群体的中文保持状况至少从两个方面影响了其中国形象认知：一是信息渠道。问卷结果显示，各国华裔在调查所列的15种信息渠道中，有7种渠道的使用存在显著差异，见表7：
我们将中国信息渠道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可以发现，在中文能力保持较好的国家，华裔的中国信息渠道种类丰富，信息全面而畅通，有利于客观地认识中国形象；而中文能力保持较差的国家，华裔的信息渠道很有限，信息量少，容易造成信息失衡，不利于中国形象的建构。语言能力的影响在间接信息渠道上表现更为明显，华裔群体的中文水平差异直接导致了其媒体使用和阅读上的差距，特别是华文媒体和书籍的使用，对他们的中国形象认知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是身份认同。统计显示，东南亚五国中，马来西亚华裔对中国的认同感最强，其后依次是缅甸、印尼和泰国，这一结果同华裔中文能力的排序完全吻合。华裔中文能力保持较差的国家（如泰国），其身份认同感显著低于其他几国（F=23.363，p=.00＜.01）。有研究认为，华语能力是当地华人身份认同的组成部分，两者互相依存。本文研究发现，中文保持状况不但能反映华裔的身份认同感，而且能够据此进一步预测其中国形象认知状况。因此，加强华裔的中文保持对于促进所在国的中国形象认知是十分有利的。
4. 目的语思维对学习者的中国形象认知产生决定性影响
通过叙事研究，我们对东南亚中文学习者的典型个案进行了历时分析，发现其中国形象认知发展呈现出一定共性。根据研究结果归纳出学习者中国形象认知普遍存在的5个发展阶段及其同中文学习的对应关系：
首先，在接触中文之前，学习者普遍通过其他途径对中国形成了初步印象，但这种印象是模糊和不稳定的。对尚处于人生学习阶段的年轻人来说，对中国的认知通常与思维发展和人格成熟具有同步性。在此过程中，中国形象的可塑性较大，中文学习经历的介入对中国形象建构具有一定的强化和修正作用，有利于学习者更好地认识中国。但学习者的认知发展不是直线上升的，也可能出现停滞乃至倒退。并非所有人都会经历图8的5个阶段，其中“认知冲突”和“思维转换”阶段是关键的分水岭。当学习者的中文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学习挫折感增强，加上文化适应进入下行曲线，容易发生认知冲突。能否跨越这一瓶颈阶段，关系到其中文能力和中国形象认知是否就此止步，一旦顺利过渡，学习者将会进入目的语思维转换阶段，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中文将上升为思维工具，在内部语言中占据优势地位。这一阶段学习者往往能够自觉接受和认同中文思维方式，形成真正的“通文化”（interculture）能力，并完成自我身份的重构，至此，他们分析中国问题的视角和立场都会发生质的变化。可见，目的语思维转换对学习者的中国形象认知具有决定性意义，而能否实现则取决于各种内外因素的配合。
关于语言的功能，语言学家们做过许多讨论，李宇明、王春辉将之归纳为工具功能和文化功能两大类，刘旭从工具性、文化性和社会性3个方面论述了汉语国际传播的属性。本文研究发现，语言的功能作用于受众的中国形象构建，使中文国际传播从不同角度发挥了国家软实力功能，我们将之归纳为以下4方面。
（一）符号功能
符号功能有两个层次的含义：首先，中文是记录知识和文化的符号系统，是中华文化和科技最重要的载体。语言建构文明的一种方式是利用母语生成大量具有原创性的新概念、新术语，在文化共同体中广泛传播并逐渐沉淀下来，成为文明体质中的“钙质”。中文拥有一批定义和阐释中华文化的独特语汇，是外语翻译无法精准传达的；当代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和科技成果也须由中文概念和术语承载，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构建本身即是国家形象的建设的工程之一。因此，要深刻领会中华文化的精髓，学习语言是一条必由之路。中文国际传播能促进文化知识的传播，中国特色话语的理解和内化，推动学习者的中华文化认知由感性上升为理性，从而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本文的研究显示，当学习者的中文能力得到质的提升时，对中国的理解和认识也将显著提升。
其次，中文本身是重要的文化符号，独特的语音和书写系统都成为中华文化的典型标记。本文研究中，“汉语”“中文”“汉字”在各国民众的中国形象关键词中均位居前列，展现了语言文字在中国形象中的象征地位，受访者指出：
中国作为汉语的发源地完整地把汉语的文化发扬了出去，让全世界的人认识了汉语。我为我会汉语感到骄傲。
（调查对象No.10，泰国，2017年12月）
可见，中文不仅是中华文化的象征，更是全世界的文化遗产，中文国际传播能够增强全球华语社区的语言认同，提升中文的全球声望，从而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再次，本文研究表明，海外中文传播机构直接同中国文化形象关联，是民众眼中的中国文化代言。通过中文国际传播提升中文的国际声望，扩大中文的使用范围，增强中文的语言活力，认真规划海外中文传播机构的形象，为学习者提供优质的学习产品和服务体验，这些都能够为中国文化形象做出贡献；推动中文教育产业发展能够提高语言文化生产力，进而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二）交际功能
语言是交际的工具，“民心相通”需以语言为桥梁。本文量化研究部分发现了中文传播同民众行为选择的正相关性，能带动来华留学、旅游、职业发展等民间交流；质性研究部分发现，来华学习经历对于个体的中国形象认知具有强化和修正作用。正如一名汉语初学者的描述：
来（中国）之前，我觉得中国人很努力，现在发现确实是这样；（强化）来之前，我听说中国人有随地吐痰的习惯，现在觉得还好，在这里基本上没有发现。（修正）
（叙事研究对象L访谈，2016年4月24日，北京）
可见，中文国际传播提升了海外民众的语言交际能力，增加了与中国的现实接触，有利于扩展其中国形象认知的广度和深度。
另一方面，中文传播能丰富海外民众的信息渠道，促进华文媒体传播，修正海外媒体报道的偏颇，减轻全球范围内的信息不平衡现象，树立更加客观的中国形象。
最后，中文传播者，特别是中方派遣教师承担着“民间大使”的职责，是海外民众接触中国的直接渠道，不仅可以扩展受众的信息源，还能促进民间对话，展现真实的中国国民形象，这些都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构建着中国的软实力。
（三）身份建构功能
人类学和语言学家很早就指出了语言的身份认同和民族建构功能。不仅是母语，第二语言和外语同样会产生语言认同。本文研究显示，中文学习能强化华裔群体的身份认同，实现二语学习者的身份重构，从而对其中国形象认知发挥积极作用。因此，海外华裔群体的中文保持和传播对中国形象建设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应当大力帮扶和支持。二语者的身份重构是中文学习高级阶段的特有现象。当学习者的中文能力与知识积累达到较高的程度时，其自我效能感大大提升，同时会感受到外界对其“中国知识权威”的角色期待，并对这一身份产生强烈认同。本研究的叙事案例个体对自己的中文学习经历非常自豪，由于专业能力突出，他经常受邀参加本国的各类中文培训及研究项目。谈到中国形象时他自信地说：
泰国人要了解中国，要通过媒体来了解中国，也可以通过我们（来华留学的人）来了解中国，我也是中国的一个形象吧。……而且我觉得，我就是中国。现在我做很多报告，我说中国（的时候）就用“我们、我们”，我在想他们会不会误会，你到底是泰国人还是中国人？（笑）
（叙事研究对象S访谈，2016年6月2日，北京）
可见，中文学习成果推动了学习者自我价值的实现，促使他们对自我身份进行重构，形成一种“中国代言人”的身份认同，极大地促进了其中国形象认知的提升。
近20年来，“中文热”席卷了东南亚，各国学习需求大增，学习人数大幅上升，汉语传播在量的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然而从本文研究来看，中文学习的持续性和效果才是学习者中国形象认知进步的关键。目前东南亚五国汉语传播整体形势比较乐观，但也应当看到，除马来西亚之外，其他几国大量学习者的中文能力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初级以上生源流失率高，能使用中文进行专业学习和工作的人仍是凤毛麟角。无论对于华裔或是二语者，身份建构功能的发挥都有赖于语言水平的积累，普及型语言和文化传播在达到一定量的积累之后会产生边际效用递减，未来应当在现有中文传播规模的基础上，着力解决阻碍传播的结构性问题，重视学习衔接建设，切实提高传播质量，增强学习者的获得感，使中文真正服务于个人发展，才能最大化地发挥中文国际传播的身份建构功能。
（四）思维功能
以往语言传播研究大多关注语言的符号功能和交际功能，而较少讨论思维功能。人类使用语言作为思维工具，语言也会反过来影响人的思维，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合理性已为不少研究所证实，本文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理论。中文国际传播能够促进学习者实现目的语思维转换，进而理解和接纳母语者认识世界的方式，对其中国形象认知产生决定性影响。目的语思维转换并不意味着学习者完全像中国人一样思考，而是充分认识到中国式思维与本国思维的区别与联系，并将二者结合内化，建立一种独特的三者视角，由“分析”与“评价”升级为“创造”。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会带来一系列观念、态度和行为上的转变，学习者不但自身的中国形象认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且能够自如切换视角，采用适于本国人的话语体系来阐释和传达中国信息，成为一种有效的二次传播渠道。经由他们向本国民众传播的信息在文化上更具亲近感，在编码方式上更符合本国思维，往往能够事半功倍，这对海外中国软实力提升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
遗憾的是，学界对中文传播的思维功能尚缺乏研究，这是由于各国“中文热”主要集中在初级阶段，大量学习者尚未进入“认知冲突”阶段，或提前流失。随着中文国际传播事业向纵深发展，中高级学习群体扩大，思维功能的作用将会逐步显现。从微观教学层面，有必要对学习者的思维转换过程展开研究，探讨其实现的内外条件，帮助学习者顺利渡过“高原期”。假如中等水平学习者难以突破中文进步的瓶颈，目的语思维转换的过程就无从发生，其中国形象认知也将面临止步或倒退的风险。从宏观规划层面，中文国际传播应警惕“中等水平陷阱”，避免中文传播长期停留在普及层面，及时调整传播结构和传播策略，实现由普及型向专业型、精英型教学的转型，打通高水平中文人才的培养通路。
我国“十四五”规划及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要构建语言文化全球传播体系。本文的研究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中文国际传播同国家软实力的相关性，明确了其影响中国形象认知的路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中文国际传播的软实力功能，利用上述软实力功能框架为海外中文传播规划和传播效果评估提供参考依据，促进四大功能均衡发挥，加强与国家对外传播战略的协同。海外受众的中国形象认知具有动态发展特点，调查数据具有一定时效性。通过定期监测机制持续积累数据，建立综合评价体系，可将研究推向深化，期待这项事业在新时代为国家软实力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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