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莉 | 中华文化共同体建构视域下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融
邢莉，蒙古族，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曾为文化部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专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常务理事，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民俗学研究，研究方向为内蒙古区域草原文化及民间信仰等。已出版个人学术专著12部，主编《民俗学概论新编》，在《民族研究》等专业期刊发表论文80余篇。代表作70万字的《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与邢旗合作）2013年进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成果文库，2015年获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2015年获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举办的“山花奖”（学术著作类）。已发论文中，两篇被《新华文摘》转载。已完成两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两项985项目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的九寨沟生态考察研究项目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结题成果《草原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互动与传播》正在出版中。
中华文化共同体是中华民族的标识，是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表征，是中华民族历史不断演进的原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持续发展的源泉。研究中华文化共同体构建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记忆，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及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近来学术界从中国国情、民情出发，积极进行学术实践，发表了一批有关研究中华文化共同体认同的最新成果。其中李大龙、麻国庆、纳日碧力戈等学者的文章给笔者以启迪。李大龙的论文《多民族国家建构视角下游牧与农耕族群的互动》《自然凝聚：多民族中国形成轨迹的理论解读》等，把中国游牧和农耕两种不同的文化生态和文化特质的形成，纳入多民族国家构建大背景下进行探讨，而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互动是推动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传统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转变的过程中，我们要把中华文化共同体研究纳入建立大一统的中华民族政治体的视阈，否则就会重新导致“华夷之辨”的窠臼，把中国草原游牧文化排斥于中华文化共同体之外。李大龙的文章提出要从政治生态方面研究草原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互动关系，重新阐述历史上中华政权的更迭和不同民族交融与凝聚轨迹的话语体系。在此基础上，他对以往的单一民族国家理论提出质疑。
学者们从不同的视阈阐释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构建根基，以及今后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其中麻国庆的论文从公共记忆视阈的研究别开生面。文章提出中华民族的公共记忆是在中华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行程中逐渐形成的，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就要关注中华各民族的公共记忆。文章通过具有说服力的个案阐述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路径与中国社会公共记忆的关系。麻国庆的另一篇论文同样从文化记忆的角度阐释和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共同体。他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两个语境，一是置身于近代世界风云变幻的场景中研讨，二是提出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置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多重维度中进行考量，这样才能建构中华文化共同体研究的学术理念和问题意识。文章认为，中华民族具有共同记忆，他是不同区域民族互动与融合的整合，其中中华文化认同包括跨境、跨海民族的集体记忆。麻国庆的两篇文章对于当代铸牢中华文化共同体意识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纳日碧力戈为阐释中华文化共同体认同的理念发表了多篇文章，他认为，中华民族不是想象的共同体，而是一个文化实体。在阐释中华民族文化实体的过程中提出“重叠共识”“万象共生”的理念，文章认为，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和发展，是在有分有合、以合为主的长时段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是典型的“重叠共识”的结果。今日的中华文化共同体是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它是各个族群重叠累积的和不断建构的动态传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形塑过程，是“小中华”发展为“大中华”，“旧中华”发展为“新中华”的过程。他的又一篇论文借鉴张岱年兼和相济和萨林斯存有交互性概念，用生态学的视域即差异共生、互联交融、由多生一的生态之路阐释铸牢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意义，生态世界是和谐共生，文化的共同体也应和谐共存。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中华民族互联体”是构筑和认知中华文化共同体的目标和关键。其阐释中华文化共同体的认同是“强调共性，突出关联”，中华统一体内各个民族通过不间断的文化交融，形成了不可分割的连续体，同时也体现了各自和而不同的特色。
综上，既有相关研究成果在多民族国家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和中华文化共同体形塑等方面各有侧重，各有所长。我们认为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长期互动和交融，是中华文化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文化基础，理解和强化中华文化共同体认同，应以中华文化共同体建构为整体视域，进一步加强对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历史互动和交融的研究。
中华文化共同体是中华民族立于世界的根基，中华文化以其具有特色的文化象征、文化精神和文化哲学而耀于世界。考古学家苏秉琦在谈及中国文化根脉时说：“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一个不断累积、凝聚的动态文化历程。
属于不同文化类型的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是中国两大支柱文化。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产生于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文化环境之中。民国时期的学者胡焕庸以黑龙江瑷珲（今黑河）、云南腾冲为两极由东北向西南画出了一条线，并指出：“此东南、西北两人口区域之分垒，与全国种族之分布，亦殊相合，东南半壁为纯粹汉人之世界，惟西南山地，有少数异族杂居其间；西北半壁则汉人殊少，除‘甘肃孔道’及新疆境内有少数汉人以外，其余均为满蒙回藏各族之领域，此区以内，面积虽广，人口则少，境内各地，盖大部为不毛之沙漠与积雪之寒漠，仅极少数之水草地，可供畜牧或耕种之用。”这条被学者认可的胡焕庸线大致就是两种不同类型文化的分水岭。虽然两种文化的类型不同，但是由于地域的相连、各个历史时期人口的迁徙流动和不同性质文化的相互需求与互补，在交往、交流与交融中，层层累积成中华文化的宏大结构，凝聚成中华文化共同体。
从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和文化史发展来看，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碰撞和融汇构筑了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根基。居住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农耕民族生存的生态环境相对于草原的生态环境更具生存优势，定居稳定的生活和财富的积累对于草原游牧民族有很大的吸引力和推动力，因为草原民族具有移动性的特征而使得两者始终处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习俗等诸方面的互动与交融之中。在中国历史上，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民族在中原建立了政权——北魏、辽代、元代、清代，其间中华民族经过了更多民族的融合和凝聚。此谓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互动与交融的纵坐标。苏秉琦说：“它们所建立的国家是中国国家形成的又一类型，可称为中国国家发展三模式中的续生型”“中国北方民族所建立的续生型国家虽晚走一步，却是骑马得天下，是在汉族积聚区得天下，继承的是汉文化，汉文化从此长了翅膀，更有活力了”。苏秉琦摒弃了传统史学家“五胡乱华”的观念，他说：“‘五胡乱华’是个贬义词，但它与欧洲人所谓的‘蛮人入侵’不完全是一回事，五胡不是野蛮人，是牧人，他们带来的有战乱，还有北方民族充满活力的气质与气魄。”应该指出的是，草原民族在取得政权之后又沿袭了中原的政治体制和管理体制，促进了两种不同质文化之间更深层次的交融。
历史上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互动与交融存在历史的横坐标。其中包括：
其一，移民。由于历代政治震荡及屯边政策、自然灾害以及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都造成东西南北具有规模的移民迁徙。北魏、辽代、金代、元代等历史时期各个阶层都有迁徙的情境。例如西突厥的一部哈剌鲁人在征战中臣服了元代。被征用屯田在襄阳、南阳等地。在此前后，他们屯驻在大都龙庆川（属于今北京延庆），大名路（今河北省大名县）、真定路（今河北省正定），庆原路（今浙江宁波）等地。元代前后，由于历史的变革，畏兀儿（Uihur）由于战乱、经商等原因而步入内地，元政府曾让南阳府的畏兀儿户耕种屯田，元世祖时，加入了蒙古族的畏兀儿军队进驻云南，元仁宗时，又调徙这部分人和部分汉军5000人到乌蒙守戍兼军垦，开发了彝族地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人是交流和对话的本体，战争中不管是主动移民还是被动移民，都是两个文化圈交流互动的结果。明代蒙古高原土默特一带出现板升，即汉族固定居住的聚落。自16世纪开始，山西、陕西的农民、城市贫民和贫苦的手工业者，再加之长期艰苦守边的戍卒，逃往内蒙古西部地区。历史上的自然灾害造成中原地域民众向北、向西北迁徙。“山西列郡俱荒，太原尤甚。三年于兹，百余里不闻鸡声。父子夫妇互易一饱，命曰‘人市’。”当时惨烈的情境可见一斑。这些自愿逃来的汉人被安置在丰州川，从事农耕，开垦了今内蒙古区域的丰州滩。
其二，商贸。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处于不同生态环境之中两种文化的产品结构不同，北方草原畜牧业特别是养马业得到农耕民的钦羡，而农耕的茶为游牧民所需。明代大同是重要的马市，由于双方边民的需要，大同、张家口都由茶马贸易而兴起和发展。“大同方面，后来增设守口堡马市，以待原与黄台吉同在新平堡互市的兀慎、摆腰诸部。又在助马堡、保安堡、宁虏堡、杀胡堡、云石堡、迎恩堡、灭胡堡等处设小市场。”以上地名均以“某某堡”出现，这些互市的地点是两个文化圈互存互通互融的历史记忆。茶马贸易不仅满足了不同文化圈的需要，而且加强了彼此的理解、情感和文化认同。明代陈子龙在《明经世文编》卷三十七《魏时亮甘肃摘议》记载，明万历的副都御史魏时亮曾说过：“番不可不恤，番民即吾民也。圳地切唇齿，番之祸福与我同之。”这段话表明，通过茶马交易，两种文化之间产生了互动互生的密切关联，甚至滋生了荣辱患难、共同担当的情感。清代北京、山西等地商人在蒙古高原与草原人共同开通了沟通中蒙俄贸易的往来，不仅促进了内蒙古区域商贸文化的发展，而且开辟了蒙汉文化交融的新局面。
其三，和亲。“和亲是指两个不同民族政权或同一种族的两个不同政权的首领出于‘为我所用’之目的所进行的政治联姻。”从绵延了两千年之久的和亲史看，和亲呈现了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况。据统计，仅以唐代上层胡汉不同的族际婚看，高祖19女中有7位嫁给胡族，占36%；太宗21女中有8位嫁给胡族，占38%；玄宗30女，其中5位嫁给胡族大臣；其余诸帝亦有嫁女于胡族者。退一步说，这些出嫁到胡族宗室之女的血统中即使已是数代混血，但仍或多或少保留汉族的体质与文化因子。在历史上两个民族移民交融的过程中，婚姻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婚姻的结合，为其深度认知对方的语言、文化、宗教、习俗敞开了窗口。以和亲为契机，推动了草原游牧文化圈与农耕文化圈的互动与交融。费孝通曾阐释：“中原和北方两大区域的并峙，实际上并非对立，尽管历史记载着连续不断的战争这些固然是史实，但不见于记载的经常性相互依存的交流和交易却是更重要的一面。”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统一国家，而不是单一民族、单一国度、单一语言的国家，中国的文化结构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多个民族多元文化的复合体和统一体，中华大地各个民族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空间格局，其民族分布呈现特殊的情境：（1）一个民族在东西南北不同地域分布的情境；（2）多个民族在同一地理环境和同一地域生活的情境；（3）某些民族在历史的碰撞中消失、淹没于其他民族之中的情境；（4）在与他民族的碰撞中，发生裂变而演化出新的民族。这是我们与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不同的国情和民情。不同民族迁徙的流动性造成民族杂居的空间格局，而这种空间格局一旦形成，就构成了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交融的基础，其源源不断地充盈着中华文化共同体的血液，维系了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持续发展。元代龙江根河一带的契丹全部投附蒙古族，其中12000余人参加了蒙古军。在元成宗之世，与汉族融合。居于内蒙古东部的契丹人随蒙古北撤，迁至今内蒙古北部和黑龙江西部一带。顾炎武研究：“今访之术姓有三、四百丁，自云金丞相术虎高琪之后。盖二字改为一字者，而撰姓之时，尚未登于黄册也。以此知单姓之改并在国初以后，而今代山东氏族其出于金、元之裔者多矣。”契丹族在历史上已经消失，融入其他民族之中。
历史上农牧两种文化互相碰撞、互相交融、互相竞争、互相激励，互生互存、此起彼伏，休养生息，史不绝书。姚大力曾言，“古代中国所存在的各种‘内部边界’及其历史影响雄辩地表明，我们不能将两千多年以来的中国历史，看作仅仅是从某个中心越来越远地向外辐射其政治——文化支配力的单向‘熔化’或‘融合’的过程”“如果想把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仅归于一方，或是中国内地，或是草原，或是草原边境，都是要出错的”。历史进程的动力是农耕民族和草原民族共同推进的，两种文化的互生共存在历史上与文化上呈现的是错综复杂和气象万千。我们应该纠正以往的单一民族的历史叙事和文化叙事模式，把大中国的历史叙事和文化叙事纳入到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互动与交融之中。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是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表征，也是中华民族认同的标识。在层层累积的文化碰撞和文化交融中，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文化共同体具有属于自己民族、自己国家的特征。
中华文化共同体具有稳定的整体性特征。所谓整体性既不是指某一历史时期的互动和交融，也不是某一方面的互动和交融，而是指在中华文化共同体形成的整个历史时期的互动和交融。它包括汉代与匈奴、乌桓、鲜卑、吐谷浑、柔然、羌族和西域各游牧族群的互动交融；隋唐时期及宋代与北方民族突厥、回纥、吐蕃、契丹、党项等族群的互动交融；元代实现了大一统的国家建构，呈现了汉族、蒙古族及与中亚人、阿拉伯人等更大范围东西南北中的互动与交融；直至明清两个历史时期，汉族与满族、蒙古族、回族及其他各个民族的交融持续进行。两种不同生态环境中生成的文化互动与交融是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源动力。在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民族的文化交融呈现了全方位的情境，其中包括两种文化生计方式的互动、商业贸易等物质层面的互易、语言的互存互动、姓氏的改变以及族际婚的缔结，不同宗教信仰的传播与共生依存等。个体的文化行为属于群体的一部分，而某一方面的互动不会只停留在单方面，而会出现联动。例如近代以来，部分蒙古族受到农耕文化传布而接受了农耕文化，现在蒙汉杂居的村落比较普遍，出现了相当数量的蒙古族与汉族联姻的状况，引起了生活方式例如饮食服饰、节日习俗等诸方面的交融，现在蒙古族与汉族的族际婚礼上，出现先着蒙古族服饰后换汉族服饰的情境。中华文化的整体性就是指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处于全方位的交流之中，其源源不断地充盈着中华文化共同体的血液，维系了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持续发展。以往的研究往往从不同文化圈的商品需求和文化人类学的互惠理论阐释，实际上，不同民族在各个层面上的文化互动与交融，促进了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和中华各民族对于自己国家的认同。
中华文化包括56个民族的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其本身就是一个呈现多元的复合体，具有多元性、包容性、链接性的特征。于逢春提出五大文明板块论，认为当代中国疆域的基础是由“大漠游牧”“泛中原农耕”“辽东渔猎耕牧”“雪域牧耕”和“海上渔盐交商”组成的五大文明板块论。中国享有被世界认可的“农耕大国”的荣耀，发达的农耕文化产生了具有世界意义的影响。就农耕文化的传统来说，由于生态环境的差异，就包括平原集约农耕型、丘陵稻作型、山地耕牧型、绿洲耕牧型等多种类型，同样中国的草原游牧文化也具有若干类型。从这个层面说中华文化共同体多元同彩，互存互动、结构宏大、博大精深。
汉语在中华文化的格局中具有主导地位，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朝鲜族也都还有自己的文字，至今还在运用。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文献有30多种，其中20多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创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又有壮、苗、侗、土家、布依等民族创立了自己的文字。多民族多种语言与文字的存在，不仅标志着中华文化的一体多元，而且为人类语言资料库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记忆，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丰富珍贵的资源。
汉语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共通性的重要标识。在中华文化的统一体中，存在多民族、多地域的语言，这是中国文化多元化的标识之一，另外一方面在56个民族中，长期使用汉语和汉字表述的达20多个，有的民族使用双语。由于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人员处于流动状态，汉语一直在普及之中。据统计，由于西汉对于西域的管辖，西汉在西域各地的屯田士卒就有两万多人。汉语作为官方用语在西域广泛传播。明朝时期的北方民族与中原交往时草原人用汉语迎宾：“藩酋出迎通汉语，穹庐葡萄酒如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各个民族的交往更为加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汉语在各民族交融和国际交往中应用得非常广泛，汉语以其独特的魅力以及极大的影响力在世界传播。
汉语的单音节方块字是一种意音文字（1ogogram）。当今世界一共有五大书写系统——拉丁字母系统、西里尔字母系统、阿拉伯字母系统、婆罗米系字母系统（梵文字母系统）和汉字系统，分别对应当今的五大主流文明——西方文明（拉丁文化圈）、东正教文明（西里尔文化圈）、伊斯兰文明（阿拉伯文化圈）、印度文明（梵文文化圈）和中华文明（汉字文化圈）。其中前四者属于拼音文字，汉字属于语素文字，在当今语言文字体系中独树一帜。汉字文化圈不仅包括中国，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国家也都受汉字和汉文化影响。“每个民族都有某种或某几种语言文化要素与其他民族共享和共有，各民族通过这些共享和共有的语言文化要素，把不共享、不共有的语言文化要素串接起来，关联起来，合为一体，形成更大、更高的认同体、共有体和共同体。互联而非同化，互通而非隔绝，这是中华民族互联体的基本特征，是值得追求的理想状态，也是不可否认的现实。”这是中华文化共同体凝聚的原因之一。
应特别提出的是，不管上层制度如何动荡调整，民间生活世界的文化交融始终处于动态持续的过程之中。两种文化在交融中不断创新，经过扬弃而产生新的文化增长点。北方草原民族的音乐具有穿入云霄的豪迈、阳刚气质；元代北方民族的音乐传入内地，与汉族的民间小调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散曲。散曲刚健清新，在中原区域广泛流传。徐渭在《南词叙录》中说：“壮伟狠戾，武夫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之日用。”唐诗宋词之后，两种文化的碰撞迎来了元散曲和元杂剧的又一个文学顶峰。农耕民饮食文化与牧民饮食文化交融，产生了奶茶、奶豆腐、蒙古肉粥、蒙古馅饼等。两种饮食文化结合的美美与共而共享。文化共享并非“我者”完全接受“他者”或者“他者”完全接受“我者”，而是在相互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中出现新的文化增长点，产生新的既包含我者，又包含他者的新的文化符号，各种互动状态表现为不同民族之间文化的相互链接，充盈着中华文化的活力。中国不同文化交融的过程就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强的过程。56个民族56朵花，融入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都有自己贡献于历史绵长的祖国的历史和文化。在不断地汲取、容纳、扬弃、借鉴中国56个民族优质文化基因的基础上，凝聚成中华文化共同体。在一体多元的文化格局中，每个民族都在认同自己的文化，彰显自己的文化特色，同时也在文化接触中出现了碰撞、竞争选择的机制，相互吸收其他族群的优秀文化形态和文化因子。
草原的生态环境不产茶，农耕文化含多种维生素及氨基酸的茶带给了草原民族，特别是草原人喜吃羊肉，茶成为草原人的必需品。元代《农书》说：“夫茶，灵草也。种之则利博，饮之则神清，上而王公贵族之所尚，下而小夫贱吏之所不可阙，诚生民日用之所资，国家课利之一助也。”农耕民族的茶文化在蒙古族及北方族群传播。内蒙古赤峰元宝山元墓壁画中就绘有茶文化的画面。元代的东西南北遍布茶楼、茶坊、茶馆、茶亭，此时宫廷和民间都有茶礼。草原牧人不仅接受了农耕民的茶文化，而且智慧地发明了奶茶、酥油茶等具有草原文化特色的茶文化。元代膳食学家忽思慧在《饮膳正要》中记述的西番茶、炒茶等都是草原民族用的酥油茶。他说：炒茶“用铁锅烧赤，以马思哥油、牛奶子、茶芽同炒成”。在这里我们看到生存交互的文化现象，不是“我者”与“他者”的互相排斥，而是两种文化的互相包容。一方面尊重自己和传承自己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容纳他者的传统，“生存交互性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存在形式……万物交融，万象共生，共享某种‘粒子’，共有某种‘物质’。”打破了文化边界的交融互动，不但呈现的是各自传统的传播与各自的认同，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非甲也非乙的新文化符号的产生，在中华文化的统一体内，草原民族与农耕民族共同建构了历久弥新的茶文化，茶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标志性的凝聚符号之一。每个民族在实现文化自身发展进步的同时，也在共同建构着中华文化认同达致的基因。在这个动态过程中，显示了中华文化共同体海纳百川的气魄，显示了多元文化并生共存的态势。在中华文化宏大、丰富、多元、包容的共同体中，持续地文化互动与交融必然不断地激活中华文化的结构，开拓创新、别开生面，维系了中华文化的整体性而没有断裂，在世界文明中始终保持自己的文化地位和文化特色。
中华文化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不仅包容了中国各个民族的文化，在文化汲取与传播中，还包容了并不断汲取境外的优质文化，把境外族群的优质文化融入中华文化体系之中。佛教文明自汉代传入中国，经过了本土化、地域化、民族化的过程，产生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汉传佛教、藏传佛教，而与印度佛教有别。中国在接纳佛教文化同时又依照自己的国情改变了佛教文化，汉传佛教中，印度的观音在中国演变为妙善公主就是一例，藏传佛教的昭庙里有关公的塑像，有意思的是民众把在内蒙古区域的关帝庙称为“格萨尔庙”。1772年在俄罗斯工作的德国学者P.S.Pallas在西伯利亚旅行时，参观恰克图及对面的（属于清朝的）买卖城时，也参观了那里的关帝庙（大概是北部最远的关帝庙了）。当地的蒙古人告诉他，这就是格斯尔庙。蒙古族崇拜关羽与清代官方文化政治（晚期帝制时代中国的“大传统”，或曰渔猎文化的满族传统）对关公的崇信推崇有关，并受藏族文化影响。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是中国对于东方佛教文明的独特贡献。
中华文化共同体建构了中华文化特有的价值体系、价值理念和文化精神。草原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产生于不同生态环境之中，两者在与自然对话中都建构了“天人合一”的观念，人的生存要依赖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互生共存的关系，所以两种文化在年度性生产、生活中都遵照自然的规律。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早都有天公地母的观念，人本于天，人生于自然、活于自然，归于自然，人类的生命进程应是一个合乎自然的进程。人与自然没有主体和客体之分，而是与自然融为一体，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中华文化在人的行为准则上讲究道德自律，“通过启发引导人们信奉道德即天性、人性即道德，让追求善良的道德秉性成为人们的自觉，这通常被称作‘神道设教’，开辟了天人合一”。以德配天的理念在中原民族和草原民族中都有深刻的文化记忆。蒙古族信仰天神，认为天神可以给人带来幸福，也可以惩罚人类。他们常说“天识着”“上天判断”。若果做事为人违背了天意，就会遭到雷电的惩罚。可见“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最突出的贡献之一。”中国各民族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的文化观念与现代的生态观念接轨，体现了东方人文精神与智慧。
中华文化共同体中天人合一的观念、仁义道德观念以及各民族的龙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以及道教中优质的本土文化因子和佛教的中国化等，折射出的优质文化统统汇入中华文化共同体所熔铸的文化价值体系之中。费孝通晚年提出“文化自觉”观，思考中国文化的特点和凝聚力所在，总结出4条:通过家庭继承文化，“上有祖宗，下有子孙”；“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而不同”“多元互补”的包容性；“推己及人”的精神气质——由己出发，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是中国人的自然观与人文观。
中华文化是我们区别于他者的文化传统，它不仅成为中华民族深刻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而且成为世界文化之林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认为，“所有认同都是建构性的，在认同问题上，真正重要的是认同是如何、从何处、由谁，以及为什么而建构的。”认同的建构不仅来源于我们的历史心性，属于过去，更为重要的是属于当前和未来，中华文化共同体的认同建构是中华民族自尊与自信的起点，也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与文化之林的基石。
中华文化共同体是历久弥新的群体文化。每个个体一出生就生活在既定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群体之中，这就形成了各自的传统。传统是一个民族生活知识、经验实践及学问的累积，而且上升为一种有意义的价值体系。在长达五千年甚至万年历史长河的智慧创造中，中华文化形成了区别于“他者”的价值体系、价值理念和价值判断，这些代代相传的物质实体和文化精神不仅是珍贵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而且在当今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中华文化是民族历史的根脉、民族精神的皈依，民族自信的基因。后现代主义对于民族传统的历史与文化、语言与道统、整体存在的规则往往不屑一顾，以至于出现了信任危机、道德危机、文化危机。他们遗忘了自己民族的历史与语言、自己的祖先与父母之邦、自己的生存经验和生存智慧，一句话，遗忘了属于自己的文化之根。中华民族以自己文化的整体性、共同性、包容性及多元性著称于世，中华文化是哺育、滋养中华民族形成的摇篮，是呵护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的母体。目前在现代化的行程中，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眼花缭乱的竞争中和传播中，我们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我们祖先的文化记忆，建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认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这里可以用主体间性来诠释。主体间性不仅实质诠释着文化认同对单向度主体的摒弃与超越，而且本然体现着多元异质文化共生场域中民族文化认同主体的交互转换。不同民族文化身份的文化主体在认同自己文化的同时要认同他者的文化。其一，“我者”与“他者”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只有了解他者的文化，才能更好地尊重他者，建立与他者沟通的平台，寻求中华文化共同性或一致性。其二，“我者”与“他者”的文化之间存在必然的不可分割的链接关系，在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累积过程中，已经构建了昭著于世界的中华文化的价值体系和价值理念，为中国不同民族文化的沟通提供了根基和源泉。其三，在“我者”与“他者”互动的过程中，就会产生更加广泛、更加深度的文化融合，从这个角度说，文化融合是激发文化活力的扬声器。中华民族在文化的交往、交流和交融之中，已经建立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共享与情感共通。在现代化的今天，彼此之间持有的建设强国梦的理想与共同利益的一致，完全可以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基础上达到美美与共的目标向度，在历史的新时期达到更高层次认同的一致性与价值共享。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共同创造、世世代代累积凝聚而成的。在历史长河频频互动、累积与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农耕文明传承的家国观念、崇礼亲仁以及“天地与我同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草原文明天人合一、以德配天、勇于进取的刚健朝气，海洋文明海纳百川的包容气势，都如条条河流归大海般源源不断灌注到中华文化共同体之中，共同熔铸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生命活力，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和文化精神。北方民族整体为上的国家理念，外强凌辱时凝为一体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德为先、厚德载物的人性至高的道德实践，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的生命观、和和与共的社会观汇成了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文化认同显现于价值认同的实然意涵，价值认同演绎着文化认同的核心意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本质即民族成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之价值体系和价值理念的认同。”
由于每个民族在地球上所处的生态位不同，与其相伴的历史、语言及习俗文化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文化体系。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在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个文明形态。文化界将七个古代文化——埃及文化、苏美尔文化、密诺斯文化、玛雅文化、安第斯文化、哈拉巴文化、中国文化，认定为人类原生形态的母文化，这些辉煌灿烂的母体文化，昭示着人类的创造。当代世界存在的佛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基督教文明和汉字文化圈文明都是人类继续前行的宝贵财富。世界文化因此而多彩，地球生态因此而丰富，人类因此而共生互存，因此我们要站在世界文明推进的高度上，加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认同。
中华文化的主体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意识和文化的建构是在与他文化的对话和交流中实现的。立足于世界视阈审视中华文化，才能够理解中华文化共同体的特色，理解中华文化内涵、文化精神及价值理念。中华神话与西方神话不同，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精卫填海显示的求实精神与希腊神话诸神们显像的自由浪漫风格有很大不同。文化认同伴随着文化传播。从传播学角度来说，所谓“传播”对应的英文单词是communication，其含义包括“通信”“会话”“交流”“交往”“交通”“参与”等不下十几种。在“会话”“交流”“交往”过程中，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同时也要吸纳其他文明的优秀文化，这样才能促进我们的民族自尊和自信。中国被世界认可的多项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标志性符号，我们要以平等身份来参与世界文化民族之林的对话与沟通，并且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同时，使我们优秀的文化为世界所共享。
实现中华文化的认同是集体的社会行为。中华文化体现在个体的智慧、实践与观念中。但是其绝不是只限于个体，而是集体记忆的表征。王明珂谈到，在社会学研究中，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被认为是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理论的开创者。他指出，一向被我们认为是相当“个人的”记忆，事实上是一种集体的社会行为。人是群体的动物，人的存在是一种社会存在，而文化体现于社会关系之中。人是文化的携带者，没有人何谈文化，但是在人组成的社会中，文化规则和价值体系又能够度化人。集体记忆是有内聚性和凝聚性的记忆，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经历的民族存亡的历史、共同经历的政治动荡、共同珍视的公共文化记忆、共同苦乐的情感凝聚。“集体记忆的凝聚与文化认同建构向度一致，从集体记忆的发掘、保存、建构和再现的本真性出发，集体记忆契合文化认同的旨归，不仅指向文明传承的社会实践，而且指向文化认同的精神基因。”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要激发对自己传统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在理念上和实践上建构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文化自觉意识，实现“各美其美”与“美美与共”。
无论是从历史错综复杂进程的视域看，还是从中华民族文化的文化结构和特征视域看，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都是由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共同构成的。草原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在长期历史交融与文化碰撞的过程中互相包容、层层累积构筑了今日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牢固格局，在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化之林彰显了具有特征的价值体系、文化特质和文化精神。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要继续加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认同，继承以往，开拓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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