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祥 | 大学联合办学的内生机制及其运行维度分析——基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样本考察
任祥，云南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云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云南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理论时评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及廉政文化。先后主持了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在内的10余项科研项目，以第一作者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光明日报》（理论版）、《中国高校社会科学》《思想理论教育导刊》《思想教育研究》《云南社会科学》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个人专著《抗战时期云南高等教育的流变与绵延》，先后2次获得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励。个人还于2018年1月被云南省纪委、省人社厅、省监察厅授予“全省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引 言
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为优化教育布局、促进资源配置、提高核心竞争力，高校之间的“分合拆并”与“优化整合”一直是此起彼伏，既经历了高等教育布局的大发展、大扩张，亦经历了高校的大合并、大联合。20世纪50年代的院校专业大调整及90年代末以合并为主要特征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两次最大规模的院校调整。1992年至2001年间全国的高校合并办学风潮中，共有597所高校合并组建为267所高校，净减330所，使得单纯的规模扩张现象得到有效改观，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全国高等院校区域的合理布局、办学功能的深层转向、办学定位的战略转型及办学目标的特色转轨，部分联合办学高校由此最大限度地整合和获取资源，并产生了“减量增效”式的规模集群效应，其办学实力和办学水平得以显著提升。
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的“帕累托最优”概念，对于客观评价高校联合办学成效有着重要的启示。他认为：“在某种既定的资源配置状态下，若重新改变资源配置，可以使某些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而同时其他人的效用却没有降低或不变，则这种资源配置状态为最大效率或最优状态，即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从成本理论的视角来审视高校联合办学，为提升教育规模经济效益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意识到：联合办学的机遇性优势不等同于利益的统筹与效益的最优，应然的发展愿景也不会轻易地转化为现实，规模与经济并非一定呈正相关关系，也有可能带来聚合效应消减或规模不经济的问题。部分学者通过平均值、各个年度规模效率有所提升的高校比重、每所高校规模效率变化情况等3个维度的分析考察，认为大多数“高校并没有因为合并后规模的扩大带来显著的规模效应”。此外，部分联合高校因历史传承、办学理念、相关利益驱动、内部结构调整等因素的制约，融合迟迟难以实现，甚至一度使得联合办学演化为一项高风险、高投入的内外部不经济活动，并由此造成内部行政权力的泛化与学术专业权力的式微。此外，重组织系统与运行程序的有机组合而轻制度空间和内生机制构建等有悖于联合办学初衷的现象，也值得我们重点关注。
一、问题的提出：构建大学联合办学内生机制的客观需求
大学联合办学作为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总体成果较为丰富。根据2022年11月的知网检索，以“大学联合办学”为关键词的中文文献总数为1398篇，其中1995年及2007年分别达到两个产出峰值，2007年之后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张及其大学合并浪潮悄然退去等原因，研究呈现出成果数量逐年下降的趋势。这些研究成果，既有联合办学必要性与可行性、合并办学经验、问题及对策等文献性、综述性的梳理，也有学理性、思辨性的分析；部分学者对联合办学决策、实施、评价等方面做了实证研究；还有研究涉及国外巨型大学、多校园大学系统、多样化办学模式的评介。这些研究，为我们更加全面、客观、辩证地分析高校联合办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当前已有不同时期联合办学的研究来看，整体而言，更多偏重于以史论道式的静态描述和针对必要性、重要性、经验性总结等表象特征的宏观分析，而对于联合办学的功能性解读及本体形态的价值判断，以及体现前瞻性和系统性的理论构建等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即便有也因缺乏深层次、系统化的梳理而未达到应有的研究深度。这其中，针对联合办学运行机制、办学模式及其资源有效整合重构等方面的研究，更多从社会需求与高等教育宏观布局等政府及市场外部治理的调控机制着眼，重点关注联合办学中政府及社会组织乃至市场对于合并高校领导机构、制度规划、学科专业、人才配置、管理模式、资金整合以及评价机制、激励机制、利益补偿机制等方面引导、驱动及调控作用的发挥。并一度把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针对高校实施的高校布局、专业结构调整及其相关隶属关系、投资体制、资源重组、人事调配等管理机制等同于高校的内生机制，而对于相关高校通过自身自觉、整体、系统、内生式联合办学方面的本土理论阐释及深层次的理论体系构建至为薄弱。这也促使我们尝试充分运用系统动力学理论、自组织理论及内生理论等相关理论，去分析联合办学内生式发展的运行及动力机制问题。
从高等教育发展演进及其动力机制的运行规律来看，处于体制转轨的特殊时期，高校的联合办学是“不可能通过充分竞争和市场选择的途径来实现的”。自然法学派和分析法学派的研究显示，高校联合办学是高等教育发展至一定阶段所应达到的“应然”过程，而非高等教育在客观实际状况下的“实然”过程，其间充满了观念、利益、文化及组织惯性等方面的冲突。在这一过程中，除了联合初期基于政府意志所做出的指导、调控、服务与整合、推动等宏观性、主观性和指令性的“外生性”动力作用外，之后漫长的融合过程还得依靠高校自身的适应调整来推动问题的解决并促成其自动化、自组织状态内生机制的渐次形成。作为一种典型的演化型不确定系统，内生机制兼具了客观性、内生性、相对性、动态性和规律性特性，是联合办学实现由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换与切入的必然途径及关键性推动力量。通过文化传承、组织结构、运行机制、人员配置、资源聚合等动力因素的激发、引领、内化及有效的运行调试，以此实现自我的适应、调整、完善甚至是革新，并有效解决现实与预期目标之间的偏离和失真，促使联合办学在规范的组织框架下有序运行并激发办学的内生活力。
当前，部分省区积极推进高等教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优化高校的学科布局，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支持和鼓励行业学校集中优质教育资源并实现强强联合。与此同时，部分高校为进一步拓展办学空间、增强办学活力，纷纷开展高等教育一体化、区域高校联盟以及校际联合办学、中外合作办学等形式的办学实践，高职院校为实现做大做强目标而推进的“报团取暖”式合并办学也悄然兴起。然而，在高校联合办学过程中突出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联合办学初期以政府为主导的行政化及外延式调控的惯性思维还未得以有效转型；二是联合办学过程中新旧管理体制之间有效衔接及功能转换的周期过于漫长；三是联合办学过程中思想、制度、文化、模式等层面的矛盾及无谓的内耗难以得到及时舒缓和妥善解决；四是相关办学资源未得到有效整合，片面追求联合办学规模化、综合化及办学层次提升的办学定位趋向较为突出；五是过分关注组织结构整合，弱化了联合办学之后自身发展的价值需求及内涵发展机制的有效构建。这也注定联合高校难以有效推进实质性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办学治校内生机制的形成与高效运作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追忆抗战时期诸多大学为躲避战火辗转千里迁徙云贵川陕等大后方，结茅立舍、治学育才、弦歌不辍的那段历史，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大学联合组建而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堪为典范。其联合办学的9年间，在排除当局政治管控、战局频仍、社会迁变等外部因素对于学校的干扰与影响外，三校间合作无懈、相得益彰的内生发展机制的实践路径值得我们重视。除了特殊历史背景、难以照搬复制的主客观因素和不同人群所持的价值立场和元认知外，从爱国理念、文化传承、科学治理、资源整合、学术涵养等动力因素的思维逻辑演化方向出发，理性地审视联合办学的内生机制及其运行维度，对于我们从更深层次审视联合办学的内在贯通性规律与整体的逻辑性关联，加快推进当前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厚植大学“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二、运行维度：西南联大联合办学内生机制的结构性要素分析
在联合办学过程中，诸多内在性、基础性制约要素变量的影响及其内生性动力与协同作用的有效发挥，对于西南联大从自在自发活动主体向自由自觉活动主体转型，有效推进联合办学的质量和水平异常关键。
（一）爱国理念向度：“胶结一体、共度时艰”的爱国情怀与坚韧信念支撑
儒家倡导的家国共同体意识之上的“家国情怀”与“和而不同”“贵和”“大同”“和合”等思想深入人心，在千年沿袭的士大夫人格信仰与人文精神中体现得更是淋漓尽致。其所推崇的和合文化在承认事物之间普遍存有矛盾和差异的前提下，将性质各异的事物内化于一个相互依存共生的和合体之中。通过融汇优长克制短板，达到最佳的组合，由此促使新事物的产生与发展，这一浓缩中国文化精髓的思想及被普遍认同的人文精神在历史上曾多次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抗战时期，在深重灾难和严峻的社会现实中，由民族情感和爱国热忱演化而来的报国情怀与坚韧信念成为维系西南联大师生精诚团结的重要纽带。出于“国难日亟”的强烈爱国呼声，部分国民政府要员及爱国人士受“亡国论”“速胜论”及“焦土抗战”等思想的影响，提出非常时期应废弃平时教育而推行战时教育政策以迅速造就战争人才的主张。时任国民政府审时度势，提出“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实践证明“这一方针对于统一战时教育思想，稳定教育局势是有较强针对性的，也是符合抗战及战后实际需要的”，使得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并未因战争而降低办学质量。西南联大历经长沙和昆明两次辗转及数次迁徙，“由华北而华南，由华南而西南，万里跋涉，历尽艰辛，共赴国难，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屈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云南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及云南当局龙云治下对联大师生安全上的保护、经济上的支持，“使联大人在硝烟弥漫的时局中有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在这种安全感的支持下，他们能够在独立、自由的状态下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于2020年1月20日实地考察西南联大旧址时特别强调，教育要同国家之命运、民族之前途紧密联系起来。为国家、为民族，是学习的动力，也是学习的动机。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校均有着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清华大学为“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指挥部，而南开大学则是最先遭遇“九·一八”炮火并严重损毁的大学。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统治区民生凋敝、物价飞涨，三校师生颠沛流离、共克时艰，还要时刻躲避日寇飞机的轰炸。就是在这样极端艰苦的环境下，西南联大师生仍昂扬着一种不甘沦亡、“正义必胜、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和为国家、为民族保存教育薪火的强烈责任感，展现出深重民族危机面前大学应有的学术理性、社会责任和历史担当。师生们积极为抗战奔走，或捐钱捐物，或做思想动员，或直接奔赴前线，西南联大成为黑暗中最为闪亮的民主堡垒。学生们“为国家而学习”，很多同学在课本上赫然写上“读书救国”四个醒目大字，并在课余印刷刊物、组织社团、关注国是。教师们不计个人得失，文学院汤用彤教授一度只能喝稀粥度日，金岳霖教授弄块西点解馋也成为人生一大幸事，闻一多教授迫于生计而挂牌治印，一代国学大师陈寅恪终因营养不良而目疾难愈。然而他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坚守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追求。正如总务长郑天挺教授所说：“一个爱国分子，不能身赴前线或参加战斗，只有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坚持谨严创造精神，自学不倦，才能‘以期有所贡献于祖国’。”
在山河飘零、国难民忧的战乱时期，联大要完成延续文脉、保存教育薪火的历史使命，缺少坚强有力的团结合作是难以想象的。正是三校这种亲密无间、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成为联大度过艰苦卓绝八年的重要支撑。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谈道:“教育之最大的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应相育，相方相苞；则此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者也。”反观同一时期在西安成立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在短暂的一年联合办学存续期间，因战事及政局的变化而不断拆分、搬迁、改组，更替频仍，名存实散。对此梅贻琦在纪念联大校庆九周年大会上感慨：“前几年，教育当局谈抗战中，好多学校联而不合，只有联大是唯一的联合到底，这不是偶然的。”1946年5月4日，联大举行结业典礼宣布三校复员北返，为纪念联大“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的珍贵历史，在随后揭幕的由闻一多教授题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的篆额上，“联”字被高置于题首，充分凸显了联合之于联大的重要性。郑天挺教授在《滇行记》中谈道:“西南联大的八年，最可贵的是友爱和团结。教师之间、师生之间，三校之间均如此。”又说:“无私、友爱、团结,这就是西南联大的优良传统，这也是能造成众多人才、驰名于中外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西南联大的兼容并包，与学术报国的价值导向相契、同中华传统“和合”文化相连，不仅体现在校内的学术自由，也体现在历史传统、学风和经费来源不尽相同的三校关系处理上。
（二）文化传承向度：“刚毅坚卓、兼容并包”校训精神与办学理念的深度融合
从本质上看，大学组织结构、文化内涵的重新组合与系统再造是高校合并重组的重要特征，既要求外在组织形式上的高度统一，更要关注内在文化本质方面的交融与互补，以此实现联合办学行为由宏观调配模式向内生性供给方式的转变。在这一方面，高校传统的文化特质决定了学校管理中的基本要素，“也只有适合于组织文化的组织结构才有它存在、运行、发展的空间”“特别是在艰难困苦、迂回曲折的境况下，文化逻辑的隐性力量就会愈挫愈勇，彰显出更强大的生命活力”。大学作为文化传承和科学创新的现代化专业组织，其特有的办学理念和校训精神在学校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办学理念作为办学者在长期办学实践、思维活动、文化传承及创新过程中形成的教育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是对办学‘应然状态’的理性认识和观念整合，是一种具有相对稳定性、延续性和指向性的观念体系”。校训作为一所学校教育理念、治学风格的高度概括，承载着学校的办学思想、文化特质、办学传统及办学特色，是其气质、精神、文化、目标及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作为联合办学院校，其组成高校均有着自身的精神定位和价值取向标准，这些理念或相通相近、或相反相背，如不能较好地融合，则会出现“二元对立”的现象：要不采取文化沙龙主义，对原有学校文化精神持僵化固守的态度；要不采取文化虚无主义，对原有文化传统予以全盘否定或抛弃，由此必然带来联合办学后学校价值观念、人文精神的扭曲与失落。
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校素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北大是戊戌变法废科举兴学堂之后，由清政府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清华是清政府设立的留美预备学校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一所国立大学，而南开则是“五四”前夕于私立中学基础之上筹办起来的一所私立大学。在文化传承上，人们常用“山·海·云”隐喻三校的内在特质：南开坚定如“山”、清华智慧如“海”、北大宽广如“云”，由此形成的校风则是各具特色：北大民主自由、清华严谨认真、南开活泼开拓。将三校办学思想及文化特质加以整合并形成合力，对三校兼具的“爱国、民主、自由、科学”这一主体精神层面的价值追求进行塑造和提升，对联大的发展至为重要。
西南联大迁滇初期，恰逢前方战事失利，师生中也弥漫着一种消极悲观的情绪。为此，“精神重建成为学校的头等大事”，结合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各校报呈校歌、校训的通令，联大成立了由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罗庸、罗常培等5人组成的校歌校训委员会，在师生中广泛征集校训校歌。经过反复斟酌与认真评选，最终选定“刚毅坚卓”为校训，校歌由罗庸填词、张清常谱曲。联大校训含意深刻，富有哲理，北大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南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是为本源。“刚毅坚卓”要求为师者要“心志坚定，刻苦自励，勤奋学习，卓然成家，但又不慕名利地位，铁骨铮铮；不好为人师，不强为人师，而又谦恭和蔼，待人以诚，循循善诱。”彰显民族斗志与文人气节的联大校歌《满江红》，将家国情怀、战争记忆、学人志向及师道理想通过浑厚磅礴、深沉激扬的交响乐章传唱开来。在此校训校歌的感召下，组成联大的三校师生胶结一体，严守学术阵地，以高尚的师德培育一代学子，以宽容的精神融汇中西方文化精髓，以民主的心态引领时代思潮，虽“生计日艰复日更艰，课业则而时又新”，却“卒能成就一代人杰，八千俊才”。北大、清华与南开三校合一，“三校原有之精神，已潜移默化融合于整个联大之中。”联大昆明校友会也认为：“它的诞生虽说偶然，但无形中原就有一种传统凑合的力量，没有这种传统，即使能够凑合，绝不能持久……只有三者融合之后,才能相得益彰，而后有发扬，有创造。”
从文化动因来看，高校联合办学是文化传承、思想观念和心理情感上拒绝、沉默、接受、适应、再融合及最终统一的过程。作为一所国立与私立、传统与现代、守正与创新不同特质大学的合组，联大原有三校人员之间均有着难以割舍的“母校情怀”，其归属感及认同感的融合就更为关键。就源流而言，三校素有通家之谊，交情也较为深厚，在办学理念上亦有一定的相通性。北大校长蒋梦麟曾身任南开校董，南开校长张伯苓曾为清华教务长，而清华校长梅贻琦则师承南开校长张伯苓，三位常委都是当时极负盛名的教育家，之间并无有意贬抑的门户之见，亦无贫弱不均的利害之争，更无朋辈排挤倾轧的内耗现象，分合之间亦能做到并行不悖，各不相妨。他们深怀教育救国思想，深受蔡元培“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个性发展、兼容并包”办学思想的熏陶与影响，对办大学有着独特的感悟与理解，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有着十分接近的原则立场：如都主张学术自由和民主办学、提倡通才教育、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强调教学与科研并重、推行灵活而又严格的教学管理。蒋梦麟强调必须允许新思潮和新派人物存在，“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坠”。梅贻琦认为“为了培养新民、大学的学术及研究者，应该无所不思，无所不言。”张伯苓则认为“研究学问，固然要紧，而熏陶人格，尤其是根本。”这些办学思想的交流与融合，共同构筑为联大的办学理念，为三校的合作搭建了精神文化上的支点。冯友兰教授由此强调：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大学教育，有了最高的表现，其学风比三校的任何时期都浓郁。这也是西南联大令后人追怀不已、推崇备至的根本原因。
（三）科学治理向度：“权能分职、事乃以治”组织模式与管理效能的精益组合
大学的联合实质上是对原有利益格局和权力分配的再次均衡与调整，有赖于管理体制的优化及组织结构模式的变革，需要一套科学、合理、有效的教育管理制度作为支撑，而大学社会功能的多样性也决定了其内部管理应该是专业化和高难度的。组成联大的三校原来都有着自身成熟的内部管理制度，管理风格亦不尽相同。合并后的联大，形成了由常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和教授会共同构建的三级教育行政运行体制：最高的行政机构为常务委员会，由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组成常委，常委会实行合议制，为避免行事有所偏袒或专断，“常委一人负执行责”，指定一名常委具体负责并可轮流担任。中国“一山不容二虎”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文人相轻与门户之见常常使得部分联合办学学校“联而不合”“并而不合”，在这方面，联大三校的共同目标及组织运作默契而巧妙地规避了这一问题的发生。
联大三常委分工合作、各有侧重，蒋梦麟和张伯苓兼有外职并常驻重庆，校政事宜由张伯苓代表学校与国民政府周旋交涉，蒋梦麟负责学校的对外事宜，联大的日常事务由梅贻琦长期执掌。在常委会运作上，从张伯苓对蒋梦麟“我的表你带着”的坦诚，到蒋梦麟对梅贻琦的“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的恳切，不难看出三校校长的大度与包容。梅贻琦一贯为人公道，处事不偏不倚，遇到重大事项总是通过信函、电文或者当面沟通等方式与另外两位常委商讨并由学校各级机构合力完成。同时赋予各处、院、系负责人较大的办学自主权，使他们既能切实负责又可以独立地完成各项管理工作。校务会议为议事机构，由联大常委主席召集，常委委员、秘书主任、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各院院长和与以上人数相等的教授代表组成。校务委员会所议事项一旦形成决议，校常委会就得坚决地执行，倘若常委会对此持有异议，或的确难以推行，亦不得随意更改或变通，只能交由校务会复议决定。教授会实为咨询机构，所有教授、副教授均为当然成员，职责为审议教学及研究事项、学生导育方案、学生毕业成绩及学位的授予以及常委会或校务会议交议等诸多事项。为强化专门事务管理，联大还设立了校舍、图书设计、理工设备、人员聘任等20余个各种专门委员会，委员由教授和高级职员组成，并由一名教授任主席。临时设立的专门委员会则更多，一般在任务完成后撤销。而作为办学主体的院系则进行了三校间学科的整合，同一院系由过去的三个系主任合为一人，各系主任在面对进退去留问题时亦能做到敬贤礼让，服从大局，个别教师的门户之见在联大很难有存续的市场，即便有也往往湮灭于求同存异的共识之下。
自近代大学产生起，“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以不同形态存续和相互作用就是大学内部权力结构所具有的共性”。现代以来大学追寻真理探求真知的学术属性，决定了高等教育建设过程中应当充分维护学术权力的行使及保障应有的学术自由。联大从常委会到校务委员会、从教授会到其他委员会等一系列组织构架及其运行规则的确立与完善，既体现了充分的民主，又有高效的集中。由于上述机构除三位常委为专职外，其他行政岗位及专业委员会主要成员均由教授兼任，教授能够广泛地参与学校的各种决策,享有充分的治校权力，较好地体现了教学与科研在大学中的主体地位及教授在学校中的主导作用。“集体领导、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办学理念深入人心，不仅使决策更合乎大学办学规律，而且使校长避免陷入事务性泥潭，可以腾出时间来抓好要事，同时也规避了因个人决策因素造成工作的偏差和矛盾，进而保持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曾高度评价联大建立教授会的制度之举，称其:“在校内，它有以民主的名义对抗校长独断专权的一面；在校外,它有以学术自主的名义对抗国民党派系势力对教育学术机构的侵入和控制的一面”。
当政治权力与学术权力冲突时，联大往往采取刚柔并济的方式，以“教授治校”及“不问政治”为名维护学校在乱局之下的独立办学，“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政治与学术的边界，尽量化解政治对办学的干扰，构建了学术力量与政治力量的‘均衡’状态”，有力地维护和促成了内部的团结。面对国民党派系势力对于大学诸如统一颁布大学科目表、统一课程、统一教材、实行毕业考试总考制等方面的渗透和控制企图，联大据理抗驳，为此专门召开教授会并致函教育部:“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有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由于坚信国家总有一天会“千秋耻，终当雪”，学校亦会“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合是暂时的分则是必然的，为了缓解和避免三校合作中一些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同时也照顾到各校的一些特殊事务和利益，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在昆明设有各自的办事处，保留各校原有的一些行政教学和科研系统。这也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维护三校相对独立的现实之举，这一结构，较好地反映了办学过程中独立性与整体性的有机整合。
（四）整合向度：“不拘一格、贤乃有为”的人员整合和资源集成
要办好一所大学，作为知识与创意集散根基的教师资源至为关键。梅贻琦强调:“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固图之也至极”“吾人应努力奔赴之第一事，盖为师资之充实，大学之良窳，几乎全系于师资与设备充实与否，而师资尤为重要”。梅贻琦在主持西南联大校务期间，排除万难、不遗余力地从各方延聘一流学者、教授。“对校外名家大师,总是设法延聘,在延聘之前,先行委托其至亲好友疏通,再由学校领导或院长、系主任登门拜请,‘三顾茅庐’。”对乡土及地域抱团式的聚合保持了最大限度的警惕，更力避亲疏远近与人情覆辙。从联大教师群体的组成来看，其教师大多来自旧式知识分子及从事教育行业的家庭，呈现明显的学术精英代际传承性，这与1865~1905年中国高等教育精英基本来自官员家庭有着显著的差异。从联大超过一年的专职教授籍贯统计来看，“他们来自全国22个省区，其籍贯分布与各省人口总数的关联性不大”。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并学有所专，且多数有国外访学深造经历，政治意识和专业素养上与西方接轨，但在道德伦理层面仍然保留着中国文化的传统，这样的群体结构相对而言降低了岗位整合与人员优化配置的难度。
在人事选聘上，西南联大将聘任教授的职责交由各系主任负责，由系主任提名，经学院院长同意后便可聘任教授。联大在人员管理上提倡竞争，必修课由知名教授讲授，而选修课则多由青年教师讲授，同样一门课程往往由多位教师同时负责。如“中国通史”由钱穆、吴晗和雷海宗教授主讲，“楚辞”这门选修课同时开出多个班次，由闻一多、游国恩、罗庸和彭仲铎分别主讲，教授们难分轩轾的授课，激发了学生极大的兴趣，使他们既可以扩大知识面，又可以领略不同的讲授风格，更重要的是增强了他们的思辨能力。在经费日益紧张的情况下，联大自始至终都没有缩减教授及副教授教师数量，为稳定教师队伍，尽可能为他们创造学术氛围和工作条件，依托“清华服务社”，通过服务社会地方获得一定经济效益用来提高教师的待遇。而在教师选聘上，对于不能胜任或者不适合从事教学工作者，坚决不予续聘；而优秀者，即便经费捉襟见肘，联大依然鼓励其带薪到国外大学或研究机构游学休假。联大有一套完整的教师遴选机制，教师职称提升只讲实绩和水平，没有人数和比例限制，在选用标准上也是不拘一格、惟才是聘，其选拔师资不只看重资历，更加需要的是真才实学。若论资历，沈从文仅为小学毕业，而华罗庚中学尚未毕业，钱穆亦没有大学学历，但联大却聘他们为教授。
联合办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战乱频仍的非常时期，西南联大亦面临着办学资金紧张、物力资源和图书信息资源匮乏等境遇。校舍多为租借，且大都为茅草房、铁皮屋等简陋临时建筑，图书则更是短缺。据统计,联大八年累计共有中、日文图书31100册，西文图书13900册，外文期刊近百种。联合前，三校在经费来源上有所不同，清华因有“庚子赔款”而显得较为宽裕，北大、南开则稍逊一筹。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方面。在当时国内外购书渠道不畅通，经费紧缺，购买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联大确立了集中有限资金办学和图书设备互用的方针，通过开展馆际协作、广泛征集教师图书、争取国外学术机构惠赠、强化共享图书资源及限定借书数量及时限来提高图书管理效率等措施，大大缓解了图书资料短缺的矛盾。仪器设备方面，联大也是一切因陋就简，就地取材，自制和仿制了诸如航空风洞、机械热工、制氢工艺等仪器实验设备。此外，课程资源方面，有的系、专业师资急缺，联大由此采用了灵活自由的选课制，鼓励教师多开课程以供学生自由挑选，由此出现一个人独自承担三门必修课和一些选修课的现象。这些措施在较大程度上实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最优化资源配置。
（五）学术涵养向度：“和而不同、同无妨异”的学术交流与文化融合
自中世纪大学诞生以来，学术自由、大学自治一直是大学追求的理想，也是现代大学办学的核心理念。联合办学并不表明大学独立性和包容性的丧失，相反，通过联合办学，可以实现各校之间多样化与统一性的有效融合。西南联大名师云集，学术流派众多，“派系”也是形形色色。对此，梅贻琦一再强调在政治立场上对“左”和“右”的思潮均没有特别偏好,学术和思想的自由发展是他关注的焦点。正如他所说:“余对政治无深研究”，办学“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在学术面前，“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正是有了联大这种学术交融、派无疆封的开明、包容之气，联大的教授方能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中保持超然的学术和言论自由，各流派也才可以在民主包容的氛围中“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同无妨异，异不害同”。联大的学术自由区别于政治上的自由，教师们可以创造并传播自己的言论和思想，允许流派共存、百家争鸣。如张申府等的“共产主义派”，周炳琳等的“三民主义派”，在学校均有一批追随者。在学术争鸣上，联大师生绝不因为学派不同而有所偏见，他们在坚持自己独立政治信仰与学术立场的同时，对他人学术观点持有包容和尊重的态度，这对于理性的学术批评与学术反思无疑是极为有利的。在教学上，教师可以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与日常的教育教学有机融合起来，教授之间可以各自保持学术个性，虽然相互间的批评有时也很尖锐，但大多出于学术批评和学术争鸣，总体上是满怀关切和激情的沟通交流，相互之间也是谦逊坦荡地互通有无，很少有个人之间的私怨和意气之争。
高校联合办学中学术功能的整合与重建是一项系统工程，一般须通过比较分析、沟通融合、创新再造3个阶段，其对高校的影响是隐性和潜在的，但又是十分重要的。对师生们在学术心态与学科融合方面存在的疏离感可以有效化解，从而实现学术价值方面的多元共存,并以此达到学术方法与学术价值的重构与认同。西南联大由长沙迁往昆明初期，为“借以多习民情，考查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联大由湘迁滇的其中一路，由5位教授组成指导委员会、11名随团教师、3校284名学生参加的“湘黔滇旅行团”，历时69天，一路行程1671公里到达昆明。这既是三校文化融合与学术交流的“长征”，更是三校凝聚人心齐心共渡国难的一次生动写照。按照当局规定，联大设立的训导处专司学生管理，然而联大并未教条地去禁锢学生的思想，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注重自治的启发与同情的处置，以期实现严整生活,造成诚朴的风气”。从组织形式上看，联大的学生管理主要是通过学生自治会、学生社团和学生自主活动等途径来实现。除了官方指导的学生自治会之外，联大还成立了诸如“冬青文艺社”“新诗社”“山海云剧社”“阳光美术社”“铁马体育会”等数十个自发组成的学生社团，涵盖了政治、文学、戏剧、歌咏、宗教、体育等方面，所聘指导教师也多由联大知名教授担任。他们通过刊印壁报、报纸、杂志及组织演讲、集会等形式，宣传抗战、针砭时弊、学术探索、陶冶情操，让联大校园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在传播自由民主思想、完善校务管理的同时，对于提升学生学术综合素养和有效锻炼自身能力，培育社会服务意识和公民德性方面提供了一个个重要的平台。
三、联大办学的今日借鉴：内生机制运行的动力结构及其内在逻辑关联
当前，随着利益相关者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及学术生态理论等学术流派的兴起与发展，大学治理研究已日益从政府推动、社会参与、资源优化配置、科学结构调整布局等外在因素的关注转向综合、整体、系统及内生性与生态化等内在因素的分析。其间，尊重历史传承、重视平等对话、强调共同治理决策机制的构建与不同权力体系在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过程中的相互制衡成为新的关注点。作为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长期、复杂、系统的发展过程，大学联合办学内生动力因素相互作用与演变的规律性认知，为内生机制动力结构的分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及实践基础。
客观来看，高校联合办学内生机制并非与生俱来的，其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受制于内外部各种客观环境因素的制约与影响。联合办学运行过程既经历了办学主体、机构设置、管理制度等组织形式层面的表层融合，亦涵盖发展规划编制、学科专业重组、利益关系调整等实体架构层面的深层融合，还包含学术思想、办学理念、校园文化等方面由表及里、层层深化、整合创新的核心融合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高校自身内生机制的构建完善与规范运行，不仅是有效化解联合办学过程中聚合力与离散力博弈之间矛盾的需要，也是舒缓由于缺乏办学亲缘关系而引发各种利益冲突的需要，更是高校实现自发、自觉、自主、有序地适应与调节，最终为步入“形神兼备”“内在统一”的良性内生机制运行发展轨道提供坚强组织保障的需要。由此，在联合办学过程中，如不能实现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地自我调整及有效融合，必然会造成联合办学高校面和心不和、机构人员冗余、管理责权不清、矛盾化解缓慢、办学效率日益消减等方面的严重后果。
基于西南联大样本考察的联合办学内生机制及其运行维度，其所蕴含的爱国理念、文化传承、科学治理、资源整合、学术涵养等主要动力因素存在5个方面的内在逻辑联系：首先，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始终是贯穿联合办学高校历史与现实发展的一条鲜明主线和精神纽带。其次，文化传承本质上是内生机制构建的价值引领与核心融合的目标所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办学理念的统一及师生的心理认同，为联合办学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再次，科学治理作为联合办学的关键动力及重要保障，其治理决策的科学化、程序的民主化、方式的法治化、手段的系统化、过程的高效化无疑是实现高校联合办学有序推动及内生机制高效运转的关键之策、长效之策。第四，资源整合是有效解决教育需求短缺及发展不均衡矛盾，针对不同来源、层次、结构、内容资源进行识别、选择、优化、配置及有效整合的动态管理过程。最后，学术涵养作为一种具有高度创造性的智力活动及价值引领，其对大学不断追求真理、开阔视野、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营造良好学术氛围、陶冶情操、完善人格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是大学科学治理的主要路径及大学成为真正学术机构的重要遵循。
为激发联合高校向更加有序、更加优化的组织演化与管理变革，并积极构建和谐的自组织结构和学校内生发展的战略格局，作为内生机制的主要动力因素，其活动方式、系统功能和运行原理均是基于内生发展规则与价值的尊重认同，并由此形成了一个相互衔接、逻辑呼应的内在结构以及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统一的有机整体，在差异趋向协同的运行和演化环境下，发挥着内生协同与规律生成的交互关联及自动催化作用。这其中，5个动力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并呈现引导推动、内化整合、约束影响、耦合互动等方面相互关联且彼此限定的关系。在爱国理念下，通过资源整合、学术涵养等科学治理路径，最终达到文化的有效传承。这些关系结构框架如图1所示，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与疏漏均会从广度和深度上制约高校联合办学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进而影响联合办学的质量和水平。
对西南联大联合办学运行维度及其内生机制结构性要素的深化分析，对今日的高校联合办学有着较强的借鉴意义，梳理如下：
一是以爱国理念为支撑，内化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办学治校理念。以服务国家社会、振兴高等教育为己任，从讲政治、顾大局、勇担当、善作为的高度，积极调适联合办学过程中存在的各种内外部冲突矛盾，破除根深蒂固的门户之见与学派之争，充分激发广大师生员工团结一心奔一流的巨大爱校建校热情，逐步提升师生员工对联合办学高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最终为实现联合办学发展战略的转移奠定坚实思想基础。
二是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努力实现大学精神的传承与重建。以尊重、平等、包容的心态看待联合办学高校之间的校园文化风格，全面深入地挖掘、整合组成学校原有的历史传统、文化观念、社会声誉、师生心态、校训校风，通过文化的“兼容并包”“互鉴通和”及“特色叠加”，积极培育新的组织文化品位体系，有效激发师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培育和谐融洽的校园文化并最终形成思想、意识和观念上的高度认同与理性自觉。
三是坚持目标导向，积极构建科学高效的内部治理体系。以结构完善、运行有序、内涵发展为目标、政策和精神导向，积极、主动地协调好集权与分权、效率与公平、学术管理与事务管理等方面的组织结构关系，积极推动良性内生发展运行机制的形成，着力构建组织机构、章程制度、利益保障体系在内的组织体系，有效避免内部治理中存在的结构效能消减等方面问题，有力推动由多个办学实体向单个办学实体的变革与转换。
四是通过优化配置，力争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以人员的优化调整及合理配置入手，积极推动对联合办学高校社会声誉、校产校舍、学科专业、办学经费、图书资料、大型仪器设备等方面办学资源的优势互补、有效使用和共享转移力度，努力实现联合办学高校由单纯的合作重组向深度融合转变、由资源集聚向提高资源利用率转变、由扩大规模向提高质量和效益转变、由单一依赖政府配置向多元化资源筹措转变等4个转变。
五是强化学术涵养，有效提升学科建设水平。紧紧抓住学科专业整合的良好契机，通过相关学科力量联合攻关与科学研究，有效破除阻碍学科发展的传统壁垒并着力改变重复设置学科、专业的状态，积极推动形成崇尚知识、严谨治学的优良学风，大力营造风清气正、互学互鉴的学术生态，着力组建一批体现科技发展前沿、国家发展战略及学校特点的优势、特色、重点学科，并实现由单纯的学科齐全向多学科交叉渗透转向。
四、启示与思考：大学联合办学内生机制的发展省思
作为与20世纪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难题一脉相承的“世纪之问”，钱学森先生“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问题的提出由来已久，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从各个层面去共同破解，也引发了我们对大学联合办学的诘问和深思。从高校联合办学的内生动力机制来看，在政府对高等教育区域布局进行调整及优化的同时，如何客观看待为追求卓越而自我扩张发展的内在需求，有效避免利益各方功利主义驱动之下的短期目标导向至关重要。在联合办学利益格局和权力分配的调整进程中，其组织重构的建构水平及办学资源的整合程度，除有赖于政府治理、政策支持、社会供给、市场竞争、权力分配等外在逻辑因素外，大学内生机制的优化、文化冲突与思想融合等内涵式发展方面的逻辑因素，往往决定了高校联合办学所应达到的规模经济效益。如何调和好政府意志与高校内涵发展意愿之间的关系，切实解决内生机制中观念习俗、思维定式、心理障碍、文化传承等方面“并而不合”“合而不同”的失落与失衡，以及文化重构和理念融合产生的种种排斥、冲突是联合办学整体发展战略目标最终得以实现所需要直面的重要问题。
基于抗战而促成联合办学的一个重要样本，学者们对西南联大联合办学的成就总体持肯定态度，当然也有诸如“被高估了的西南联合大学”等对于联大办学评价的质疑和争论。这也促使我们以更加全面、客观、理性、历史、辩证、审慎的视角去看待问题：既不能离开对联大办学所处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知及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更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在联大办学期间，国民政府当局对于联合办学的考量，实属战时的一种因应之策与权宜之举，这从大学集中和联合办学的调整、建教合作等各种临时性政策的施行以及联大组建初期便命名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便可窥一斑。在历史情境中，组成联大的三校对于终有一天会北返故里的心理预期、三校间还实际保留各自部分办事机构及研究院所、三校间因处事各异所带来个别教员的心存芥蒂或怏怏不平不足为奇。同样，在人际关系、部门整合、群体利益之间的冲突与掣肘亦在所难免。由此我们对联合办学过程中具体管理及运作问题不能吹毛求疵或求全责备，更不能以偏概全或一叶障目，这样极难还原历史本真并失去对事物全面系统客观的评判。在浩浩荡荡的历史大势、国难当头挺身而出的家国情怀和文以载道的士大夫精神面前，联合办学过程中内生性矛盾不足为惧。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居于特殊历史背景之下的西南联大联合办学整体上是成功的，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终将成为其存在的内在精神财富。
从高校联合办学是特定历史条件下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产物这一事实判断出发，本文无意深究高等教育扩张或紧缩孰轻孰重，仅从历史上成功的联合办学高校的内生机制的运行逻辑维度及其归因定位分析入手，以此明晰高校联合办学的内在变化规律与发展趋向。目前，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实现了高等教育由大众化向普及化方向发展的伟大转变，并加快推动由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将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这要求联合高校立足国情、校情、师情、学情，摒弃过去那种唯规模、唯层次、唯投资、唯级别、唯论文、唯项目等外延式办学的思维惯性，以提高质量及特色办学为核心，按照系统性、整体性和动态性原则，不断优化调整高校的办学定位、区域布局、学科结构、专业设置；不断规范内部治理结构和权力运行规则；不断增强师生价值认同、使命认同和情感认同，积极提升大学的治理能力，并以此实现高等教育内生机制的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最终为我们推进创新性国家建设和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明得失、鉴未来。抗战时期高等教育的办学演进尤其是西南联大联合办学的历史不仅给予我们深刻的历史启思，亦为我们树立起一座巍峨矗立的精神丰碑。时至今日，过去那种大规模的合并风潮已被高校之间目不暇接的学科融合、校际联合、抱团式联盟、大学联合体等新的组织形式所代替。尤其是当前部分高职院校合并升格，部分独立学院转设、升格、改制所带来的高校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的深刻变化，决定了在推进现代大学制度的历史进程中，需要我们进行深刻的价值反思、制度反思、文化反思，不仅要“固本”“守正”，更要“创新”。对内生动力机制、内生运行机制及内生约束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没有止境，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自觉地向更有序、更优化的方向加以实践与验证。正如《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所云：“三校以前之历史，亦为本校之历史。三校将来之成就，亦为本校之光荣。由斯而言，本校虽与抗战相终始，而实将与国同休，永垂无极也。”作为一所特定历史情境之下的“战时大学”，西南联大短短八年的联合办学历程及其衍生的精神及文化影响，不会随着岁月逐渐湮没和消逝，相反会随着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探索与反思焕发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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