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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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4月29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我们时代最伟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在剑桥去世了。

有人说维特根斯坦启发了两个重要的思想流派，两个都被他否定了。一个是所谓的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十年，这个流派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另一个是一种更为混杂的潮流，不能被一个名称所涵盖。在其早期，它有时被称为分析的剑桥学派。战后，它的影响力波及牛津，这场运动以语言哲学或牛津学派而为人所知。

没错，对于当代思想中的这两个潮流来说，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是十分重要的：对于第一个流派而言，重要的是他的早期作品《逻辑哲学论》及他和维也纳学派一些成员的讨论；对于第二个流派而言，除去《逻辑哲学论》外，重要的还有他在剑桥的讲座及那些他没有在有生之年出版的一些作品。维特根斯坦并不认可他的“信徒”对他的理解，他并未参与到他的作品和思想所引起的那些世界范围的讨论中去。他认为（我认为这是有理由的）他的思想常被这样一些人误解和扭曲，这些人甚至公然宣称自己是他的学生。对于自己将来会被更好地理解，他持怀疑态度。他曾经说过，他觉得他好像是在为一些会以一种与当下的人完全不同的方式思考并呼吸另一种不同的空气的人而写作的，就像是为那些来自不同文化的人。这是他不出版自己的后期作品的理由之一。

维特根斯坦不愿意被公众所关注。他切断了他与任何自己不想要的周围事物的联系。那些处于他的家人圈和朋友圈之外的人们对他的生活和性格所知甚少。这种隔绝导致了关于他的个性的荒诞传说，导致了关于他的广泛误解。发表在他的讣告上的那些材料通常是错误的，我读到的大部分关于维特根斯坦的生平文章的格调都与它们的对象格格不入。

维特根斯坦的家庭与早年生活

路德维希·约瑟夫·约翰·维特根斯坦于1889年4月26日出生在维也纳。维特根斯坦家族是从萨克森移民到奥地利的。这个家族有犹太血统。它和有着相同名称的王室没有任何关系，这一点与人们经常说到的是不一样的。维特根斯坦的爷爷从犹太教改宗到了新教。他的母亲是一位罗马天主教徒。维特根斯坦在天主教教会受洗。

维特根斯坦的爸爸肯定是一个具有超凡智慧和意志的人。他是一个工程师，后来成为了奥匈帝国钢铁工业的领军人物。维特根斯坦母亲的艺术素养强烈地熏陶了家庭成员。她和她的丈夫都很有音乐细胞。维特根斯坦富裕而文雅的家庭成为了音乐生活的中心。勃拉姆斯就是这个家庭的密友。

维特根斯坦是八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就人的个性和艺术、智力上的才能而言，所有这些孩子都有着极高的天赋。维特根斯坦无疑是一个极其不同寻常的人。尽管他没有那种刻意表现得与众不同的自负，但他无疑会从他的周围事物中鲜明地凸显出来。他生活在精神疾病的边缘，这一点也有可能是真的。罹患精神疾病的恐惧伴随了他的一生。但说他的作品有一种病态的特征，则是错误的。他的作品有着深刻的独创性，但根本不是古怪的。和他这个人一样，它们是天然而质朴的，去除了所有矫揉造作的成分。

维特根斯坦在家里接受教育，直到14岁。此后的三年，他在“上奥地利”的林茨上学。他似乎希望在维也纳追随玻尔兹曼学习物理学。然而，玻尔兹曼于1906年去世了。同年，维特根斯坦从学校毕业，转入柏林-夏洛腾堡的技术学院继续学习。

他之所以选择学习工程学，乃是源自他早年的兴趣和才能，而不是受他父亲的影响。维特根斯坦一生都对机械十分感兴趣。他小时候就制作了一台缝纫机，深受好评。即使是在他生命中最后的日子里，他也会整天与南肯辛顿博物馆那些他深爱的蒸汽机们待在一起。有几则传闻说当机械坏了需要修理的时候他就会当起机修工。

维特根斯坦在柏林待到了1908年的春天。那以后，他去了英国。1908年夏天，他在德比郡靠近格罗索普的“风筝飞行高层大气站”（Kite Flying Upper Atmosphere Station）用风筝做实验。同年秋天，他注册为曼切斯特大学工程系的研究型学生（research student）。直到1911年的秋天，他都是这里注册的学生，但有很多时间待在欧洲大陆。在那些年间，他投入到了对航空学的研究之中。以那些风筝飞行试验为基础，他为飞机建造了一个喷气反作用螺旋桨。他的兴趣开始的时候在于发动机的制造，但很快就专注于螺旋桨的设计了，这本质上是一项数学的工作。正是在那个时候，维特根斯坦的兴趣点开始转移。一开始是转到了纯数学，然后是数学的基础。

有一次，维特根斯坦对我说，他在曼切斯特的那些年间研究的那个问题从那时起变得十分重要。我很后悔没有足够的好奇心来多问他几句。我猜他想到的是喷气式发动机接下来要发挥的作用，特别是在航空学中发挥的作用。

在维特根斯坦的生命中，1906年到1912年这段时间是痛苦的求索和关于职业的清晰看法最终觉醒的岁月。他告诉我在这段时间中他总是很不开心。他的不安宁就体现在已经开始的工作几次中断而又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从德国到英国，风筝实验、喷气式发动机的建造、螺旋桨的设计、对纯数学的兴趣，最后是数学哲学。

有人说维特根斯坦曾向别人询问过关于数学基础的文本，然后被引向了罗素的《数学原理》，这本书出现在1903年。很明显，这本书深刻地影响了维特根斯坦的发展，还可能导致了他去学习弗雷格的著作。罗素和弗雷格都是这种“新”逻辑的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而这种“新”逻辑成为了维特根斯坦进入哲学的大门。

如果我没记错，维特根斯坦告诉我他年轻时曾读过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他最初的哲学是一种叔本华式的认识论唯心主义。我完全不知道这种兴趣如何会与他对逻辑和数学哲学的兴趣联系在一起，不过我记得他说过正是弗雷格的概念实在论使他放弃了他早期的唯心主义看法。

决定放弃学习工程学之后，维特根斯坦先是去了德国的耶拿和弗雷格讨论他的计划。很明显是弗雷格建议维特根斯坦去剑桥跟随罗素学习的。他听从了这个建议。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诞生

1911年秋天，他被剑桥三一学院接收，注册成了该大学的学生，先是作为本科生，后来是“高等生”。1912年的所有三个学期和1913年的前两个学期，他都待在剑桥。1913年初秋，他和大卫·品生特（一位他在剑桥交到的数学家朋友）一起访问了挪威。同年10月，在英国短暂停留后，维特根斯坦独自回到了挪威，居住在索根（Sogn）的肖登（Skjolden）的某个农场里，这地方位于卑尔根的东北部。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这里，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很喜欢这里的人和乡村，最后还学会了说流利的挪威语。在离肖登不远的一个毫无人烟的地方，他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小屋。在这里，他能彻底与世隔绝地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这十年是维特根斯坦在剑桥进行超凡的理智活动的十年。罗素则达到了他哲学事业的顶峰。他和怀特海（A. N. Whitehead）写了《数学原理》，此为逻辑史上的重要事件。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是摩尔（G. E. Moore）。维特根斯坦很快就与罗素相熟，他还经常见到摩尔和怀特海。维特根斯坦早年在剑桥的朋友还包括经济学家凯恩斯（J. M. Keynes）、数学家哈代（G. H. Hardy）、逻辑学家约翰森（W. E. Johnson）。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是献给一战中身亡的大卫·品生特的。

除哲学外，维特根斯坦还在剑桥做了一些心理学方法的实验工作。他在心理实验室做了一项关于音乐节奏的研究。他希望这项工作能够阐明一些令他感兴趣的美学问题。即使是用最高的标准来判断，维特根斯坦也是一个极端精通音乐的人。他演奏单簧管，有一段时间他希望成为一个指挥。他有着非比寻常的吹口哨的天赋。听他吹完整首曲子是一种享受，他只在想要让听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些美妙的音乐细节之时才会打断自己。

我们关于这些年间的维特根斯坦的体认有一个重要的来源，那就是他写给罗素的信。另一个来源是品生特关于他们的剑桥生活和他们去冰岛及挪威旅行的日记。这些信件和日记有助于弄清楚维特根斯坦的个性，不仅是作为一个年轻人的个性，还有他在他20世纪三十四年代的朋友面前展现出来的个性。这些信件还包含了一些有趣的信息，这些信息和一部首次建立了维特根斯坦作为一位哲学家的名声的作品的逐步发展息息相关。

维特根斯坦最早的哲学研究是在弗雷格和罗素所处理的问题域内展开的。诸如“命题函数”“变项”“普遍性”“同一性”这样的概念占据了他的思想。很快，他就有了一个有趣的发现，那就是一种被称为“真值函数”的新符号，它带来了这样一种结果，即将逻辑真理解释为“重言式”。

《逻辑哲学论》时间上最早的部分处理的是逻辑。维特根斯坦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也就是在26岁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关于这些问题的主要想法。后来他专注于一个新的问题。这就是有意义的命题的本性问题。有一个故事，说的就是维特根斯坦是如何形成语言作为实在的图画这个想法的。那是在1914年的秋天，在东线战场。维特根斯坦在杂志上看到发生在巴黎的一次有关交通事故的诉讼。法庭上展示了关于这次事故的一个小模型。这个模型在这里扮演了命题的角色，也就是说，它描述了一个可能的事态。它之所以有这样的功能，是因为模型的部分（作为模型的房子、车子和人）和实在中的东西（房子、车子和人）有一种对应关系。维特根斯坦想到，人们可以反转这个类比并且认为命题（基于它的部分和世界的部分的一种类似的对应关系）扮演模型或图画的角色。命题的各个部分结合起来的方式——命题的结构——展示了实在中的元素的一种可能的结合，即一个可能的事态。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可以被称为是真值函数理论和语言作为实在的图画这种观念的综合。从这种综合中产生了该书的第三个主要部分，关于不可说的、只能被显示的东西的学说。

战争一爆发，维特根斯坦就志愿加入了奥地利军队，尽管他已经因为疝气而被免除了兵役。他先是在维斯图拉河上的一艘军舰上服役，然后去了克拉科夫的炮兵车间。后来，他去了东线作战。1916年，他被派往摩拉维亚的欧姆兹，接受军官训练。1918年，他被派往南线。当奥匈联军于十月溃败的时候，他被意大利人俘虏。直到第二年的八月，他才回到了奥地利。他被俘虏的大部分时间都被关在意大利南部靠近蒙特卡西诺的战俘营里。

在被俘虏的时候，维特根斯坦的背包里装着《逻辑哲学论》（德文“Logisch-philosophische Abhandlung”）的手稿，这本书后来以摩尔建议的拉丁名“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而为人所知。在1918年秋天休假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这本著作。在狱中，他和罗素建立了书信联系，并在他剑桥时代的朋友凯恩斯的帮助下将自己的手稿寄给了他。他还将一份手稿寄给了弗雷格并与他通信。

维特根斯坦习惯将自己的思想写在笔记本中。写作时间通常是有记录的，因此它们是由某种日记构成的。较早的笔记本上的内容常在后来的笔记本中被重写。有时候他会向同事和学生口述一些东西。1914年春天，他在挪威向摩尔口述了一些关于逻辑的思想。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早期，他向石里克（Moritz Schlick）和魏斯曼（Friedrich Waismann）口述了一些东西。所谓的“蓝皮书”是在剑桥1933-1934学年的课程上口述的。所谓的“棕皮书”是在1934-1935年间私下向一些学生口述的。

最后形成《逻辑哲学论》的几个笔记本被保留了下来。早期版本的这些初稿和片段有着极大的重要性，这部分地是因为它们展示了思想的发展，部分地是因为它们阐明了高度凝练的最终版本中的很多难懂的段落。我对1916年的一个笔记本印象尤为深刻。它主要处理的是自我、意志自由、生活意义和死亡等问题。《逻辑哲学论》中关于这些话题的那些稍稍有点警句式的评论是从大量材料中筛选出来的。这些笔记显示出叔本华给维特根斯坦的印象是多么的强烈。一种偶尔出现的斯宾诺莎的味道也可以被识别出来。

在早期的笔记本上，有相当一部分的内容是以密码写成的。维特根斯坦在他的一生中都继续使用这种密码。以密码形式出现的笔记大部分是私人性质的。

战争时期是维特根斯坦生命中的一个危机。时代的混乱、战争及被俘虏的经历在何种程度上促成了这种危机，我也不知道。有一个情况很重要，那就是他开始阅读托尔斯泰的伦理学和宗教著作。托尔斯泰对维特根斯坦关于生命的看法有着强有力的影响，并且促使他去研究福音书。

维特根斯坦的父亲死于1912年，之后他拥有了一大笔财富。从战争中脱身以后，他首先放弃了他所有的钱财。从此以后，一种高度的素朴，有时甚至是极端的俭朴，成为了他的生活的特点。他的服装是一反常规的，人们不可能想象他打领带或戴礼帽。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些帆布椅是他所有的家具了。他身边不可能有任何装饰性的东西，无论那是什么类型。

战争结束以后，维特根斯坦去当了学校教师。从1919年到1920年，他在维也纳一个培训小学教师的师范学院里接受培训。从1920年到1926年，他在下奥地利的施内博格（Schneeberg）和塞梅宁（Semmering）地区的几个偏远乡村里教书。这十分适合于他对一种简单而与世隔绝的生活的愿望。在其他方面，这却并不适合他。他似乎总是和周边的人发生冲突。最后出现了一个严重的事件。维特根斯坦辞去了他的工作，永远放弃了学校教师的职业。他去了维也纳附近的胡特多夫，和那里的修道士住在一起，从事园丁助理的工作。

在这个阶段，维特根斯坦曾考虑进入修道院。这个想法在他生命的其他时候也曾出现过。这个想法从未实现，这一点至少部分地是因为对他而言隐修生活的内在条件尚未得到满足。

他为修道士服务的工作很快就结束了。1926年秋天，维特根斯坦接受了一项工作。这项工作持续了两年，占据了他的时间和才能。他为他的一个姐姐在维也纳建造了一幢楼房。他先是与他的朋友、建筑师保罗·恩格尔曼（Paul Engelmann）合作，但很快就全面接管了这项工作。这幢楼房在每个最小的细节上都是他的作品，完全带着它的创造者的特点。它去掉了所有的装饰，在尺寸和比例上有着严格的精确性。像《逻辑哲学论》中的那些句子一样，它有一种简单而寂静的美。我并不认为这幢楼房可以被归入到某个流派下面。但是那水平的屋顶和材质——混凝土、玻璃和钢铁——让观者想起了典型的“现代派”建筑。（1914年，维特根斯坦认识了阿道夫·卢斯并且很欣赏他的作品。）

也是在这个时间段，维特根斯坦在他的朋友——雕塑师德罗比的工作室里创作了一个雕塑。这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头部。其面貌有一种精致和安宁的美感，人们可以在古典时代的希腊雕塑师那里找到同样的东西，而这似乎是维特根斯坦的理想。总之，在维特根斯坦的生活、个性中的那种不安及持续的探索和改变，与他所完成的作品的完美和典雅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冲突。

这位《逻辑哲学论》的作者认为自己已经解决了所有的哲学问题。与这个看法相一致，他认为自己应该放弃哲学。

这本书的出版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罗素。在1919年，这两位朋友就曾在荷兰碰面，讨论手稿。寻找出版商的问题带来了一些困难，而这事又因维特根斯坦对罗素写的导言感到极其不满而复杂化了。在1920年，维特根斯坦写信给罗素，说他自己不会再为它的出版而继续努力了，罗素可以随意处置它。德文版于1921年发表于奥斯瓦尔德的《自然哲学年鉴》的最后一期。1922年，带着与德文相应的英译，该书在伦敦出版了。

在他当学校老师和建筑师的年岁里，维特根斯坦并未完全割断与哲学界的联系。1923年，弗兰克·拉姆齐（FrankRamsey），一个来自剑桥的年轻人，去普契堡拜访了他，此时他正在这里教书。拉姆齐曾经在《逻辑哲学论》的翻译上出过力，他在20岁的时候就已经为《心灵》杂志写了一篇关于此书的极富洞察力的评论。一年后，拉姆齐又去拜访了他并试图说服维特根斯坦去英国访问。拉姆齐的努力得到了凯恩斯的帮助，他甚至为这个计划提供了资金支持。1925年夏天，维特根斯坦最终去英国拜访了他的朋友。

在拉姆齐之后，维也纳的教授石里克建立起了与维特根斯坦的联系。研究维特根斯坦的著作让这个诚实而智慧的人印象深刻，他那时已经以维也纳学派的建立者和领导者而闻名。维特根斯坦对由维也纳学派开创的那场哲学运动的影响部分地归结于维特根斯坦和石里克之间持续几年的私人联系。深受维特根斯坦影响的另一个学派成员是魏斯曼。

维特根斯坦回归剑桥与《哲学研究》问世

维特根斯坦说过，他之所以回到哲学界，乃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可以重新做一些创造性的工作。这重要一步的某个外部动因可能是1928年3月他于维也纳听了布劳维尔关于数学基础的讲座。有传言说正是这件事促使他重新从事哲学工作。1929年初，维特根斯坦回到了剑桥。他先是注册为研究型学生。很多人都已将维特根斯坦视为他的领域最重要的、在世的代表人物之一，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这个身份是有点不同寻常的。他当时的想法是得先取得博士学位。然而，最后的情况是：他可以将战前在剑桥的学期当作申请学位的学分，而且将他八年前出版的书当作博士论文。他在1929年取得了学位。第二年，他成为了三一学院的研究员。

回到剑桥后不久，维特根斯坦开始写下一些哲学思想。他在1929年到1932年间的写作产出是巨大的，正如那以后的产出一样。从那些笔记本手稿中，他筛选出了很多评论，构成了两本厚厚的打字稿。其中一本被称为《哲学评论》，另一本他考虑称其为《哲学考察》或《哲学语法》。它们实际上都是已经完成的著作。但是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将它们发表。

在《逻辑哲学论》发表以后，维特根斯坦唯一发表的哲学著作是一篇文章，即《关于逻辑形式的一些评论》。这篇文章本应于1929年由他在英国哲学家年会（“心灵协会”和“亚里士多德学会”的共同年会）上朗读。那些为这些会议而准备的文章被打印了出来，提前分发给了与会者，后来又被收集发表在亚里士多德学会学报的增刊上。然而，在年会上维特根斯坦谈论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话题——数学中的无限概念，根本没有读他自己的文章，这让他的听众甚为惊奇。维特根斯坦自己认为这篇文章毫无价值。

维特根斯坦先于《蓝皮书》之前的这段时间的写作有着相当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研究哲学观念的历史学者来说。我觉得它们内在的价值要少于《逻辑哲学论》或《哲学研究》。这很自然，因为它们展现的是维特根斯坦思想发展的一个转型期。

在《逻辑哲学论》的“早期”维特根斯坦和《哲学研究》的“后期”维特根斯坦之间存在着何种程度的连续性，这个问题在未来可能是值得争论的。1929年到1932年间的著作证实了从早期作品中产生并走向后期思想的连续的发展和斗争。1933年到1934年间的《蓝皮书》给人的印象更多地是一种全新哲学的仍然稍稍有些粗糙的版本。《棕皮书》的情况稍微有点不同。它可以被视为《哲学研究》的开端的预备版本。1936年8月，维特根斯坦开始用德语修改上一年用英语口述的《棕皮书》。他将这个修订版称为《哲学研究》。他很快就对这种修订感到不满而将其放弃了，同年秋天，他开始写下一些新的东西。他那时写下的东西和出版后的《哲学研究》前188节大体是一样的。

对于维特根斯坦新思想的发源而言十分重要的是他的看法受到了两位朋友的批评。一个是拉姆齐，他于1930年英年早逝，此为当代思想的重大损失。另一个则是皮埃罗·斯拉法（Piero Sraffa），一个意大利经济学家，他在维特根斯坦回到剑桥前不久就来到了剑桥。斯拉法的准确而有力的批评促使维特根斯坦放弃了他早期的看法并走向新的道路。他说他和斯拉法的讨论让他觉得自己就像一棵所有树枝都被砍掉了的树。这棵树能够重新变绿，这一点得归结于它自身的生命力。后期维特根斯坦并未像自己前期从弗雷格和罗素身上获取灵感那样从外部获得灵感。

从1929年开始直到去世，维特根斯坦——除去少数例外——都待在英国。他变成了一个英国公民，因为在纳粹德国合并奥地利以后他不得不放弃奥地利护照并在德国和英国国籍之间作出选择。但是一般说来他并不喜欢英国的生活方式，也不喜欢剑桥的学院氛围。当他在三一学院的研究员岗位于1935年到期以后，他计划去苏联定居。他于同年9月去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并且明显对这次旅行感到满意。然而他并未回到苏联，我从他对我说的话中了解到苏联30年代中期严酷的政治条件影响了他的计划。于是维特根斯坦留在了剑桥，直到1935-1936学年末期。1936年夏天，在法国度假后，他回到了他在挪威的小屋。除去1936年的圣诞节，他都待在那里，直到第二年年末。1938年，他回到了剑桥。一年后，他被选上接替摩尔的哲学教席。

从1930年年初开始，维特根斯坦就在剑桥上课。他的讲课是相当“非学院式的”，这一点是可以预料的。他几乎总在自己的房间或在朋友校内的房间里上课。他没有任何手稿或笔记。在上课之前，他会进行思考。课程给人一种高度集中的印象。课上的解释通常会导致一个问题，听众被要求回答这个问题。听众给出的答案又会成为新思想的开端，新思想又通向新的问题。这些讨论是否富有成效，那些连接性的线索是否从讲课伊始到结束以及从一次课程到另一次课程都被人们把握到，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听众。他的听众很多都是各自领域的专家。摩尔在30年代初期的几年中也来听维特根斯坦的课。有几位后来成为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主流哲学家的人也曾听过维特根斯坦在剑桥的讲座。有一些关于他的某些课程的高品质的、差不多逐字逐句的课堂记录。

在维特根斯坦就职之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觉得人们可以说他希望战争到来。但是，正如在1914年那样，他并不想从象牙塔中观看战争。他曾在伦敦的盖伊医院当了一段时间的护工。后来他在纽卡斯尔的一个医学实验室工作。有一点不得不提一下，维特根斯坦被医学方面的职业所深深吸引，在30年代，他曾认真考虑过放弃哲学去从事医学。在纽卡斯尔的这段时间中，维特根斯坦对某些技术进行了改进，它们被证明是很有用的。

维特根斯坦那不安宁的天分对学术圈的日常感到不满，对此我们无需感到奇怪。如果战争不爆发，那么他的教席任期甚至可能会更短。在1947年的复活节学期，他在剑桥上了最后一门课程。到了秋天，他开始休假，到了年底，他辞去了教授职务。他想要将他所有剩余的精力放到研究中去。像他以前的生命中经常发生的那样，他又去过离群索居的生活了。1948年冬天，他定居在爱尔兰乡下的一个农场里。他独自平静地生活在靠近海边的一个小屋里，就在爱尔兰西海岸的高威（Galway）。他的邻居都是些淳朴的渔人。据说维特根斯坦成为了邻居口中的传奇人物，因为他驯服了很多鸟，这些鸟每天都会来，为了让维特根斯坦来喂它们。然而高威的生活对他来说太费体力了，1948年秋天，他搬到了都柏林的一家旅馆。从那时开始，直到第二年的早春，他有了一段绝好的工作时期。他就在这段时间中完成了《哲学研究》的第二部分。

在生命的最后两年，维特根斯坦病得很严重。1949年秋天，他被发现得了癌症。当时的维特根斯坦刚从美国回来，正在访问剑桥。他并未回到爱尔兰，而是留在了牛津和剑桥的朋友身边。在1950年秋天，他和一位朋友去了挪威，甚至打算在第二年再次定居在那里。在生病的某些时间中，他无法工作了。但在最后的两个月中，他并未躺在床上，而是明显处于精神最佳的状态。在去世两天前，他还写下了一些思想，这些思想可与他以前写下最好的东西相媲美。

维特根斯坦之谜

维特根斯坦那种不同寻常而有力的个性对其他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每一个与他接触的人都对他有深刻的印象。一些人对他感到厌恶。更多的人为他吸引，或者对他着迷。人们可以说维特根斯坦拒绝社交，但他需要并且寻找友谊。他是一个无人能比但要求很高的朋友。我相信大多数爱他并拥有他的友谊的人同时也害怕他。

正如存在着许多关于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和个性的毫无根据的传说，在他的学生中间也有着很多不好的宗派主义。这让维特根斯坦很是痛苦。他认为，总体说来，作为一个老师他对学生的独立心智的发展带来了不好的影响。恐怕他说的是对的。我相信我能部分地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由于他思想的那种深刻性和原创性，人们很难理解维特根斯坦的想法，更难的是将这些思想纳入到自己的思考中去。同时他的个性和风格的魔力又是十分吸引人的，也是很有说服力的。要从维特根斯坦那里学一些东西，而又不接受他的表达形式和常用语，甚至不模仿他的声调、神态和手势，都是不可能的。危险之处就在于这些思想会堕落成某种行话。伟大人物的教导总是简洁而自然的，这让困难之处显得容易把握。因此他们的弟子通常会成为无意义的模仿者。这样的人的历史意义并不在他们的弟子之中显示自身，而是通过一种更为间接、细微、经常难以预料的影响而显示自身。

严格说来，维特根斯坦并不是一个博学之人。他的气质完全不同于那些典型学者的气质。“冷静的客观性”和“超然的沉思”这些标签完全不适合他。他将自己的灵魂投入到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之中。他的生命是持续的旅行，怀疑则是他内部的驱动力。他很少回顾自己早期的看法，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总在否定它们。

维特根斯坦并未系统阅读过古典哲学。他只阅读那些他能够全心吸收的东西。我们知道，作为一个青年人，他阅读叔本华。从斯宾诺莎、休谟和康德中，他只能偶尔得到一些领悟。我并不认为他会喜欢亚里士多德或莱布尼兹，这是他之前的两位伟大的逻辑学家。但重要的是他读了并且喜欢柏拉图。他一定在柏拉图的文字和哲学方法以及在那些思想背后的气质中找到了一些志趣相投的东西。

维特根斯坦的著作和个性在将来会招致各种不同的评论和解释，这是相当确定的。诸如“谜并不存在”和“任何可说的东西都可以被清楚地说出来”这样句子的作者本身就是一个谜，他的句子常有一种深埋在语言表面之下的内容。在维特根斯坦这里，很多对立面聚集在了一起。有人说他同时是一个逻辑学家又是一个神秘主义者。这两个词都不准确，但是它们都提示了一些正确的东西。我有时候会想，使一个人的作品成为经典作品的东西常常就是这种多样性，它引发着同时又阻止着我们对其进行清晰理解的渴望。

      （严格来说，维特根斯坦生前只出版过《逻辑哲学论》一部著作，其余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都是后人根据维特根斯坦的遗稿编辑而成，比如《哲学研究》《论文化与价值》等。）

书名：论文化与价值

作者：维特根斯坦

所属品牌：密涅瓦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月：2019.5

ISBN:9787208156180

定价：45.00元

     《论文化与价值》是一部被西方学者称为“哲学家中的哲学家”的最后遗稿。它收集了作者从1914年至1951年关于哲学、历史、科学、教育、心理学、逻辑学、语义学、语言学、伦理学、美学、艺术等问题的评论。这些评论既是维特根斯坦主要著作和重要观点的萌芽和酝酿，又是这位思想大师理论发展的直接佐证，更是维特根斯坦所代表的流派及其学说的“万花筒”。这部著作简练如洗，议论精深，别具风格，作者的随想随记和作者的精神风貌及其一生的特征都融为一体，体现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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