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救“大头娃娃”，从60年前邻国“毒奶粉”事件说起
三鹿事件12年后，“大头娃娃”重出江湖，令人愤懑失语。
但我们今天重点不是复述事件，而是追问三个核心问题：
谁来担责？
怎么处罚？
如何真正帮助受害者？
当受害孩子的父母愤而发声，他们能否得到雷霆万钧的调查回馈？
事后的追罚和补偿，能否足够抵偿“大头娃娃”后期治疗，及可能的后遗症所带来的未来生活不可承受之重？
在郴州，这已不是第一次“出事”。
早在去年，就有郴州多名家长曝光，请求政府处理“假奶粉”。涉事品名“舒尔呔”，同样挂着旗号“营养配方粉”，经医生建议，众家长到医院对面母婴店购买该“奶粉”替代牛奶。同样，服用数月后出现明显“大头娃娃”症状。
怎么处理的？
两名医生被罚停止执业一年，公开检讨、训诫。
仅此而已。
“舒尔呔”阴影尚未淡去，就来了此次的“倍氨敏”。
果真是，前赴后继。
而这，还不止是郴州一地之殇。
记者采访发现：
江西张女士，孩子查出过敏后，医院医生推荐了一款名为“佳瑞宝”的固体饮料，孩子食用7月后出现营养不良。
广东钟先生，孩子查出过敏后，也被医院旁边药店推荐了佳瑞宝，孩子服用一月后突然发烧，经医院检查，发现胃中有黑色物体，怀疑奶粉有问题，才及时停止服用。
值得注意的是：“佳瑞宝”和“倍氨敏”、“舒尔呔”，这些产品都是扮成酷似婴幼儿奶粉的圆桶包装，统一冠以“配方粉”的称谓。
这说明什么？
外包装高仿婴幼儿奶粉、统称“配方粉”，已成相关厂家打擦边球的赚钱“秘器”。这个黑色利益链，比我们想象中更广大。
更加无耻的是：这条链上的所有人，都无视了营养不良引发的佝偻病，可能带给孩子的终身重创。
甚至连许多为事件愤怒的普通网友，可能也不清楚佝偻病的危害有多么巨大。
实际上，佝偻病症状可分为初期、活动期和恢复期。
初期多见6个月内小婴儿，但此时并无骨骼病变，骨骼x线尚正常。
到了活动期，便日渐体现为颅骨改变，颅骨薄，轻按有“乒乓”样感觉。
至7-8个月时，头围较正常增大，头型变成“方颅”；严重者，手腕、脚踝处会形成圆形环状隆起。
当家长发现孩子呈现“大头娃娃”，说明情形已经相当严峻。
等到坐或站立后，因韧带松弛可导致脊柱畸形。1岁后，可能上身形成“鸡胸样”畸形；开始站立和行走，下肢负重，可能出现股骨、胫骨、腓骨弯曲，形成严重O型腿或X型腿。
而如果婴幼儿期患佝偻病严重，这样的畸形完全会伴随终身！
由此可见，这个“冒充奶粉”的利益链，其唯利是图的冷血，多么令人发指。
其更令人瞠目之处还在于，在多起案例中，有无良医生参与“助推”和提取回扣，其已不能用“跌破医德”来衡量，可以说已然丧尽天良。
试问有几位家长，能够识破这些玷污白衣的败类？
试问全国还有多少这样打着擦边球的企业招摇撞骗？
试问还有多少家长蒙在鼓中尚不知，继续喂养孩子这样的“特医奶粉”？
至于相关部门此间的慢作为、不作为……
据说还有相关部门提出“退一赔三“方案。
呵呵。
呵呵。
有人的地方就有不耻鸡鸣狗盗之徒。
类似的丑恶，国外也曾有过。
比如半个世纪前，日本就曾发生一件震惊国内外的毒奶粉事件。
那是1955年，一篇名为《人工喂养婴儿奇病，冈山三人死亡》的报道，揭开了奶粉制造商森永公司的下作。
原来，奶粉一般由鲜奶制作，但运输中鲜奶往往会凝固；为防止凝固，可以加入磷酸钠作为乳质稳定剂。
孰料，为了节省成本，公司职员使用了工业用磷酸钠。
而他们漠视了一个关键问题。
工业磷酸钠是从工业废弃物中提取，如果提炼不纯，便会产生三氧化二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砒霜。
对，你没看错。森永奶粉的最终成分中，出现了至毒砒霜。
这次“毒奶粉事件”最终造成130人死亡，12344人留下终身残疾。
森永公司慌神了。无耻将锅甩给生产工业磷酸钠的厂商，认为其提取不纯，终至奶粉带毒。
但人家厂商哪里知道，这东西，竟被你用来做成奶粉，去喂孩子？它本来就不是食用标准！
家长的维权之路一波三折，充满坎坷。
当时官方成立了一个看似公允的第三方调查组织“泽西委员会”和负责赔偿事宜的“五人委员会”。
但这两个委员会经费，都是由日本乳制品协会提供，那么屁股坐在哪里也是可想而知了。
“泽西委员会”最终认定，这次中毒不会产生后遗症，也不足以证明，患者疾病是由砒霜引起。
“五人委员会”拿出一个赔偿方案：
所有婴儿死亡家庭，获赔25万日元（折合人民币15000元）；
其他家庭赔偿1万日元（折合人民币600元）。
分别比家长提出索赔数字，缩水了10倍和100倍。
这就交差了吗？
没有！
当时受害儿童家长组成一个维权协会“森永奶粉被害者同盟全国协会”（下简称“全协”）。
全协对于这种偏袒乳企的无耻方案，果断拒绝。
后来，森永又提出同意给受害儿童体检，但必须到其指定医院，否则费用不承担。而在这些指定医院，大部分受害儿童接受检查后，都收到了“完全康复”的体检证明，至于肝脏肥大、贫血、皮屑病、眼病，则被视作儿童“原有疾病”，继续治疗需要自己承担费用。
可以看出，无论在哪里，一旦资本失控，都会露出无耻至极的嘴脸。
出生一岁的孩子，怎么可能一股脑患上这么多疾病？
家长愤怒，通过“全协”发起抵制森永奶粉运动。但当时日本社会正处于战后恢复期，各人自求温饱，社会对这类公共事件关注不高，抵制运动最终响应寥寥而失败。
1956年，“全会”解散。
剩余还在坚持的家长，成立了新的“冈山县森永奶粉中毒儿童守护会”，历经14年维权，终在1969年证实受害婴儿的各种病症，确实是毒奶粉造成。
最终，法院作出如下判罚：
两名涉事员工判刑三年。
但森永公司承诺，对受害者终身救助。每年拿出10亿日元，对受害者进行补助赎罪。
到今天仍在继续。
截止到2008年，补助金已经超过410 亿日元。每个受害者获赔折合32.718万元人民币（新的数据没有查到，为准确起见，这里不做推算）。
怕的不是出现丑恶，怕的是悲剧发生后，不能亡羊补牢，让社会一再跌进同一个深坑。
日本毒奶粉案距今已有半个世纪，给予我们什么启示？
一是产业粗放发展阶段，的确，难免频频出现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
但这也意味着：亟需拓宽受害者维权渠道，媒体和舆论应给予充分关注，支持他们发声、对抗无良商业。
因为，帮助他们就是帮助我们自己。没有消费者的勇于维权，就绝不会有对越轨商企的充分约束。
二是要持续健全法律法规。
需要特别补充的是：日本受害家长之所以能够扳回一城，还在于1968年日本出台了《消费者保护基本法》，令整个社会从“产业优先”向“消费者优先”转变。其高度明确消费者四个基本权益：寻求安全的权利、选择的权利、知情的权利、表达意见的权利。
2004年，日本进一步修正《消费者保护基本法》，改为《消费者基本法》，去掉“保护”二字。
新法规定：它不再是只是等到出事之后，提供可供保护赔偿的法律，换言之，它不再只是城墙和盾牌，而是化消费者从被保护的被动地位，向支持他们主动积极维权的目标前进。《基本法》已成消费者主动对战不法商企的利器。
三是日本法律尽管不支持把企业一棍子拍死，但根据以谁肇祸谁负责的原则，让它们把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责任，一揽到底。
四是日本处理方式只是他山之石之一。
而还有很多国家，则采用重罚手段。
比如2005年一名老人服用默克制药公司生产的镇痛药半年后，突发心脏病猝死。法院最终判决企业赔偿死者遗孀2.534亿美元。
这样的惩戒，无论哪一种方式，都是所在国家消费者付出巨大牺牲，是血泪代价换来的。对这来之不易的“经验”，我们作为后发国家，不该沿着它们的坎坷老路再走一遍。
就此来说，“三鹿奶粉案”殷鉴不远。
12年过去，仍有不少孩子饱受后遗症之苦。
媒体曝光，有女孩如今已20岁，头特别大，仍然便秘、感冒，身体极差，还有变异哮喘。
有位温州少年，2008年诊断出双肾结石，2017年病症加重，被确诊“生长发育迟缓10余年、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V期、肾性贫血“，要进行换肾手术。手术前每天至少做18-20小时腹部透析，母亲不得不每天守着他专职护理。即使他换肾之后，也将面临终身服药。
还有的孩子，智力远低于常人。由此带来的痛苦，成为多少家庭沉重的枷锁。
而根据公开报道数据，截至2008年12月29日，三鹿集团等22 家责任企业共筹借9.02亿元款项，通过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支付患病婴儿的治疗和赔偿费用，对近30万名确诊患儿给予一次性现金赔偿，平均每人3000多元。
对比之下，是否令人百味杂陈？
万千孩子何辜之有，这些普通家庭何辜之有，他们依靠劳动所得老老实实消费遭此飞来横祸。3000多元足够为他们现今的困难，挡风遮雨吗？
如今“大头娃娃”再现眼前，我们难道还要容忍这悲怆故事再度重演？
应当改进我们的法律法规：
或者就以顶格力度，罚得当事企业和商家倾家荡产，直接给予受害家庭充分的一次性补偿。
或者就开处“无期罚单”，让涉事商企、人员背负起这应有的沉重十字架，让他们把受害者家庭对未来的后顾之忧，彻底背负下去。
无论哪一种，都是对于行业与社会，一场“警钟长鸣”的教育。
无论哪一种，其实都是呼唤这样的常识：
唯有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真正落实以人为本，我们再面对此类的不堪，才不至于如此悲愤；而企业也才能真正树立以消费者为导向的立身哲学，不再有大把“割一把韭菜”就跑的鬼魅魍魉。
但愿，未来的中国不再有“大头娃娃”。
但愿，我们的愤怒，终能化为进步的雷鸣与光火，让未来的孩子安心无虞生活在这土地上。
作者：酌月
编辑：Tomato 审核：Li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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