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该上热搜的中国“乞丐”
今天，秦鉴君想写一个“乞丐”。
他可能是中国最值得记住的一个“乞丐”。
1998年，他抛下妻女离家出走，落魄到沿街乞讨，差点饿死。
你是不是觉得他活该？
但读了他的故事，我们的象牙塔要惭愧，我们的社会要脸红。
如果你被近日毛洪涛和王清远的风波触动，那你一定要读读他的故事。
他叫何家庆。
一个让许多教师、乡民、学生都不敢相信，今天还有这样的学者的人。
1949年，何家庆出生于安徽安庆一个贫困家庭，与北大狂士刘文典同籍。
一如刘文典，自少年起，何家庆就有些与众不同。
谈起理想，很多同学誓言长大想做工程师、科学家，何家庆没什么“宏大”目标，就一句大白话：
希望长大后无论做什么，都为人民服务。
1976年秋天，何家庆被推荐到安徽大学从事中药材学习研究，因成绩优秀，留校做植物学实验室的实验员，并以编外教员身份，从事植物学分类相关教学。
这个时间，他萌生一个想法：
考察大别山。
当时山里农民生活都很苦。若能充分研究大别山气候和植被条件，因地制宜，种植相应农作物，就能让人们摆脱贫困。
没有相关考察费用，何家庆就打算自筹“盘缠”，他每月工资18.65元，省吃俭用，到了1984年，竟攒到3000多元。
他还把考察大别山的想法告诉父亲。
80岁的老父亲也二话不说，拿出一个包裹，里面一堆1毛、2毛、5元10元的票子，数一数，足足4000元。
几张泛黄的旧烟纸露出来，上面是父亲记录了1955年至1974年间，国家、老师、同学对何家庆的资助，一共58笔。
父亲的意思很明白：大家怎么帮助你的，你也要这样回报社会。
何家庆不含糊，这年3月20日，带上热乎乎的8000元就上路了。
何家亲父亲记录的资助清单
谜一般的大别山腹地，连本地人都很少深入，更不用说一位外来“书生”。
一路上，他对峙过狼群，挨过饿，经历过山蚂蝗的围攻。但当时的他可能预想不到，这一切不过是他14年后另一场更艰苦征程的“排练”而已。
225天，他步行12684公里，足迹遍布遍布鄂豫皖三省19个县，先后攀登千米以上的山峰357座，采集植物标本3117种近万份，成为有史来第一个全面考察大别山的人。
他的考察报告，后来为中央实施山区星火计划提供了重要依据。
正是这次考察，改写了他对中国山村的认识。
他遇到一位60岁老人。
老人种植了1万株桂花苗，可成活率极低，还养了几头牛，却为过冬饲料发愁。
何家庆看后笑了：桂花喜阳喜温，却种在背阳的地方，还有满山可做青饲料的豆科植物。然而这样的知识老人却不知，这正是乡民的普遍现状——
遍山是宝，因为没科技知识，中国农民只能受穷。
由此他树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用毕生所学，做一个农民的教授。
1990年，何家庆41岁时得来一个“大展拳脚”的机会。
他当官了——挂职安徽宣城市绩溪县，任科技副县长。
他对县官有自己的理解：县长过去是“知县”，就是知县情——不知县情，何以行事？
于是，绩溪人看到一个与众不同的“何县长”。
他不坐车，骑自行车或步行，天天爬山钻林。半年，就步行800公里，跑遍23个乡，到过所有山头，采集植物标本1536件。年底，还写出15万字的《绩溪县野生植物资源开发》，破天荒举办了别开生面的绩溪县野生植物资源展览。
他在尚田乡试点科技养蚕，办培训班。
这一年，尚田遭灾，蚕茧产量反增28%，增收30万元。
1991年，绩溪遭遇洪灾，还是他，一个月都泡在水中指挥救灾，结果落下终身疾病。
还是在这里，何家庆试点了后来与他共命运的植物——魔芋。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重视魔芋生产的信息就引起他注意。
他发现，魔芋喜湿喜荫耐贫瘠，适合山区生长，科技含量低，富含葡甘露聚糖，在食用、医药、工业领域有广泛用途，是很理想的致富经济作物。
他发现绩效少数山区种植魔芋，于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开始酝酿。
他自荐担任魔芋开发领导组组长，举办科技培训班。
为打消农民顾虑，他自掏1000元从湖北引种，在31个点试种，然后天天奔波在田埂地头。
这一年，500亩魔芋全面丰收，最高产量达7000公斤，收入超400万元。
大获成功！
与此同时，何家庆18万字的魔芋研究处女作《魔芋栽培技术》，也在实践的过程中完成了。
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魔芋的书，他迫不及待，要把经验分享给需要的人。
等他挂职结束，本想悄悄离开，不留下一片云彩，结果农民和村干部都赶来送行，很多人流下眼泪。
荆州乡送来一面锦旗：
焦裕禄式的县长。
大别山的考察，绩溪的挂职，震撼了他的内心。有人说，西部山区贫穷更甚于东部，于是他又“蠢蠢欲动”了。
他打算把多年研究魔芋栽培的心得，推广到那里去。
1998年2月19日，春节刚过，他带着14年来省吃俭用攒下的29000多元，趁学校没课，怀揣学校介绍信和一张刊登国家“七八”扶贫计划贫穷县的光明日报，只身一人启程。
老何是偷偷走的，大概也怕家人不许。
有了此前探险大别山的经历，他知道此行凶险难测。
他写了一封信，交给合肥环保志愿者小谢，嘱托她，等他走后一个月转交给他的女儿何禾。
这其实是一份遗嘱，如有不测，就当对女儿交代后事了：
当你读到这封信时，我已经离开家了，带了一只不太听得见清晰的耳朵和病痛离开了你和妈妈，此次之行，我思索良久，准备十余年，中国西部的贫困情况比东部、大别山区更糟糕，我知道此行意味着什么，倘若不幸，这封信就算是我对你的最后交代。
事实果然如他所料，一路九死一生堪比唐僧取经：
在贵州山区，因遭遇山洪暴发，乘坐的中巴车被洪水围住，他从车窗爬出才逃过一劫；
一路上遭遇车祸17次，黑夜摸山路，多次摔坏腿，还掉下过悬崖；
在深山老林，他曾饿得偷吃猪食，也吃过霉变长了虫子的饼子；山雨绵绵，他落下了丘疹，全身奇痒，只能用石子擦身体，直到磨出血来；
在雷公山自然保护区，因赶山路睡在山洞里，腿被毒蛇咬伤，肿得发亮，20多天抬不起来，幸亏懂中草药，自行采集才救了自己；
返回途中，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做了“乞丐”——沿途为农民传授栽培技术，身上钱花光了，他不得不放下斯文，靠乞讨熬过两个月，才不至于饿死……
但更难的，恐怕还是沿途一些政府部门、地方干部的不信任。
很多人不相信，一个重点大学的教授，会为了大山里素昧平生的穷苦人义务指导。
有干部怀疑他是来混吃混喝，要给他点钱，让他喝喝酒，打发了事，被他婉拒。
他活得像个魏晋隐士，生性恬淡不修边幅，更加深了这些人的怀疑。
甚至在云南大理，因头发、胡须长、衣衫褴褛，竟被收容所强行收留，遭拳打脚踢。
不过何家庆不在意：
你们不欢迎我，我就去别的地方。
大西南扶贫路上留影
这么难？何家庆怎么坚持下来的？
答案是渴望求知的淳朴乡民。
记忆最深的，是在重庆阳县青华乡。
听说山村来了大教授，全村都沸腾了。
一连几天，何家庆白天上山看芋苗，晚上给村民上课，有一天一高兴，甚至通宵讲到天亮。
村民捧出最好的东西招待他。
劳累过度，他病倒了发高烧，农民陈远长杀了自家唯一一只老母鸡，炖汤给他补身体。
因他的憔悴与沧桑，很多村民都把49岁的他，当成了老先生。
在他寄住的村民家，他听到这样的对话。
有个小孩放学回来没看到他，问他妈妈：“那个老爷爷走掉了？”
他妈妈说：“老爷爷生病走不了了。”
小孩子说，“老爷爷能不能在我家多住几天？我们家的鸡下蛋，这两天给老爷爷吃，我不要，妈妈我们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做些都给他，让他早点身体好，妈妈我们等这个地方修路，再让老爷爷坐汽车出去。”
何家庆听后，眼泪止不住往下流。
烧退后，何家庆执意要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把孙子拉过来对何家庆说，“好人啊，你对山里人有大恩，让孩子给你磕个头吧。”人群中很多人都在哭泣。
看到何家庆身体太弱了，几个青年汉子不顾他反对，硬是把他抬着、背着送出了大山。
他感到惭愧：“老百姓给了我感情，我只是给了他们一点点科学技术。对老百姓，你帮助了他们，他们就会为你倾尽所有，我非常感谢这些。”
何家庆这一走不要紧，一走就是305天，跨越8个省区，包括安徽、湖北、重庆、湖南、贵州、广西、云南、四川426个村寨，路程3万多公里，仅步行就8000多公里。
秦鉴君算了下，以常人每小时步行5公里计算，每天走8个小时，要走200天。
成就也颇丰：沿途为2万多农户进行了262次技术培训。
此外，全中国27个魔芋品种，他采集到17种，并发现最原始魔芋生存形态，证明世界魔芋故乡在中国。
但付出的代价是：当他回到合肥，60公斤的体重，只剩下40公斤，大病一场。
不知道是不是怕吓到人，老何到达合肥火车站时，在那逗留到了晚上，趁黑回到了家。
女儿何禾打开门后，只见门口站着一道“黑瘦”的影子，挑着一担东西。
那都是他沿途采撷的标本。
做这些事时，何家庆一直甘苦自怡、默默无闻。
他不喜欢外界过分关注他的付出。
艰苦日子里，他相继发表并出版了《魔芋栽培及加工技术》、《魔芋栽培新技术》，翻译了《日本国魔芋的开发利用》等。他还在沿途考察中，发现许多极具开发价值的野生植物资源。这些评不上奖的学术成就，每一项，都是乡民手上无可替代的珍宝。
直到1999年，记者找到他嘱托转角信的那位志愿者小谢，找到何家庆家。
一进门，记者震惊了：
这是怎样的一个家啊！一家人挤在25平房子里，妻子和女儿住卧室，何家庆就在客厅摆了一张双人床，下面睡觉，上面当书架。家中除了一台12寸黑白电视机，没什么像样家当。
何家庆穿着破旧涤卡中山装，身体瘦弱，长发过耳，脸上架着一副小竹片挑起的眼镜。
记者想办法说服他：只有把他的故事宣传出去，才更有助于魔芋栽培技术的推广。
又是在记者鼓励下，他把沿途日记整理成书，出版《何家庆西行日记》。
《新安晚报》第一篇报道就成了爆款，引发全国重量级媒体转载。
性情羞涩的何家庆，收到第一封来自河南一位读者的信，激动地像孩子一样，给记者打去电话。
老百姓的认同，在他心里，就是无上的激励。
2000年3月19日，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农村司和扶贫办3人赴合肥，请何家庆谈对国家前期扶贫的看法及魔芋开发技术问题。3人调研最终形成一份《关于何家庆同志事迹的调查报告》上报国务院，建议宣传何家庆精神，改善何家庆工作条件。
他像一个与世无争的老黄牛一样，在克服一切困难做实事。
因专业边缘，学校划给他的魔芋实验地，许多碎砖烂瓦，一看就是建筑工地。
因资金紧张，他就把个人收入全部投入学术研究和科普工作。
这一年他获选“全国扶贫十大状元”去北京开会，有人看到他早上穿袜子，棉袜子在脚上转来转去，想找没有破洞的一面放脚背上。结果穿一双袜子，花了10分钟。
后来，国家奖励他10万元奖金，用于改善生活，就连记者朋友也劝说他，一定要收下，不能再“花出去”了。
当时，10万元足以在合肥买一套不错的房子了。
结果他转眼把钱捐出去了，资助贫困山区女童读书。
2013年，他得到一个转机，获聘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主任。
他在这方面造诣非凡，闻到一种味道，就能判断什么植物。
在这里，更好的条件和资金支持，他能更静心投入他心爱的植物学研究。
但人们不知道的是，惦念乡民的他，又开始酝酿一个“栝楼扶贫”计划。
栝楼，别名瓜蒌，自古被作为中药材，也作食材、护肤品等，是一种适合产业化发展的经济作物。
自2010年起，他就开始着手相关基础工作。首先出版《中国栝楼》，还搜集全国各地栝楼栽培区、栝楼园的分布情况及栽培现状等，获得了有关栝楼的6项发明专利。
2016年4月，67岁的何家庆向南京大学提交假条，再次“自费”上路。
在江西九江武宁县，一位叫汪光明的高级农业师接待了他。
晚上带他去住宿，找到一个旅馆问过价格是168元一晚。
何家庆嫌贵，汪光明惊讶说“168元，还付不起吗？”
何家庆笑笑“我是自费的”。
这一路上，他对我国17个省（区）166个县市的149个专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进行了调研，行程48900余公里，其中步行5860余公里，持续工作300天，途中病倒22天。
有人因为他的技术指导，挽回巨大损失，现场塞给他4000元，被他坚决拒绝。他说，我做这件事，不图钱。
2019年7月，在潜山一次栝楼产业调研途中，何家庆摔了一觉，晕倒了。
这一次，他没法再“任性”，想走就走了。
他被查出了癌症，晚期。
何家庆对自己的身体，其实早有预期。
2019年6月，学生王强答辩结束回到合肥，就见恩师捂着肚子，说他肚子有个包，巴掌那么大。
王强要带何家庆去看医生，结果何家庆就是不愿意，怕进去医院就被绑病床上，出不来了，不能再做事。
最终，王强好说歹说，劝他找一个认识的医生朋友做初步检查，这样就不会强求何家庆住院。
倔老头终于答应了，但临行前又向学生强调，“去可以，来回一切费用我来掏。”
孰料不久，就晕倒在调研的路上。
查出癌症后，何家庆的病况急转直下。
也许知道自己时日无多，那时的何家庆，已经无法进食，只能用汤勺喝水，打营养针维持生命，双腿浮肿，每天都得忍受巨大的疼痛。
但他得空就打开电脑，抓紧写调研报告。就在18日去世前一天早上，他又把电脑打开写文章。晚上，他念叨的最后一句话是：
不知道今年栝楼情况怎么样，能不能卖出一个好价钱？
躺在病床上，何家庆仍然让女儿给他介绍栝楼的种植情况
何家庆去世后，他的很多弟子从天南地北奔来，还有人当时在国外，匆匆乘机赶回。
他们不称他“老师”，称他“先生”。
学生说他生平就关注两群人：
一群是他的学生，一群是就是弱势群体。
他曾对学生要做实验学校收费怒发冲冠，抗议无果；他像对待子女一样叮嘱毕业的学生，多联系，多注意身体，有困难要说出来，大家一起去解决。
得知昔日生活拮据的弟子买了奇瑞轿车，他舒心地笑了。
他勉励学生，不要学他多少年穿一件衣服，而能和他传递一种务实做事的态度。
每个从他的实验室毕业的学生，都是哭着走的，舍不得离开。
他的好朋友说他的病，是累出来的。
这样“一根筋”的他，不管在社会、还是在校园中，都太难了。
他一生都是个与周围格格不入的人。
在绩溪挂职，他不参加公款吃喝，在老百姓家吃饭也要付钱，机关干部直骂他有病。结束挂职后回到原单位，据说是安徽省唯一未被提拔的人。
他闯荡大西南，有人诧异为什么不利用电视台和网络推广魔芋成果？实际上，对于魔芋在不同地区生长情况的具体数据，需要用脚步丈量，到现实中考察才能得出。只是，现在少有这样的“笨人”，去做这样吃力不讨利的事。
在学校，他不适应校园行政化。很多年轻博士、教授都在设法往领导层挤，把持教学资源和行政资源，以便申报项目和拿资金，而他自己为争取植物学学位点，跑了6年多没有结果；他的实验室，不少仪器设备是从别的实验室淘汰时捡来的，到2007年时，那些产于上世纪70年代的干燥箱、烘烤箱，外表油漆已经剥落，还在使用。
他还看不惯学术造假，他惋惜很多同僚把精力耗在毫无用处的论文，他不想为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浪费生命。
他一度开玩笑自己是 “四不像”教授。
不像老师：当老师上课做实验，我连实验室门的钥匙也没有。
不像教授：虽是教授，我带的课比其他教授要多，一周十几节课。
不像科研工作者：我从事科研，但在植物分类、魔芋研究等方面的成果往往被媒体宣传淡化。
不像党员：我到处扶贫讲课，甚至把上面奖励的奖金捐给春蕾基金，我做着一个党员应该做的事，但我不是党员。
他曾经人到中年，一度像个“愤青”：
“现在学校行政化越来越严重，而且官僚迹象明显，我已忍无可忍。”
大概因为这些因素，大概因为他高度孤独，所以才那么愿意“逃离校园”，去向认同他的乡民和学生掏心掏肺。
也大概因为此，他多少年身穿一套洗的发白的中山装，打了补丁也不愿脱去，后来还做了一件一摸一样的，来回换着穿。
他说，因为那是父亲送他的。
常向他讲述家国情怀的父亲，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他的精神寄托。
那是23岁一个雪夜，父亲推着一车煤送货，天黑路滑，一个趔趄，人摔出去，车往前溜，当场就压断手指。
但父亲还是坚持送完货，拿着刚刚赚到的钱，扯了一块布，让儿子去做了一件中山装。
他说“如果扔掉了这件衣服，等于扔掉了对父亲的感情。”
大概，也正是基于这种以衣纪念的方式，通过对父亲嘱托的心心念念，他才能够对抗并与这物欲横流的现实和解，战胜内心的孤独与脆弱，坚守自己的价值追求。
2007年4月，两个学生在实验室，听到何家庆突然喃喃说了这样一句话：
“人不能太有个性，要合群，我也该变了。”
结果，何家庆遵从了本心，就在这个月提交了提前退休申请。
“我留下的时间不多了，只想做点事情。”
生命最后的日子，何家庆有时昏迷，有时清醒，但常会不停流泪。
一天，他拉住女儿的手，遗憾地说“爸爸这辈子没能多陪一陪你”。37岁的何禾流着泪说，“小时候我不理解你为何时常撇下我和妈妈，长大后我知道你是为了人民和国家，这就够了。”
这个不擅表达感情的人，也“婆婆妈妈”起来。
他叮嘱妻子胡建群“我死后，把眼角膜捐给山区的孩子们。”他还轻声问妻子，“这么多年，你后悔嫁给我吗？”胡建群流着泪回答“从没后悔过”。
其实，他所有的话，都在20多年前去大西南时写给女儿的“绝笔信”中写尽了。
那一天，他把女儿平时写给他的所有留言条都带上，以便想她的时候拿出来看看。
却在给女儿的绝笔信中写道：
长期在外奔波，加之年岁增长，体质日益下降，倍感家庭的温馨。另一方面，对各地贫困状况的认识愈加深刻……人类最易区别于其他生物的行为特征就在于互相帮助，我是教师，我必须这样做……
我走之后，你到我那桌前看书，请记住爸爸勤俭一生、奋斗一生……妈妈由于劳累身体有病，希望你们相依为命坚强而愉快的生活，你长大后要照顾好她。外公外婆上了年纪，有空常去看他们。告诉妈妈回去做饭菜时多放点盐，老人味觉迟钝。
当你知道意外时不必悲伤，将我平时穿的衣服收拾一二和那把小锄头带到爷爷奶奶坟旁埋了，作为人之子我生时未尽孝敬之心，就让我死后陪伴在他们身旁……”
写作本文的时候，我一直在想：
该怎么去描述这样一个特别的学者？他不是出自书香门第，他没有漂亮的留学生涯，他也没有气派的仪表和绚丽的奖状，他所有的，不过是大山里一把一把沾着泥巴的微不足道的魔芋而已。
直到我看到这样一段话：
中国从来就不乏清淡高手，从来就不乏御用文人，从来就不乏隐逸之士，从来也不乏经世之才，只是像何家庆这样的知识分子，不空谈、不尚名、不逐利、不媚俗、不谀权、不逃避，实在太少了。
知识分子该做些什么？
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除此之外，何家庆的行动，还为知识分子这个词增添了别样的诠释：济世之情怀，务实之行动。
80年前郁达夫在纪念鲁迅大会上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
我想，一生俯首甘为孺子牛、向着物欲横流和教育乱象“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何家庆，堪称一个斗士、一个英雄。
如果这样的人都不能被认作斗士和英雄，那一定是我们时代的耻辱和悲哀。
就像爱因斯坦评价居里夫人：这样第一流的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还要大。
同样，行遍大半个中国、经常满面尘土、衣衫褴褛的何家庆，他犹如清莲的品格，比他在魔芋、栝楼领域作出的贡献更令人触动和深思。
10月24日，是何家庆捐献的两枚角膜完成移植手术一周年的日子。
两个来自淮南和六安的孩子，重见光明。
有人说，这是何家庆身上唯一能捐出的器官了。因多年辛劳，他身体的其他部分，都已经没法再“用”了。
但那一对眼角膜，医生说，非常透明。
这是一个有光的人的最后馈赠。
电影《寻梦环游记》中有一句台词：
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
尽管，何家庆临终前写了一首诗《我走了》，嘱托人们忘记他。
但我想，对于这样一个任性了一生、只谈奉献而坚拒一丝索取、说走就走的倔老头，
这一次，我们不能遂他的愿。
他，仍然在。
作者：酌月
编辑：一木子南 审核：Li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