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写出了第一部论述南京大屠杀的著作

日本新闻检查官一再对英国记者田伯烈的新闻稿无理扣压、刁难的行为，让田伯烈心中燃起了正义之火。他决心进一步调查、整理资料，另辟蹊径，出版一部揭露日军暴行的著作。他在后来出版的这部著作的序言中写道：

去年十二月间，日军攻陷南京后，对中国的无辜平民枪杀奸淫劫掠，无所不为。我身为新闻记者，职责有关，曾将所见所闻的日军暴行，拟成电稿，拍发《孟却斯德导报》（《曼彻斯特导报》）。不料，上海的日方电报检查员向当局请示后，认为内容“过于夸张”，加以扣留，屡经交涉，都不得要领。于是我决定搜集文件凭据，以证明我所发电稿的真实性，结果我从最可靠的各方面获得许多确凿的凭据，同时发觉事态之惨殊出人意表，因此我才想到这些凭据大有公诸世界的必要。这是我写成本书的原因及经过。

在当今众多论述南京大屠杀的著作中，《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是出版时间最早的一部。它像一颗明亮的星星闪耀在群星中，为后人了解南京大屠杀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这本书的作者名叫田伯烈（H.J.Timperley），他是一位英国记者，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感情的国际友人。

奔走于战火中的上海、南京

田伯烈1898 年出生于澳大利亚，1918 年来到中国，任英国路透社驻北京记者，1928年至1938年担任英国《曼彻斯特导报》和美国美联社驻北平记者。除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外，他还参加多种社会工作，曾担任北平公理会教堂主席。这一时期，他虽常驻北平，但足迹遍布全中国及远东地区。

英国记者田伯烈

1936年初，田伯烈从北平迁居上海，在专注新闻工作的同时，积极参与社会慈善工作。同年5月，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全票通过田伯烈加入该组织，专任驻上海扬子江流域赈灾顾问委员会委员。该会秘书办公室的班周先生在一份报告中称田伯烈“有许多中国和外国朋友”“是一个自由开放、有自由观点的人”“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1936年下半年，西班牙内战爆发。田伯烈被《曼彻斯特导报》派往西班牙前线进行战地采访。他坚定地支持西班牙政府、军队和民众同佛朗哥法西斯暴政做斗争，并对此英勇斗争“予以忠实的、真切的、同情的报道”。他的正义言行与客观报道，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七七事变后，考虑到上海因战事可能会增加难民，华洋义赈救灾总会联合中国红十字总会、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世界红十字会等组织，共同成立上海国际救济会。田伯烈被推选为该会委员。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战火中，数万难民聚集于沪西法租界周边，生活无保障，生命受威胁。当时，已从西班牙回到上海的田伯烈，出于良知与道义，利用自己在新闻采访与社会活动中形成的人脉关系，争取到日本外交官日高信六郎与日本半官方同盟通讯社社长松本重治的合作，与法国神父饶家驹等人共同组建了上海南市难民区，以收容安置惊恐无依的难民。该难民区难民人数最多时达三十余万人。田伯烈积极救助上海难民的精神，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称赞。松本重治曾著文称其“是个坚持人道主义、极富正义感的人”。

在硝烟弥漫的华中战场，田伯烈怀着对中国人民深厚的同情心，奔走于上海、南京之间，写出了许多谴责日本军队疯狂侵略和中国军队英勇抵抗的报道。8月15日，日军派遣十六架飞机攻击南京。田伯烈不顾个人安危，冒险到南京实地采访，如实报道了空战情况。中国中央社在8月16日电讯中称，田伯烈与英国使馆官员一同驱车前往句容视察，“亲见毁机旁七阵亡之日本飞行员，残体上俱缚有安全伞，另一日机则被击落于二百码以外，机旁亦有日飞行员残骸”。田伯烈提供的中日空战信息，报道了侵略者毙命于中国大地的实况，大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日斗志。

淞沪会战期间，田伯烈还参加了由上海麦伦书院校长夏晋麟、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国民政府立法委员温源宁等人发起组织的“抗敌委员会”，并成为该委员会核心人物之一，从事各项抗日救亡工作。11月，上海沦陷前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上海设立的第五部改组为国际宣传处。该处负责人董显光、曾虚白等人对抗敌委员会中田伯烈等人的抗日宣传活动赞誉有加，称其为“上海数一数二的（抗日）思想领导者”。田伯烈从而与军事委员会国际宣传处建立了十分密切的联系和友好关系，并使抗敌委员会成为国际宣传处开展抗日宣传的一个外围组织。

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田伯烈仍对中国人民艰难进行的抗日战争充满胜利的信心。12月17日，英国《曼彻斯特导报》发表时评《其后的南京》，此文正出自田伯烈之手，他指出：“首都是沦陷了，但是日军还没有给中国的主力部队以致命打击。日本陆军司令官急想在中国民众的警戒没有扩大时直追中国军队至内陆，但未能得逞。中国虽失掉了主要都市、最大港口和富裕地区，但还不能说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其对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激励，跃然纸上。

日方扣发田伯烈新闻稿事件

日军自淞沪地区向南京进军的过程，实际上是一路杀、烧、淫、掠的过程。特别是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前后，日军为震慑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利用南京是国家首都的地位，更加丧心病狂地滥施暴行，仅12月内，即在下关长江边、汉中门外、水西门外与城南郊外的十次集体屠杀中，杀害无辜平民及放下武器的军人达十九万五千余人。美国外交官爱利生说：“这里的外国人相信，日军占领的最初阶段，每晚有一千多桩强奸案发生。”刚刚进入南京且不受约束的日军官兵还大肆纵火、抢劫。

田伯烈十分痛恨日军对中国人民施加的暴行，同情中国人民的悲惨遭遇。1938年1月16日，他在一篇发送给《曼彻斯特导报》的新闻稿中写道：

前几天回到上海，我调查了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暴行的报道。据可靠的目击者直接计算及可信度极高的一些人的来函，充分证明：日军的所作所为及其持续暴行的手段，使我们联想到阿提拉（Attila）及其匈奴人。不少于三十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很多是极其残暴血腥的屠杀。抢劫、强奸幼童及其他平民的残酷暴行，在战事早已于数星期前即已停止的区域继续发生。这使比较优良的典型日本平民感到深痛的耻辱——日军在各处应受谴责的行为更因日本兵在上海本地疯狂地造成一系列地方事件而高涨。今天《字林西报》报道了特别令人震惊的案件：一个日本兵寻找女人与酒不得而枪杀三名六十岁以上的中国妇女及射伤其他无辜平民数人。

田伯烈在这篇新闻稿中，提及日军在京沪沿线屠杀了不少于三十万的平民。其中“三十万”的数字骇人听闻、触目惊心。该新闻稿于当晚为日方有关人员发现，日方认为其内容“过于夸张”，存在“不适当之处”，“可能危及（日本）军方的感情”。田伯烈被日方要求前往日军军部接受盘查，要求在对新闻稿作出修改后，才可拍发。田伯烈拒不接受日方的无理要求，被日方称为“不服从指示”。田伯烈通过英国总领事馆，向日方提出抗议，要求日方就无理扣发稿件作出解释。

1月17日下午，在日方的新闻发布会上，田伯烈起立发言，公开揭露他“曾被命令前往日本军部”的经历。田伯烈为维护记者真实报道社会状况的权利而进行的坚决抗争，使日方大为恼火，被日方指责为“有意以此事制造事端”，并称“我主管官员对他的态度更是大为不悦”。

日方在扣发田伯烈新闻稿事件发生后，极为恐慌。遂于当天由外相广田弘毅亲自签发编号为227号的外交文件，将田伯烈新闻稿的全文标以“特别消息”，发给华盛顿的日本驻美大使馆。广田还在另一份外交文件中陈述了扣发田伯烈新闻稿及其拒不接受日方要求的经过，他写道：“因为此事可能为路透社和美联社大为渲染，请将此件与上面提到的别函由伦敦拍发给在欧洲的所有使馆，并转往华盛顿、纽约及美国西海岸。”

田伯烈在1月16日被扣发新闻稿后，并不气馁，仍继续搜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资料。21日，他根据《字林西报》对日军在南京暴行的一篇社评，又写成一篇揭露日军暴行的新闻稿，“叙述敌军十七人轮奸一华妇，及南京住户被劫，各国使领馆亦遭同样命运”。但这篇新闻稿又一次遭到日方扣压，并被无理要求“将原电撤回”。田伯烈坚决拒绝撤回原电，并将电文抄呈英国总领馆。他还在当天日方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严词驳斥日方的无耻狡辩。汉口《大公报》报道称，他“与日发言人辩论，谓南京暴行消息均可证明，该发言人语塞”。

田伯烈为尽快将自己采访搜集到的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真相公之于世，在1月16日新闻稿不能由上海发往《曼彻斯特导报》的情况下，决定将其主要内容译成中文，先在中国报刊上发表。1月24日，武汉《申报》将其中文译本予以报道：

自余返上海后，余曾设法调查外传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各地残暴行为之真相。据目睹者之口述及极可靠方面的函述，日军行动的暴虐，较中世纪匈奴之残暴犹有过之。在长江下游一带，被日军残杀之中国人民达三十万人。至于日军其他之奸淫抢夺之行为，更不胜枚举。即年轻幼女，亦不免被奸。此种残暴行为，在日军占领已数星期之地方，仍极盛行。被杀之华人，亦与日俱增。此种行为，皆为日军之羞。

报道发表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许多媒体以此报道内容为根据，愤怒声讨日军的野蛮暴行。武汉《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在1月3日的社评《春节念受难同胞》中写道：“英记者丁伯烈（田伯烈）报告，敌军在京沪线杀戮平民至少三十万人，奸污妇女，虽老妇不免。”

出版第一部南京大屠杀著作

田伯烈大约于1938年1月底开始有了编写日军暴行著作的计划。1 月底2 月初，他全力搜集整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贝德士、菲奇、马吉等人提供的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资料以及上海租界《密勒氏评论报》《字林西报》等报刊的相关资料；3月中旬，他由上海到武汉，一边继续搜集、充实资料，一边着手编写书稿；3月21日写成全书，正文九章共计十余万字，连同附录七篇，总共二十一万字。该书书名为What War Means：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战争意味什么：日军在华暴行》）。6月，该书英文版相继在伦敦、纽约出版，各发行六万册。后来丹麦文、法文、日文等多种文字问世。该书在欧美各国的出版，帮助西方人民认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凶残本性和狰狞面目，使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反法西斯正义战争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同情和声援。

英文版《What War Means：The Japanese Atrocities in China》（战争意味什么：日军在华暴行）封面

中国国民党国际宣传处于同年3月下旬购得田氏书稿，并立即组织力量日夜赶译。该书于6月中旬翻译完成，在七七事变一周年前夕，以国民出版社名义出版。译者署名杨明，书名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并由著名民主人士、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撰写序言，赶印出首批一万册，后又增印至十万册。

在田伯烈编写该书的过程中，一批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委员给了他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当国际委员会委员、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得知田伯烈的编书计划后，便与斯迈思、米尔斯等委员密商，决定将保存在上海全国基督教会图书馆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文件，让田伯烈查看与复制。于是2月16日，田伯烈顺利到上海全国基督教会负责人鲍引登的办公室，仔细阅读了安全区的全部档案文件，并进行了复制。国际委员会总干事菲奇在获得允许离开南京后，于1月24日到达上海。他给田伯烈带去了自己1937年12月10日至1938年1月11日这段血腥岁月的日记与国际委员会的一些重要文件。他瞒过列车上日军的检查，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马吉牧师在南京拍摄的八卷日军暴行电影胶片，藏在外套的夹层中，秘密带到上海，供田伯烈使用。这些后来都成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中的重要内容。

中文版《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封面

作为全世界第一部揭露南京大屠杀的著作，《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的九章正文中，前四章是全书的核心部分，集中记录了日军侵占南京后，在城内外杀、烧、淫、掠的暴行，以及用“良民登记”的欺骗手法，诱杀青壮年的可耻行为。第五至八章为日军在南京周边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与华北地区的暴行，以及以沪宁地区为主，在全国各地的野蛮空袭与无差别轰炸。第九章为“结论”部分，著者有力地驳斥了日本当局否定暴行的狡辩，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以恐怖手段，达到使中国民众畏惧屈服的目的”之实质，精辟论述了日本统治阶级为消弭社会内部不安而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耻目的，要求英国当局应“实践以军火或金钱援助中国的诺言”，强烈呼吁全世界人民都来支持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书末的七篇附录，以原始的报告、信函、报道等历史文献，给正文作了极好的、详尽的注释。田伯烈进一步解释说：“本书的目标，扼要言之，在于将日军如何对待中国平民的事实，向全世界公布，力求真实，不存偏见，使读者认识战争的狰狞面目，并剥夺战争的虚伪魔力，后者是好大喜功的军阀们所不能忘情的。”并表示：“谨以本书贡献给全世界为集体安全的前途与战争恐怖的消除而奋斗的人士。”

郭沫若对该书的内容作出极高的评价，他称该书“是我们筑着的血肉长城的一部分写照”“这里不仅横溢着人类的同情，更高涨着正义的呼声”。中文版译者在序言中说：“田伯烈氏站在爱护正义、爱护公理、爱护世界和平、爱护人类文明的立场上，报道展开在远东大陆上黑暗吞噬光明的最疯狂的一幕。”

郭沫若

该书自1938 年出版以来，至今已经历了八十三年漫漫历程。在这一过程中，曾有新华出版社（1986 年）、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年）、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年）、南京出版社（2017年）等出版社先后出版或重新翻译此书。它的不断出版，也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该书在研究南京大屠杀日军暴行及反击日本右翼否定侵略战争方面的重要价值。

田伯烈于1938 年7 月被聘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顾问，并先后兼任该处驻欧洲、墨尔本办事处主任，积极推动欧美、澳洲民众团体的援华反日运动。1943年后，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工作。1954 年病逝于伦敦。田伯烈一生中最宝贵的二十年时光是在中国度过的。不仅如此，他在离开中国后，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为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工作，并始终关注中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

(原文《最早出版南京大屠杀著作的英国记者田伯烈》刊于《名人传记》2021年第12期 文/孙宅巍)

 责编丨王苑  责校丨张静祎

排版丨王苑  审核丨杨彦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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