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简介《名人传记》创刊于1985年，名列中国大型传记文学期刊方阵，由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管，河南文艺出版社主办。《名人传记》通过名人的多彩人生，以真实性、艺术性、知识性和可读性揭示生活的真谛，展现历史进程中的精彩和传奇，是一本影响力大、知名度高的品牌期刊，在中国期刊界独树一帜。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小编注意到，2022年高考本科一批录取工作已经结束，大家都考取心仪的学校了吗？清华大学想必是许多学子心中的“白月光”，而说起清华，就不得不提到一位老校长，他就是“生斯长斯，吾爱吾庐”的梅贻琦。1962年5月19日，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病逝于台大医院，享年七十三岁。当时的祭文用“天之将丧斯文”来追悼他，而教育界以“原子开新运，士林哭大师”来怀念他。梅贻琦去世后，被葬于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那片区域被取名为梅园。中国教育界一代名宿，连同一个伟大的灵魂，就此长眠于地下。没人愿意倒梅（霉）梅贻琦生于天津，毕业于天津私立第一中学堂（南开中学前身），后考取庚子赔款留美生，赴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就读电机工程系，于1914年夏毕业，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这年暑期，梅贻琦作别留美的同学好友，乘船归国。次年秋，受清华校长周诒春之邀，梅贻琦来到北京清华园出任物理教员。这便是他与清华师生结缘之始。清华大学的前身是1911年北京郊外清华园内创办的清华学堂，继之是清华学校，再继之是1928年北伐之后挂牌的国立清华大学，直到1931年底，梅贻琦才继任清华大学校长。自清华学堂创办到梅贻琦始任校长的二十年间，国家动荡，清华不安，校名三更，校长也更换了十个。其中，主校最久者为周诒春，任期四年五个月。较短者为温应星，此人毕业于西点军校炮兵科，归国后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到清华当校长，是为武人主校之始。温应星和后来的吴南轩，任期皆不到两个月就退出舞台。短者为乔万选，是军阀阎锡山派的一个小军阀，刚进校门即被学生赶出，任期约为一分钟。最短者为罗忠诒，未出家门即被拒，任期几等于零。在校长被驱逐之后的许多个时期，清华处于群龙无首状态，一切事务得益于多年形成的惯性或校务委员会出面维持。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的几个月，吴南轩校长被师生赶走，地质学家翁文灏出任清华代理校长。“九一八”事变后，翁文灏撂了挑子，清华又处于群龙无首状态。就在这个国家和民族以及学校最艰危的时候，正在美国担任留学生监督的梅贻琦奉召回国，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其时，梅贻琦已在清华任教十六个年头。他从一个普通的物理教员升至系主任、教务长、代理校长、清华大学驻美国留学生监督，直至这时坐上校长的位子。中年梅贻琦清华校史研究者黄延复、钟秀斌在《一个时代的斯文》中说：“过去有一种传说，说梅出任清华校长，也是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由此还‘派出’许多‘演义’性的情节。其实这都是不确的。尽管蒋介石确曾亲自干预过清华事务，也亲自指派过清华校长（罗家伦、吴南轩，以及担任‘临时校长’的翁文灏），但梅出任清华校长却与蒋介石无干。当时梅贻琦还是个‘小人物’，在蒋介石那里根本挂不上号。引荐梅出任清华校长的，确有一个‘中枢人物’，那就是在1931年下半年接替蒋介石出任教育部长的前中法大学校长李书华。”黄、钟二位先生所言大体不差。时值“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学潮汹涌，清华学生会借机向教育部及最高当局发难，多次发表声明，宣称清华校长人选标准必须具备以下五个条件：一、无党派色彩；二、学识渊博；三、人格高尚；四、确能发展清华；五、声望素著。在学生胁迫与清华校内外声势压力下，南京政府鉴于国破家亡的危急形势，不敢轻易往清华派校长，以避免引起更大动荡与风潮。经反复物色权衡，他们终于把目标投向了远在大洋彼岸、悄无声息、蛰伏隐忍的梅贻琦。在得到梅的同意后，教育部部长李书华果断颁布了训令。自此，梅贻琦在历史的夹缝中脱颖而出，动荡不安的清华终于迎来了一位与众不同的校长，国立清华大学迎来了梅贻琦时代。梅贻琦担任校长后，国难日重，学潮更加凶猛，威逼校长、教授之事时有发生，奇怪的是，校长梅贻琦不但没有在学潮中被驱赶，反而，激进分子在提出“打倒某某某”的口号或标语时，后边还要补上一句“拥护梅校长”。自1931年上任，到1948年底被迫离开北平，梅贻琦任清华校长达十七年。这么长的时间里，梅贻琦一直深受师生拥护，对此，清华出身的钱思亮深有感怀地说：“那时期清华校长连年更迭，学校很不稳定，校长很少做得长久的，自从梅先生接掌以后，就一直安定下来，就只这件事在教育史上已是不朽。”当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令学生如此敬佩爱戴时，他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这当然是一句玩笑话，也是梅贻琦为之自豪之所在。梅校长之所以赢得师生的广泛敬重，自有他的过人之处，或者说内含玄机。校长是为教授搬凳子的人我国早期的官办大学都是当衙门办的，无论是由京师大学堂演变的国立北京大学，还是由清华学堂演变的国立清华大学，甚至后来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无不如是。在梅贻琦上任之前，清华的衙门习气虽有不同程度的收敛，但仍残存不消。周诒春校长算是开明的校长，但仍保持衙门的一套：上午基本躺在床上抽烟不起床，若需要拟档或条例等，就传唤秘书来到床前，他一边吞云吐雾，一边断断续续说着，秘书一一记录，整理后传达全校。即便是北伐成功后的罗家伦接手清华后，也把教授看成是无职无权、随便开革扫除的过河卒子，梅贻琦都曾被他扫地出门，流放海外；清华国学院主任吴宓教授，对其做派都胆战心惊，小心谋划应对，唯恐也被扫地出门。清华早期的体育是很有名的，后来在马约翰教授带领下就更厉害了，但罗家伦认为体育一科的教头如马约翰、周更生等，就是一个低贱的体育教员，并下令革掉马约翰等人的“教授”帽子，且降低薪水，如同一般职员对待。不过，此事引起了清华师生的同情与愤怒，罗家伦也因此官僚做派很快被教授和学生联合赶出了清华园。梅贻琦出任校长后，深刻吸取前十任校长被革职查办或被学生打跑的教训，风格大变，整个清华园面貌为之一新。他对清华教授一视同仁，唯才是举，绝不搞小圈子。此前梅贻琦被看作南开派的，有人认为他会重用南开出身的人，形成一个小团体，但他没有这样做。如此一来，清华再也没有圈子或派系存在了。破除了圈子与派系，在个人利益方面，梅贻琦更是小心谨慎，绝不专权搞个人私利。他曾对自己的秘书说，如果有找我开后门办私事的，这类信件不必给我看，直接封存或扔进纸篓子便是。梅贻琦公开说过“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这是自谦，也说明了他看待自己身份的态度和其治校理念。他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为教授搬凳子的人，是因为他有一颗感恩、感激之心。他认为自己是庚款的受益者，能赴美国留学，是天之恩泽，所食之禄，是民之脂膏。他时常提醒自己：“尔所受者不是皇恩是天恩，尔所领者不是官费是民费。”因此，他学成回国服务清华，借这个平台培养后进，为国储才，则是报答国家与人民之恩。此情此理，可通过梅贻琦自己的言论验证。如1941年4月底，值清华建校三十周年与抗战南渡昆明三周年纪念日，清华在昆明云南大学校园举行了校庆，梅贻琦作为大会主席，满含深情地说道：母校成立，今年恰为三十周年。琦自一九零九年（宣统元年），应母校第一次留美考试，被派赴美，自此即与清华发生关系，即受清华之多方培植。三十二年来，从未间断，以谓“生斯长斯，吾爱吾庐”之喻，琦于清华，正复如之。这就是梅贻琦给自己的身份与地位的定位，他把自己看成是受惠者、服务者、报恩者。在梅贻琦时代，清华就是一个研究学术、造就人才的高级学府，校长、师生是一体的，人格独立，各司其职，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前进。这亦是梅贻琦开创的一个崭新风气。

（本文图片源自网络，侵权请联系删除。）2022年7月7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布他将辞去英国保守党党首和首相一职，此前他领导的英国政府多位高级官员已经请辞。在他宣布辞职之后，英国开启了新首相之争。当地时间7月20日，在英国保守党议员第五轮投票之后，两名候选人进入最终角逐，他们是前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外交大臣伊丽莎白·特拉斯。约十六万名保守党成员将对这两名候选人进行最后投票，结果将于9月5日宣布，届时鲍里斯·约翰逊将把接力棒正式移交给新任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今年五十八岁，做过两任伦敦市长、外交大臣，兼具地方和中央层面的政治经验，因言论大胆、不按常理出牌以及一头跟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相似的飘逸金发等特点，被称为“英国特朗普”。在英国深陷脱欧泥潭、两任首相辞职的情况下，约翰逊以超过对手一倍的高票当选。一些人认为他是英国在那个非常时期不得已的选择，还有另一些人，曾在他身上寄托了希望。名校毕业生，自喻为“多个民族的融合体”鲍里斯·约翰逊1964年6月14日出生在美国纽约，五岁时跟随家人移居英国伦敦。据说其祖辈是土耳其贵族，他身上兼有法国、土耳其和德国血统。因此，成年后的约翰逊自喻为超级市场上的一罐蜂蜜——“多个民族的融合体”。约翰逊的父亲斯丹利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后入职世界银行；母亲是一名家庭条件富裕的艺术家，曾就读于牛津大学。约翰逊是家中长子，他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他们一起在祖父母留下的农庄里度过了非常有趣和“狂野”的童年，直到父亲作为欧盟官员前往布鲁塞尔工作。约翰逊小学是在离家不远的私立学校上的，中学则就读于英国赫赫有名的贵族私立学校伊顿公学。在伊顿公学，约翰逊痴迷于阅读，在希腊语和拉丁文上尤其用功。老师评价他“行为友善，绝顶聪明，在古典文化研究方面非常有潜力”。不过，老师也说他不守纪律、迟到、做事没有效率、组织能力差。完成高中学业后，约翰逊获得英国著名高校牛津大学的全额奖学金，进入该校贝列尔学院攻读古典文学。在牛津，约翰逊依旧吊儿郎当。导师的笔记本上留下的，都是约翰逊没有完成作业、没有阅读规定的书本章节、论文未交等不良记录。约翰逊并不懒惰，也不是对柏拉图没有兴趣，而是沉迷于其他事务，还热衷于参与各种政治活动。他当过辩论社主席，还与校友、前首相戴维·卡梅伦一样，是牛津精英布灵顿俱乐部会员。该俱乐部是牛津富有学生的社交组织，以酗酒和酒后闹事闻名。大学毕业后，约翰逊进入传媒业。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泰晤士报》的实习记者。1989年，二十五岁的约翰逊作为《每日电讯报》驻欧洲记者，被派往布鲁塞尔工作。在那里，约翰逊展示了旺盛的精力和不凡的才华，哪里有新闻他就冲到哪里，并以出色的文笔赢得了读者好评，这也让他在业界小有名气。回国后，他担任了《观察家》杂志总编辑。古典文学专业毕业的约翰逊还是个“风雅之士”，很喜欢在演讲中引用经典，出版过个人文集《把你的耳朵借给我》、历史著作《罗马之梦》、自传《朋友、选民和同胞们》，以及政治喜剧小说《七十二个处女》等作品，其专栏文集曾是畅销书。对于英国电视观众来说，约翰逊是“熟人”。他担任过BBC一档广受欢迎的搞笑类谈话节目——《我有没有给你带来新闻》的特约嘉宾。在节目中，约翰逊极尽开玩笑和搞怪之能事，他诙谐幽默的语言和不按常理出牌的作风，在英国国内家喻户晓。参选伦敦市长，一度被其他政党视作“搞笑行为”受到父亲的影响，约翰逊从大学时代就极其热衷政治，并加入了英国保守党，但他的政治野心在大学毕业后并未开花，他是以媒体人和作家的身份成为赫赫有名的公众人物的。从严格意义上说，约翰逊步入政坛是在2001年。那一年，他在地方选举中获胜，成为牛津郡保守党议员。2004年初，他升任保守党副主席。可惜约翰逊升职后不久就“栽倒”在桃色事件上。同年11月，他被曝与一名女性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被解除副主席职务，还被当时的保守党主席逐出了议会。2006年，梦想在三十五岁以前进入内阁的约翰逊，眼睁睁地看着比他年轻两岁、又和他是伊顿、牛津校友的卡梅伦登上了保守党党魁的位置，而他仅仅被卡梅伦赐予了“影子内阁”（当时英国的执政党是工党，保守党是在野党）高等教育发言人一职。直到2008年伦敦市长竞选开始前，卡梅伦才想起约翰逊这位因言行不当连连道歉而名震四方的同党名人，并推荐他作为保守党候选人参与竞选伦敦市长。约翰逊参选伦敦市长，一度被其他政党视作“搞笑行为”，他们认为像约翰逊这样富有争议的人，根本不可能当选。然而，约翰逊拥有一支优秀的竞选团队，包括竞选战略家林顿·克罗斯比和媒体专家安迪·库尔森等。在这些“竞选高手”的辅佐下，约翰逊击败了争取连任的前任伦敦市长、工党候选人肯·利文斯通。当时约翰逊四十四岁，他也成为了伦敦历史上最年轻的民选市长。其实，约翰逊的胜出也并非毫无道理。虽然他的个人形象存在争议，但由于经常上电视，他有较高的知名度。此外，他比利文斯通足足年轻二十岁，当两人同时出现在公众面前时，约翰逊精力充沛的优势就显露出来了。任职期间，约翰逊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穿着西装背着双肩包，这样接地气的形象给一贯严肃的伦敦人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他工作勤勉，而且十分亲民。竞选时承诺的降低伦敦的犯罪率、改善伦敦的交通状况、尽全力办好2012年奥运会等，都在任期内有了明显的落实。2012年5月，约翰逊以微弱优势再次击败工党候选人利文斯通，成功连任伦敦市长。2015年2月15日，约翰逊表示自己将放弃美国国籍，表明自己效忠的国家是英国，而不是美国。此前他因为生在美国而拥有英美双重国籍。之后不久，约翰逊以代表伦敦西北部郊区的议员身份重返议会。与卡梅伦支持英国留在欧盟的立场相左，约翰逊是坚定的“脱欧派”，这一立场让他在2016年“火”了一把，成为“脱欧派”的代表性人物。特雷莎·梅“接棒”首相职务后，决定把约翰逊分配到外交部。但约翰逊在执掌外交部的两年时间里，除了偶尔发表一些“出格”言论之外，未见多少政绩。2018年7月，约翰逊因与特雷莎·梅在“脱欧”问题上出现分歧而辞去外交大臣一职。在《经济学人》2018年英国最糟糕政治家评选中，约翰逊高居榜首，他被描述为“最令其政党和国家失望的政治家”，被称为“脱欧的灾难”。口无遮拦，胡喷“能力”堪比特朗普对中国民众来说，约翰逊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上的亮相让人大跌眼镜又忍俊不禁。当时，约翰逊顶着一头金色乱发眼神楞楞地走上前台，代表伦敦从北京市长手中接过2012年伦敦夏季奥运会的旗帜，随后笨拙地挥动了几下。细心的观众发现仪式中约翰逊的西装扣子居然没扣上，大家都不敢相信这样一个邋遢的中年发福男子就是堂堂的伦敦市长。另外，约翰逊口无遮拦，胡喷的“能力”跟特朗普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早在2004年约翰逊在杂志社工作时，就因口不择言受到指责。当时，来自利物浦的工程师比格利，在伊拉克惨遭武装人员斩首。约翰逊在此事发生后编辑了一篇杂志社论，说利物浦市民“沉溺于受害者的角色”。这篇社论遭到了英国各界的广泛批评，约翰逊不得不公开向利物浦市民道歉。2006年，约翰逊将执政党工党的内部斗争比喻为太平洋某岛国“疯狂的人吃人行为”，结果招致该国的强烈抗议，还引起了一场外交风波。约翰逊只得悻悻地表示，他会将该国列入自己的“全球道歉清单”里。但时隔不久，约翰逊又开始乱说，包括称同性恋是“娈童”，戴面纱的穆斯林女性看起来像“信箱”，英联邦子民是“挥舞旗帜的小黑崽”……此类骇人听闻的言辞当然又给他招来猛烈的批评。对于外国的“大人物”，约翰逊也经常发表一些不礼貌的言论。比如，几年前，约翰逊曾说：特朗普脑子明显坏了，无知到令人震惊，他不适合当总统。可在特朗普上任后，约翰逊又说：我很钦慕他。他还称欧盟像二战时的纳粹德国，想建立一个超级大国；奥巴马敦促英国留在欧盟时，约翰逊称奥巴马因为自己的肯尼亚血统有反英情绪；他甚至将俄罗斯举办世界杯和希特勒的奥运会相提并论，又称普京像《哈利·波特》中的家养小精灵多比；在“冒犯埃尔多安（土耳其总统）诗歌大赛”中，约翰逊不仅参赛作诗，还获得了一千英镑奖励……如此种种，不胜枚举，甚至在代表本党参与竞选时，他也在演讲中调侃：“如果你选保守党，你老婆的胸会更大，而你开上宝马的机会也大增。”约翰逊的幽默风趣、毫无顾忌的作风，让人怀疑他的管理能力和政治前途。不过，在英国保守、严谨的氛围中，他爱开玩笑、讲话不过大脑的性格也给英国政坛带来了新鲜感。在竞选伦敦市长时，许多人就因为他的幽默好笑而送上了选票。情史丰富，和女友搬进唐宁街10号时甚至没有离婚约翰逊感情史丰富，已有过两段婚姻。第一任妻子阿莱格拉是他牛津大学的同学。阿莱格拉是个大美女，上过时装杂志的封面。1987年9月5日，他们步入婚姻殿堂，不过二人婚姻持续时间不长。约翰逊当时是《每日电讯报》驻欧洲记者，一心扑在事业上，又以自我为中心，完全不顾妻子的感受，两人于1993年分手。在离婚仅仅十二天后，约翰逊就开始了新的恋情，对象是他童年时代的“初恋”情人玛丽娜·惠勒。惠勒是剑桥大学的毕业生，英国王室的法律顾问。比起阿莱格拉的美丽，这位有一半印度血统的女士相貌平平，但她聪慧、坚韧、理性并善解人意。这段感情带给约翰逊沉静的婚姻和四个可爱的儿女。然而美满的婚姻似乎并不能满足约翰逊，他被曝两次出轨。约翰逊和前妻惠勒第一次在2004年，当时约翰逊任《观察家》杂志总编辑不久。一位才貌双全的女人——维雅特走进了约翰逊的生活。维雅特是位女作家，为亲保守党出版物《观察家》杂志撰稿。她与约翰逊的绯闻传了四年。另一次丑闻发生在2010年，约翰逊的出轨对象换成了其艺术顾问海伦·麦金泰尔。惠勒对这个花心老公也不客气，曾两次把他赶出家门。2018年9月，约翰逊与惠勒以发布个人声明的形式宣布了离婚计划，然而直至2019年约翰逊成为英国首相，他的离婚程序仍没有走完。而约翰逊就光明正大地带着他当时的女友凯莉·西蒙兹住进了唐宁街10号，连他的亲生女儿都骂他是个“自私的混蛋”。凯莉·西蒙兹也是个非凡的女人。1988年，西蒙兹出生在伦敦南部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独立报》联合创办人马修·西蒙兹，母亲是当时报社的律师约瑟芬·麦卡菲。两人各自都有家庭，婚外情生下了西蒙兹。而她的曾祖父则是20世纪初自由党总理赫伯特·阿斯奎斯，他曾在1908年至1916年出任英国首相。西蒙兹的身世称得上显赫，她从小就上贵族学校，身边接触的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2009年，西蒙兹从英国名校华威大学毕业，拿到戏剧研究和艺术史专业一等荣誉学位。虽然上学学的是戏剧，但西蒙兹很清楚自己的政治抱负，大学期间就跑去英国保守党总部实习。大学一毕业，她水到渠成地开始为保守党工作，二十一岁当上保守党的新闻官。更厉害的是，凭借出色的社交能力，西蒙兹很快在保守党内部混得风生水起。干了不过七八年时间，她就被任命为保守党公关总监，为内阁高级官员出谋划策。在约翰逊角逐保守党党首的过程中，西蒙兹也尽心竭力。2020年4月29日，西蒙兹诞下一名男婴。2021年5月29日，约翰逊与西蒙兹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秘密举行了婚礼；12月9日，西蒙兹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鲍里斯·约翰逊准备进行首相问答如今，约翰逊已在英国议会完成了他任内的最后一次“首相问答”。在讲话中，他给继任者提了一些建议，还对自己的三年任期进行总结，他认为自己“基本完成了任务”。讲话最后，他感谢了政府官员和议会议员，并引用电影《终结者2：审判日》中施瓦辛格的名言“再见，宝贝”作为结束语。(《“英国特朗普”鲍里斯·约翰逊》刊于《名人传记》2019年第11期

本文图片源自网络，侵权请留言删除。2022年3月，彭士禄在去世一年后被追评为“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颁奖词称：“你，如同你的作品，无声无息，但蕴含巨大的威力。”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成功下水，自此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作为总设计师，彭士禄功不可没。彭士禄是革命烈士彭湃之子。他四岁时成了孤儿，在乡亲们的保护下，吃百家饭长大。童年时，他两度入狱，地下党组织费尽周折营救他。从苏联留学归来后，他扎根大山深处，用努力工作回报祖国和人民。他的作品，一是核潜艇，二是核电站。

改编自作家梁晓声长达115万字的“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人世间》的同名电视剧，在虎年春节前夕上映后，反响热烈。正如这部剧的海报上所说，“在悲伤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责任”，人们深深地被高度现实的剧中人物和他们的命运所感动。艺术源于生活。一家七口人挤在不足十六平方米的房子里；爷爷生病，躺在炕上咳嗽不止；父亲支援大西北建设，三年探一次家……是梁晓声的“人世间”最初的样子。而梁晓声的父亲梁秉奎，正是《人世间》中父亲周志刚的原型。梁晓声把父亲名字里的“秉”字，用在了周秉昆和周秉义兄弟身上。梁父究竟是怎样的一位父亲？周志刚和他有几分相像？让我们一起来看梁晓声的讲述。父亲第一次对我发脾气关于父亲，我写下这篇忠实的文字，为一个由农民成为工人阶级者“树碑立传”，也为一个儿子保存将来献给儿子的记忆……小时候，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严厉的一家之主，绝对权威，是靠出卖体力供我吃穿的人，恩人，令我惧怕的人。父亲板起脸，母亲和我们弟兄四个就忐忑不安，如对大风暴有感应的鸟儿。父亲难得心里高兴，表情开朗。那时妹妹未降生，爷爷在世，但他已老得无法行动了，整天躺在炕上咳嗽不止，但还很能吃。全家七口人高效率的消化系统，仅靠吮咂一个三级抹灰工的汗水。用母亲的话说，全家天天都在“吃”父亲。父亲是个刚强的山东汉子，从不抱怨生活，也不叹气。父亲板着脸任我们“吃”他。父亲的生活原则是——万事不求人。邻居说我们家“房顶开门，屋地打井”。我常常祈祷，希望父亲也抱怨点什么，也唉声叹气。因为我听邻居一位会算命的老太太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人胸中一口气。”按照我天真幼稚的想法，父亲如果唉声叹气，则会少发脾气了。梁晓声与父亲合影父亲就是不肯唉声叹气。这大概是父亲的“命”所决定的吧？真是不幸！我替父亲感到不幸，也替全家感到不幸。但父亲发脾气的时候，我却非常能谅解他，甚至同情他。一个人对自己的“命”是没办法的。别人对这个人的“命”也是没办法的。何况我们天天在“吃”父亲，难道还不允许天天被我们“吃”的人对我们发点脾气吗？父亲第一次对我发脾气，就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一个惯于欺负弱小的大孩子，用碎玻璃在我刚穿到身上的新衣服背后划了两道口子。父亲不容分说，狠狠打了我一记耳光。我没哭，没敢哭，却委屈极了，三天没说话。在拥挤着七口人的不足十六平方米的空间内，生活绝不会因为四个孩子中的一个三天没说话而变得异常。全家都没注意到我三天没说话。第四天，在学校，在课堂，老师点名，要我站起来读课文。那是一篇我早已读熟了的课文，我站起来后，许久未开口。老师急了，同学们也急了。老师和同学都用焦急的目光看着我。教室的最后一排，坐着七位外校的听课老师。我不是不想读，我不是存心要使我的班级丢尽荣誉，我是读不出来，读不出课文题目的第一个字。我心里比我的老师、比我的同学还焦急。“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不开口读？”老师生气了，脸都气红了。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从此，我们小学二年三班，少了一名老师喜爱的“领读生”，多了一个“结巴磕子”。我，从此失掉了一个孩子的自尊心……我的口吃，直至上中学以后，才自我矫正过来。我变成了一个说话慢言慢语的人。有人因此把我看得很“成熟”，有人因此把我看得“胸有城府”。而在需要“据理力争”的时候，我往往又成了一个“结巴磕子”，或是一个“理屈词穷”者。父亲从来也没对我表示过歉意。因为他从来也没将他打我那一耳光和我以后的口吃联系在一起……爷爷的脾气也特火暴。父亲发怒时，爷爷不开骂，便很值得我们庆幸了。但值得庆幸的时候不多。父爱初体验母亲属羊，也像羊那么温顺，完全被父亲所“统治”。如若反过来，我相信对我们几个孩子是有益处的。母亲是一位农村私塾先生的女儿，颇识一点文字。遗憾的是，在家庭中，父亲的自我意识，起码比“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条理论早形成二十年。中国贫穷家庭的主妇，对困窘生活的适应力和耐受力是极可敬的。她们凭一种本能对未来充满憧憬。虽然这憧憬是朦胧的，盲目的，带有浪漫的主观色彩的。期望孩子长大成人后都有出息，是她们这种憧憬的萌发基础。我的母亲在这方面的自觉性和自信心，我认为是高于许多其他母亲的。关于“出息”，父亲是有他独到的理解的。一天，吃饭的时候，我喝光了一碗苞谷面粥，端着碗又要去盛，瞥见父亲在瞪我，我胆怯了，犹犹豫豫地站在粥盆旁，不敢再盛。父亲却鼓励我：“盛呀！再吃一碗！”父亲见我只盛了半碗，又说：“盛满！”接着，用筷子指着哥哥和两个弟弟，异常严肃地说：“你们都要能吃。能吃，才长力气！你们眼下靠我的力气吃饭，将来，你们都是要靠自己的力气吃饭的！”我第一次发现，父亲脸上呈现出一种真实的模样，一种由衷的喜悦，一种殷切的期望，一种欣慰，一种光彩，一种爱。我将那满满一大碗苞谷面粥喝下去了，还勉强吃掉半个窝窝头，为了报答父亲，报答父亲脸上那种稀罕的慈祥和光彩。尽管撑得很难受，但心里却很幸福，因为我体验到了一次父爱。我被这次宝贵的体验深深感动。我以一个小学生的理解力，将父亲那番话理解为对我的一次教导，一次具有征服性的教导，一次不容置疑的现身说法。我心领神会，虔诚之至地接受这种教导。从那天起，我的饭量大了。我觉得自己的肌肉也仿佛日渐发达，力气也似乎有所增长。“老梁家的孩子，一个个都像小狼崽子似的！窝窝头，苞谷面粥，咸菜疙瘩，瞧，一顿顿吃得多欢，吃得多馋人哟！”这是邻居对我们家的唯一羡慕之处。父亲引以为豪。

1941年，杨苡和赵瑞蕻在西南联大在岗头村时，沈从文先生来看过我。他从联大那边过来，要走好远的路，有一段还要坐船。沈先生到了，在山坡下面就喊，一见到我就拍着手说，我来看“狼狈的小母亲”了！他是和别人一起来的。他对我这样结婚是不满意的，不过结婚时还是送了东西给我，来探望时还叮嘱我，不能有了孩子就什么都放弃了，还是要做事。口述/杨苡整理/余斌（全文8千5百字）玉龙堆关于昆明，关于联大，我的记忆分成了很不同的两个部分：前期云南的天，碧蓝如洗，就是下雨，也是透明的；到后面就黯淡下来，一半是因为轰炸，一半是因为个人生活的不如意。它们又都搅在了一起。这些年西南联大成了热门话题，不断有媒体来采访我。我不是什么名人，只是联大当年的学生，现在在世的已经没几个了。说实话，有时我不大愿意接受采访，人家在联大发愤读书，我因为结婚生孩子中断了学业，到了报道里面，只说我“收获了爱情”……说联大好没错，联大的学生有一股朝气。我在昆明的头两年，特别是头一年，也是那氛围的一部分，但怀孕结婚以后就是另一回事，我与联大不再是一体的了。所以回忆往事时，我特别想把在中西女校的十年写出来，那段时间从头到尾，想起来都是很愉快的；在联大，有些事情就不那么愉快了，我也就不愿回想。在西山饭店待的那几日相当于现在人说的度蜜月，接下来就要过日子了。我们在玉龙堆租了房子，算是我们的新房。家具是沈从文先生送的二十多个美孚汽油的包装箱。沈先生认识公司的什么人，靠关系弄来的。我们用这些箱子（我另外还买了些）搭了写字桌、搁东西的长条案，还有床。组家具就跟搭积木似的，上面铺上绿色的布就完了，那种布叫“标准布”，全棉的。长条案上我还摆了只花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流行组合家具，我当时还想，我早“组合”过了。沈从文在玉龙堆，我自己做饭，生炭炉子用的是一种特别的炭，没有烟，用纸一引就着。我没做过饭，虽然在中西学过做面包、蛋糕、冰淇淋，但回了家就不让做了，而且在昆明哪有烤箱和西式厨具呢？就算我还记得怎么做，西式那一套也用不上了。我学着做炒鸡蛋、葱油饼什么的，尽瞎对付。赵瑞蕻还抱怨：你怎么就会炒鸡蛋？他大概觉得，结了婚的女人天生就该什么都会。赵瑞蕻自己也什么都不会，他也不会学着做。虽然家境不算好，但他在“原生家庭”是绝对的宝贝——家里就出了他那么一个大学生，也只供得起他念大学，当然特别宠着。他也特别用功，成绩很好，这样家里就当他是个“读书种子”，除了读书，什么都不是他该干的，他自己也觉得理所当然。我的情况正好相反，有我哥我姐比着，母亲从来看我就不是读书的料，她不让我姐多学做家务（我哥就更不用说），对我则不同，总让我学着点。但说是要学，家里有用人，也轮不到我干什么，现在乍一开始自己过日子，我还要从头学起。邻居家有个用人，看我可怜，会给我带菜回来。有一次，她给我带了块板油。我虽然吃过猪油，但不知罐里白白的冻猪油是从板油里炼出来的。面对板油，我不知怎么办，后来还是她教的我怎么熬。住了没多久，有一天，日本飞机轰炸，我们看到小西门城楼上的警报升起来就躲到城外去，回来发现房子一塌湖涂：那一带落了炸弹，我们那排房子顶头的一间被炸了，我们家没直接被炸，但是震着了。房顶掉下来，倾斜了，东西都被震掉在地上，包装箱拼的家具震塌了，热水瓶也倒在地上，乱七八糟的。奇的是碗里煮好的鸡蛋没翻出来，连碗一起掉在地上，碗居然没破，不偏不倚好好立在地上。玉龙堆住不了了，我们就搬到了凤翥街，房子是在玉龙堆认识的邻居王碧岑找的。他太太姓范，两人都是河南人，一说话就是河南口音。夫妇俩都很热情，愿意帮忙，光烧菜做饭，就教了我不少。王碧岑好像是在一个中学教书，同时还编一个小小的随笔杂志。他在凤翥街找到一个大杂院，里面有一处，中间是一间堂屋，两边是厢房。他们住不了也租不起，就找我们合租。我对玉龙堆还是有几分留恋的，虽然怀孕之后心情一直不太好，但是有一个自己的新家，即便条件差，忙着布置起来，我还是有点兴奋的，也算是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吧。谁知这么快就不能住了。王碧岑、范梦兰夫妇我们两家是一起搬的，其实就是雇挑夫挑了两挑子铺盖卷，没想到还闹了不愉快。我和王太太都是怀孕的人，挺着大肚子，只能自己顾自己。他们两个男的，一人跟一个挑夫走。赵瑞蕻不管走到哪儿都抱一本书，有时也不是看，就是显示他是读书人。那天也不知是不是走着看书，反正后来居然把挑夫给跟丢了。那一挑子主要是王碧岑的家当，赵瑞蕻本来就没什么东西，就一条破破的薄被。我的东西都在王碧岑跟的挑子里，没丢。他们丢的东西虽不贵重，但是在兵荒马乱的年头，就是一个铺盖卷，置办起来也不易。赵瑞蕻却跟没事人一样，他是自己的东西丢了不心疼，也不大管别人的。王碧岑就很生气。我们赔不起，当然即使我们要赔，他们也不会要。后来我们住在一起，关系还是很不错的。两间厢房，他们住一间，我们住一间，中间的堂屋合用，主要是当厨房，一家一个小炉子。风翥街和玉龙堆不一样。玉龙堆的房子比较新，应该是那两年才盖起来的平房，一间一间的，像宿舍；凤翥街是云南式的老院落，里面住的大多是联大的人，我记得余冠英就住那儿。也因为联大好多人住那儿，吴宓先生要找赵瑞蕻，一路就能找过来。我和范梦兰走得很近，因为我们俩都是孕妇，白天王碧岑、赵瑞蕻他们出去了，就只剩我们俩，一起做饭，一处说话，一起担惊受怕。担惊受怕还是因为轰炸。我们跑警报不方便，怕影响肚里的孩子，不敢跑快。有天早上，大晴天，7点来钟敌机就来了，当时赵瑞蕻在，我们就一起跑警报。范梦兰躲在一个坑里，听着机关枪一路扫射过去，感觉就像“死”贴着身走过。等敌机走远了，她惊魂初定，才发现坑里有好些毛毛虫，还有个骷髅头！她担心敌机兜回头来，也不敢马上出来。后来往回走时，我因走得慢，又和赵瑞蕻走散了，一直到下午5点才找到他。慌慌乱乱，那天真是狼狈极了。男的不在，我们也不知他们在哪里躲着，会有各种不好的猜测。有一次赵瑞蕻到很晚还没回家，我一整天都在担心，原来是警报一响，他被堵在城门洞里了。大着肚子跑警报，日子过得艰难，根本谈不上未来有什么希望，我的情绪落到了最低点，经常陷入胡思乱想：我才二十一岁，也许会在分娩中死去，也许明天就会有一颗炸弹落在我头上……在极糟糕的情绪中，我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向大李先生倾诉我的苦闷，发泄我的情绪，所有的委屈、抑郁，还有恐惧，全都吐出来了。我说，我最听你的话……看上去，我是把我眼下的处境和他劝我接受赵瑞蕻的追求，联系起来了，好像这二者有直接的关系。这封无理的信，我一想起就后悔，直到晚年都是如此。它肯定把大李先生惹怒了，他没有回信，而且从那以后就杳无音讯，连明信片也不来了。那段时间，得亏有范梦兰。联大的同学朋友忙着读书，基本不来往了，我特别寂寞孤单郁闷，经常想说话，她成了那几个月里和我说话最多的人。我也有开心的时候，比如做饭做菜，我们洗菜切肉，做上许多，恨不得把堂屋里的一张大圆桌堆满。好多个晚上，两个人坐在小木箱上，围着小火炉谈心，周围有好多报纸（王碧岑办杂志，所以报纸杂志多），随意翻看，看到好玩的地方和字眼，一起笑起来，周围很安静，笑声传得好远。我和赵瑞蕻搬到岗头村后，范梦兰还来看过我。待我到重庆，直到上中大三年级，还和她保持着通信。其中有一封我写的信，王碧岑拿去发表在了他办的杂志《大观楼》上。题目用的是信里的话，叫《我在记忆的国土里漫游》，还标明了“一封信——给范兰”。“范兰”就是范梦兰。我一辈子经历的人与事太多了，如果不是有人找到这封信复印给我，好多事我都忘了。年纪大了，记忆力衰退，甚至很熟的人，名字都想不起来。看标题就知道，我在信里回忆的是我们的友情，提到“共患难”的许多事，包括赵苡七个月时梦兰给她织了一双小袜子。我在信上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切，友谊联系了我们，将来总有一天我们会再遇见的”。会不会忘呢？事实上至少有几十年，我没想到过范梦兰了。读那封信时，我都有点发懵，就算标着我用过的笔名“晓黛”，我一时也疑惑那是不是我写的。“范兰”这名字有点陌生，我使劲想，终于想起她叫范梦兰。但要说真忘了，倒也不是。有些记忆其实一直在那里，有机会就会醒过来。在凤翥街的那些日子，还没等我想起梦兰的名字，就已经全回来了，真真切切——梦兰的样子，那个院落，堂屋里的大圆桌，我们围炉说话时的情景，好多好多的细节……“总有一天会再遇见”却只能是一个愿望了。我“不告而别”（因为走得匆忙）去重庆之后，就再没见到过她。后来通信也中断了，之后连她的消息也没有了。她过得怎么样？历次政治运动中她的情况如何？她还在吗？一概不知。金碧医院我给范梦兰的信里写的那些内容，背景是轰炸。轰炸像是没完没了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在凤翥街，我得了肺炎，后面紧接着又生孩子，这样前后在金碧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好像比在玉龙堆住的时间还长点。金碧医院是天主教会的医院，在当时的昆明算是最好的了。赵瑞蕻是个只有人照顾他，他不会照顾人的人。经常来看我、照顾我的，是邵士珊。说来也巧，她先生得了白喉，也在住院。她到医院看先生，也看我。有次，她用酱油瓶装了两瓶子鸡汤，一瓶给我，一瓶给她先生。我生赵苡的时候还有件滑稽的事。我快生时，赵瑞蕻跑到外面的小馆子里吃饭，结果让鸡骨头卡着喉咙了，怎么也弄不出来。他吓得不轻，跑到医院请医生帮他弄出来。这时我就要生了，医生忙着呢，气不打一处来，就熊他，说什么时候了，你还到处乱跑？！还吓唬他，说就不给你弄。当然后来还是弄出来了。作为惩罚，医生命令他进产房，看着我生，要他知道妇女生孩子有多不容易。赵瑞蕻只好乖乖进来。在过去，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生孩子是“血光之灾”，特别忌讳，男人都躲得远远的。就是在那之后几十年，产房也是禁地，男性是不许进去的。那个医生让赵瑞蕻进去，一来是生气，二来恐怕也因为“金碧”是教会医院，西式的，没那些忌讳。我生下赵苡后，身体还是很弱，原本可能还要在医院住一阵，但这时轰炸得厉害，医院在市中心，是最容易挨炸的地方，太危险了，而且大家都跑了，整个医院空荡荡不见人影，我不得不匆匆出了院。正字学校带着刚出生的赵苡，我们住到了郊外的正字学校。赵瑞蕻毕业后，原本指望留校，结果没留成，他们班留校的是王佐良、周珏良。联大在外人看起来是一体，但其实还是有亲疏远近的，王佐良他们都是清华的，赵瑞蕻是转学生，要留当然留他们，何况人家学问也好。于是赵瑞蕻就要找事做，最后是水天同（翻译家、教育家）办的正字学校要了他。正字学校是一家英文专修学校，特别重视国际音标，赵瑞蕻的国际音标学得好，在那里教书正合适。学校在乡下，出了城还要走不少路，还要坐船。日本飞机轰炸最厉害的时候，他去上课我也跟着去。很快正字学校就给了一间教室让我们住，什么家具也没有，我们借了一张床，还有张课桌用来搁搁东西。这边我在带孩子，那边就在上课。图为王佐良（左）、周珏良这是在城外，和城里比起来，风险要小得多，但敌机来了，还是紧张。行动太不便了，我们就躲到楼梯肚子里。我抱着赵苡，听着敌机扔炸弹的声音。赵瑞蕻一向是很胆小的，有一次却给我壮胆，说，你看我们小孩长得这么漂亮，我们怎么可能被炸死？炸不到我们的！——他就这样，有时会莫名其妙地“浪漫”起来。这话现在说起来挺可笑的，但在当时，这样不合逻辑的话，对我却真有一种安慰的作用。在正字学校，我们有个“老外”邻居，就是清华师生回忆里常提到的老温特（Tobert

暑假里我开始呕吐，吃不下饭，我意识到是害毛毛了。“害毛毛”是天津的说法，就是指妊娠反应。我到医院去检查，果然是。赵瑞蕻的第一反应是把孩子打掉。我当时也没有其他考虑。一切太突然了，不舍什么的都说不上，我只想着，有了孩子我怎么上学？好像一辈子都要改变了。口述/杨苡整理/余斌杨苡（1938年摄于昆明）因为和巴金通信，我认识了他的哥哥李尧林我十七岁开始和巴金通信，那之前我看了许多巴金的书，不光是小说，他编的书我也看。新文学作家中，我最崇拜巴金，因为巴金《家》里写的，和我家太像了。我是写信到巴金那里寻求抚慰的。一是我觉得自己和那些参加抗日活动的同学过的完全是两种生活：在这样的大时代，我过着一种贵族小姐式的生活，我觉得很“醉生梦死”，又无法反抗，因此很苦闷。二是我哥去留学后，我觉得特别寂寞。巴金像兄长一样，代替了我哥。收到巴金的第一封信时，我简直是狂喜，那几天恨不得拥抱遇到的每一个人，告诉他们：“我收到了巴金的亲笔信！”可能是在第二封信中，我说到了对我家的不满，重点是表示我要做他笔下的觉慧。巴金回信表示不赞成，说我年纪太小，应该先把书念好。慢慢地，我对别人不说的话都对巴金说，凡事都问他的意见。巴金劝我好好念书之余，还说我可以去找他哥哥李尧林，说他会帮助我。李尧林是巴金的亲哥哥，两人关系特别好，巴金离开四川的家，就是和李尧林一道。后来巴金去了法国，李尧林到北平念燕京大学外文系，1930年毕业后到天津南开中学教英语。我不大会和陌生人交流，哪儿敢主动去找，便写了个纸条让同学冯秀娥带给他，上面写了家庭住址联系方式，这事就算结了。1925年，巴金与李尧林（左）在南京每次收到大李先生的信我都很开心对巴金，当着面我都是称“李先生”；李尧林是巴金的哥哥，我就称他“大李先生”。写信的时候不一样，给巴金写信，我只称“先生”；给李尧林写信，则称“李先生”。那时李尧林住在冯秀娥家。冯秀娥也是中西女中的，低我一级。她家里是开绸缎庄的，弟弟在南开中学念书，李尧林是她弟弟的老师。大李先生课讲得好，特别认真，对学生也特别好，像南开许多学生一样，秀娥的弟弟也喜欢他。一次日本飞机来轰炸，一颗炸弹落在南开，炸到了教师宿舍，大李先生没地方住了，秀娥的弟弟就向家里提出，要让大李先生住到家里，并帮冯家的孩子补习英语。大李先生于是住到了冯家原先的客厅。之前巴金给他写信提到我，说他们兄弟没有妹妹，就把我当小妹妹看吧。大李先生知道冯秀娥和我是同学，就让她叫我到她家见个面。一见面他就说，以为你是个小孩子，没想到其实是大人了。那天我穿着旗袍，半高跟鞋，说大不大，倒的确不能算是小孩了。后来我们就开始通信了，而且越来越密，有时候一天就有两封。从第一次见面，到我离开天津去昆明念书，大概有半年时间，我收到他的信有四十多封，我写给他的应该更多。写给巴金的信，我主要是说苦闷，给大李先生的信更“流水账”一些。我和大李先生很少单独见面，只有三四次一起散步，一般是说好了在我家附近的某个地方会合。跟母亲，我就说到同学家玩儿去，她都信。我说去找同学，也不是撒谎，有时我是真的想和同学一起跟大李先生散步的。有一次，我和大李先生碰头后，去找同学安继伦一起散步。但安继伦家人说太迟了，不许她出来，于是我就和大李先生单独去散步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希望单独和大李先生散步。我和大李先生没一起看过电影，都是在电影院里碰上——和一个男的去看电影，在当时是不可能的。我看电影不是和母亲，就是和同学一起。但在信里我会和大李先生说，要去看哪场电影。我特别爱看电影，好多名著，我都是先看的电影。《呼啸山庄》就是，影片名叫《魂归离恨天》，好莱坞拍的。有一部《百鸟朝凤》，我看了三遍。还有《丹宫恨史》，后来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小说原著《增达的囚人》，算“通俗小说名著”中的一种。这些大李先生都是不看的，后来老听我说，他就说，我也看看吧。即使在电影院发现了大李先生，我们也不会坐到一起，而一定是一个坐在左半边，一个坐在右半边。只是到电影散场了，我会看到他在门口站着，等我。我看电影，家里的黄包车都是在门口等着的，这时我就跟车夫说，要和老师说话，让他再等一会儿。和大李先生单独在一起没几次，外面就风言风语的，有了些传言。母亲似乎也觉得我有点不对头。每天下午一定的时间，我都会把房间里面对着街的窗户打开，并且开很大的音量，在留声机上放唱片。放的不是卡鲁索就是吉利唱的歌，这是我和大李先生都听过也讨论过的，我们各有所好，争持不下，我喜欢卡鲁索，他钟情吉利。南开中学被炸后，他在耀华中学找到了职位，耀华是教会学校，比南开待遇好。这时我家已搬到了耀华里，距耀华中学不远，大李先生从他的住处去学校，都要路过耀华里。我住的房子是临街的，也就是说，他每天都会从我家门前经过。我是算好了耀华下午放学的时间等着他的。我希望他听到唱片会知道我在等他，在放给他听。他的确也会朝楼上望过来，虽然他并不能看到我。我不会站到窗前，只远远地看他两眼。就这样母亲已经起疑了：怎么老是把唱片放得那么响？当然即使她到我房间里来，看我在干嘛，甚至往街上看过去，也发现不了什么，因为她当时并不知道有个大李先生。李尧林正在听唱片这是我和大李先生之间的秘密。我和大李先生通信没多久，他就说，我们可以把信都编上号。按照他的嘱咐，我们在每个信封背面下角都写上数字：No.1、No.2……我把信小心地放在一只漂亮的盒子里，一个人的时候，会拿出来看。不仅对母亲，就是和好朋友，我也没有分享过和大李先生的秘密。和好友说起大李先生，是到昆明以后了。每次收到大李先生的信我都很开心——不只是开心，还有欣喜，因为守着一个秘密，兴奋是翻了倍的。也可以说，那就是一种幸福感吧。大李先生的快乐与苦涩大李先生没有教过我，不过我完全可以想象他和学生在一起的样子。他在南开教过的学生中，有好几个人后来和我成了极好的朋友，比如黄裳、黄宗江等。我们当然一起谈论过李尧林。在他们的印象里，大李先生讲课生动，对学生热情，就像对朋友一样。他有许多爱好，如拉小提琴，听古典音乐，逛书店，溜冰……在学生心目中，他简直是个“快乐王子”式的人物。黄宗江写过一篇回忆文章，题目干脆就叫《快乐王子颂》。这些有不少在我和他的交往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比如音乐，他谈起来总是津津有味。再比如溜冰，我和他还有几个同学一起溜过，他背着手随着“溜冰圆舞曲”滑行的样子，我们都觉得帅极了。后来我见到巴金，会有意无意地拿他们兄弟俩对比。巴金穿着是不讲究的，李尧林就比较讲究，不是说穿的衣服档次高，是他注意整洁，讲究合体，所以他的学生会觉得他很潇洒，风度翩翩。巴金除了写作，爱好不多，李尧林则兴趣广泛，这也是我觉得他更亲近的一个原因。对巴金，我更多是“敬”的成分。事实上大李先生也有不快乐的时候，甚至可以说，他一直是在生活的重压之下的。我太年轻，总是我对他说我的苦闷，他是不会谈他的苦恼的。但是在信中他不止一次感叹：“什么都是irnoy

日本新闻检查官一再对英国记者田伯烈的新闻稿无理扣压、刁难的行为，让田伯烈心中燃起了正义之火。他决心进一步调查、整理资料，另辟蹊径，出版一部揭露日军暴行的著作。他在后来出版的这部著作的序言中写道：去年十二月间，日军攻陷南京后，对中国的无辜平民枪杀奸淫劫掠，无所不为。我身为新闻记者，职责有关，曾将所见所闻的日军暴行，拟成电稿，拍发《孟却斯德导报》（《曼彻斯特导报》）。不料，上海的日方电报检查员向当局请示后，认为内容“过于夸张”，加以扣留，屡经交涉，都不得要领。于是我决定搜集文件凭据，以证明我所发电稿的真实性，结果我从最可靠的各方面获得许多确凿的凭据，同时发觉事态之惨殊出人意表，因此我才想到这些凭据大有公诸世界的必要。这是我写成本书的原因及经过。在当今众多论述南京大屠杀的著作中，《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是出版时间最早的一部。它像一颗明亮的星星闪耀在群星中，为后人了解南京大屠杀提供了可靠的资料。这本书的作者名叫田伯烈（H.J.Timperley），他是一位英国记者，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感情的国际友人。奔走于战火中的上海、南京田伯烈1898

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说：“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朋友！你是这么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领袖，你一定会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1951年4月1日夜草

一年一度的购物狂欢节“双十一”刚刚结束，根据大数据显示，今年双十一国产品牌搜索热度上涨43%，创近三年最大涨幅。华为、小米、安踏等品牌位居热榜前列。截至2021年11月11日24时，国产品牌安踏集团电商累计成交额超46.5亿元，同比增长61%，在天猫平台运动户外鞋服及母婴鞋服总成交额位居行业首位。在社交平台上，“安踏成交额首超耐克”登上热搜，网友们纷纷表示愿意继续支持良心国货品牌。从北斗到5G、从高铁到空间站、从新能源车到大飞机，国货已然崛起，并且正为这个时代掀起新的浪潮。今天，《名人传记》带您了解两位老“国货人”的传奇故事……●食品大王冼冠生：一个关于冠生园的行业传奇冼冠生（1887—1952），冠生园创始人，原名柄生，广东佛山人。▲冼冠生起初，冼冠生住在上海亭子间，白天同母亲、妻子制作陈皮梅、牛肉干等零食，夜晚挑着食品袋到九亩地新舞台戏院门口摆摊。与其他摊贩不同的是，他自制了“香港上海冠生园”的商标纸作包装使用，生意很快做开了。1918年，冼冠生将“冠生园”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他本人出任总经理。在之后的七八年间，“冠生园”从一家小店发展到十五家工厂及门店，员工上千人，产品两千余种，年营业额达一百七十多万元，连年获利在三十万元以上。通常说，很多出身贫寒的富豪会讳言自己的身世，但冼冠生不是这样的人。据“冠生园”的一些老职员回忆，冼冠生经常讲起自己的早年生活和拼搏史。冼冠生的成功绝非偶然，他的秘诀就在于他所提倡的“三本主义”。所谓“三本”，就是“本心、本领、本钱”。其中“本心”就是事业心、责任心，“本领”指经营管理与业务水平，“本钱”就是资本与资金。冼冠生认为，“三本”中最要紧的是“本心”，也就是本着一颗对顾客的责任心和对公司的事业心。曾经，冠生园面包厂的面包总是火候不足，顾客意见很大。冼冠生得知后大为光火，他拍着办公台子吼道：“面包烘不好，厂长搬到厂里住！再烘不好，搬到炉子间睡！最后还烘不好，只好自己爬进炉膛里！”这一席话，把厂长听得无地自容，只好亲自跟班，最终把质量搞了上去。在“三本”的基础上，冼冠生又提出了“三上”，即“信誉至上、质量至上、顾客至上”。在冠生园，每次店中人员发生差错，冼冠生在处理完后总要哇啦哇啦地大喊：“老弟！我们做生意的人，没有这种心，这间店早晚要关门！”冼冠生去商店检查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人无笑脸不开店，决不做一锤子买卖”。一次，一位刚满师的店员接待顾客时面不带笑，冼冠生见后立刻要求该店员回到学徒期，直到“学会笑脸相迎”后才允许上柜台。另有一次，静安寺门店经理提请将某冉姓学徒除名，原因是他接待顾客并不热情。冼冠生收到后未做批示，而是亲自下去考察，发现该学徒做事勤奋，只是生性内向，不适合做门面销售工作。冼冠生便将他调到糕点工场学做糕点，后者果然不负期望，成了有名的糕点师。▲旧上海南京路上的冠生园食品有限公司作为食品企业，质量与安全是第一位的。冼冠生当时就提出“一切产品，卫生第一”的口号，“冠生园”的车间环境、生产环节和生产人员都有严格规定，劣质或变质的原料严禁使用，选用的鸡蛋，必须先清洗壳外污物；挑选花生时，一定要剔除霉烂颗粒，以防混入。有一次，新研制的一批果酱出货后发酵变质，冼冠生不仅自请处分，而且还亲率公司人员到各店号登门道歉，包退包赔。除了保证自己的拳头产品外，冼冠生还善于向国外同行学习。当时，美国沙利文饼干在上海的市场上风靡一时，冼冠生也想尝试一下。之后，他组织技术人员反复试验，并参用自己擅长的月饼制作方法生产出新的“夹心饼干”，产品投入市场后，果然大受欢迎。之后，冼冠生又带领各部门负责人到日本参观访问，回国后研发出杏华软糖、鱼皮花生、果酱夹心糖等产品，这些在国内都是首创。此外，冼冠生在短时间内将“冠生园”迅速做大还有另一秘诀，那就是善做广告。早在学徒时，冼冠生就对报纸上的广告非常入迷，甚至剪下来做了几大本剪贴本，平时有空就琢磨，最终将多年心得应用到了“冠生园”上。冼冠生曾提出，食品企业的经营应是“三分成本、三分毛利、三分广告”，而做广告的诀窍又在于“广、大、小、活”四字：“广”是指空间尽可能遍及一切公共场所；“大”是指大型场所、大型广告、大气派；“小”是广告内容短小精悍，容易被人记住；“活”是指广告形式多变，出奇制胜。说起“冠生园”的广告，当时可谓无处不在，从报纸到杂志，从路牌到车辆招贴，从电台播音到电影，乃至铁路沿线的民房墙上，几乎到处都有“冠生园”。在这些广告中，冼冠生操作最成功的两个案例：一是请当时大红大紫的影星胡蝶拍摄“冠生园”月饼广告，并在大世界制成月饼广告大牌坊；二是在吴淞口码头和漕河泾工场建造了两个六层楼高的巨型霓虹灯，远近十里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冠生园陈皮梅”六个鲜红的大字，见者无不惊叹冠生园之气魄。▲冠生园食品公司广告车（1928年7月9日《时报》）20世纪30年代后，冠生园公司在南京、杭州、天津等地建立诸多分支机构及代销店。此时，“冠生园”的品牌在国内外已广为人知，足以同老牌的食品企业“泰康”“梅林”成三足鼎立之势，冼冠生也由此成为名盛一时的“食品大亨”。和一般大老板不同的是，冼冠生平日生活节俭，穿着朴素，从不涉足歌厅舞场，其唯一的嗜好是看京戏。平日出行上班，他也没有私人汽车而只搭乘公司货车。冼冠生上班的惯例是：上午去工厂车间和商店门市部，检查产品质量并了解销售情况；下午才回公司办公。这一习惯，几十年都没变过。而且，冼冠生本就是行业老手，他只要用舌尖一舔，就能分出食品的好坏。而产品出现质量问题，他都先处罚自己，然后同职工共同商量改进。作为个人操守，冼冠生自奉甚俭、律己甚严，他曾对自己也对属下员工提出“四不”守则，即“不吹烟（鸦片），不酗酒，不赌博，不讨小老婆”。作为冠生园的大股东，冼冠生一向公私分明，其收入都用于发展事业，有时连自己女儿生活困难都无力帮助，只好借外债救急。而作为公司负责人，冼冠生从来都是精打细算，从不乱支一分公款，除冠生园之外，他不做任何店外生意。1937年，正当冠生园公司蒸蒸日上之时，全面抗战爆发了。国难之下，冼冠生曾指示公司装载大量的食品运往前线慰劳抗日将士。然而，在抵抗了三个月后，上海最终沦陷，冠生园的门店遭到洗劫，工厂也被焚掠，就连漕河泾工场也成了日寇的军营和养马场。所幸的是，在上海沦陷之前，冠生园已是带头内迁的企业之一。在冼冠生的组织下，公司员工将罐头食品厂的全套机器设备和物资从水路运往武汉，尽管途中遭到日寇飞机的轰炸而损失惨重，但冼冠生百折不挠，亲赴武汉筹建罐头食品厂。由于武汉也很快陷落，冠生园罐头食品厂又转到湖南桃源县山区，并因地制宜地改用当地牛肉与黄豆制成“黄豆牛肉罐头”及饼干、面包等食品，继续支援抗日前线。战局相对稳定后，冼冠生开始以重庆为中心发展业务，并在当地设立罐头厂。随后，他亲赴各地陆续开设分店，如1939年建成昆明分店，1941年建成贵阳分店、泸州分店，1943年设立成都分店等。此前，冠生园的糖果糕点都由机器生产，产量大、质量好，但进入西南地区后，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冼冠生及时调整产品方向，改以川帮、苏帮糕点及杂糖、蜜饯为主。此外，冼冠生还研究了用当地土白糖提炼白糖的方法并大获成功，生产的白糖在抗战后方市场独占鳌头。与此同时，上海租界虽然沦为“孤岛”，但经济依旧“畸形繁荣”。在这样的情况下，冼冠生遥控指挥仍留在租界的家人与员工抓住时机在租界内开设生产工厂和销售门店，将冠生园的陈皮梅、饼干、月饼、糖果、罐头食品等尽可能恢复生产，并增设粤菜馆，以增加收入。这样一来，不但上海的业务有了大量的现金流，赢利还可以投向大后方支持抗战事业。到抗战结束后，冠生园公司的规模不减反增，除了上海之外，各地的分店也达到几十家。此后，回到上海坐镇的冼冠生渐有力不从心之感。在熬过艰难的四年后，整个中国终于迎来了新的时代。面对社会环境与消费对象的变化，冠生园做出一系列改革，如重点生产适销对路的大众化食品，将销售渠道转向“中百公司”（中国百货公司上海市公司第一百货商店）及供销合作社等。在冼冠生的主持下，冠生园的业务平稳过渡，并受到陈毅市长的称赞。但遗憾的是，正当冼冠生雄心勃勃地想要把冠生园建成新中国最大的食品企业时，随之而来的“三反”“五反”运动席卷了整个工商界。冼冠生被诬指犯有“五毒”，他不堪其辱，于1952年4月21日从冠生园顶楼跳楼自尽，时年六十四岁。1956年，冠生园公司实行公私合营并更名为冠生园食品厂。此后，又有多家食品企业先后并入或从冠生园中剥离。现在的冠生园集团和冼冠生时期的冠生园虽不可同日而语，但“冠生园”三个字仍是当下食品行业的金字招牌，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丛良弼：火柴照亮实业救国路丛良弼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原青岛振业火柴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另一个是青岛红卍字会创始人之一。第一个身份的丛良弼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使得第二个身份的丛良弼在公益事业上做得很好。▲丛良弼1868年农历正月初一，一个男婴降生在蓬莱县安香丛家村一户普通农户家。父亲根据丛家辈分排列，为他取名“廷梦”。丛家以务农为生，家境贫寒，无力供孩子们上学。廷梦很想读书，就常跑到邻村私塾窗外听先生讲《三字经》《百家姓》，还问先生：“为什么丛姓在《百家姓》里找不到？”先生见这孩子好学，索性免费收他为旁听生，还以“亮辅良弼”为意，为他取“良弼”为字，希望日后这个聪颖的孩子能够成为像诸葛亮、张良一样的治国济世之才。年龄渐长后，丛良弼想离家闯荡一番。当时，烟台有家名叫“东顺泰”的知名商号，正在为扩大海外贸易招募一批水性好的年轻船员。丛良弼自小生活在海边，水性很好。他以惊人的毅力和超群的潜泳技术，让金姓老板决定录用当时十七岁的自己。那个年代，国内火柴主要靠进口，老百姓称之为“洋火”。“东顺泰”的业务就是从日本大阪往国内运火柴并销售，兼营海带，在大阪、天津、烟台、青岛都有店。丛良弼成为“东顺泰”的伙计后，常年跟着商号货船往返于中国和日本各大口岸，一边做生意，一边自学珠算和日语。1895年，二十七岁的丛良弼被派往大阪，成为“东顺泰”驻日总代表。这一去，丛良弼在日本待了近二十年。刚开始，丛良弼主要负责为商号收购火柴运往国内。后来，金老板的买卖不做了，他看中丛良弼精明勤勉，就给他介绍了一些股东，并将“东顺泰”商号转让于他。丛良弼是个有心人，在日本经商期间，他深感中国工业落后，就十分留心学习火柴生产技术，并考察日本实业状况。他希望有朝一日中国人能用上自己生产的火柴，而不用再依靠进口的“洋火”，以此改变中国资本大量外流的状况。1912年民国初建，政府以“振兴中华、实业救国”为名，召集海外侨胞共商发展国家实业。丛良弼以大阪中华商务总会总理身份参加会议，深受启发。他决定创办中国火柴工业，让国人用上“国火”。1913年5月，丛良弼在大阪中华商务总会接待了孙中山一行同盟会骨干。受到创办民族工业的感召，他开始在大阪召领股东。此后，他带着在日本二十年积累的智慧、学到的技术和买到的设备回国，并用筹集到的二十万元股金，在济南建造厂房，成立取义“振兴中华、实业救国”的振业火柴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山东省第一家民族资本开办的火柴厂。但由于资金不足，厂房虽然建成，却无法开工。即便如此，公司章程仍明确规定：“本公司股东纯以中国籍人为限，绝对不收外国股本。”“其所用一切职员及各项工作人员等均以中国人充之。”这在当时其他公司章程中是罕见的，也是难能可贵的。由此可见丛良弼振兴民族工业的坚定决心，他不允许有丝毫国外资本染指自己的生意。为确保“振业”开工，丛良弼宁肯牺牲“东顺泰”的生意。最终，“振业”终于在当年10月投产，生产“三光”“山狮”“推磨”牌硫化磷火柴。▲振业火柴公司车间“振业”投产后，很快便以质优价廉的产品品质迅速占领山东市场，并在政府支持下，获得在胶济、津浦铁路沿线三百公里内的独家经营权。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民众抵制日货情绪达到高峰，“振业”的“国火”更加强大。为扩大生产规模，1920年，“振业”在山东济宁设立了第一家分厂。当时生产火柴所需要的大量木材、设备和化学原料，都是通过水路进口，而地处沿海的青岛，水路交通十分方便。经过一番考察，1925年，年近花甲的丛良弼又投资三十万元，开始在青岛筹建“振业”的第二家分厂。同时，他也决定定居在这个美丽的海滨城市。丛良弼请风水先生为新宅选地，买下了齐东路、龙山路口的四亩地，并计划把远在蓬莱老家的亲眷们一同接到青岛安家。1928年，青岛分厂投产，厂内不仅生产设备齐全，还为工人修建了医务室、运动场、澡堂、图书馆等。人性化管理吸引了大批工人，即使“振业”的工资比日商企业低，工人们也愿意来这里工作。丛良弼还十分注重技术革新，当时生产火柴主要采用“冷胶”药头，而“振业”却采用“热胶”药头，表面光滑、不易受潮、发火有力，虽然成本高出许多，但价格却并不比日本火柴高，因而很受欢迎。“振业”年年获利，盛极一时，又联手“丹华”“华北”等国内火柴厂，稳稳占领了国内火柴市场，结束了日本、瑞典火柴垄断中国市场的局面。此外，丛良弼还在山东潍县创办裕鲁颜料股份有限公司，在青岛创办胶厂、制杆厂和三合板厂。至此，“振业”的生产规模之大，资金之雄厚，工艺之先进，市场之广阔，均居国内各生产厂家之冠。丛良弼用一根小小火柴的星星之火，点燃了国人实业救国的热情。丛良弼不仅善于经商，而且很有乡土情怀。他曾在济南办“同乡会”，接济乡亲。“凡蓬莱人去济南，无食宿者安排食宿，无职业者介绍职业，乡人受益者甚多。”因此，丛良弼在家乡一直颇有口碑。▲山东蓬莱丛良弼故居丛良弼一生热心公益事业，乐善好施，曾三次荣获中央、省级赠匾褒扬。1935年，他与好友贺俊生、邹道臣共同筹建世界红卍字会青岛分会，用募捐筹得的八十多万元，请来三位建筑设计师，按照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建筑的特点分别设计建造了三进大殿，供各教信徒前来参拜，并在院内设立慈济医院，免费为穷人治病，为各地赈灾捐款。那时，丛家夏天舍粥，冬天发棉衣。每年入冬，丛家女眷就开始赶制棉衣，发给穷人。甘肃闹灾荒，丛良弼个人捐三千大洋；南京大屠杀发生后，丛良弼和贺俊生一起，派人向南京红卍字会送去一麻袋银圆。他的用意是，“与其把钱留着被日本人抢去，倒不如都捐出去，花在自己人身上”。九一八事变后，“振业”撤回了设在日本大阪的采购原料机构，并追回了准备购买原料的大量存款，以示对日本侵华的抗议。丛良弼敏锐地预感到，以自己在日本多年的经历和在国内商界的声望，侵华日军一定会找自己的麻烦。于是，他把丛家产业交给儿子通门管理，自己则蓄起长须，隐匿商界。果然，1938年，日军占领青岛不久，麻烦就找上门了。日军多次派人找到丛良弼，软硬兼施让他出任青岛市市长和商会会长等职。丛良弼均以“已入道修行，要多做善事，多行善举”为由，严词拒绝了。1943年冬，日军从胶东解放区抓来两千多名百姓集中关押，并动用酷刑要找出其中的抗日游击队员。时值寒冬，没吃没喝，又备受酷刑折磨，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得知消息后，七十五岁的丛良弼与贺俊生等青岛红卍字会骨干，四处奔走，想方设法营救这些无辜百姓。日军提出，只要丛良弼肯以个人性命担保，就可以放人。丛良弼一口答应，“这算什么，如果日本人说话算数，我丛良弼可以用全家人的性命担保”。此后，红卍字会筹集资金数万元，先后分三批将关押百姓全部解救出来，并把他们接到红卍字会道院中，治病、吃饭，发放回家路费。这一义举，让丛良弼赢得“中国辛德勒”的英名。在国难的硝烟中，年过古稀的丛良弼身体日渐衰弱。其实，他并不像在外人面前表现得那样洒脱，作为商人，他放不下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1944年冬，七十六岁的丛良弼坚持带病回到济南，最后看一眼倾注毕生心血的“振业”公司，还提出与济宁厂合力创办蚌埠第四分厂的建议。回到青岛后不久，丛良弼病情加重，卧床不起。此时，丛通门正在北京参加“中日华北火柴联营社”会议，力争保留住丛家产业不被日本企业吞噬。病榻上的丛良弼几度昏迷又一再苏醒，他在苦苦等待北京传来的消息。1945年1月8日，丛良弼去世，享年七十七岁。那些曾经接受过他帮助的人，纷纷从全国各地赶来送老人最后一程，丛氏企业职工、义学学生、慈济医院的医护人员和病人……送殡队伍不断加长，多达千人，甚至有百余名乞丐也自发组成队伍，一路说着吉祥话，为慈悲为怀的丛良弼送行。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时代宿命，而在时代洪流中如何有意义地度过自己有限的一生，却取决于个人的选择。冼冠生与丛良弼的一生均处在国家和民族的多事之秋，但他们都选择了实业救国、造福桑梓。他们爱国家、爱民族、爱众生，令后人没齿难忘。

“我信心满满地对她说，等旗杆上升起国旗时，我就回来了。虽没对她说多长时间，但我心里想的是一年，没想到会是漫长的八年，当我再回到天津，已是十一年以后了。”翻译家杨苡今年102岁了。近年来，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余斌一直在为她做口述回忆录。这一过程不像专门的访谈，他们就如往常聊天一样随意。余斌说，“碎碎念”恰是杨先生自述的特点。1927至1937年的十年间，杨苡就读于天津中西女校，那时的她是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姑娘，爱读书，也爱玩儿。因为是最无忧无虑的一个阶段，杨先生特别希望多谈，也谈得最无顾忌。一幅民国时期教会女校生活图景，在杨先生的讲述中徐徐展开……口述/杨苡整理/余斌全文1万9千字母亲认定了我们非念书不可，而且要一直念到头我是八岁上学的，进的是中西女校，我们都称“中西”。当时天津的教会女校有两所，一所是“中西”，还有一所叫“耀华”。那之前我在家里已经开始认字了，家里请了个老先生，主要是教我哥（翻译家杨宪益）。我是捣乱的，就坐旁边，他们总是让我老实点。写毛笔字时，我不好好写，把一格一格的都画上小人了。母亲从那时起就一直说我读书不用功。我上中西是母亲奋斗来的。原先家里不让上，后来哥哥可以上学了，但我姐和我想上还要去争，重男轻女嘛。我娘（指杨父正妻）生的两个女儿都没怎么上过学：大女儿上过一阵，不想上，就不上了；小女儿根本没进过学堂。我们是庶出，有她们比着，照理更没机会。可母亲认定了我们非念书不可：我们得给她争气，得有出息，有出息就得念书，而且要念就要一直念到头，我哥哥当然还得留学。母亲一辈子就是这么想的，她自己没念过书，所以特别看重念书。她也不知道什么算念到了头，起初以为念完大学就算“到头”了，后来知道还可以往上念，就让我姐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再考研究生。我是大学本科毕业，在家里学历最低。▲从左至右：杨宪益、母亲、杨苡、杨敏如中西女校，全称“天津中西女子中学”，是美国的一个基督教教会——美以美会办的。美以美会在中国办了不少学校，燕京大学、金陵大学，还有金陵女子大学，都是。宋庆龄也是从美以美会办的学校出来的。中学就更多了，校名则只有男校、女校的区别，男校都叫“汇文”，女校都叫“中西”。我从上小学起就在中西，小学部附属于中学。从家到中西，路挺远的，我们住在租界，中西在“中国地”。天津人把出了租界的地方叫“中国地”。中西1905年就有了，最初在租界，后来在南关下头建了新校区。有租界的城市，教会学校一般都在租界里，像中西这样从租界迁出去的，绝无仅有。美国教会办的学校，怎么不在租界，在“中国地”呢？这是因为美国人在天津没有租界。当然，没租界可以在别国的租界里办学，上海的中西女校就在公共租界。问题是后来租界里没地了，美以美会只能在“中国地”买地建学校。教会也做慈善，他们还在“中国地”办过一所慈佑学校，不收学费，让周围穷人家的孩子来上。刚上中西时，我们家还住在花园街。花园街在日租界，我和姐姐坐黄包车上学差不多得穿过整个日租界，至少要二十分钟。后来家搬得离学校越来越远，先是法租界的兆丰路兆丰里，后是英租界伦敦路的昭明里，再到耀华里，路上的时间就更长了。一路过去，可以明显感到租界与租界的差别、租界和“中国地”的差别。英租界、法租界治安很好，干净整洁，人也礼貌。日租界就有些乱，建筑、街道都不能和英租界、法租界比，日本人还爱闹事，常见醉鬼，容易出事。母亲吩咐车夫，过日租界时别东张西望，别大声说话，让我们也不要在车上指指点点。“中国地”比日租界更脏乱，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陷脚，可以说中西就在贫民窟。挨着中西有一个妇幼医院，也是美以美会办的，外国人看病都在那里。中西和妇幼医院连成一片，都是洋派的建筑，环境很好，进到里面就跟到外国似的，和周围反差非常大。中西的学费，走读一学期八十几块大洋中西的校园漂亮极了，设施也相当完备。校门很别致，有很厚实的门洞和一个尖顶。进去迎面是一座狭长的教学楼，一层二层都有长长的过道，很宽敞，铺着大块方瓷砖，敞亮洁净。楼上楼下都有大讲堂，里面一排排的桌椅都固定在地板上。桌椅是一体的，像教堂里的那样。桌子可以从上面掀开，墨盒、尺子什么的可以放在里面。楼下有大图书室，中英文图书都有，暑假可从这里借英文小说看。图书室还设有几排长桌，比课桌宽绰多了，要画地图或为恳亲会写供展出的书法时，我们也会到这里。三层有化学、物理、生物实验室。玻璃试管、器皿等很齐备就不用说了，上生物课，每人都有一架显微镜，在那个年头，挺奢侈的。手工、图画有专门的课室，都在三楼。三楼最吸引人的是琴室，几架钢琴分别放在几间小室里，供学生轮流使用。教学楼的右侧是大操场，从为小学生准备的转盘、跷跷板、秋千到排球场、篮球场、田径场，应有尽有。单说冬天有暖气（烧水汀），就没有几所学校比得了。当然，中西的学费也贵，走读的一学期八十几块大洋，要是住堂（住校）就要一百多了。当时一袋洋面两元钱，我们家女佣的月钱也才两元。学费贵，娘和母亲都嘀咕过。但像南开中学那样便宜些的，是男女同校，娘和母亲又认为男男女女在一起，成什么样子？！如此就只能上女校了。天津的女校，只有数得过来的几所，选择中西几乎是自然而然的。中西的确是一所比较“贵族”化的学校，学生大都来自有头有脸的人家。如顾维钧大使的女儿，她是我姐姐的好朋友。再比如颜惠庆的女儿，颜曾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国务总理，他的二女儿颜枬生是我的好朋友，大女儿是我姐的同学，三女儿前两年我们还聚过，现在去世了。还有朱启钤的女儿，朱当过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中西的学生，家大都在租界，上学有车接送。放学的时候，各式各样的车在校门口候着，有小汽车、马车，还有黄包车。我和我姐坐家里的黄包车，从八岁到中学毕业，只要去学校，从不许自己走着去。天津人叫黄包车“胶皮”，也叫“洋车”。“胶皮”指有橡胶轮胎的人力车。车轮上用充气的橡胶轮胎是外国人进来后才有的，所以叫“洋车”我的同学里有一个叫冯德福的，家在学校那一带的“中国地”。她一开口就是天津土话，我们觉得挺好玩儿的。天津话我们当然懂，也都会说，但平时不大讲，在学校都说国语。除了一口天津话，冯德福的穿着在同学中也显得特别，尤其是冬天，她穿件大棉袄，紫红的。我记得只有她一个人穿棉袄。教学楼的楼下有个衣帽间，天冷了穿的大衣、戴的帽子、拿的雨伞什么的，都挂在那里，门房给个铜牌，放学时再取。我和我姐对衣帽间印象都特别深，我姐记得张勋复辟那阵，说他的辫子兵要抓剪了辫子的女生，于是衣帽间各种花色的帽檐下面，都多出或一根或两根光溜溜的假小辫来。我上学迟，没见过这个，印象深的是各种样式、各种衣料的大衣，有呢子的，有皮的，大多是呢子的。我母亲给我做了件皮的。虽然父亲去世了，但家里老底子还在，各种皮子有好多，也不用专门去买。母亲还说别显得特别，用一般的皮子得了。她以为不用狐皮、貂皮，就算普通了。大衣都挂在那里，冯德福的紫红大棉袄在中间就很抢眼了，她的家境从这棉袄也就看出来了。我现在想想，我们也没有瞧不起她。她经常跟我们在一起，小女孩嘛，都爱在一起玩儿。她总是从家里带很多小玩意儿分给大家，比如我们叫“便条儿”的notebook（笔记本），她就送了我们很多。她家好像是小业主，开小铺子的。只上了一年，她就没再来了。

中原的10月，秋阳高照，桂香弥漫。没有了蝉鸣，褪去了燥热，处处被金色浸染。郑州的秋天像所有中部城市的秋天一样，宁静而祥和。这一片宁静更衬得3个月前发生的一切如同一场噩梦。2021年7月20日，本刊所在的郑州市遭遇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袭击。那天，编辑部的同事们有的被困在了地铁站，有的躲进了路边的小卖店，有的回不去家，只能在单位过夜……城市中更是出现了道路中断、人员被困、停水停电等状况。洪水肆虐，险象环生。在这样生死攸关的时刻，一些人毫不迟疑地从人群中站了出来，他们逆行向前、舍身救人。作为一本郑州的人物杂志，我们认为我们有必要记录这群身边的“平凡英雄”。他们有在京广路隧道连救五人的网约车司机杨俊魁，拍着车门催促车主们弃车逃生的侯文超，在郑州地铁五号线跪地救人的实习医生于逸飞等……其实，在这次水灾中，还有许许多多值得铭记与歌颂的人物，是他们让我们明白，英雄也是凡人。▲《名人传记》2021年第10期杂志封面（点击图片微店购买）暴雨中在地铁五号线车厢的女记者01小佩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一名交通广播记者，今年三十七岁。7月20日下午，她刚暂停将近一天的采访报道工作，准备坐地铁回妈妈家把湿透的牛仔裤换掉，再坐地铁返回单位。大概5点45分，小佩和来接自己的丈夫一起，从海滩寺站上了开往沙口路方向的五号线。如果不是上了这班地铁，这一天，也只是她职业生涯里很普通的一天。当时，地铁的客流量适中。通常情况下，三分钟即可抵达下一站，这班车大概走了两分钟后，突然停了下来，广播提醒说临时停车，人们也没发觉有什么反常，但小佩透过车窗看到隧道内的积水很深，她察觉到了异常。四五分钟过后，列车长提着公文包，从车厢中大步穿过，往相反的方向走去。很快，列车往回折返。小佩又多了几分疑惑。两分钟后，水漫进了车厢。列车长又来了，他举起手，拼力喊道：“所有人跟我走！现在是紧急疏散时间！”大家跟着列车长走到了紧挨驾驶室的一号车厢，两侧的车厢门都打开了，通过踏板，一下就能跳到车轨旁边的应急步道上。大家左手紧紧握住步道里的铁扶手，人贴人，往沙口路方向慢慢挪动。此时，地铁隧道里已洪水滚滚。突然，前方又有人喊：“往回走！”大家再次折返回车厢。车厢门口聚集了一群男士，还有地铁上的救援人员，小佩的丈夫和他们一起把返回的乘客挨个接引到车厢里。地铁实景这时，水从驾驶室的中门拼命往里灌。小佩害怕了，她准备求救。身为记者，她很清楚自己发出求救意味着什么。但考虑到几百名乘客，小佩发出了十五分钟前拍的视频，配文：“所有应急、消防，请救我们！我们被困在五号线隧道（海滩寺—沙口路站），请扩散！车厢内的水到胸部了！我已经不会说话了，求救！SOS！”然后，她立即拨通了单位的二十四小时值班电话，并告知了她丈夫的电话。快8点时，消防的电话打到了小佩丈夫的手机上，于是，她立刻告诉车厢内的乘客：很快会有人来营救我们。等待的每一秒对他们来说都很煎熬，有人开始向亲人交代银行卡账号和密码。车厢外的水比车厢内的更深，有人提议砸门窗。一位男子开始用灭火器用力砸，砸了很久，终于破了一个洞。随后，乘客们纷纷效仿，连续破开几个洞。水位开始下降了。这时，小佩又接到了消防人员的电话，说马上就到，她赶紧转告大家。五六分钟后，借着乘客手机微弱的灯光，小佩看到了救援人员的身影。她觉得自己能活下来了。有人提议“让老人、孩子和孕妇先走”，有人走上前来，接力帮忙抱出孩子。小佩一扭头，发现后面一位年轻女孩几近晕厥，她赶紧上前托住女孩的包，在救援人员的帮助下将她转至安全地带。越来越多的人被救出，有救援人员问：“谁可以留下来当志愿者？”小佩说我可以。她看到站台的保洁大姐也加入了救援队伍，还有那位实习医生于逸飞，不停地给情况严重的乘客做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还现场教别人如何救人。小佩看他一个人忙不过来，就跟着学习。当于逸飞因没有救活某个乘客而感到自责和痛心时，她上前拥抱了他一下，说：“弟弟你是英雄，你太优秀了，我太佩服你了。”还有另外一名医生乘客，为了救人，把自己的衣服甩在了一边。小佩的丈夫也在坚持救援，后来他一直在车厢后面寻找是否有遗漏的乘客。安全获救后，小佩借手机给父亲报了平安。回到家里，看到女儿和邻居家的小伙伴在家，她冲上去抱住女儿说：“妈妈回来了，我和你爸爸都安全。”作为这次水灾的亲历者，小佩说当她在车厢里快要窒息的时候，“觉得自己就要告别这个世界了，永远不能再和家人相见了。我留恋这个世界，留恋我的父母和孩子”。是这份不舍，支撑着她死命坚持。她突然懂得了，只有在死亡面前，人性中最真实的一面才会展现出来。小佩在被采访时热泪盈眶在那样危急的时刻，小佩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以记者的身份，发出求救信号；看到身边更需要救助的同伴，她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她和丈夫、保洁大姐、医生乘客等人都主动加入救援……这些刚与死神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在危难时刻彼此信任，互帮互助，抱团取暖，这大概就是小佩说的“人性中最真实的一面”。接下来的几天，她常因救援人员的一个笑容，一句“别哭，我们来了啊”，瞬间泪流满面。她说：“因为我是从死亡线上被救援人员拉回来的一个生命，以后会更加珍视生命。”7·20郑州特大暴雨被淹街道奋不顾身冲进水流的维修工02今年三十二岁的王峰出生于河南开封兰考，2014年，他进入郑州燃气公司，成为郑州二七区淮河路客服中心的一名维修工。郑州燃气公司维修工王峰7月20日下午，王峰和同事一起去二七区兴华南街长江路交叉口的一个小区抢险，6点左右完成工作后回到客服中心。更换衣服后，王峰看到外面水势很大，就步行离开了客服中心，往西边一个十字路口方向走去，查看水情。这时，王峰看到路边有几个窨井盖已经被大水冲开，十分危险，他想去提醒路人。不想刚到十字路口，王峰就听到有人喊：人冲跑啦！只见一名女子被洪水裹挟着向东急速前进，瞬间就被冲到了他的正前方。那一刻，王峰不假思索，立即追了过去。因洪水势头凶猛，阻力太大，他用尽全力向上跳跃着往前冲。王峰的老家临近黄河，沟塘比较多，他从小就会游泳，水性很好。十几秒的功夫，王峰就追上了这名女子，并死死拽住对方。因为水流湍急，他们又被水流冲着往前跑。王峰就用双手将女子抱入怀中，稳定之后，将她拉到路南侧的高地上。王峰一扭头，又看到了两个男孩落水，这两个男孩也被大水冲着往前走，还发出阵阵尖叫声。他放下刚救出的女子，再一次义无反顾地冲进水流。这两个男孩当时都坐在水里，站不起来，王峰先拉起其中一个，把他拽了起来，叮嘱他不要动。然后，他和这个男孩一起把另外一个男孩也拉了出来，三个人紧紧拉着一起走到路北侧的安全地带。不觉间，王峰的双腿抖个不停。他才想起来自己跟这三个人都还没顾得上说几句话。王峰救人的情景被人拍了下来，视频传到网上后引起了很高的关注度。因为他的工作通常就是处理险情，所以这次救人的事情，他既没有告诉单位，也没有跟家人提起。直到几天后，这条视频被他们客服中心的所长刷到，所长拿着手机找到王峰，问视频里救人的男子是不是他，王峰才知道自己救人的过程被拍了下来。他很意外，也有些害羞，说，“抢险的活儿干多了，干久了，所以一遇到险情，我就想冲上去”。王峰在单位口碑很好，大家都说他是一个有担当的人。此次他不顾一切去救人，在他自己看来，是出于本能。他说自己想都没想，就冲过去了。事后回想起来仍然不害怕，也不担心，声称自己“胆儿肥”。还说今后，路遇险情依然会冲上去。当被问起目前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时，王峰说：“当然是把工作做好，也希望我救的那几个人平平安安。如果具体到我个人，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尽快找个女朋友，告别单身。你不知道，我父母催得我受不了……”合力抢修电缆把收费站用作避难所的站长03郑东新区收费站位于京港澳高速与郑开大道交会处，是通往河南省会郑州的东大门。通车十年来，该站因7月20日这场特大暴雨首次被迫关闭。此站站区中间突起，周边如盆地般洼陷，地形犹如大元宝。作为该站的党支部书记、站长，三十五岁的张昆平在这里工作已近六年。郑东新区收费站站长张昆平（左二）在组织工作从18日晚上开始，因连续降雨，郑东新区站内积水过多，站里的水泵无法满足抽水需要，张昆平连夜从周边调运水泵。19日早上，高速公路管理处指挥中心的预警短信一条接一条，她意识到这次的雨不同以往，便迅速带领职工排查防汛物资和工具，并备足了站内员工三天的食物。20日，雨越下越大，丝毫没有停的意思。晚上7点半，四台水泵同时作业，都无法降低积水深度。张昆平当机立断，汇报至分公司后决定切断电源，封闭上下匝道，关闭全部收费车道。21日凌晨，下高速口往武汉方向匝道口最浅的水位已达一点二米，身高一米七三的张昆平蹚进去，水瞬间就没过了腰带，往北京方向的积水最深处已达四米。他们决定将东三环北收费站到郑东新区站内的这段道路封闭。21日早上5点半，张昆平眼前的郑开大道上，几百辆车在洪水里滞留了一夜。不断有老人带着孩子问路，好多司机向她求救。站点周围被洪水侵袭，封闭的收费站是最安全的。张昆平立马想到了将被困司乘人员和车辆疏导至站前广场，得到了领导的支持。张昆平通知站内职工打开岗亭和大厅，设立便民服务点，备好应急药品和开水，引导司机进入广场。雨渐渐停了，周边群众陆续来这里避难，张昆平跑到远处栏杆上给防汛指挥部打了求救电话。下午5点左右，救援物资来了。张昆平立即组织职工和志愿者搬运物资，便民服务台成了临时物资发放站，光登记领取物资的本子就写了七本。很快，火箭军、武警官兵、蓝天救援队等各方救援力量相继赶来，路过的冲锋舟也成了收费站的临时摆渡船。天黑后，收费站成了周边唯一有灯光的地方，越来越多的人们赶来避难。他们打开了站内所有的会议室、更衣室，还有大厅等其他办公用房，四层的收费站大楼里全部挤满了人。忙到后半夜，张昆平双脚泛白，磨出了血泡。她经过走廊看到满是滞留的人们，不禁湿了眼眶。武警在受灾地区帮助群众7月22日，涵洞里最浅的积水也有一点五米深，但滞留人数已达站内承受极限。张昆平和各方救援队队长商议后，分别用冲锋舟将人们送至对岸，武警部队、高速交警和路政负责在积水点接应并疏散群众，终于在当天将全部滞留群众安全转移。天晴了，水退了，救援队陆续转战新乡、安阳等地，剩余物资也发放完毕，工作人员挨个打电话通知车主将车开回。23日晚上11点，张昆平第一次觉得饿了。但地下通道和路上的积水点仍然是个难题，她又组织抽水，清淤，清洗，检修设备，三支专业队伍再次投入“战斗”。26日上午9点，经过三天三夜的抽水，路面终于恢复正常，站点具备通行条件。十九分钟后，京港澳高速公路郑东新区收费站全站双向正常通行。这七天七夜，张昆平的足迹踏遍站区每处积水点。她和站里这支青年队伍，每天奋战超过二十个小时，双眼熬得通红。她不知道，这几天里，她四岁的儿子和家里的三位老人困在家中，家里早已停水停电。老人见到忙完的女儿时，奔跑相拥，泪如雨下。如果说这次水灾是一场考试的话，毫无疑问，张昆平得了满分。她的使命担当、职业敏感度、决策力，让她在面对困境时勇敢“逆行”，保障了数百名群众的生命安全。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群众合力搬运防洪沙袋无法按时归队的消防员04刘金阳是成都消防的一名现役消防员，他今年刚二十四岁，已经在成都消防参加过多次抗洪抢险。在这次水灾中，他毫不迟疑地做了一名志愿者。成都消防员刘金阳（中）在郑州帮助运动物资他是河南安阳人，因父母受伤住院请假回老家一趟。7月20日是他准备归队的日子，他已经买好机票，换上了消防制服。因为降雨，原定的航班取消，刘金阳立即买了高铁票，赶往郑州东站。这天下午5点40分左右，刘金阳到达郑州东站，发现雨水已经没过腿肚，他下意识地感到这次强降雨很可能会带来灾难。嘈杂的郑州东站已经滞留了很多人，刘金阳自觉协助民警和安保人员疏散行人。随着一声急促的呼救，他开始了这次特大暴雨的救援行动。“你好，我们急着看病，打不到车了，能不能帮帮我们！”眼前站着一对夫妻，男子抱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孩子，孩子呼吸急促，脸颊微红。孩子父亲解释道：“孩子嗓子卡住东西了。”刘金阳紧张起来，“赶紧送医院！”他不熟悉郑州的道路，就向人群搜索，看到一名执勤护士，立刻上前寻求帮助。在护士的带领下，刘金阳抱着孩子，夫妻俩帮他们打着伞，去了距离东站最近的医院。然后，他又把这位护士送回东站。当晚，郑州东站大多数列车停运，刘金阳和滞留的乘客们一起，在站里待了一夜。21日早上6点多，站里的水下去了一些，刘金阳前往附近的一个消防中队，和当地消防队员一起参与救援，他们帮助从社区往医院转移新冠疫苗，参与地下室排水等。了解到片区群众基本安全后，刘金阳决定去一线参与抗洪。22日下午，刘金阳看到京广路隧道险情的报道，给当地消防队负责人留了“我希望去一线”的信息后，随即赶往京广路隧道。当时，路上有很多救援车辆，他搭乘一段，步行一段，再搭乘一段，就这样到了京广路隧道。当刘金阳走进隧道时，里面的救援人员告诉他目前都是机械在排水，用不到人，他就去了附近的街道办事处，参与运送救援物资和交通运输。忙完后，他的身体因持续涉水已经浮肿，就在街道办临时休息了一夜。23日，郑州市区灾情减弱，河南北部的新乡卫辉市灾情变得严重，刘金阳又想到那里去。于是，他跟街道办事处的负责人联系，借助志愿者平台自发组织大家去卫辉救援。24日上午，又一批志愿者到了卫辉，刘金阳和他的伙伴们暂时回到郑州休整，同时又集结新一批志愿者。下午5点多，他带着志愿者回到卫辉，继续参与救援。到卫辉的第三天，刘金阳和大伙儿得知灾区已经不缺水和食物，但急缺生活物资时，集体捐赠了七千多元，用来购买生活用品。他似乎忘记了自己原来的归队日期……有记者采访刘金阳时，他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一名消防员，虽然我在成都消防工作，但是只要有受灾的地方，只要人民群众需要我们，就应该有我们的身影。更何况我是一个河南的孩子，我应该为家乡贡献一份力量。”刘金阳只是这次水灾中千千万万名志愿者之一，还有许多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人，虽然他们身份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但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尽己所能，为受灾的人们默默送上一份力量、一份希望。郑州被淹街道上互帮互助的行人持续三十小时水中救人的电焊工05今年三十一岁的袁格兵是湖北十堰人，他于2020年5月来到郑州，是中铁一局施工队的一名电焊工。因为连日下雨，袁格兵的工地停工了。7月20日中午12时左右，吃完午饭的袁格兵从宿舍出来，骑着单车出门办事。他来到陇海路京广路路口时，看到一辆小轿车被淹到车顶，陇海路高架桥下面堵成一锅粥，他没有多想，把手机装进方便袋内，开始帮忙指挥交通。这时，他看到远处有两辆公交车被淹，车内已经有积水，就冲过去帮忙转移车内乘客。中铁一局电焊工袁格兵下午2点左右，京广路隧道积水猛涨，很快没过大腿。袁格兵一直在救人，他的眼睛几乎都被雨水眯住了。他隐约看到有人抱着树、有人扒着栏杆、有人爬上信号灯，路面低洼处有人被冲走。此刻，他只有一个念头，赶紧游到他们身边去，赶快救人。袁格兵在河边长大，村子附近的大坝处每年夏天都会发水，所以他水性好，一有人落水，村民们就来找他。面对眼前的境况，他丝毫不顾自己的风湿病，摸索出一条较为平整的路，指引着行人往地势较高的楼里躲。水浅的地方，他直接把人拉上岸；水深的地方，他就让人先搭在泡沫板上，再将其推到安全的地方。来来回回数次，腿抽筋时，他歇不到一分钟就又赶紧往水里冲。天快黑时，消防员来了，看他水性好，就给了他一个救生圈。袁格兵把绳子一头拴在腰上，一头拴在救生圈上继续搜救。“还有没有人，有没有人？”袁格兵不断呼喊着，每次都传来了回应……他一次又一次把陌生人救出险境，自己已经冻得没有知觉。回到岸上已是凌晨三四点，袁格兵和着满身泥水的衣服躺在地上，勉强睡了两个小时。他不记得什么时候脱的衣服，也不知道手机、钱包、身份证等掉在哪里，只知道在水中泡了太久，衣服贴在身上往下坠，他索性都扔掉了。袁格兵曾经生过一场大病，落有病根，医生告诫他不要干重活儿，不要熬夜，谨防感冒，但他全然将这些抛到了脑后。第二天早上，他又回到救人的地方，才发现“京广北路隧道”几个字露了出来。几十辆车漂在水中，他担心有人被困在车里，就把看到的车排查了三遍。他先滑到车顶，再尝试打开车门，如果车门能打开，就用脚伸进去试探，看有没有人。除了排查车辆，袁格兵还要维持现场秩序，防止群众掉进水里。此时，袁格兵已经连续救援三十个小时，救出五十余人。晚上10点多，他困得睁不开眼才回宿舍。路上满是淤泥和杂物，周围又停电，他不熟悉路，就边走边问。他的风湿病犯了，膝盖疼得站不住，只能慢慢走。脚上不知何时划的两道口子，也开始化脓。躺在床上，袁格兵浑身针扎似的痛。22日一大早，他又去排查车辆。警察封锁了现场，他在外围帮忙，来回跑着搬运食物和饮用水。隧道那边不需要他了，他就回到立交桥下帮助指挥交通。23日晚上，袁格兵借用舍友的手机向家人报了平安。他说，“被水冲走的时候我害怕极了，担心自己遇险，幸运的是我挺过来了”，“危险虽然无处不在，但身边感人的事情让我不知疲惫”。26日，有人捡到了袁格兵装手机的方便袋，因包裹得很严，手机没有进水。捡到手机的人经过多方联系，才把手机送到他手中。袁格兵十分高兴，那是他攒了很久的钱才买来的。8月1日，中铁一局宣布破格录取袁格兵为单位正式员工，他受宠若惊，“我没有文凭，做梦都没想到会成为央企员工”。去年5月来郑州时，因为疫情，他又是湖北人，很难找到工作。中铁一局当时给他做了核酸检测，留下他暂时做一名劳务工。他很感动，把这一切都记在了心里。他说：“我一定会踏实工作，勤奋学习，不辜负大家的期望。”警察在帮助人民群众他们不是名人，或许他们的一生都很平淡，只是在那样生死攸关的时刻，他们让自己顶天立地，用人性的光芒把暗夜照亮。他们很普通，就像我们身边的人，默默无闻，尽己所能，也许一生只有这一次留下一个伟岸的身影，但这个城市告诉我们，英雄，就在我们身边。（感谢《东方今报》记者梁新慧、王姝、赵丹、付雨涵等为本文提供资料）（原文《英雄，就在我们身边》刊于《名人传记》2021年第10期

2021年9月30日，由陈凯歌、徐克、林超贤联合指导，演员吴京、易烊千玺、胡军、李晨等主演的电影《长津湖》正式上映。截止今天，该电影票房已经突破44亿，位列中国影史第6位。电影《长津湖》以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讲述以伍千里、伍万里兄弟为代表的七连将士们远赴朝鲜，在冰天雪地里奋勇杀敌、保家卫国的壮烈故事，致敬“最可爱的人”。其中，“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让人印象深刻。他从一开始傲慢地表示“要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到最后兵败被杜鲁门总统解职，这背后真实的历史故事是怎样的呢？道格拉斯·麦克阿瑟1880年出生在美国的一个军官家庭里，从小在镇压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反抗的兵营里长大。中学毕业后，麦克阿瑟考入著名的西点军校，并成为那里最优秀的毕业生。1945年，麦克阿瑟代表盟军和美国接受日本投降，达到了他作为一个美国军人人生荣誉的顶峰。战后，他作为美国驻远东军总司令，率美军独占日本，成了日本的太上皇。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7月7日麦克阿瑟被任命为“联合国军”总司令。日本东京时间1951年4月11日，中午，美国驻日大使馆。七十一岁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和妻子琼，正在同来访的美国国会参议员等一起悠闲地共进午餐。这时，副官走进餐厅，悄悄把刚从广播里听到的消息告诉琼。琼回到餐桌，俯身轻声将消息告诉了丈夫。刚才还眉飞色舞的麦克阿瑟，表情一下子僵硬了。这一切真是讽刺。让麦克阿瑟感到失望的，绝不仅仅是被解职，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杜鲁门居然在毫无预示的情况下，免除了他“联合国军”总司令、驻日盟军最高司令、远东总司令、美国驻远东陆军总司令等所有职务。一生传奇的五星上将居然在几分钟的时间里变成了一个普通老人、“光杆司令”。美国军界一直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政府不会突然解除高级军官的职务，而是采用比较柔和的方法，让他们自己申请辞职。这样既保全了军官的脸面、又维护了政府惜才爱才的形象。可是这次杜鲁门发了狠，老将军的面子、政府的形象他一概不顾，唯一想要的就是让麦克阿瑟赶紧下台。在没有和麦克阿瑟做任何交涉的情况下，杜鲁门直接在媒体面前宣读了撤职命令，还安排电台进行不间断的循环广播。无视总统、政府权威，未经同意“访问”台湾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政府担心解放军攻下台湾会严重削弱美国在远东的战略地位，公然提出“台湾地位未定”，推行“台湾中立化”。得知此政策后，麦克阿瑟未经杜鲁门政府同意，亲自去台湾“访问”，为蒋介石对抗“共产党中国”撑腰打气。麦克阿瑟于1950年7月的最后一天从东京飞到台北，受到了国家元首级的礼遇，蒋介石亲自到机场等待了一个半小时迎接“麦帅”，并同麦克阿瑟举行了两天的晤谈，主动提出派军队加入“联合国军”。杜鲁门看到报纸头版上麦克阿瑟亲吻蒋介石夫人宋美玲的照片后大为吃惊，预感到麦克阿瑟这个战争狂人势必要把美国绑上台湾蒋介石对“共产党中国”的战车，把朝鲜战争扩大为“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阵营的全面战争，甚至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显然不利于美国的全球战略。▲麦克阿瑟亲吻宋美龄对麦克阿瑟这种无视总统、政府权威的行为，国务卿艾奇逊等人很不满，但鉴于麦克阿瑟当时如日中天的威望，他们只是委婉地评价了麦克阿瑟的冒险行为。看到这些批评，麦克阿瑟在东京接待新闻记者，称“美国国内某些集团”对他的台湾之行进行了“不负责任的讽刺和谩骂”，“希望美国人民不要被那些狡猾的暗示、轻率的推测和无耻的谎言引入歧途”。看到这个声明，杜鲁门非常生气，他命令国防部长约翰逊给麦克阿瑟发电报，强调：“为了国家的最大利益，决不允许美军采取可能引发全面战争的任何行动。”同时派助手哈里曼专程到东京向麦克阿瑟解释，还指示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麦克阿瑟发出一道命令：未经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无论如何不得往台湾派驻一兵一卒，避免把“联合国军”的军事行动转化为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以免同盟破裂。8月17日，麦克阿瑟接到“海外老兵协会”邀请他出席第五十一届年会的邀请函。他没有出席，但是向大会发去一封供宣读的信。在信中，他写道：“台湾如果落在一个敌对国家的手里，就成了一艘位置理想、可以实施进攻而又不会沉没的航空母舰和潜艇支援舰……那些鼓吹太平洋绥靖政策和失败主义的人提出的乏味的观点是，如果我们保卫台湾，那将失去亚洲大陆。没有比这种一钱不值的说教更荒诞不经的了。说这话的人不了解东方……”毫无疑问，“荒诞不经”说这话的人就是杜鲁门、艾奇逊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国防部长责令麦克阿瑟收回那封信，但麦克阿瑟回电说，他的信是“极慎重地拟写的”，找不到任何不支持总统政策的词句。仁川登陆成功，军事生涯达到新的顶峰1950年9月15日，麦克阿瑟指挥“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开始大规模反攻。此后，朝鲜战局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十万朝鲜人民军被迫向北撤退。9月25日，美韩联军进攻汉城，三天后攻克汉城。在“还都”仪式上，麦克阿瑟笑着走上台，像救世主一般，拿起话筒对观众说：“总统先生，现在，我把汉城重新交给你了。”李承晚从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答谢词，但是他没有开口眼泪就流了下来；他摘下眼镜，擦干泪水，要开口时又哽咽了。最后，他索性不再看讲稿，颤抖着大声喊道：“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让我们感谢我们民族的拯救者吧！”▲麦克阿瑟与李承晚仁川登陆的巨大成功，使麦克阿瑟自信心膨胀起来。对于新中国多次传达来的警告，麦克阿瑟和杜鲁门政府报以高度的轻蔑：不予理睬。1950年10月1日，麦克阿瑟向金日成发出投降的通牒，8日，“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对于把战争扩大到中朝边境，是否会激发中国出兵，杜鲁门没有完全把握。他想全面了解麦克阿瑟所率领的“联合国军”的实际情况，直接听取麦克阿瑟对中国是否会出兵的判断。无奈麦克阿瑟多次拒绝回到美国，杜鲁门不得不屈尊前往麦克阿瑟处晤谈。10月12日，国防部长马歇尔通知麦克阿瑟：总统想见到他，请他选择夏威夷或者威克岛和总统见面。麦克阿瑟选择了威克岛。威克岛在夏威夷以西三千七百公里，这就意味着麦克阿瑟可以少飞六七个小时。10月15日凌晨，杜鲁门总统的飞机降落在荒无人烟的威克岛。降落前，飞机在岛的上空盘旋许久，杜鲁门让飞行员与地面联系，看麦克阿瑟是否已到机场迎候。在确知麦克阿瑟到达后，杜鲁门才下令着陆。杜鲁门走出飞机，笑着说：“将军，你好，能在这里见到你我很高兴，我已经等待很久了。”麦克阿瑟回答道：“我希望下次会面不会隔这么久。”他们都不知道，这是他俩人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麦克阿瑟与杜鲁门在威克岛会晤麦克阿瑟向杜鲁门保证：第一，中国人不会参战；第二，按中国现在的军力，即使参战，我也能打赢。“联合国军”突破三八线后进展迅速，10月19日攻占平壤。20日，麦克阿瑟乘坐飞机降落在平壤机场，他走下飞机，大喊道：“有什么大人物欢迎我吗？金某人到哪儿去了？”在麦克阿瑟看来，平壤的陷落象征着北朝鲜的彻底失败，北朝鲜一切有组织的成规模抵抗会全部停止，剩下的只能是一些零星的游击战。因此，他返回日本后便忙着做战争结束的准备，命令属下准备好第八集团军返回日本的营地，同时取消了向国内提出的武器弹药的申请，还通知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第二师下一年1月即可调回欧洲。为了尽快完成扫荡收尾任务，麦克阿瑟于24日下达了总追击令，命令“联合国军”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向北推进。美国大兵心里盘算着“只要跑到鸭绿江”，他们就可以回家了。兵败朝鲜在平壤陷落的同一天，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渡过鸭绿江，向预定作战地区开进，10月25日，打响了入朝作战的首次战役。麦克阿瑟不断接到有中国军队参战的报告，但他对此不屑一顾，认为中国派到朝鲜的只是象征性的少数志愿人员，任务是保卫中朝边境鸭绿江上的水电站。11月1日至3日，美军第一骑兵师一个团在东线云山地区遭志愿军重创，美第八集团军东线军队后方已经有志愿军迂回，美东线军队被撤退至清川江以南。这次战役，“联合国军”共损失了一万五千余人。遭到沉重打击后，麦克阿瑟仍不愿相信中国军队大规模参战，然而没过两天，当他得知中国参战部队兵力并不像他原来估计的那样少时，才感觉到局势严重。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他已经命令远东空军准备全力轰炸北朝鲜的一切目标及鸭绿江上的桥梁。这又是一个先斩后奏的冒险行动，意味着将要把战火烧到中国去，美国可能在远东全面开战。获悉此命令，杜鲁门让参谋长联席会议当即复电，要麦克阿瑟暂缓对中国边境五英里以内的目标进行轰炸。麦克阿瑟收到这份电报时，离轰炸机起飞只有一小时二十分钟了。他马上向华盛顿抗议，并威胁总统说，如果不轰炸，“联合国军”受到损失以致战败，他是不能承担责任的。11月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发电报说：“如果你认为这一行动对保护部队的安全确属必要，你有权按照计划轰炸，包括新义州及鸭绿江大桥朝鲜一侧等目标在内的边境地区……以上指示不授权轰炸鸭绿江上的水电站和大坝。”看完电报，麦克阿瑟大骂道：“他妈的！半座桥怎么炸？”第二天，远东空军即开始对鸭绿江大桥进行狂轰滥炸，包括中国一侧。这期间麦克阿瑟多次要求允许轰炸中国的东北地区，并可追击中国飞机至中国境内。然而，华盛顿方面否决了他的请求。在提心吊胆等待的几天之后，战场上一片平静，麦克阿瑟又开始乐观起来，提出11月15日再次发动攻势。24日，麦克阿瑟给前线官兵送去火鸡以鼓舞斗志。次日，他表示：如果这一行动成功的话，我们就有希望在圣诞节把孩子们送回国。这次行动因此被称为“圣诞节回国攻势”。下午发起进攻后，麦克阿瑟坐飞机返回东京。回到东京后，他对各国记者宣布，“联合国军”已向鸭绿江发起了总攻。一位记者问他知不知道有多少中国军队在朝鲜。他冲口而出：“大约三万正规军和三万志愿军。”11月25日傍晚，志愿军对进至德川、宁远一线的南朝鲜第二军团发起攻击，仅一天时间即歼灭该军两个师，而后向西南方向迂回，切断了中路和左路美军的退路。28日，美第八集团军被迫撤退到清川江一线，但是已经晚了，志愿军第九兵团于27日傍晚，向进至长津湖地区的美军第十军发起反击，当晚就完成对其主力陆战一师的包围。麦克阿瑟的“圣诞节回国攻势”成了圣诞节溃败的守势。面对危急的形势，麦克阿瑟把沃克和阿尔蒙德等将领从前线召回到东京研究对策。他们在会议上商量来商量去，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至少出动了二十万正规军参战，“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有必要撤退到平壤—元山一线或者更南的地方的防御工事里。会议结束后，麦克阿瑟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发了一份电报，请求“联合国军”由攻势转入守势。同时，他擅自做主，于28日急电台湾的蒋介石，要他火速派出一个参谋指挥官代表团飞赴汉城，商讨参战事宜。蒋介石当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下令第五十二军于二十四小时内完成出发准备。30日，麦克阿瑟派出的七艘运输舰和三艘货船抵达台湾基隆港，三十架运输机也在新竹和松山机场着陆。五十二军新获各种车辆二百余辆，火炮千门，各种器材近两万吨，各部整装待发。但最终华盛顿方面拒绝了麦克阿瑟使用台湾蒋介石军队的建议。此时在西线，“联合国军”已陷入志愿军重围，美军第二师和土耳其旅全军覆没，美第一骑兵师和二十五师遭到重创，只好扔下大批坦克、大炮、战车等辎重，乘坐飞机向南溃退。东线美军和南朝鲜军也在拼死突围。12月4日，麦克阿瑟下令放弃平壤，向三八线实施总退却。“联合国军”的大溃退，在美国国内引起一片哗然。《时代周刊》说，这是美军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麦克阿瑟公开指责华盛顿方面没有向他提供有关中国参战的准确情报，抨击杜鲁门政府捆住了他的手脚，致使他没有轰炸中国东北——志愿军的后方，否则绝不会有这样的败绩。麦克阿瑟的言论再一次激怒了杜鲁门和他的政府。12月6日，杜鲁门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命令，规定未经国务院和白宫批准，任何人不得公开发表有关对外政策的谈话、公报或者声明，“以保证新闻的准确性以及同美国政府保持一致”。12月15日，“联合国军”已溃退至临津江以南，沿三八线构筑防御攻势。23日，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遇车祸丧生。麦克阿瑟电告华盛顿，请求任命马休•李奇微中将接任。他还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四条建议：一、对中国沿海进行封锁；二、以海军炮击和空军轰炸，摧毁中国现代战争的工业基础；三、以台湾国民党军队增援朝鲜；四、敦促台湾国民党军队中对中国大陆的薄弱地区发动反攻。华盛顿方面还没来得及回复麦克阿瑟，中朝军队就发起了新年攻势。1951年元旦前夜，三八线上炮火隆隆，中朝军队全面发起进攻，迅速突破“联合国军”防线。1月3日下午，李奇微下令全线向汉江南岸撤退。中朝军队转入追击，4日占领汉城，5日渡过汉江，8日占领仁川并推进至北纬三十七度线附近。杜鲁门忍无可忍，麦克阿瑟被撤职羞辱1月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致电麦克阿瑟，明确否决了他的四条建议，同时要他“必要时将军队撤退到日本”。麦克阿瑟把这封电报看作是一个圈套，认为所谓“必要时撤退到日本”实际上是把朝鲜战败退往日本的责任推到他头上。他马上回电，要求澄清事实。在冗长的电报中，他逼问道：“必要时撤退到日本”这个含混不清的命令是不是意味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他还指责道，以后再也不能向他下达这样含混不清的命令。接到麦克阿瑟的电报，艾奇逊对杜鲁门说：这封电报不是一封电报，而是麦克阿瑟和他指挥的“联合国军”在朝鲜的遗书。麦克阿瑟真实意思是，形势一旦恶化，这封电报可以为他开脱一切责任；他发电报还为了向美国国内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政府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接受他扩大战争的建议。与此同时，李奇微发现，前三次战役都进行了一周左右，一周之后，志愿军身上背的子弹打完了，手榴弹扔完了，炒面也吃完了。针对志愿军这个弱点，他指挥美军使用“磁性战术”，即和志愿军保持接触，一周之内对志愿军采取守势，进行保持距离的撤退；一周后取攻势，使用“火海战术”大量杀伤中朝军队。2月底，为加速向三八线逼近，李奇微又制订了“撕裂者行动”计划，于3月7日开始实施，3月15日南朝鲜部队攻入汉城，发现汉城是一座空城，中朝军队早已撤走了。几天后“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抵达三八线地区。这时，是否越过三八线的问题再次出现了。杜鲁门政府看到战线推进至三八线，感到面子保住了，最好“见好就收”，决定同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这对一直渴望取得全胜的麦克阿瑟来说，无疑是一个打击，他不能接受这个不胜不败的结局。他复信给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约瑟夫·马丁，不加任何保密措施，详细介绍并吹嘘他使用台湾国民党军队及扩大战争并取得全胜的构想。3月24日，麦克阿瑟甚至发表公开声明：“如果联合国决定改变宽容的做法，不再将战争局限于朝鲜地区，而是把我们的军事行动扩大到中国沿海地区和内地，那么赤色中国注定有立即陷于军事崩溃的危险……”上述声明似乎是美国要对中国本土进行攻击前的最后通牒，发出后在全世界引起巨大震动。华盛顿随即收到多国照会，质问麦克阿瑟声明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是不是意味着美国改变了政策。华盛顿方面把这个声明看作麦克阿瑟不可原谅和无法挽回的行为。这个声明公然违反了1950年12月6日杜鲁门发布的、未经批准不得发布任何有关外交政策声明的训令，是明显的抗上行为，是对总统和宪法权威的挑战。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声明用一种目空一切的嘲弄口吻，极力贬低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故意破坏美国政府设想的任何政治解决的途径。杜鲁门的和平攻势还未开始就被自己人给挫败了，他感到再也不能任凭麦克阿瑟为所欲为了，必须撤他职。为了避免美国政府对“战争与和平”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的表态引起舆论混乱，杜鲁门下令取消国务院准备发表呼吁和平声明的记者会，对新闻界暂时保持“无可奉告”的沉默。杜鲁门清楚，麦克阿瑟不是一般的军事将领，而是美国在全世界特别是在亚洲的象征。美国国内也有相当多的麦克阿瑟的支持者，特别是以共和党议员麦卡锡为首的极端反共的一大批人。麦卡锡曾于1950年2月9日公开宣称：“（美国的）敌人既在国外，也在国内。美国国务院里一大半人都是共产主义的间谍分子。”朝鲜战争开始后，“麦卡锡主义”更是甚嚣尘上，此时撤掉麦克阿瑟的职务，弄不好会引起国内的政治动荡。杜鲁门必须慎之又慎。因此，此时杜鲁门只是口述了一份克制性的隐忍电文，要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麦克阿瑟，提醒他注意1950年12月6日发出的训令。4月5日，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约瑟夫·马丁为了攻击杜鲁门政府的现行政策，在没有征得麦克阿瑟同意的情况下，公布了麦克阿瑟3月20日给他的复信。在这封信中，麦克阿瑟指责“进行舌战的外交家们”，显然指的是美国及其盟友英国、法国的外交官。杜鲁门被彻底激怒了。4月6日，杜鲁门召见了国防部长马歇尔、国务卿艾奇逊、总统助理哈里曼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等，用了约一个小时讨论麦克阿瑟的问题。9日，杜鲁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在麦克阿瑟3月24日发表声明时，我就已经决定免去他的职务。”他还决定由李奇微接替麦克阿瑟的职务，由当时正在朝鲜视察的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于华盛顿时间11日20时（东京时间12日上午10时）向麦克阿瑟当面传达上述决定。马歇尔和布莱德雷立刻联系佩斯，但由于釜山通讯系统出了故障，佩斯没有收到华盛顿的指示。10日晚，有迹象表明，麦克阿瑟被撤职的决定似乎已经泄露出去了。报社记者打电话和给白宫和五角大楼要求证实这一消息。这一情况引起白宫的惊慌，杜鲁门担心报纸提前把上述决定公布出去，那样麦克阿瑟很可能反戈一击，主动提出辞职。杜鲁门不能接受麦克阿瑟辞职，而“要把他开除”，以羞辱这个狂妄抗上的五星上将。杜鲁门顾不得等佩斯传达命令了，而是指示布莱德雷：立即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通讯渠道，直接向麦克阿瑟下达撤职命令。同时命令新闻秘书于凌晨1时举行一次特别记者招待会，公布总统的声明和对麦克阿瑟的撤职令。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没人愿意出面向麦克阿瑟传达解职命令，索性通过新闻广播，于东京时间4月11日中午，向在东京美国驻日大使馆的麦克阿瑟和在朝鲜前线的李奇微公布了总统的撤职命令和任职命令。麦克阿瑟被撤职的余波在接到撤职的正式命令后，麦克阿瑟对盟军外交局局长沉痛地说：“在陆军服役五十二年后竟遭到如此公开的羞辱。”他还表示，如得到总统的暗示，他将毫无怨言地辞职。正如杜鲁门等预料的那样，麦克阿瑟被解除职务的消息发出后，美国国内立刻陷入一场政治动荡之中。民意测验表明，69%的人支持麦克阿瑟，只有29%的人支持杜鲁门。阔别美国多年的麦克阿瑟回国后，七百万美国人自发到大街上欢迎这个曾在巴丹岛和仁川港“取得巨大胜利的英雄”。4月19日凌晨，麦克阿瑟一家抵达华盛顿国家机场。19日中午，麦克阿瑟到国会山发表演说，沿途受到三十万人的夹道欢迎。美国各大电视台第一次被允许在国会拍摄。在国会山，麦克阿瑟发表了他一生最著名的“老兵永不死，只是逐渐凋零”的演讲。▲1951年麦克阿瑟发表演说20世纪的世界历史似乎一直伴随着战争与和平的选择。十一年后，印度尼赫鲁政府在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和苏联两家的支持和怂恿下，挑起了中印战争。曾经不可一世的麦克阿瑟一反常态地宣称：谁要是和中国陆军开战，他的脑子一定是有病。而越南战场上，美国在得到中国的警告后，连北纬十七度线以北的一处厕所也没敢轰炸。二十年后，资深仇华、反华的尼克松当上美国总统，打开了和中国和平建交的大门。其时，麦克阿瑟这个中国人民的手下败将，已带着沉痛的教训死掉了。（原文《麦克阿瑟兵败丢官始末》即将发表于《名人传记》，敬请期待。文/吴高民）（本文图片源自网络，侵权请联系删除。）

今年是辛亥革命爆发一百一十周年。2021年10月9日，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这样讲道：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在中华大地上恣意妄为，封建统治者孱弱无能，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英雄的中国人民始终没有屈服，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一次次抗争、一次次求索，展现了不畏强暴、自强不息的顽强意志。

儒家道家之间，本来就有相通之处。孔子问礼于老子，韩非师从于荀子，而取法于《老子》。庄子将对自由的追求，发挥到了极致，乘风凌虚，亦避世逃世。偏偏“闲民”而居于“闹市”，才成就了“平静中和”。

《名人传记》为您盘点鲁迅先生的朋友圈。胡适、蔡元培、宋庆龄、冯雪峰，这些响亮的名字构成了鲁迅的朋友圈。鲁迅的朋友圈，让我们看到这些先生不同的侧面，这些侧面构成了丰富的、立体的、复杂而独特的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