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杨苡回忆录｜沈从文先生叫我“狼狈的小母亲”
1941年，杨苡和赵瑞蕻在西南联大
口述/杨苡
整理/余斌
玉龙堆
关于昆明，关于联大，我的记忆分成了很不同的两个部分：前期云南的天，碧蓝如洗，就是下雨，也是透明的；到后面就黯淡下来，一半是因为轰炸，一半是因为个人生活的不如意。它们又都搅在了一起。
这些年西南联大成了热门话题，不断有媒体来采访我。我不是什么名人，只是联大当年的学生，现在在世的已经没几个了。说实话，有时我不大愿意接受采访，人家在联大发愤读书，我因为结婚生孩子中断了学业，到了报道里面，只说我“收获了爱情”……
说联大好没错，联大的学生有一股朝气。我在昆明的头两年，特别是头一年，也是那氛围的一部分，但怀孕结婚以后就是另一回事，我与联大不再是一体的了。所以回忆往事时，我特别想把在中西女校的十年写出来，那段时间从头到尾，想起来都是很愉快的；在联大，有些事情就不那么愉快了，我也就不愿回想。
在西山饭店待的那几日相当于现在人说的度蜜月，接下来就要过日子了。我们在玉龙堆租了房子，算是我们的新房。家具是沈从文先生送的二十多个美孚汽油的包装箱。沈先生认识公司的什么人，靠关系弄来的。我们用这些箱子（我另外还买了些）搭了写字桌、搁东西的长条案，还有床。组家具就跟搭积木似的，上面铺上绿色的布就完了，那种布叫“标准布”，全棉的。长条案上我还摆了只花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流行组合家具，我当时还想，我早“组合”过了。
沈从文
在玉龙堆，我自己做饭，生炭炉子用的是一种特别的炭，没有烟，用纸一引就着。我没做过饭，虽然在中西学过做面包、蛋糕、冰淇淋，但回了家就不让做了，而且在昆明哪有烤箱和西式厨具呢？就算我还记得怎么做，西式那一套也用不上了。我学着做炒鸡蛋、葱油饼什么的，尽瞎对付。赵瑞蕻还抱怨：你怎么就会炒鸡蛋？他大概觉得，结了婚的女人天生就该什么都会。赵瑞蕻自己也什么都不会，他也不会学着做。虽然家境不算好，但他在“原生家庭”是绝对的宝贝——家里就出了他那么一个大学生，也只供得起他念大学，当然特别宠着。他也特别用功，成绩很好，这样家里就当他是个“读书种子”，除了读书，什么都不是他该干的，他自己也觉得理所当然。我的情况正好相反，有我哥我姐比着，母亲从来看我就不是读书的料，她不让我姐多学做家务（我哥就更不用说），对我则不同，总让我学着点。但说是要学，家里有用人，也轮不到我干什么，现在乍一开始自己过日子，我还要从头学起。
邻居家有个用人，看我可怜，会给我带菜回来。有一次，她给我带了块板油。我虽然吃过猪油，但不知罐里白白的冻猪油是从板油里炼出来的。面对板油，我不知怎么办，后来还是她教的我怎么熬。
住了没多久，有一天，日本飞机轰炸，我们看到小西门城楼上的警报升起来就躲到城外去，回来发现房子一塌湖涂：那一带落了炸弹，我们那排房子顶头的一间被炸了，我们家没直接被炸，但是震着了。房顶掉下来，倾斜了，东西都被震掉在地上，包装箱拼的家具震塌了，热水瓶也倒在地上，乱七八糟的。奇的是碗里煮好的鸡蛋没翻出来，连碗一起掉在地上，碗居然没破，不偏不倚好好立在地上。
玉龙堆住不了了，我们就搬到了凤翥街，房子是在玉龙堆认识的邻居王碧岑找的。他太太姓范，两人都是河南人，一说话就是河南口音。夫妇俩都很热情，愿意帮忙，光烧菜做饭，就教了我不少。王碧岑好像是在一个中学教书，同时还编一个小小的随笔杂志。他在凤翥街找到一个大杂院，里面有一处，中间是一间堂屋，两边是厢房。他们住不了也租不起，就找我们合租。
我对玉龙堆还是有几分留恋的，虽然怀孕之后心情一直不太好，但是有一个自己的新家，即便条件差，忙着布置起来，我还是有点兴奋的，也算是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吧。谁知这么快就不能住了。
王碧岑、范梦兰夫妇
我们两家是一起搬的，其实就是雇挑夫挑了两挑子铺盖卷，没想到还闹了不愉快。我和王太太都是怀孕的人，挺着大肚子，只能自己顾自己。他们两个男的，一人跟一个挑夫走。赵瑞蕻不管走到哪儿都抱一本书，有时也不是看，就是显示他是读书人。那天也不知是不是走着看书，反正后来居然把挑夫给跟丢了。那一挑子主要是王碧岑的家当，赵瑞蕻本来就没什么东西，就一条破破的薄被。我的东西都在王碧岑跟的挑子里，没丢。他们丢的东西虽不贵重，但是在兵荒马乱的年头，就是一个铺盖卷，置办起来也不易。赵瑞蕻却跟没事人一样，他是自己的东西丢了不心疼，也不大管别人的。王碧岑就很生气。我们赔不起，当然即使我们要赔，他们也不会要。
后来我们住在一起，关系还是很不错的。两间厢房，他们住一间，我们住一间，中间的堂屋合用，主要是当厨房，一家一个小炉子。风翥街和玉龙堆不一样。玉龙堆的房子比较新，应该是那两年才盖起来的平房，一间一间的，像宿舍；凤翥街是云南式的老院落，里面住的大多是联大的人，我记得余冠英就住那儿。也因为联大好多人住那儿，吴宓先生要找赵瑞蕻，一路就能找过来。
我和范梦兰走得很近，因为我们俩都是孕妇，白天王碧岑、赵瑞蕻他们出去了，就只剩我们俩，一起做饭，一处说话，一起担惊受怕。担惊受怕还是因为轰炸。我们跑警报不方便，怕影响肚里的孩子，不敢跑快。有天早上，大晴天，7点来钟敌机就来了，当时赵瑞蕻在，我们就一起跑警报。范梦兰躲在一个坑里，听着机关枪一路扫射过去，感觉就像“死”贴着身走过。等敌机走远了，她惊魂初定，才发现坑里有好些毛毛虫，还有个骷髅头！她担心敌机兜回头来，也不敢马上出来。后来往回走时，我因走得慢，又和赵瑞蕻走散了，一直到下午5点才找到他。慌慌乱乱，那天真是狼狈极了。
男的不在，我们也不知他们在哪里躲着，会有各种不好的猜测。有一次赵瑞蕻到很晚还没回家，我一整天都在担心，原来是警报一响，他被堵在城门洞里了。
大着肚子跑警报，日子过得艰难，根本谈不上未来有什么希望，我的情绪落到了最低点，经常陷入胡思乱想：我才二十一岁，也许会在分娩中死去，也许明天就会有一颗炸弹落在我头上……在极糟糕的情绪中，我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向大李先生倾诉我的苦闷，发泄我的情绪，所有的委屈、抑郁，还有恐惧，全都吐出来了。我说，我最听你的话……看上去，我是把我眼下的处境和他劝我接受赵瑞蕻的追求，联系起来了，好像这二者有直接的关系。这封无理的信，我一想起就后悔，直到晚年都是如此。它肯定把大李先生惹怒了，他没有回信，而且从那以后就杳无音讯，连明信片也不来了。
那段时间，得亏有范梦兰。联大的同学朋友忙着读书，基本不来往了，我特别寂寞孤单郁闷，经常想说话，她成了那几个月里和我说话最多的人。我也有开心的时候，比如做饭做菜，我们洗菜切肉，做上许多，恨不得把堂屋里的一张大圆桌堆满。好多个晚上，两个人坐在小木箱上，围着小火炉谈心，周围有好多报纸（王碧岑办杂志，所以报纸杂志多），随意翻看，看到好玩的地方和字眼，一起笑起来，周围很安静，笑声传得好远。
我和赵瑞蕻搬到岗头村后，范梦兰还来看过我。待我到重庆，直到上中大三年级，还和她保持着通信。其中有一封我写的信，王碧岑拿去发表在了他办的杂志《大观楼》上。题目用的是信里的话，叫《我在记忆的国土里漫游》，还标明了“一封信——给范兰”。“范兰”就是范梦兰。
我一辈子经历的人与事太多了，如果不是有人找到这封信复印给我，好多事我都忘了。年纪大了，记忆力衰退，甚至很熟的人，名字都想不起来。
看标题就知道，我在信里回忆的是我们的友情，提到“共患难”的许多事，包括赵苡七个月时梦兰给她织了一双小袜子。我在信上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切，友谊联系了我们，将来总有一天我们会再遇见的”。会不会忘呢？事实上至少有几十年，我没想到过范梦兰了。读那封信时，我都有点发懵，就算标着我用过的笔名“晓黛”，我一时也疑惑那是不是我写的。“范兰”这名字有点陌生，我使劲想，终于想起她叫范梦兰。但要说真忘了，倒也不是。有些记忆其实一直在那里，有机会就会醒过来。在凤翥街的那些日子，还没等我想起梦兰的名字，就已经全回来了，真真切切——梦兰的样子，那个院落，堂屋里的大圆桌，我们围炉说话时的情景，好多好多的细节……
“总有一天会再遇见”却只能是一个愿望了。我“不告而别”（因为走得匆忙）去重庆之后，就再没见到过她。后来通信也中断了，之后连她的消息也没有了。她过得怎么样？历次政治运动中她的情况如何？她还在吗？一概不知。
金碧医院
我给范梦兰的信里写的那些内容，背景是轰炸。轰炸像是没完没了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在凤翥街，我得了肺炎，后面紧接着又生孩子，这样前后在金碧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好像比在玉龙堆住的时间还长点。
金碧医院是天主教会的医院，在当时的昆明算是最好的了。赵瑞蕻是个只有人照顾他，他不会照顾人的人。经常来看我、照顾我的，是邵士珊。说来也巧，她先生得了白喉，也在住院。她到医院看先生，也看我。有次，她用酱油瓶装了两瓶子鸡汤，一瓶给我，一瓶给她先生。
我生赵苡的时候还有件滑稽的事。我快生时，赵瑞蕻跑到外面的小馆子里吃饭，结果让鸡骨头卡着喉咙了，怎么也弄不出来。他吓得不轻，跑到医院请医生帮他弄出来。这时我就要生了，医生忙着呢，气不打一处来，就熊他，说什么时候了，你还到处乱跑？！还吓唬他，说就不给你弄。当然后来还是弄出来了。作为惩罚，医生命令他进产房，看着我生，要他知道妇女生孩子有多不容易。赵瑞蕻只好乖乖进来。在过去，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生孩子是“血光之灾”，特别忌讳，男人都躲得远远的。就是在那之后几十年，产房也是禁地，男性是不许进去的。那个医生让赵瑞蕻进去，一来是生气，二来恐怕也因为“金碧”是教会医院，西式的，没那些忌讳。我生下赵苡后，身体还是很弱，原本可能还要在医院住一阵，但这时轰炸得厉害，医院在市中心，是最容易挨炸的地方，太危险了，而且大家都跑了，整个医院空荡荡不见人影，我不得不匆匆出了院。
正字学校
带着刚出生的赵苡，我们住到了郊外的正字学校。赵瑞蕻毕业后，原本指望留校，结果没留成，他们班留校的是王佐良、周珏良。联大在外人看起来是一体，但其实还是有亲疏远近的，王佐良他们都是清华的，赵瑞蕻是转学生，要留当然留他们，何况人家学问也好。于是赵瑞蕻就要找事做，最后是水天同（翻译家、教育家）办的正字学校要了他。正字学校是一家英文专修学校，特别重视国际音标，赵瑞蕻的国际音标学得好，在那里教书正合适。学校在乡下，出了城还要走不少路，还要坐船。日本飞机轰炸最厉害的时候，他去上课我也跟着去。很快正字学校就给了一间教室让我们住，什么家具也没有，我们借了一张床，还有张课桌用来搁搁东西。这边我在带孩子，那边就在上课。
图为王佐良（左）、周珏良
这是在城外，和城里比起来，风险要小得多，但敌机来了，还是紧张。行动太不便了，我们就躲到楼梯肚子里。我抱着赵苡，听着敌机扔炸弹的声音。赵瑞蕻一向是很胆小的，有一次却给我壮胆，说，你看我们小孩长得这么漂亮，我们怎么可能被炸死？炸不到我们的！——他就这样，有时会莫名其妙地“浪漫”起来。这话现在说起来挺可笑的，但在当时，这样不合逻辑的话，对我却真有一种安慰的作用。
在正字学校，我们有个“老外”邻居，就是清华师生回忆里常提到的老温特（Tobert Winter)。他大概是在这边兼课，学校就给他安排了一间房，和分给我们的那间教室挨着。他的房间要小一些，虽然他是教授，赵瑞蕻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资历差得远，但大家临时栖身，倒是“按需分配”——我们是三口之家，他是单身嘛。温特也不抱怨。温特虽是单身，他那间小屋里却经常是两个人，他有个女友，常来看他。他们也不回避，挺坦然的。我忘了她的名字，只记得称呼她“X小姐”，有次我用麻纱做旗袍，她还帮过我的忙。
从玉龙堆开始，我差不多就是现在所谓的“全职太太”了。赵苡出生后，当然更是。我完全没有育儿的经验，在别处至少有邻居，可以请教，或是出出主意。在正字学校，一放学就没人了，我想问问都没处问。小孩怎么带呢？我靠的是外国人写的、已翻成中文的育儿小册子——上面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册子上讲到的还好，有些是没讲的，比如要让婴儿活动四肢之类的，我就没做。赵苡不是被抱着，就是躺着，我不知道要让她练习坐起、站立，所以她到两岁还不会站立、走路。她倒是特别乖，不大哭闹，也不乱动，要不我也不敢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自己跑去看电影。那次是去看《绝代艳后》，去之前我还托温特的女友帮忙照看一下（那天她正好在），却没留下钥匙。《绝代艳后》片子很长，我很晚才到家。赵苡醒了之后找不到人，哭起来。温特他们赶过来看，门却锁着，进不去。我回来后温特很生气地吵我，说在美国这样搁下孩子一人在家是犯法的。赵苡那时还不会翻身，要是再大点……我想起来都后怕。
大逸乐和南屏大戏院
看《绝代艳后》那次，是前面说到过的那位刘太太请我去看的——就是我初到昆明时对我特别好，还曾想让我和她的小女儿一起去法国留学的那位。我们一直有联系，她知道我特别喜欢看电影，让人送了电影票过来。在天津时，我隔几天就会看场电影，到昆明后看得少多了，有了赵苡之后更是绝迹于电影院。所以我拿到电影票很开心，何况《绝代艳后》还是瑙玛·希拉主演的，前面说过，她是我特别喜欢的好莱坞女星。我把赵苡一个人留在家里自己跑出去，也是因为憋在家里太长时间，太想看电影了。
电影《绝代艳后》中的瑙玛·希拉
提到看电影，我又想起昆明“大逸乐”倒塌的事，当时报纸上都报道过，算得上当地很轰动的一个事件。昆明原来只有一个看电影的地方，叫“大逸乐”。流亡学生都是要看电影的，起先就跑那儿去看，结果发现“大逸乐”放好莱坞片太搞笑了。在天津看外国片是给说明书，中英文的都有，上面有简单的剧情说明，“大逸乐”是现场翻译。过去的影剧院，前面都有个包厢似的地方，像个小阳台，也像教堂里的布道台。“大逸乐”要放好莱坞片时，那小包厢里就走出个人来，拿把折扇，端杯茶，像说书人似的。他跟着剧情翻译，不光译对白，还介绍剧情。好莱坞好多电影都是言情片，少不了“我爱你”“我也爱你”的，他就一句一句跟着译，一口云南腔，银幕上男女kiss，他还要加一句：“他们接吻了。”那时大都是默片，他就要不住地跟着说：他们到院子里去了；她哭了；他生气了……用云南腔说出来，让人直想笑。我们女生多半强忍着，不笑出声来，因为受的教育要讲礼貌。男生不管这些，不仅大笑，而且还起哄，拖着腔夸张地模仿云南话，几条嗓子一起嚷：“我爱你！”“我爱死你喽！”看的人哪儿还hold（忍）得住，哄堂大笑，悲剧都给弄成喜剧了。
后来昆明有了南屏大戏院，老板就是开南屏旅社（流亡学生来到云南，都先住在那里）的刘太太。她常跟学生聊天，“大逸乐”播外国片的事也被学生们当笑话讲。刘太太就起了意，建起的南屏大戏院条件比“大逸乐”好得多，称得上金碧辉煌，完全是洋味儿的。而且她也不搞那种好笑的现场翻译，而是改成字幕。我们就都到那儿看电影去了。当然后来也非去那儿不可，因为“大逸乐”出事了。
有一次，联大的几个理工科学生去“大逸乐”看电影，里面有施剑翘的弟弟。那次是看国产片，袁美云主演的。当年好莱坞片比国产片好看，几个人看时不免挑剔，看到一半就都说没意思，还说袁美云长得不好看，皱纹都清清楚楚了。几个人就不看了，出了电影院。结果没走多远，就听身后一声巨响，回头一看，“大逸乐”没了！先还以为是日本飞机轰炸，但天上根本看不见飞机呀。后来才知道是剧院好端端地自己塌了，整个屋顶掉了下来。听说死了好几百人，幸亏那几个学生中途退场，不然也没命了。
袁美云
事后当然有调查：“大逸乐”在那之前不久刚翻修过，然而翻修是个豆腐渣工程，还赶着快快投入使用，云南潮湿，为让墙壁快点干燥，生了好多炭炉子烤它。这事我印象很深，不单是因为在报上看到过报道，听过联大学生绘声绘色的描述，还因为我知道一点“内情”——邵士珊的丈夫在市政府当科长，管的就是工程一类的事情，大的工程他们要验收，“大逸乐”他们是去检查过的，当时看到沿墙一排炭炉子就急了，说这怎么行？！开电影院的只想着快赚钱，表面应付他们，背过身却还那么干，结果就出事了。
这事轰动一时，还留下后遗症。就是那次去看《绝代艳后》，散场时我从楼上往下走，看见凤子和郑颖孙，凤子正在评价：这电影艺术性是不错的，思想性弱了点。凤子是演话剧惯了的，声音响亮，旁边几个人我也都认识，搁在过去我会上前打个招呼，但那段时间我因为忽然有了孩子自卑得很，怕见人，就躲开了。我记得那场电影，倒不全是因为这个，还因为众人看完起身时座椅噼啪响成一片，有人一惊，说是不是又要塌了？过去电影院里椅子都是翻起来的，起身时如果不用手压着马上就会弹起，闹出动静。也是因为“大逸乐”事件给人印象太深了，才会椅子响一下就联想到出事。
岗头村
我不确切记得在正字学校里住了多久，应该时间不太长。因为轰炸，学校很快就办不下去了，这样赵瑞蕻又得另找饭碗。水天同把他介绍到南菁中学教英语，他接受了，我们就又搬到了岗头村。算起来在昆明不到三年，我搬了好多次家，宿舍、旅馆不算，租房子的地方就有五六处：蒲草田、青云街、玉龙堆、凤翥街、正字学校，最后是岗头村。正字学校远离市区，但毕竟还算城郊，岗头村就是地道的乡下了。刚去时宿舍还没盖好，我们就住在一个已经不用的灶披间（厨房）里，跟个窝棚差不多。
水天同
南菁中学是龙云和云南的一些头面人物办的，算昆明的一所贵族学校。梅贻琦的儿子和刘太太的大女儿刘自琴，都在那个学校。两人就是在那儿相识、恋爱，后来结婚的。南菁中学原来是在市区的，因为要躲轰炸，就搬到了乡下。跑警报在当时是生活里的重要内容。乡下人有很多迷信，有人一看敌机来了就撑起一把黑伞，说那样就炸不着。我那时常咳嗽，跑警报时忍不住，咳得更凶，就会有人说，别咳了，都让敌机听见了。
我好奇心重，敌机来时，常往来的方向看，想看清它是怎么过来的。赵瑞蕻就说，这时候了，还看什么看？！他自己是特别害怕的，都是撅着屁股躲。有一次，警报响起时，他正在往家走，走到离家不远的一家面馆（我有时会在那儿吃米粉）就躲进去，而面馆里人都跑空了。他回来后很得意地说他如何急中生智，钻到一张桌子下面。我听了很生气，心里想，你都不管我们母女，把我们锁在屋里，真要是炸弹下来，我们跑都没法跑。赵瑞蕻那时不愿意我和人接触（南菁中学我熟人多），最忌讳我和别人谈得来，去上课时就把门锁上，让我在里面带孩子，看书。有一次一个朋友来看我，进不来，说，怎么能把门锁起来呢？我就在里面哭。
在岗头村时，沈从文先生来看过我。他从联大那边过来，要走好远的路，有一段还要坐船。沈先生到了，在山坡下面就喊，一见到我就拍着手说，我来看“狼狈的小母亲”了！他是和别人一起来的。他对我这样结婚是不满意的，不过结婚时还是送了东西给我，来探望时还叮嘱我，不能有了孩子就什么都放弃了，还是要做事。
告别昆明
母亲一直不放心我，让我到重庆去。可我经历了一连串的事情：怀孕，出麻疹，得肺炎，生赵苡……不是说走就能走的。这事我也在信里问过巴金，巴金觉得我不应去重庆，说既然上了联大，就该好好把书念完。我本人也不是没有犹豫，一方面还想着怎么完成学业，一方面想换个环境，不想老和赵瑞蕻在一起。母亲催我快去，先是寄了一千元钱来，让我买机票。钱我是不管的，都到了赵瑞蕻手里。但他没告诉我母亲寄钱来。也不知他怎么花的，钱就没了。他并不是个挥霍的人，也不会乱花，就是好显摆——家里就出了他一个大学生，拿他当宝贝，他也要给家里挣脸面的。
那时我姐已和罗沛霖结婚了，罗的朋友孙有余的妹妹在中航公司工作，中航在昆明有个办事处，她就在那里上班。母亲见我一直不到重庆，干脆转托她买好了机票。有天她径直到岗头村，把机票送到了我手里。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到的机场，应该是坐航空公司的车。当年坐飞机是稀罕事，没有机场线之类的定点班车。那天赵瑞蕻有课，或是别的什么原因，没送我到机场，送我上飞机的是张洛英。
张洛英前面提到过，是《诗刊月报》的副主编，告诉我邵冠祥被日本人抓走，让我快跑的那位。他后来也被日本人抓去，不知怎么又给放了出来，到了昆明。他的身份是教师，在中学教书，这时已改名叫张煌了。我现在已想不起来他是怎么找到我的，也许是看到我发表的诗歌，就和我联系上了。从他那儿我得知邵冠祥被日本人杀害了。他还说，被抓去挺可怕的。在昆明时他常跟我通信，我到重庆后还遇到过他，在北碚时还收到过他的信。他给我寄相片应该是更后来的事，相片是他结婚后照的，一家三口。再往后就是快解放的时候了，我在报纸上看到太平轮遇难的消息，密密麻麻的遇难者名单里，有张煌。那时他已结婚，有孩子，全家罹难。我看了很震动。之前我有时会怀疑他有什么背景，不然怎么邵冠祥叫日本人抓去后被杀，他却好好的？还有，他为什么要改名？改名还弄个那么难听的名字——张煌，听上去让人想到“仓皇逃窜”，又神出鬼没的。看到这消息，我又猜他在昆明、重庆是干特务的，总之是国民党的人，不然干嘛去台湾，还有机会在太平轮上？我很讨厌国民党，更讨厌特务，不过还是很震动。
（《沈从文先生叫我“狼狈的小母亲”》刊于《名人传记》2022年第2期 口述/杨苡 文/余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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