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NO.7| 对国内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范式应用的思考
经济史既是理论经济学下的一个二级学科，也是历史学中专门史下的三级学科，具有跨学科的交叉特征。由于经济史学的特殊性，中国经济史研究存在两种范式，一种偏重历史学方法，注重文献诠释和史料考证；一种偏重经济学方法，注重经济理论和数量分析。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经济学范式有日益增多的趋势。作者曾分析国内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范式应用的现状，发现经济史研究中史学和经济学两个学科运用经济学范式时存在结构性差异。由于经济学和史学两者的学科差异，经济学和史学界对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经济学范式的范围、层次、程度和前景等诸多方面，抱有不同的看法。在具体的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范式和史学范式的冲突也引发了双方学者的争论、困惑与思考。本文将首先剖析经济史在史学和经济学中的学科地位差异，主要是经济史在经济学界衰落和兴起的原因。其次解释两个学科间在经济史中运用经济学范式时的结构性差异，重点分析史学界经济史研究中运用经济学范式相对滞后的原因，提出史学范式主导下对经济学范式的三点困惑。再次作为对史学界困惑的回应，评述经济学研究范式的优劣。最后探讨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通过经济学和史学之间的借鉴与合作，推动国内经济史研究的路径。
一、经济史在经济学界的衰落和兴起：客观原因与主观因素
经济史在经济学界的衰落，主要源于经济理论发展的阶段性。而经济史研究在经济学界的复兴，既是国际学术前沿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下面将从外因客观因素、内因主观因素的角度对此进行讨论。
经济史研究在国内经济学界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冷僻角落，甚至一度沦落到旁门左道的地步。特别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开始的经济改革，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热烈探讨和对经济理论指导的巨大需求，带动了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界甚至是整个学界的显学。这些更加衬托出经济史研究的落寞。而其中的主要原因，从研究对象上看，是由于经济史研究与现实经济世界的脱节，无法“经世济民”。
从研究人员上看，同样接受过经济学训练的学人，更喜欢投身于可以“学以致用”的应用经济学研究。这些研究既可以回答迫切的现实问题，也可以获得更多的课题资助。而经济史研究的治学方式有别于经济学的其他专业，除了要有大的视野和历史纵深感，繁杂的史料和文献更需要长期的投入和沉潜。另外，经济史研究更强调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创新，而经济思想是经济学的灵魂，也是最难创新的。与经济史研究者需要长期坐冷板凳相比，从事应用经济学研究可以很快收回成本并获取收益。经济史研究这种与现实无关、对个人讲“不经济”的特点，使经济史研究无用论一度甚嚣尘上，国内许多经济学院取消了经济史专业。除了少数出于兴趣爱好、立志为学的学人还坚守经济史研究的阵地外，报考经济史已经成为经济学专业学生最后不得已的选择。而这些因素，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经济史研究的衰落。
现在回顾这段时期，可以发现并非经济史无用，而是我们经济理论的发展还处于模仿与照搬西方经验的初级阶段。在向西方理论看齐的冲动下，我们探讨中西方经济共性的热情远大于研究双方个性和差异性的兴趣，而经济史研究恰恰是中西方经济发展差异性的逻辑起点。
随着诺斯（Ｄｏｕｇｌａｓｓ Ｃ．Ｎｏｒｔｈ）和福格尔（Ｒｏｂｅｒｔ Ｗ．Ｆｏｇｅｌ）凭借经济史的研究在１９９３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及中国过渡经济学的兴起，在２０世纪末和２１世纪初，经济史研究再次得到了国内经济学界的关注。当前随着发展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的日益发展，更多经济学者注意到，要探讨当前国家之间、国家内部经济绩效的差异及其根源，需要找寻不同的历史因素并以此分析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的现实绩效与经济发展的历史性紧密相关。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和民族自信的恢复，在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实践时，有别于早期对西方经济理论的照搬和套用，更多学者转而重视研究中外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及其来源，强调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共性与特色。而经济史的精髓就是尊重和揭示经济发展的历史性。经济史的发展，可以归纳中外经济史中经济发展的共性，总结中国经济史中经济发展的特色，为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历史依据。
当中国经济学者将热切的目光穿透现实的表象，投向深邃的历史时空时，也逐步发现有太多的研究素材和中国问题值得关注。此时从事经济史研究的经济学者一部分是史学兴趣使然；另外一部分经济学者从事经济史研究，是为了经济理论或经验研究的需要，将研究对象从现实转向了历史。这种研究对象的转向，是其研究本身的需要。例如对长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需要长时间序列的数据来支撑和验证其理论观点，而现实中短期内的截面数据是无法满足这种要求的。还有就是某些理论观点强调的一些经济现象，只存在于某个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而在现实中已经无法观察到，所以只能转而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去寻找和挖掘。大多数这类 研究，学者们都抱着以史为鉴、借古讽今的态度，尝试对现实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借鉴。此时 这类经济史研究已经可以 “经世济民”、 “学以致用”了，对经济史的研究在经济学人那里逐渐 变得越来越 “经济”。总之，经济史的精髓是尊重和揭示经济发展的历史性。当我们经济理论的发展超越模仿与 照搬的初级阶段后，经济史可以为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历史依据。
二、史学界经济史研究中运用经济学范式的滞后：史学范式主导下对经济学范式的困惑
传统的经济史研究在史学界一直是显学。但面对国内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范式广泛运用的发展态势，经济学界和史学界持有不同的观点。如果说运用经济学范式到经济史中，对经济学家来说是找到了充满生机的“处女地”的话，那么对史学家来说却是遥不可及的。与史学家保持距离的不是经济史，而是经济学范式。无论是在经济学院还是历史学院，那些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如果不是经济学专业出身，而是以史学范式为主导，那么面对经济学范式时，无不在两个范式间迷茫和徘徊。这些学者一方面接受着经济学范式所带来的新方法、新观点的冲击；另一方面又心存困惑和怀疑。这种困惑是经济学和史学两种研究范式的冲突，体现在研究者个体上的“思维方式分裂”。只是史学家作为旁观者，更容易从其自身学科研究范式的角度，怀疑并发现经济学研究范式本身存在的不足。这种困惑和怀疑，让史学界对运用经济学范式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前景感到并不乐观。
经济学和史学研究侧重有所不同：经济学研究往往简化个体特征，在某些假设前提下、理论框架基础上，通过抽象、演绎寻求样本共性；而历史研究更注重还原研究对象真实的一面，突出研究对象的个性和差异。历史学家的工作，是通过对史料的挖掘，将细枝末节的碎片还原成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完整的人或事。追求完整地描述人与人、人与外部世界，甚至人与其内心世界的复杂关系。在历史学家那里，历史是活的、真实的人和事组成的历史。李大钊说：“历史中有我们的人生，有我们的世界，有我们的自己。”史学家很难接受先验的假设前提和理论框架。而经济学家面对历史上某人或某事的众多碎片，仅选择与“经济人”假设相关的那一片，供自己研究。然后将多人或多事的这一碎片串联起来，寻找碎片的规律性特征。在经济学家那里，历史是一群相同的“经济人”所进行的规律性活动。在经济学家研究的历史中，只有一群“经济人”的人生、“经济人”的世界和自私自利的我们。
证明常识、套用理论最多算作“无用功”，但经济学家作历史研究时往往对史料不进行考证和比较，信奉“拿来主义”。甚至只选择适合自己结论的史料和数据，以致估算经济史数据，常常犯下低级错误。而历史研究强调的是“有一手资料决不用二手资料”，坚持使用最原始的数据和资料来还原最真实的历史。经济学者对史料的无知常常让史学家不屑一顾，他们常常批判经济学者缺乏历史感，混淆史料，毫无史学功底等。在这种史料基础上进行的经济研究，有以讹传讹之嫌，为多数史学家所不能接受。而经济学研究结论有时稳健性比较差，似乎进一步验证了史学家的判断。在经济学界时常出现对同一现象或问题甚至使用同一数据得到不同研究结论的情况，部分研究甚至可以完全推翻先前的结论，这在史学界并不常见。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就是对纷繁复杂的历史及其众多因素进行考证、分析，这种描述和归纳的工作，一般力求做到全面，避免挂一漏万。
多数经济学人学习和研究时，会在技巧运用和思想创新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又何况对史学家。这就让史学家产生这样的疑问，花大力气掌握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技术，到底值不值。即使学会了、使用了这种方法，在多大范围和程度上又可以为史学界所认可和接受。这些问题经济学家无法给出答案，史学界也不明确。
三、对史学界困惑的回应：经济学研究范式的优劣
如果我们将过去发生的事都归入历史学的研究范畴，那么，历史学就是在今天的时点，对过去所有一切的回望。在历史学中研究类目比较宽泛，所有的学科的“过去”或“历史”，不再区分彼此，都被纳入历史学的研究范畴中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历史学是一门特殊的学科，它并不是根据学科内容和特点，而是根据时间节点来划分的。它的研究内容和对象，是所有学科的“过去式”，历史学在这里发展成为了一个多学科的综合体。所以，从历史学科、史学范式角度上，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质疑，为经济学研究范式本身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审视自我的机会。经济学要在一个多学科综合体的面前，为自己的研究范式进行有理有据的辩解。虽然这种质疑和回应，从学科主体上看并不势均力敌，是经济学以一敌多。但这种全方位的质疑与回应的过程，确是可以让经济学更冷静、全面审视自身范式优劣的良机。坚持“经济学帝国主义” 扩张倾向的学人，也应该具备这种勇气。
经济学追求普适性规律造就了与史学研究目的的差异性。客观上讲，面对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个案研究往往可以做到精致和准确。但这种研究却由于某些特殊条件和前提的存在，丧失了将个案结论推而广之到普适对象的可行性。“历史研究必须从分散的零星的材料入手”，“归纳法的最大缺点是，除非规定范围，所得结论都是单称命题，难以概括全体”。例如史学家对某个历史人物的研究，认为他一生是其所存在的时间、空间、历史等因素所造就的，特别是某些偶然因素的影响十分重要。通过描述和归纳，这种分析可以做到准确和全面，但无法将对这个历史人物的研究结论推广到更多人物身上。因为不同的历史人物所处的外部条件是不同的，况且每个人的自身因素又千差万别。经济学家所做的恰恰相反，他们的“野心”似乎更大。经济学家希望经济学可以像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那样成为科学，尝试像其他自然科学一样，找到经济现象背后类似“牛顿定理”的规律性内容，而非单个孤立的人、事和案例。
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被称为是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追求经济现象中的普适性规律，借鉴了一些自然科学中所谓科学的成分，即统计和数学的数量分析方法。在经济学中数理模型和统计分析都不是经济学的首创而是借鉴。数理经济学以数理模型和推导论证为主，计量经济学以运用或创新统计方法进行经济学经验研究为主。数理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合称为数量经济学。
另一方面，经济学家还要对上述数理模型的预测能力，通过收集数据来进一步检验，这就是经验研究。这类数据可以是客观世界中存在的微观或宏观的经济数据，也可以是可控条件下的经济学实验获得的数据。经验研究使用的分析工具就是计量经济学。与数理模型的抽象、演绎相比，经验研究分成两步：一是描述数据特征，表现为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如最大值、最小值、均值和方差等；二是归纳数据所暗含的规律的过程，体现在计量回归分析。如果经验研究与数理模型的判断相吻合，在经济学家看来，就是一个抽象、演绎与描述、归纳的完美结合。这个工作类似物理学家通过理论计算，预测了某个行星的出现，而恰好在某时某刻观测到行星一样。与数量模型过程一样，经验研究也要付出代价。计量经济学在分析具有个体特征的人时，只是将其与其他人所共同拥有的一致特征专门抽出来进行计量分析。而与其他人不同的特征，往往在计量分析中忽略掉了。计量分析认为某些个体所具有的异常特征，无法用来分析和反映样本整体所具备的规律性。④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和经济学对认知科学的借鉴，这些努力可以部分解决上述不足。对于史学家批评计量经济学中过多先验性假设的问题，当前计量经济学中非线性分析、半参数和非参数估计的迅速发展，以及后验概率等概念的引入，正在弥补上述不足。
“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是具有层次性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是在严格假设前提下，对多数人理性行为进行模拟和判断，甚至是预测。这种从假设到推导都严格遵循人性本恶的逻辑，与当前市场经济主导的现实世界无限切合。经济学对人性最主要特征的准确揭示，也适用于其他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历史特别是经济史也不能例外，经济学逻辑的入侵似乎也顺理成章。这种扩张，随着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还在继续，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可以将“经济学帝国主义”分为两个层次，那么经济理论的扩张是第一层次，而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广泛应用位居第二层次。因为经济理论是经济学的灵魂，这是经济学家手中唯一的独创。和其他学科一样，经济学理论和思想的创新往往来自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第一个层次经济理论的扩张，运用得当有时可以触发思想创新的灵感，否则就有简单套用经济理论的嫌疑。而第二个层次经济学分析工具在其他学科的运用，如果离开了经济理论和思想的支持，仅仅是分析工具并不再具备扩张的意义，而且还有用复杂技术证明其他学科常识之嫌。对工具的强调和重视，经济学论文可以做得逻辑严密和精致，但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论文选题的思想深度，导致一些研究结论的学术创新性有限。再加上多数经济学家不具备考证史料、数据的能力，仅是占有前人已有数据，就更让史学家怀疑经济学家经济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三）回应学习和使用经济学分析工具上的困惑，即知识结构的差异性
这种知识结构特性的差异，在学术周期上的体现，就是经济学人学术研究的最高峰往往出现在青壮年。通过青年学者的技术与中年学者的思想之间的成功合作，克服经济学技术性知识更新替代快的负面影响，部分造就了中青年两个年龄段的论文数量的高分布。而史学论文多是作者独立完成：一方面大家都从事思想和考证的工作，相互之间并不是互补或不可或缺的关系。另一方面，对事件第一手史料的考证和整理，人物内心世界的体会和刻画等工作，往往需要在史学家头脑中逐渐地堆砌、还原和丰富。这个工作是一个完整的理性分析和感性体悟的过程，无法将其中的一块工作切割给他人，然后各自完成后大家再拼凑组装起来。对个体研究者而言，中年这一时期知识丰富、思想成熟。所以，史学研究的权威更多是中老年学者。后者的学术高峰期相比前者要晚，但持续时间稍长。当然，这是从分析工具的视角作出的判断。经济学和史学研究两者也有共同点，就是经济学和史学研究中凝练的思想性内容，是可以经得起时间考验而不会被更新换代的。
双方知识结构差异性也在学术影响力上有所体现。目前经济学家所进行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在国内外取得的成果和影响，更多局限在经济学界，并没有引起太多国内外史学家的关注。相反，在国际经济史学界，国内史学家的工作似乎被接受得更早、影响更大。在国内，经济学家也更多地引用史学家所取得的经济史研究成果，作为素材来推进自己的经济史研究。
究其原因，史学家所从事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其重心和优势在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熟练运用。这些史料本身就具备“中国化”特征，史学家的工作自然也体现着问题的“中国化”，而这恰恰是西方学者所不了解和掌握的。史学家的工作在这里具有不可替代性，也成为国内外经济学家必然的合作者。国内经济学人所进行的中国经济史研究，重心和优势是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经济理论，更多强调问题的“西方化”。如某个中国现实或历史上的经济问题，与西方理论的适用性分析；利用新文献中的新方法对中国数据的再分析，并比较与已有的西方数据分析结果的差异等。但经济学本身就是西方“舶来品”，而且其发展迅速，中国经济学人的这些优势在西方学者面前天然成为了劣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家强调“没有史料，就没有发言权”，促使他们成绩斐然。
国际经济学界有一种观点，推崇“没有分析工具，就没有发言权”。如果国内经济学人将其运用到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可能会不利于自己工作的开展。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要真正走向国际舞台，一方面要避免史学研究中选题过度细碎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也要避免经济学研究中分析工具过度数量化的趋势。从一定意义上讲，后者的危害更甚，因为那样是“扬短避长”。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史料和分析工具上寻求一种平衡。
四、推进国内经济史发展的可行路径：相互尊重、借鉴与合作
（一）相互尊重，重视史学界的话语权
如果将历史看作是一个过去所有发生过的事件的整体，那么经济史只能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为历史中还有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等诸多内容。即使是经济史，史学家所做的经济史研究作为重要组成部分，与经济学家的工作也存在很大差异。所以从研究对象的范围上说，经济学家进行的经济史研究，对经济史和历史研究而言注定只能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从方法论角度上看，在经济学家对历史即便是对经济史的研究中，经济学也只是作为经济史分析时的一个理论工具和分析方法存在的，只能是嵌入历史研究中的。经济学可以对历史研究中的某些研究对象，或者对这些研究对象的某些局部特征，提供一个理论分析视角、一种分析工具，一份很少感性、非人化的、冷峻的理性思考。而史学家进行的历史研究，揭示出人物的思想内涵和喜怒哀乐，历史事件的机缘巧合与波澜壮阔，并非经济学家所长。最重要的是从研究内容看，史学家对史料和数据的挖掘和整理，正是经济学家进行量化分析的基础。所以历史研究即使是经济史研究，史学家的作用也是必不可少的，经济学家与史学家不是相互替代的。
不仅如此，经济学家和史学家在经济史研究中是互补和互动的。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历史又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的方法。两种方法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经济学方法和历史学方法二者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经济和历史不仅不能割裂，而应寻求互动，这是经济史学科发展的需要，而定量化分析正是这个互动过程中的方法和手段。经济学家和史学家对经济史的研究工作，同样在揭示历史的真相和实质，但两者入手的起点却从同一个坐标的两端分别开始，共同向中间推进。经济学家是以大略小，以一般概括特殊，强调必然而非偶然；而史学家所做的工作是以小见大，以特征提示一般，以偶然说明必然。而中间地带就是双方互补的范畴。所以无论是史学家还是经济学家，对经济史的研究，虽然分居两端各有侧重，但双方都有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合作从而得以改进的空间。
经济学范式目前有逐渐主导国内经济史研究的态势。面对“经济学帝国主义”，史学界似乎来自“第三世界”，处于弱势地位并丧失了话语权。当前亟待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经济学界应该尊重史学家的话语权，倾听和回应史学界同仁对经济学家经济史研究的困惑，而不是急于推销经济学研究范式。另外，作为一个“经济人”，经济学界的经济史研究者，不必抱着教育和同化史学界同仁的想法。试想，如果史学家所进行的经济史研究工作，都被同化成为经济学家的模式，那经济学家又如何寻找自己的史学合作伙伴？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样做将使经济学家得不偿失。所以，史学界的经济史学者面对经济学界同仁时，面对“经济学帝国主义”时，面对经济学分析工具时，完全不必丧失自信。因为进行经济史研究，史学家对经济学家来说具有
学习是相互的，我们先讨论其中的一方面，即史学界如何借鉴经济学研究范式，开展经济史研究。首先，应该坚持“以史带论、史论并重”和“史无定法”。史学研究中的史料派，强调“述而不作”。注重史料的更多、更新，史实的更真、更全。通过对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强调只让史料说话、还原（自己认为的）史实。而作者不加评述，不进行价值判断和体验式的理解和分析，从而回避理论研究。与之相反，经济学视角下经济史研究，往往是通过对史料的分析来证实或证伪某种理论或观点，甚至提出一种新看法。强调“为作而述”。这类研究忽略史实的细枝末节和无止境的史料收集和考证，主要是要表达自己的主观意见，以及经过抽象、演绎后的结论。这些主观意见和结论，与经济理论紧密相连，强调揭示宏大的经济发展或社会变迁主题。例如诺斯对“庄园制度兴衰”的案例研究正是服务于构建制度变迁理论这个宏大主题。所以，经济学家所进行的经济史研究，仅从理论与材料的关系、宏观与微观的关系上看，相比史学研究中的史料派，更接近于史学研究中的史观派。只是经济学家强调的是经济理论这个 “观”，不仅包括国内史观派一直坚持的唯物史观，还包括其他新观点和新理论。正是由于指导理论的多样性，不同理论适用于不同的研究对象，所以经济学家既可以进行较宏观的经济史研究，也可以进行细致的微观案例研究。有别于史学研究中的史料派和史观派，以傅衣凌、吴承明和李伯重等为代表的经济社会史研究，被称为“会通派”。 他们一方面强调“以史带论、史论并重”，寻求理论研究与方法论的平衡；另一方面强调“史无定法”，根据研究对象来选择恰当的研究方法。这些观点对史学界开展经济史研究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可以这样理解，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理论为史学家提供一个新视角的“论”或“观”，经济学分析工具是史学家整理或挖掘“史料”的一种新方法。将经济理论和定量分析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特别是经济史研究，属于“史无定法”的具体体现；在经济史中实现经济理论和经济史料的互动发展，反映的正是“以史带论、史论并重”的观点。
其次，处理好新旧知识的平衡、思想和工具的关系。开放性是经济学的特色，也是值得史学界学习的地方。但史学界在借鉴经济学研究范式时，一方面需要注意处理好新旧知识的平衡，根据研究对象的差异和研究主题的需要，因地制宜，在新理论与旧理论、新方法与旧方法中寻求折中。合理分配经济学新理论观点、新方法运用的范围和权重，实现循序渐进的改良与完善。另一方面处理好思想和工具的关系。无论对史学还是经济学而言，所有的理论框架、分析方法都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学术研究真正的灵魂是思想创新，是学者自己独特的观点和看法，理论和工具都是为思想服务的。不仅经济学本身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如此，史学研究对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借鉴，也要做到为我所用而非为物所役，否则史学也会和经济学过度数量化一样，反受其害。
最后，从三个具体层面来借鉴经济学研究范式。一是在史学研究中借鉴和应用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对许多史学家而言，这不存在任何障碍。他们已经做出过这种尝试，并将一些经济学概念潜移默化在自己的头脑中与史学概念并列。这类经济学概念的使用，可以使过去和现在之间、不同地域之间的经济现象具有可比性。这些研究无论对史学还是对经济学都具有价值。对史学而言可以更加准确地界定研究对象并进行定量比较，克服以往定性分析的不足；对经济学来说，这些定量后的数据往往可以成为下一步经验研究的基础资料。例如李伯重等对中国历史上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研究，马德斌对中国历史上物价的量化分析和国际比较研究。经济史数据库应该是这一类型研究的较好载体。二是经济学理论在案例分析中的运用，这种研究可以仿照诺斯早期的探索。经济理论的快速发展，使其具有多样性，不同理论有不同的适用范围和解释力。“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当史学界借鉴经济理论时，
“史观”将得到极大丰富。如果“史观”选择恰当，匹配史料较好，往往可以得到与以往案例研究不同的结论，进而颠覆已有观点甚至创新理论。这一点已经为西方经济史的发展历程所证明，许多文献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其结论强烈冲击了大家头脑中的“成见”和“想当然”。这正体现了经济理论和经济史料的互动发展。相反如果仅仅是将经济理论简单地套用在某个史学案例或个体分析上，证明此理论框架对研究对象的适用性，并没有发现什么“反常”，这种简单的运用并没有多少意义。这种做法也不值得提倡。三是经济学分析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例如模型和计量方法。这种方法在寻找经济史中的“共性”时可以使用，作用是可以将研究结论推广到大样本上。如果结论可以推翻已有定性的看法或个案（即小样本）所得结论，也是不错的创新。如福格尔对美国奴隶制生产效率的研究，美国早期铁路建设对经济发展贡献的研究。对史学家而言，最大的困难是难于在短期内学会和掌握经济学数量技术，而克服这一困难的办法只有合作。经济学流行合作的特征明显，而史学家却少有合作传统。定量分析还表明，史学家在权威期刊发表经济史论文时的年龄相对经济学家要更大。由于年龄越大掌握新技术和新方法的难度越大，史学家进行经济史跨学科研究的困难也更大。所以，从研究者个体角度讲，存在合作的必要性，合作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上述问题。另外，从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史发展的大趋势看，也需要史学家敢于合作。而合作的具体方式可以是学者之间合作，也可以通过招收对方专业的学生，进行师生之间的合作。
从国际经济史发展的趋势看，一些经典文献正在逐渐形成固定的“八股文”套路。 这个套路说明，一个好的经济史研究，可以将经济学家和史学家的工作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对经济学而言，经济理论是经济学的灵魂。经济学家进行经济史研究时，经济思想的创新远比分析工具的使用更重要。所以，首先论文要有一个好的想法（ｇｏｏｄ ｉｄｅａ）。想法之所以好，除了可以填补以往文献未曾涉足的空白点之外，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想法与已有理论或观点“相悖”，是一种直觉感受到的“反常”。第二步，经济学家会在论文开始部分，引入一个案例描述并附以史料支撑，将想法即论文主旨带入读者视野。有时还会对相关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说明，以证明案例所揭示问题的可能性存在。这样通过第一次的描述和归纳过程，一个好想法就转变成为某种普遍规律的假设性存在，有待下一步检验。第三步借助数理模型的假设和推导，完成抽象和演绎的过程，证明上述规律的逻辑性存在。第四步经验研究，使用计量方法，利用大样本数据进行检验。通过再次的描述和归纳过程，说明在逻辑上已经得到证明的上述规律，同样在大样本上或者说其他众多案例上可以得到经验性支持。最后在结论中确认，经过了描述与归纳、抽象与演绎共同“洗礼”后的想法，是客观存在的。经济学家所进行的上述研究过程，处处闪现着史学家的身影。例如，论文思想的创新往往是经济学家从史学文献、历史记载、案例研究中，受到启迪、引发灵感。随后所进行的案例分析、统计性描述和经验研究，都需要史学家提供准确的史料和数据。而史料和数据的权威性，往往决定了论文的质量，也成为史学界是否接受其结论的重要标准。另外，经济学家推导数理模型的逻辑，其实质往往是史学家对某个案例中故事脉络描述的经济学版阐释。
（三）加强经济学界和史学界合作，建设中国经济史数据库
这些数据有宏观数据，更多的是侧重对微观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利用，其中微观面板数据深受大家偏爱。无论是平衡面板还是非平衡面板数据，相比截面数据，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更多可供分析的信息，如时间序列的趋势分析和截面的对比分析等。但是经济史中的面板数据往往可遇而不可求，需要跨学科交流、互动与合作，这是其一。其次，个别极有研究价值的特定变量往往残缺，这个不足还不易弥补，因为经济史数据与当前的经济数据相比，往往具有特定的历史时空性，无法通过现在回顾性调查的方法获得。折中的办法是寻找其代理变量，或构建指标数据等。最后，相比截面数据、时间序列数据，面板数据的整理由于样本点增加，工作量也要加倍。没有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是无法开展的。
虽然中国经济史数据库建设已经初见成效，但面对中国经济史中丰富的史料和数据，中国学界的工作还任重道远。下一步推进中国经济史数据库的建设，需要经济学界和史学界的通力合作。一方面，这是个体研究的需要。数据是经济学进行经验研究必不可少的素材。经济学界和史学界的经济史学者对数据虽然抱有不同的看法，但同时都遭遇到了研究工作的瓶颈。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一般来说史学知识相对匮乏，对史学文献了解甚少。所以，当面对浩繁的史料、艰涩的文言、辛苦的考证时，经济学学者往往将收集、整理经济史数据工作视为畏途。许多有价值的经济史研究选题，因为数据缺乏被经济学界的经济史学者放弃。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史学学者则相反，了解、熟悉和掌握自己研究主题的文献典籍，认真地考证并鉴别真伪，正是他们的工作。而附带收集的数据，往往只是史学家支持自己论文观点的素材之一，甚至是副产品。但要对数据进行深入的挖掘和分析，需要一定的计量、统计技术和经济学理论支持。而史学界的经济史学者往往缺少这些“装备”和“工具”。要解决国内史学和经济学界经济史学者面对的共同难题，建设中国经济史数据库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作为一个载体，可以将双方的供给和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也是国际化的需要。中国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史研究，要走向国际化，建设大样本的数据库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中国拥有数千年的历史，面对汗牛充栋的史料和数据，摆在我们面前的有太多的空白点需要也值得我们去研究。每当我们看到国外学者动辄使用一二百年的数据来检验一个理论或提出一个观点时，我们深深感到中外经济史数据库建设的巨大差距。这种差距一方面压制了国外经济史学者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兴趣，更重要的是延缓了中国经济学者和经济史学者将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介绍给国际学术界的步伐。
总之，不同学科间研究范式没有优劣之分。两个学科需要认清各自研究范式的优劣，同时不放大和攻击对方的缺点，用发展的眼光和开放的态度看待存在的问题，推进自身学科内研究范式的演进。双方相互学习、借鉴，求同存异、扬长避短，正是两个学科平等合作和不断发展的必然要求。
五、结 语
正是经济理论发展的阶段性，造成了早期经济史研究在经济学界的衰落。而经济史的复兴，是国际学术前沿发展的结果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史学界经济史研究中运用经济学范式相对滞后的原因，源于史学范式主导下对经济学范式的困惑，如对经济学方法论、经济学家工作和史学家学习使用经济学分析工具上的困惑。本文分析经济学研究范式的优劣，对上述困惑一一回应。经济学借鉴自然科学中的数量知识，寻求经济现象中的普适性规律。这种假设条件下对共性的探讨，与史学在方法论上造成差异。经济理论是经济学的灵魂，经济学范式在经济史研究中的扩张离不开经济理论的指导。经济学家习惯简化、提炼、叠加经济理论，逐步逼近现实世界的思维方式，造成了套用理论和估算数据的偏好。虽然经济理论与分析工具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但经济理论与分析工具有时存在脱节，易影响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史学和经济学知识结构具有的差异性，导致两个学科研究者学术生涯周期的差异。史学家强调史料为基础、关注中国化特征的研究，使其经济史研究成果更容易被经济学界接受。
推进国内经济史发展，要相互尊重，重视史学界的话语权，正确处理经济史中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史学界借鉴经济学研究范式时，应坚持“以史带论、史论并重”和“史无定法”，注意处理好新旧知识的平衡、思想和工具的关系。史学界可以从基本概念、经济学理论、分析方法等三个具体层面，来借鉴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抓住中国经济史数据库方兴未艾的时机，通过建设中国经济史数据库这个平台，实现经济学界和史学界的通力合作，从而为中国经济史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相信通过业界同仁的共同努力，未来十年经济史在中国学界必将有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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