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 真实的乌托邦 OR 抽象的经验主义：评布洛维与赖特

译者按

资本主义发展与社会主义规划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这个问题在后革命时代的世界困扰着所有的仍对资本主义的不满的人。本文的背景就是布若维和赖特这两位美国的社会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在《真实的乌托邦》中，赖特将变革的希望放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已经出现的反资本主义的实践，认为我们应当努力创造让这些实践能够扩展的条件，使他们不断延续。布若维则对赖特的理论做出了批评，认为这种设想没有将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比如赖特最为擅长的阶级分析——和走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规划连接起来。布若维则延续了他一贯的思路，将波兰尼在《大转型》中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描述和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进行融合，认为此路径可以克服赖特理论的局限。

本文第一部分，作者与布若维的一样对赖特在《真实的乌托邦》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我们不能忽略，真实存在于资本主义局部的“乌托邦机构”同样也真实存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再生产中。因此，尽管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诸如新的可能性，但不要将这些尝试看作比事实上更“反资本主义”。文章的第二部分则对“波兰尼命题”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在《大转型》中，波兰尼将资本主义发展定位为一场要将一切都市场化和商品化的运动，并指出社会将自发产生一种“反向运动”，这一反向运动连接着某种社会主义规划的可能性。本文作者则指出波兰尼的命题由于其缺少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矛盾的剖析和更为具体的阶级分析，造成了许多难以弥补的概念漏洞。那么，我们应该进一步研究些什么？在这个时代，仅仅用分析重复告知人们“某一社会问题的本质是资本主义"或是在伦理上"展望乌托邦"已经远远不够了。在此，本文作者的结论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们译介此文的目的。我们需要重新去吸取马克思的理论资源，回到”科学“的分析，回到政治经济学，去分析资本的矛盾运动如何在当下全球资本主义及其各个时空环节中具体的展开。我们也可以以进步的视角和全面系统的方式去总结上一轮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尤其是其失败的原因。用作者的话说，”全面考察对手的资源并不懈分析（资本主义）系统的薄弱环节，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者。“同样，这也会是对赖特的理论遗产的最好纪念。

作者：DYLAN RILEY

翻译：S相声班

原文链接：

https://newleftreview.org/issues/II121/articles/dylan-riley-real-utopia-or-abstract-empiricism 

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在《两种马克思主义的故事》（A Tale of Two Marxisms）中对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的一生作出了引人深思的评论，向左派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1] 资本主义发展与社会主义规划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在古典的马克思主义图式中，资本主义投资的竞争性和无计划性意味着制造业生产过剩将导致周期性的危机，甚至可能引发更严重的灾难。同时，资本主义正不断生产出一个新的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他们基于自身利益热切渴求在民主规划的基础上建立另一种社会生产形式，并有能力将其付诸实践。因此，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科学分析与社会主义政治计划有着密切的联系。工厂和后来的大公司包含了未来计划经济社会的细胞形态，而工人阶级则为其实现提供了血肉力量。这种说法的优势在于其对资本主义生产周期性更迭的解释，而薄弱之处在于有关阶级形成的社会学阐释。正如伯恩斯坦（Bernstein）在1899年所观察到的那样，资本主义社会不仅生产出了阶级分化，而且也生产出许多中间等级。在他之后的思想家们，从索雷尔（Sorel）到赖特再到布洛维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及其后的人们，都在思考这些社会阶层是否可以团结起来组成反资本主义的联盟。[2] 然而，正如布洛维指出的那样，赖特对该问题的讨论有些自相矛盾。他在70-80年代全身心地投入阶级理论分析以及规模与复杂性日益提升的实证研究。但这二者并未导向阶级分析与社会主义政治的全新结合，而是划定了他学术生涯的不同阶段。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他充满雄心壮志地投入大量精力到《展望真实的乌托邦》的国际主义课题及其附属项目的研究之中，而在其间阶级分析与真实的乌托邦似乎并没有什么联系。[美] 埃里克·奥林·赖特，群学，2015-3
于是布洛维在此指认赖特工作难题的核心：“从去乌托邦的阶级分析转向去阶级分析的乌托邦”。[3] 布洛维认为，缺少的是“对资本主义发展动力的任何考虑”，这可能使赖特将阶级分析与乌托邦之间的联系得以概念化。布洛维在总结中询问何种理论资源可能在“真实的乌托邦”与资本主义之间建立联系，并暗示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大转型》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我们应该如何评估这一分析？布洛维认为赖特著作提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阶级分析与’乌托邦’联系起来”，这是绝对正确的；我同意解决方案在于提出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解释。但是，我对布洛维在解决赖特留下的“难题”上所做的尝试存有疑虑。这些疑虑关乎赖特和布洛维对“真实的乌托邦”的概念化，以及布洛维对波兰尼理论资源的具体应用。

何种真实？首要的问题在于弄清楚“真实的乌托邦”究竟意味着什么——既要理解它的“现实”本质，又要考察其作为替代性社会形式的存在。根据布洛维的说法，该术语是指“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却遵循反资本主义原则的组织、机构和社会运动”。这些“具体的幻想”展现了后资本主义未来的可能性，也为反对“将一切都商品化”的运动奠定基础。[4] 我们如何确定某个机构或社会运动是否是反资本主义的？在这一问题上，赖特和布洛维的表述都不甚明确。但他们似乎暗示，任何以非营利原则运作的组织都可以说是反资本主义的。用赖特的术语来说，这涉及“社会授权”；布洛维则将其称为“去商品化”。值得强调的是此处的概念化模式。对于布洛维和赖特而言，一个组织的资本主义或反资本主义性质可以根据其“原则”来定义，至少此方法完全适用于政党机构。由于政党旨在利用国家权力实现其目标，因此至少可以通过研究其计划或“原则”来了解他们。但令人惊讶的是，绝大多数党派不在布洛维的真实乌托邦潜在候选者之列，而赖特的候选者中则完全没有。考虑到葛兰西对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作用，布洛维的情况尤其令人惊讶——《狱中札记》清楚地表明政党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推动者。[5][意] 安东尼奥·葛兰西，人民出版社，1983

相反，非政党机构主导了他们对“真实乌托邦”的分析。在这里，它们的概念化问题变得很清楚。在引用维基百科、参与性预算、蒙德拉贡（译者注：蒙德拉贡是由一个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区被叫作Mondragon的小镇而来的，这个小镇是第一个合作社的发源地，因此“蒙德拉贡”已成为当地合作社系统的名称）或大学的“原则”时，他们事实上是以高度抽象的方式进行的。因为“真实存在”的机构是“真实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它们的资本主义或反资本主义的性质取决于它们与它们所组成的整体的关系。只有将它们置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语境中，并质询它们是否为这一社会的再生产服务，才能确定这一点。无论怎样详述，从整个社会的抽象概念来定义“真实的乌托邦”的尝试面临着棘手的方法论难题。继怀特海（Whitehead）之后，帕森斯（Parsons）将其称为“错位的具体性谬论”，而卢卡奇（Lukács）则称之为“物化”（reification），即从“整个社会生活”中进行概念性的“孤立和分裂”的过程。[6]
在这种情况下，“真实的乌托邦”一词适用于社会的一个抽象部分；恰当地说，它指的是社会关系的整体。打个比方也许可以弄清这个问题：仅因为一个组织不以盈利为导向或不遵循市场原则，就将其称为“反资本主义的”，就好比因为一个人说橙子皮油腻苦涩而非多汁甜美，就称其为“反橙子主义者”。这样做的错误在于，将那些共同组成“橙子”这件事物的诸部分孤立地看，就不会看到其苦皮可以保护里面多汁的肉。同样，布洛维所提到的非营利性公立学校和大学，都可以通过提供免费或廉价的知识以及高技能劳动力来维系资本主义再生产。在赖特的例子中，尽管巴斯克地区的蒙德拉贡合作网络充满了社会天主教的价值观，却在市场的强迫下成为了（结构有些特殊的）资本主义公司。[7] 在巴西阿雷格里港实施的参与式预算很快在有限的市政预算中赢得了民心民意；由艾恩·兰迪安·吉米·威尔士（Ayn Randian Jimmy Wales）创建的维基百科成功地动员了人们参加无偿劳动以提供公共物品，但几乎没有对资本主义财产关系构成威胁。这并不是说从这三个分别关于生产、管理和知识运营的试验以及其他相关尝试中没有什么可以学到的。但是我们应该注意，不要将这些尝试看作比其在事实上更“反资本主义”。

这也影响了人们对于乌托邦的理解。“真实”的乌托邦社会一定是一个在生产和再生产方面完全不同的替代系统。当然，除了17世纪巴拉圭的耶稣会传教团，以及19世纪欧文派和傅立叶主义者的定居区（译者注：分别为“新和谐公社”和“法朗吉实验”）以外，很少有乌托邦实验完全脱离了他们那个时代的外部社会关系；但的确有一部分实验地区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自治权。还有什么比这些实验更适合作为非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例证呢？当下展现在社会学家面前的是大量混乱的、未知的替代性道路，包括古代和近代早期的城邦及共和国，本土的政体和公社，19世纪美国边境的农业社区，多种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等等。这些都是真实的社会实践案例，尽管难以被效仿，但我们仍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如果要严肃分析乌托邦计划的实现，那我们就需要有研究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比较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这就是将该项目与（以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社会学的雄心壮志联系起来的原因。他比社会学的其他创始人更了解社会多样的类型，因此理解了现代资本主义的高度特殊性。对于“真实乌托邦”的分析应始于对资本主义的比较性与历史性的论证：资本主义只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可能的形态，并不比其它形态更加不朽。

波兰尼的断裂尽管布洛维正确地主张，应该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动态中寻求阶级分析与社会主义（或“真实的乌托邦”）之间的概念性联系。然而是否应该将波兰尼的著作视为转折点，依旧有待观察。[8]《大转型》成书于上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当时欧洲正笼罩在纳粹的恐怖阴影之下。该书立足于人类的社会需求，寻求对30年代的危机提供一种能经考验的解释。波兰尼以宏大视野将20世纪初期至20年代的经济发展视为市场化的一次长波：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的自我调节的市场正遭受崩溃与大萧条的威胁，并将要消灭“社会”。[9] 市场对利润的不懈追求吸收了土地、劳动力、货币等传统生产要素，将其转化为商品。但波兰尼认为，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商品，而是“虚拟商品”，因为它们不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它们的商品化会破坏它们的再生产。这种从互惠的，个人的传统经济关系的转型所造成的动荡在20世纪30年代产生了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促成了美国新政、苏维埃俄国、意大利与德国法西斯，这些政策以自己的方式试图将经济关系重新嵌入社会之中，而想要避免人类“文明崩溃”就不得不如此。[10] 波兰尼的政治计划试图构建一种民主社会主义的再嵌入，为此他在罗斯福与斯大林身上看到了充满希望的迹象。

[英] 卡尔·波兰尼，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5波兰尼的整套虚拟商品概念构成了一个优雅而有效的隐喻框架，几乎无限制地适用于任何历史情境。“土地”可以理解为封闭牧场、城市房地产、沥青砂、一般意义上的自然、乃至整个人类世。“货币”可以指代金本位制、复本位制、法定货币、信用违约掉期、最低工资或是助学贷款。“劳动”则可以指失地农民、艺术事业、奴役、工会、劳动力（作为一种人的能力），或是社会再生产、家务劳动、生育与购物。最近，“知识”被添加为第四种虚拟商品，其包括数字化数据、个人财务记录等等。《大转型》提供了如此之宽泛、用途广阔、具有适应性的范畴，以至于新波兰尼主义者可能认为自己已经无需承担澄清概念的重负，而只需要补充波兰尼的工具箱即可。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不是布洛维的想法。就像许多晚近的波兰尼信徒一样，布洛维谨慎地放弃了波兰尼大部分的论述。他对《大转型》“挪用与重构”性的借鉴舍弃了一个波兰尼的中心论点，即市场化是自由贸易政策驱动的。这使得布洛维多少也抛弃了波兰尼关键的“市场”与“社会”范畴。在布洛维的重写中，波兰尼的单一市场化浪潮被三次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所取代：十九世纪南北战争战后、十九世纪末至一战前的“美好年代”以及二战战后。每一次的繁荣都引发了生产过剩危机，紧随危机之后，都出现了一波市场化浪潮。这成为了资本主义（暂时的）的定势：通过新的剥夺，扩大或深化虚拟商品的商品化。对布洛维来说，每一轮市场化浪潮都围绕着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展开；而最近一次的迭代就是金融化、气候变化、劳动力迁移与全球数据流动。这些剥夺反过来又引发了新的对抗运动，即地方、国家或是全球的反运动，其参与者包括阶级成员（农民、雇佣工人），但也包括跨阶级联盟以及根据其在种族与性别关系中的地位而得以定义的群体。正如布洛维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对抗运动究竟是不是反资本主义运动还要另说。布洛维的重写极大地丰富了《大转型》对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描述，并将这一历程潜在地与社会主义方案勾连，但他仍无法完全弥补波兰尼叙事中的概念漏洞。首先是对生产的忽视。资本家为了扩大市场份额会尽可能削减成本，因此争相投资节省劳力的技术，以增加单位劳动时间的产出。这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而波兰尼对危机的描述完全忽略了这点。然而在上世纪20年代，随着一战后资本主义列强逐步恢复元气，世界范围的生产过剩问题空前严重，再加上金本位制所带来的矛盾，最终引发了经济崩溃和大萧条。波兰尼从未意识到，资本主义危机的发生恰恰源于其过剩的生产能力，而非其经济整合的方式。布洛维则看到了这一点。用他的话说，生产过剩才是资本主义盈利危机的根源，而市场化只是其结果。然而，布洛维从未给出任何聚焦于生产环节的政治策略，比如用根据社会需求来投资的方法取代竞争性私有资本的无政府状态。他呼吁去商品化而非生产的社会化，但这仅仅触及了资本主义危机的症状而非其肇因。第二个问题是波兰尼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阶级和意识形态。在《大转型》中，阶级仅仅是共同经济利益的表达。文化生活只出现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上。核心冲突不是发生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而是发生在“市场”与被认为是有机统一体的“社会”之间。这或许揭示了为什么波兰尼无法解释他所描述的“反向运动”以多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形式呈现。罗斯福新政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复兴的计划；苏维埃俄国的集体主义工业化方案则通过剥夺私有财产的手段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纳粹德国则以一种反动的尝试以打破英美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地缘政治束缚。波兰尼明确拒绝将“对于社会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偏爱”归因于“一致利益”（如阶级利益）。法西斯主义作为高度特殊的阶级斗争和国际对抗的产物，在他眼中是“发生在每个工业社会的几乎瞬时的情感反应”。[11] 当然，布洛维并不认同上述这些运动。但是他也没有对各种不同政治色彩的左翼或右翼的反向运动做出任何独立的解释；而是从葛兰西那里借鉴了“反霸权”概念，以便将非商品化运动转化为社会主义运动。[12] 但是，将“反霸权”这个基于对阶级经验和意识形态的历史理解而创立的思想，应用到一个单单被划分为“社会”和“市场”的世界中，又有多少适用性呢？《大转型》中忽略的第三点是国际政府体系。 尽管波兰尼的人生颇具世界主义色彩（布达佩斯，维也纳，伦敦，佛蒙特州，安大略省），但地缘政治（特别是帝国主义间的争斗）的话题仍然超出了他的考察范围。[13] 除了对金本位制的一些分析，他的巨著完全没有涉及此话题。正如他与卢卡奇的辩论所揭示的那样，一战如同一个“晴天霹雳”，极大地打击了他。[14] 他对布尔什维克怀有敌意，却称赞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趋向保守的地缘政治。这种保守的地缘政治的结果是斯大林压抑了在西班牙的任何革命性的尝试。[15] 波兰尼的世界政治观实际上是对新左派的完美颠覆。后者试图通过恢复年轻的革命政治来克服冷战带来的贫瘠。而波兰尼则一边对美苏二巨头不加批判地拥护，另一边对“老布尔什维克”采取轻蔑态度。
马克思呢？总而言之，尽管我同意布洛维提出的考察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性，但我仍然对他将波兰尼的理论视为最好的资源感到困惑。马克思呢？对于布洛维来说，古典马克思主义对乌托邦思想仿佛有“过敏反应”，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尽管“扣人心弦”，却是“错误”的。[16] 令人惊讶是，他遗漏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一本具体性可以说超过了赖特的《展望真实的乌托邦》的书。马克思所用方法的最大优点在于将社会主义定义为一种社会类型：在其中，社会剩余投资的模式由民主决策而非由旨在提高回报率的私人决策决定。当然，马克思的图式在回答了一些问题的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会发生什么样的系统性冲突？会不会有动力来提高生产能力？如果没有又会怎样？但这些问题涉及的是具体的关系与选择，而非诸如“反资本主义制度”或“对抗运动”之类的抽象概念。这为我们带来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说重新描述社会主义项目只是为了将它们同各种明显属于非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成果混淆起来，只是为了让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有形，那么这样做有何意义？社会主义议题绝非缺乏远见；从一开始，目标就是在各个方面进行人类解放。问题是政治上的：我们需要集体意志。因此，重新描述当今的制度，使它们看起来具有“部分社会主义性质”，意义并不大。我认为，全面考察对手的资源并不懈分析（资本主义）系统的薄弱环节，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者。我想这也是纪念埃里克·奥林·赖特的最好方法。

参考资料[1] Michael Burawoy, ‘A Tale of Two Marxisms’, nlr 121, Jan–Feb 2020, pp. 67–98.[2] 进入21世纪以来，布洛维和赖特就用“社会学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来概括他们共同的政治与思想项目。See Michael Burawoy’s extended statement, ‘For a Sociological Marxism: The Complementary Convergence of Antonio Gramsci and Karl Polanyi’, Politics and Society, no. 31, 2003, pp. 193–261.[3] Burawoy, ‘A Tale of Two Marxisms’, p. 69.[4] Burawoy, ‘A Tale of Two Marxisms’, pp. 84, 88, 93.[5] See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1971, p. 147, where Gramsci insists that the protagonist—the Modern Prince—takes the form of the political party.[6] See Talcott 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 Group of Recent European Writers, Glencoe il 1937, p. 29; and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Cambridge ma 1971, p. 91.[7] This point is sharply made by Marion Fourcade, ‘The Socialization of Capitalism or the Neoliberalization of Socialism?’ Socio-Economic Review, vol. 10, no. 2, 2012, pp. 369–74, 372.[8]  从政治上讲，“大变革”的最大特征是富有想象力与野心的尝试，旨在为波兰尼融合基督教、人民阵线与行会社会主义提供社会历史基础，旨在同时打击经济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这种非此非彼的观点有助于解释它在英国学术圈的吸引力。[9]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1958, p. 249.[10] See Gareth Dale, Karl Polanyi: A Life on the Left, New York 2016, p. 126.[11]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pp. 141–2, 145, 238–9.[12] Burawoy, ‘A Tale of Two Marxisms’, pp. 93–4.[13] 这里我不同意布洛维在《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第239页中提出的主张，即“相比于坚定扎根于民族国家的葛兰西，波兰尼能在这里为我们提供更多东西”。相反，葛兰西通过类比拿破仑时代解释了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为了理解那段时期每个民族国家的政治，不仅必须考虑其内部阶级斗争，而且还要纳入对外部革命力量（例如19世纪的法国和20世纪的俄国）的考察。See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p. 119–20.[14] Dale, Karl Polanyi, p. 65.[15] Dale, Karl Polanyi, p. 181.[16] Burawoy, ‘A Tale of Two Marxisms’, pp. 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