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筑背后的意义生产

Rebel Architecture: The architecture of violence.

社会建筑和社会设计近年来，毫无疑问成为了一个热门的词组。在建筑领域内，乡村建设、公共建筑和教育建筑也都被囊括进这个范围，有时候，人们把它们混为一谈，有时成为了营销的话术。

在《DEMO》第三期杂志上，我们与从事社会设计教育的周子书仔细谈论过社会设计的定义、区别和作为一种教育方法。

他认为，社会设计区别于社会创新与“社会性设计”，社会创新的范围更大，更强调资源的重组所产生的生产力和经济推动力，实现的手段未必是设计，且在现实中，社会创新也常常被资本裹挟，成为不断促进消费的说辞；对于后者来说，所有的设计都带有社会属性，但一些设计考虑了社会属性，其目的并不一定是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而是要创造一个新的商品，亦或是艺术家的个人观念表达。 

但在一个资本裹挟的环境中，我们发现，部分的社会性设计不仅是创造了一个新的商品，而且是创造了一段新的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再生产”，这个概念来自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在其著作中，他认为城市对农村、对自然、对时间等的侵占，复制出了一系列均质化空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需要在一条更为广大、更为多样化、更为复杂的战线上进行自我防御，即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生产关系的这种再生产不再与生产方式的再生产同步；它通过日常生活来实现，通过娱乐和文化来实现，通过学校和大学来实现，通过古老的城邑的扩张和繁殖来实现，也就是通过整个空间来实现。”

尽管他所提出的“空间再生产”概念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但当我们回看他所提出的这一理论时，却发现，这并不过时，甚至成为了许多当下社会建筑和社会设计的主要目的。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1974年。

为了厘清这中间的各方是如何参与了整个生产的过程，我们研究了 Makoko 漂浮学校的案例。

2018年，一篇关于尼日利亚建筑师 Kunlé Adeyemi 在尼日利亚拉各斯的 Makoko 漂浮学校的调查研究 Things Fall Apart 可以为我们揭露这个曾风靡建筑设计界的项目背后一连串的如今建筑设计界的有趣现象。

Makoko 漂浮学校

首先，是“为谁而建”的问题。在Makoko学校的案例上，这间校舍原本是为当地贫民窟的儿童修建，因为他们需要一间学校，于是当地建筑师 Isi Etomi 最早介入其中，希望可以用切实可行的方案满足这样的功能。

当Adeyemi介入后，事情发生了变化。值得提及的是，这位尼日利亚建筑师曾为OMA工作，调查研究尼日利亚的城市项目。此后，他成立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NLÉ Architects 。从对这个项目感兴趣之后，Adeyemi就抛弃了 Etomi 原本的想法，他想要创造新的建筑形式，因此，漂浮的学校这一概念出现在了他的设计中，当 Etomi 强调建筑在抵御潮汐和结构稳固性问题的时候，他认为这是设计之外的细节需要考虑的。他把预算升到一定的高度，其中包括了自己的商务舱旅行费用。最终，Etomi和最初的基金会都退出。

如果再看看这样一个设计的环节，会发现它已经成为了空间的再生产，也即语义上、抽象的、分离的空间的雏形：图像化的（也即列斐伏尔所说的视觉上的可读性）空间成为了设计的前提，形式则先于使用价值之前成为设计的核心。

换句话说，“意义”的生产，已经开始了。以这样的设计为前提，才催生出了一整个对意义的交换、购买和消费的过程：

在获取了其他资金的支持后，Adeyemi在社交网络上为自己塑造了一个 Makoko拯救者的形象，将当地政府对贫民窟的威胁与Makoko学校的非法性凸显出来。

2014年，Adeyemi成为了半岛电视台制作的一档名为《Rebel Architecture》的纪录片其中一期的主角，他有着典型精英式的打扮，纪录片展示了Makoko学校项目的设计过程中，不乏当地民众的参与，他们发表意见，表达愤怒，而Adeyemi则仔细倾听。

纪录片中的Adeyemi

建筑落成后，他请来了建筑摄影师Iwan Baan，为最终落成的学校拍摄了一组动人的图片，它看起来像是一个社区活跃的场所，孩子们玩乐的中心。

Iwan Baan镜头下的漂浮学校。

紧接着，他成为了各大建筑杂志的封面人物，并被认为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建筑模型。2016年的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他凭此项目获得了银狮奖。

一周后，Makoko学校戏剧性地倒塌了。

建筑师个人欲望的投射，在社交网络、建筑媒体、建筑奖项的一连串不同组织、机构的参与中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意义生产和消费”的闭环。唯一缺失的，是拉各斯Makoko地区人们的真实生活。

这并非个例，当今建筑明星和明星建筑的诞生越来越依靠于这套意义生产体系。越是生产图像，越是激活了一连串的图像经济产业链；越是生产意义，建筑则越抽象成雕塑一样的物品，剥离了它原本成为人们居住生活场所的空间。

那么，以社会改造为目的的建筑还有没有别的方向可以走？

仍然是《Rebel Architecture》，除了Adeyemi之外，这档节目还挑选了几个如今看来在社会建筑领域极富有代表性的人物，比如法证建筑的Eyal Weizman；巴基斯坦灾后建造的Yasmeen Lari ；西班牙自造建筑的Santiago Cirugeda等。在以社会为目的的建筑上，《Rebel Architecture》也许给出了一个相对多元的方向。

以Eyal Weizman为首的法证建筑团队尝试的是把建造作为暴力工具的研究，并呈现在美术馆空间和公布在其官方网络上。在《DEMO》第五期的文章中，我们也采访了法证建筑，并将其项目研究的过程呈现出来。法证建筑作为一个发起行动的组织，对“建筑”的研究是一种方法，而并非要生产一个空间/产品。在其中几个项目中，他们将边境地区的地理环境作为研究对象，并将自然的破坏纳入考量范围，与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合作，形成一个地域性认知上更大的图景。

Eyal Weizman在节目中展示了其如何以巴以边境建筑为研究对象。

Yasmeen Lari 的经历更加有趣，她曾建造了巴基斯坦的地标建筑卡拉奇金茂中心与巴基斯坦国家油库。2000开始，她放弃了这一领域的设计，专注于自己曾提出的barefoot social architecture理念，运营着巴基斯坦遗产基金会，用竹子和泥土来帮助洪水后的灾民建造房屋。在纪录片中，这些房子只有基础的居住形状，没有“美学”和“形式”可言，使用当地人的材料，并由Lari 团队带领灾民集体建造。

西班牙建筑师Santiago Cirugeda没设计过著名的大体量建筑，他巧妙地利用着政策的灰色地带，帮助不同的人盖房子，其中包括2008年金融危机后失去工作的抗议群体，他的方式是用回收材料教人自建房子，仍然，美学不是他要考虑的，他的建筑中甚至出现了某种反美学倾向。

Cirugeda自建房屋。

从回到实践的空间、回归居住者的日常生活角度， Lari 和Cirugeda的尝试在当下就显得更为重要；而从法证建筑来说，打破专业性的隔阂、通过多方合作，跳出了物理空间生产已有的框架，提供了促进社会改进的另一方式。

但更复杂的挑战还在后面。相比较 Lari 和Cirugeda，在Makoko学校的案例中，社会传播、明星建筑难道不比默默无闻的一个小房子更加有用？事实上，学校虽在三年的时间里实际上只进行了四个月的课程，但学校成为了地标建筑，这为当地贫民窟的人们带来了关注，如果Google搜索Makoko，漂浮学校是会首先关联出的词汇；校长时常把这里作为旅游目的地，并从中赚取一些收入，尽管文中暗示他似乎没有把收入投入到学校的维护中。

关注及获取的影响力本身是否可以成为目的的一部分，哪怕它偏离了最初声称的方向？假设这种生产不断循环下去，贫民窟的居民有幸成为了受益者（尽管是其中最边缘的那部分人），是否可以叫做成功？此外，Santiago Cirugeda与 Yasmeen Lari又是如何通过媒体的关注来获得影响力的呢？在他们身上，媒体和奖项的角色是否不同？他们的“观念”是否最终也会被资本以它的方式转变成贩售意义的生产者？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下去。

在此之前，摆脱一种想象的、观念性的空间，对图像的远程依赖，而是去看那个真正可以被感知的、直接的、实际的空间，可以是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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